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濤：中央集權的政治困境

　

——托克維爾熱補遺

　　內容摘要在當下托克維爾熱中，不少論者僅僅抓住《舊制度與大革命》的隻言片語，將之用作影射現實、重述各自政治主張的修辭，而並未全面、準確理解托克維爾在這部著作中最為核心的有關中央集權政治困境的思考。托克維爾認為，在舊制度下形成的中央集權雖使法國崛起成為歐洲的強大國家，但中央集權之社會與政治後果造成的政治困境卻導致了法國大革命。研究托克維爾對中央集權政治困境及其破解之道的思考，對同樣有著中央集權傳統的中國政治，無疑會有啟發意義。

　　一、提出問題

　　在至今仍未平息的托克維爾熱中，人們關切和熱議的主要話題是所謂「托克維爾悖論」。①在相關論者眼中，「托克維爾悖論」揭示出改革進程引發革命風險、進而招致舊政體崩潰的特殊困境，值得深處改革深水區的國人的警惕和反思。根據相關論者不同的著眼點與闡述，我們可將「托克維爾悖論」概括為三個子命題：1、繁榮崩潰論，[1]革命的爆發不是在民不聊生的時候，而是在「公共繁榮」刺激與強化人們改變現狀的慾望和激情的時候；2、改革崩潰論，[2]對於一個壞政府來說，最具革命風險的時候通常是在它開始改革的時刻；3、鬆動崩潰論，[3]革命的爆發並不是在壓迫殘酷的時候，而是壓迫開始鬆動、減輕，已消除的弊端使人們更無法忍受其它弊端的時候。在一般常識中，革命通常是在民眾陷入持久貧困、社會政治停滯和壓迫深重的狀況下，而這三個命題則似乎闡述出與一般常識相反的革命現象和起因。因而，希望從政治大局考量改革進程和掌控改革進程的人們，自然會對這一悖論產生強烈興趣。

　　儘管這些論者各自側重不同，但他們的論述大都基於托克維爾在《舊制度與大革命》第三編第四章（「路易十六統治時期是舊國王制最繁榮的時期，何以繁榮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來」）之中的觀點。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托克維爾在這一章中所描述的革命前法國社會政治狀況同當下中國社會處境的相似之處，引起了國內論者的共鳴，並促使他們將托克維爾的相關論斷應用於對中國的思考。然而，在運用托克維爾的論斷之時，不少國內論者往往抹去了這些論斷特有的針對性，忽略它們在原著中的整體語境以及革命前法國複雜的社會政治情景，將之過度地抽象化、普遍化為關於政治轉型或民主化的一般性「定律」。而且，有些論者並未全面考察托克維爾思想本身的複雜性以及《舊制度與大革命》一書的真正意圖與最終結論，止於把這些論斷作為影射當下中國現實、重述各自以往政治主張的一種修辭。所以，在他們的筆下，托克維爾那些最富洞見的思考與發現被棄之不顧，他反而與我們漸行漸遠。

　　在托克維爾寫作《舊制度與大革命》時，法國正處於拿破崙的侄子路易o拿破崙o波拿巴的專制獨裁統治之下。面對大革命後法國社會專制不時回潮的現實，他的困惑是，大革命追求的自由、平等之民主共和國為何無法在法國紮根？法國民眾為何一再地拜倒在獨裁者膝下？對於這些問題，他嘗試回溯歷史來探求相應緣由，即通過考察法國大革命的起因來探索法蘭西專制主義和民眾奴性的根源。通過研究大量原始文獻，他發現，導致法國大革命及其後專制回潮、民眾奴性的關鍵原因是在舊制度下產生和發展起來的中央集權。因而，在《舊制度與大革命》中，托克維爾主要是圍繞著中央集權對舊制度下法國的社會與政治影響以及中央集權的政治困境，來闡明法國大革命的緣起和法國民眾的政治習性。國內論者對「托克維爾悖論」及其來源的第三編第四章的關注固然重要，但是並未抓住《舊制度與大革命》的核心內容--托克維爾對中央集權問題的思考。鑒於國內托克維爾熱的這一盲點，筆者認為，面對同樣有著中央集權傳統與現實的中國，非常必要透徹分析托克維爾在《舊制度與大革命》中對法國中央集權的發展與影響的論述，並考量他對克服中央集權政治困境所做的探索。在人們拋開托克維爾熱之影射現實的急功近利態度，周全與深入地理解托克維爾之時，他的思想才會給我們帶來更為健康、準確和有益的啟示。

