善惡報應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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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善有善報，惡有惡報」，雖然是俗話，說出了真理，很符合儒理。「有」字下得精準。就現世而言，從概率而論，善有善報、惡有惡報是常態，「有」不是「必」，不是絕對的，意味著有非常態，有例外。關此，荀子說的頗為透徹。他說：「榮辱之大分，安危利害之常體：先義而後利者榮，先利而後義者辱；榮者常通，辱者常窮；通者常制人，窮者常制於人，是榮辱之大分也。材愨者常安利，盪悍者常危害；安利者常樂易，危害者常憂險，樂易者常壽長，憂險者常夭折，是安危利害之常體也。」（《榮辱》）這段話大意是說，光榮恥辱的主要區別、安危利害的一般情況是：先考慮道義而後考慮利益的就會得到光榮，先考慮利益而後考慮道義的就會受到恥辱；光榮者常常通達，恥辱者常常窮困；通達者常統治人，窮困者常被人統治，這就是光榮和恥辱的主要區別。有才能而謹慎者常常安全得利，放蕩兇悍者常常危險受害；安全得利者常常快樂舒坦，危險受害者常常憂愁有危機；快樂舒坦者常常長壽，憂愁有危機者常常夭折，這就是安危利害的一般情況。荀子分析了榮辱的根本區別和安危利害的基本狀態，為「善有善報，惡有惡報」提供了儒式的說明。《尚書?湯誥》說：「天道福善禍淫」。意謂善則降之以福，淫則降之以禍。福善禍淫，天之常道，這是儒家經典思想。後面荀子又指出：「仁義德行，常安之術也，然而未必不危也；污僈突盜，常危之術也，然而未必不安也。故君子道其常而小人道其怪。」（《同上》）奉行仁義道德，是能常常得到安全的辦法，然而不一定就不發生危險；污穢卑鄙強取豪奪，是會常常遭受危險的辦法，但不一定就得不到安全。君子遵循那正常的途徑，而小人遵循那怪僻的途徑。這就是非常態，特殊情況。二《易經》說：「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這個「家」原指家族，但家庭、國家也是如此。《易經》接著說：「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子弒其父是家庭積不善所致，臣弒其君是國家積不善所致。例如，盜賊之家縱然富貴一時，終究「無後」：一無後勁，持而不堅，堅而不久；二無後福，無道之至，親戚畔之；三無後嗣，盜賊之家，不過三代。這是歷史規律和盜賊的宿命，古今中外，沒有例外。若有例外，必是其人其家做了大善事，有了大陰騭，或者已經改邪歸正，致力立功立德。孔子說：「始作俑者，其無後乎。」俑葬雖然不害人命，但開啟了活人殉葬之門，後患很大，所以很容易斷子絕孫。又如，歷朝壽命長短，與其道德化和文明化程度成正比。儒朝壽命多長，夏商周漢唐宋明清都長，元朝略短，但後續極久，後福綿綿。唯有隋朝，雖以儒立國並開制科舉，強盛一時，然不到40年就崩潰了。蓋隋文帝篡位時殺戮極酷，且晚年昏庸胡為；煬帝弒父繼位，兇狠殘暴，隋朝整體品質甚低。這就是國家層面的善惡報應。把「家」字換成「人」字，《易經》這句話同樣成立。惡人即使位高金多，也沒有未來，沒有後福，沒有希望，如果貧窮，更加不堪。蓋惡人的窮，特別苦特別賤特別困難特別令人絕望。所以惡人一旦求富不得，或者從富返貧，就會毫無生趣，或病殺，或自殺。惡人是積不善之人，故必有餘殃。君子之窮則異於惡人及世俗小人，一則窮而不苦，依仁遊藝，自得其樂，安貧樂道，樂在其中；二則窮而不賤，志道據德，自愛自尊，德高望重，受人尊重；三則窮而不困，縱然逢凶遇難，不難化吉呈祥；四則後福綿綿，或文化千秋，死而不亡；或德澤後世，子孫昌盛。君子是積善之人，故必有餘慶。《易經》關於善惡報應的言論很多，信手從《繫辭》摘要如下：干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易》曰：自天佑之，吉無不利。子曰：佑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佑之，吉無不利』也。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以上講的都是善有善報。《繫辭上》開頭「干以易知，坤以簡能」那一段，更是善和善報之大者。易知易從是大德大善，有親有功，可久可大，得天下之理而成位乎其中，還有比這更偉大的事業和善報嗎？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為無益而弗為也，以小惡為無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凶。以上講的是惡有惡報。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也就是說，積善可以成名，積惡可以滅身。可見為善為惡是改變命運的關鍵。為善積善，會讓命運好起來，為惡積惡，一旦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就難免連本帶利地付出慘重的代價。有什麼樣的因，造什麼樣的業，就會結什麼樣的果。個人有個人的因果，社會有社會的因果。個人的命運由個人自造，社會的命運由全體共造。《泰誓》說：「民之所欲，天必從之。」這就是共業之報。王道政治是社會善業所招，極權暴政是社會惡業所招。愚昧是通往罪惡的捷徑，罪惡是滋養苦難的熱土。一個社會苦難深重，也必然是高度愚昧、罪孽深重的。一個反孔反儒的社會，一個正理不彰、正人罕見、邪說泛濫、暴行不斷的社會，要想建設良制良法，那是千難萬難。暴政則是對這種社會理所當然的報應。從利益上講，儒家為善不是為了善報。然復須知，義者利之和，義利不二，道義也是一種利益，利民利世也利己。就道義而論，儒家為善就是為了善報。孔子說「古之學者為己」，為己就是為了成就自己，成就良知光明。這是人生最大的幸福和成功，不也是人生最大的利益嗎？這可不僅僅是精神獎賞而已。三有儒友對善惡報應論提出批評，認為不符儒理。他說：「事實上，正是因為儒家根本不相信善惡報應，才主張積極進取，「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努力去營建一個「善有善報」的理想社會。此就是所謂的「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試想，如果預設「善有善報，惡有惡報」是宇宙的根本大法，得出的結論必然是「可憐之人必有可恨之處」，儒家還去追求什麼公平正義，一切不都是庸人自擾嗎？」殊不知，積極進取，追求公平正義，致力修齊治平，就是大善；只要不斷努力，就可以「營建一個善有善報的理想社會」，這就是社會層面的善有善報。儒家心胸眼界非常寬廣。報在自身，報在子孫，報在家庭，報在國家，報在天下後世，都是報，都大好，都值得追求。「可憐之人必有可恨之處」這句俗話也不無道理。對於可憐之人，儒家不放棄手援，在力所能及的情況下予以物質幫助和權益維護，但更強調道援，追求良制良法，開展文化啟蒙。讓蠻人文明化，讓小人君子化，讓可憐可恨之人變得可敬可愛起來，這是對他們最好的幫助和拯救，也是最大的功德最大的善。關於善惡關係，除了「善有善報，惡有惡報」，還有另外三種：一是善必善報，惡必惡報。這又太絕對化了。若非佛教三世論，就難以說通。儒家不論前身後世，只關注現世，所以不完全認可；二是善無善報，惡無惡報；三是是善有惡報，惡有善報。就表層、局部、暫時而言，這兩種說法都可以得到大量事例的支持，然而皆非究竟之論。唯「善有善報，惡有惡報」最為中正。

來源：作者：余東海於南寧，首發於儒家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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