　　二、中央集權及其社會後果

　　在近代西方，中央集權化進程普遍存在於民族國家的成長和擴張之中。[4]在十八、十九世紀的西方先進國家中，中央集權都有程度不一、形式不同的巨大發展。其實，除了法國，托克維爾也在美國和英國發現強大中央集權的存在。如果說，大革命的根源於舊制度下的中央集權問題，那麼為何中央集權沒有在美國和英國，尤其在有著與法國相似封建制度傳統的英國，引發政治危機或革命，而偏偏在法國產生具有如此破壞性的政治結果？為了弄清托克維爾對這一問題的解答，我們首先要理解他對中央集權的區分和界定，而且這一區分和界定是他對現代政治學的重大貢獻。在托克維爾看來，中央集權之所以在美國和英國沒有引發消極結果，其原因是它們的中央集權同法國的在性質上是不同的：前者的集權是一種政府集權，而後者的集權是一種行政集權。所謂政府集權是把僅只關涉全國事務的權力集中到中央政府，而行政集權不但把關涉全國事務的權力，而且還將關涉地方事務和國家立法與司法事務的權力集中到中央政府。相比較而言，政府集權是必要的、良性的，而行政集權是不必要的、有害的。政府集權既能集中國家力量和資源從事偉大事業、推進社會進步，且又能與地方自治、政治自由和權力制衡原則相兼容。行政集權雖能短期集中國家力量和資源辦大事，但從長遠來看，它會不加節制地自我擴張，破壞乃至取消地方自治、政治自由和外部制衡，從而對社會和人民產生有害影響。在托克維爾眼中，從根本上來說，法國大革命起源於以行政集權為核心的中央集權的破壞性影響。

　　在法國，以行政集權為核心的中央集權是在舊制度下發展、壯大的。所謂「舊制度」不是指傳統的歐洲封建制度，而是指封建制度從政治制度（politicalinstitution）向民事制度（civilinstitution）轉變的一種過渡狀態。舊制度起始於14世紀中央集權的興起，終結於大革命的爆發。在舊制度下，由於中央集權的深刻影響，法國社會結構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在傳統的封建制度下，國王的權力是有限的，其邊界是貴族的地方統治、城市三級會議和各種行會組織。而且，法國此時也存在著廣泛的地方自治和政治自由。雖然封建等級制使社會各階層的地位是不平等的，但是由於貴族的統治需要以及其他階層對公共生活的參與，他們能夠在公共領域中跨越不平等的藩籬，在相互需要、依賴和交往的基礎上，構建起社會的紐帶、團結和共識。因而，貴族階層及其治下形成的有機社會是限制王權的重要力量。然而，隨著國王在戰爭中產生提取資源、擴張權力的需要，在貴族與王權的鬥爭中，貴族最終敗北，其在地方統治權逐漸地被國王任命的行政官僚取代。正是在這一過程中，貴族喪失了統治權，但獲得了免稅權等封建特權，使封建制度從以貴族統治為基礎的政治制度蛻變成以貴族特權為基礎的民事制度。

　　自此，貴族從承擔社會與政治責任的領導者變成仰仗國王寵幸、與其他階層逐漸脫離的特權階級。中央集權下官僚機構的行政活動取代了地方民眾的公共生活，進而破壞、取消促進社會各階層相互交往和相互幫助的公共領域，逐漸地使他們成為陌路人。可以看到，在打碎封建制度的政治關係之後，中央集權也破壞了附著其上的社會紐帶和人際網路，以及各階層持有的共同觀念、共同情感和共同習慣。在舊制度下，中央集權在強化、發展，而社會卻在分化、解體。中央集權導致的首要社會後果是各階層的相互疏離、隔絕和怨恨，並因此直接為大革命醞釀了廣泛的不滿情緒。首先，由於喪失統治權，貴族不再參與政治生活，因而不再需要其他階層的配合與幫助，日漸與其他階層相互脫離。在成為與其他社會階層同等的國王子民之後，他們用來維護自身優越性的唯一方式就是捍衛自身特權，由此主動將自己與其他階層相切割、區分，使自身變成封閉的「種姓」。其次，資產階級地位在上升，他們通過購買官職而加入官僚階層，同樣在爭取官職附帶的特權，而且通過購買貴族頭銜，加入新貴階層。最後，獲得了小土地產權並因之具有獨立與自由意識的農民，被其他階層所拋棄，生活在社會不公正和壓迫之下。「社會的進步使所有其他階級富裕，卻使農村人民灰心喪氣；文明唯獨與他們作對。」[5]由此，在舊制度下，社會各階層處於相互怨恨、不滿的狀態。貴族在衰落，他們嫉妒新加入的資產階級。資產階級在壯大，他們鄙視沒落中的貴族。作為沉重軍役稅的唯一承擔者的農民階層則仇恨其他所有階層。在緊張社會關係中產生的怨恨、暴戾與騷動心態是革命激進情緒的來源之一。

　　同時，由於剝奪了民眾的政治自由和公共生活，中央集權使社會各階層喪失了相互接近、聯絡和溝通的基本場域，在使他們相互脫離的同時，又不斷地分裂成自利的小圈子。托克維爾在這些小圈子的活動中發現一種新的行為方式--「集體的個人主義」，而這種「集體的個人主義」使社會的凝聚和團結變得極為困難。因而，托克維爾看到，中央集權化進程對封建制度及其之下有機社會的破壞，製造出一個碎片化、原子化的脆弱社會，它天然地缺乏抵禦、阻滯、緩衝和消化各種社會動蕩的能力。大革命能夠輕鬆地席捲法國，最終顛覆君主制度，其原因主要是在革命衝擊到來之前，舊制度下的社會就已經處於空疏、渙散的狀態。「各部分之間再也沒有聯繫。再也組織不起什麼力量來約束政府，也組織不起什麼力量來援助政府。最後，作為其基礎的社會一旦動搖，這座國王的宏偉大廈頃刻之間就會全部毀滅。」[6]在此，托克維爾展示出一個悲劇性的政治結局，以行政集權為核心中央集權集中了巨大力量和資源使君主制的法國成為歐洲最強大的國家，但也恰恰是這一中央集權掏空了君主制的社會基礎，最終將之毀滅。

　　三、中央集權下的政治耗竭

　　在十八世紀，由於啟蒙運動的影響，法國國王把推動文明進步作為中央集權的目標。自國王路易十四開始，中央政權不但承擔全國財政人事、公共工程和社會治安的管理，而且還籌辦慈善事業，甚至幫助農民學習新技術。然而，中央政府積極進取之政治後果卻與其初衷相反。在實施和貫徹權力的過程中，中央集權塑造出了國家與社會的對立，並在對立之中讓民氣、民力和民德逐漸走向耗竭，從而對法國的民主政治發展造成巨大不利影響。

　　在十八世紀的法國，「中央政權已成為社會機器的唯一動力，成為公共生活所必須的唯一代理人。」[7]而且，中央集權下的政府具有一種自我強化、難以阻遏的控制衝動，而在這一控制衝動面前，所有處於控制外的力量都自然地被它視為一種政治威脅。「想不靠政府幫助便自行成立的最小的獨立團體也使它畏懼；最小的自由結社，不論目標如何，均使政府不快；它只讓那些由它一手組成由它主持的社團存在。」由此，政府權力的排他性把關心公共事務的團體和個人排除在外，使他們變成政府的對立力量乃至反對力量。在政府的壓制之下，民眾的公民精神轉變成針對政府的不分青紅皂白的怨恨心態。「資產階級或貴族，所有想從它的外部左右公共事務的人對於政府一律懷有強烈的仇恨。」[8]同時，隨著政治自由和公共領域的消失，在民眾對政府產生不滿的過程之中，又無奈地養成對政府的寄託和依賴，日漸喪失自主、自治和責任的意識與能力。在公共生活以及隨之而來的公民精神消失之後，社會在面對國家時處於一種兩難處境--要麼順從，要麼反抗。

　　在國家與社會的對立之中，政府的各種習慣逐漸被複制到民眾政治習性之中，因而政府因其自身缺陷而在某種程度上敗壞了民眾。從國王路易十四開始，御前會議領導下的中央權力不但承攬行政大權，而且通過特別行政法庭獲得了行政司法權，至此獲得了強大而專橫的權力。由於缺少外部監督與制衡，行政官僚蔑視法律規章，施政措施缺少穩定性，其肆意行為更是削弱了司法權威。然而，身處這種政府運作邏輯下的民眾則以另外一種方式模仿、學習了政府的行為方式。民眾發現法律沒有權威，因而他們也不尊重、遵守法律，「每個懇請者要求人們照顧他而撇開現行法規。」在法律無用的情況下，他們的政治服從不是出自個人理性與自由意志，而是政府強力塑造出的習慣。而政府強力一旦遭到動搖時，他們就會因缺少外在約束而變得任性、驕縱，以至於走向暴力。與政府蔑視法律和缺乏信用相呼應的是，民眾不遵守規則和秩序，易於走向極端。托克維爾看到，在舊制度下，政府的武斷和專橫行為塑造出民眾的惡劣品質。

　然而，舊制度下的法國民眾並未任由中央集權擺布，每個階層多少都保有各自的自由秉性。但是，托克維爾說，他們的自由是一種「奇怪的自由」。因為，這種自由總是建立在各自階層佔據的優越地位上，主要體現為對中央權力及其政府的抵制與反抗。所以，這種自由是與「特權、偏見和錯誤思想」結合在一起，局限於特定的階級範圍。而且，在反對政府濫用權力之時，他們也仇視一般性法規，而且在捍衛自身自由之時，並不關心「公民們的普遍自由」，從而既不尊重秩序，又漠視其他階層的自由。貴族、教士和資產階級都以各自權勢作為保障，抗拒政府向自己施加權力。所以，法國民眾的自由是一種「紊亂的、病態的自由」。因為，儘管這種自由具有自主的與反抗的精神，但是其間夾雜了對法律和權威的蔑視與抗拒。因而，這種自由並不能「為所有公民提供最天然、最必需的各種保障」，反而會使「法國人比其他任何民族也許更不適於在專制制度的遺址上，建立起和平與自由的法治國家。」

　　中央集權對民眾習性的消極塑造以及對民眾運用自由能力的耗竭所導致的影響，並不止於專制制度的終結，它持續地使在這種民眾中創建民主共和秩序的任何努力都大打折扣。托克維爾意識到，長期生活於中央集權制之下，已不具備健康政治能力的民眾，需要通過較長時間來重新學習、恢復健全的自由意識，以及需要通過漸進的政治實踐來鍛煉運用自由的能力，才能真正走向政治成熟。實際上，舊制度的崩潰並不意味著民眾有能力支撐和運作新的自由體制與秩序。在大革命之後，法國政治中的頻繁動蕩就是明證。

　　四、政治困境

　　如果我們不是僅僅抽取《舊制度與大革命》第三編第四章中的隻言片語，而是深入解讀托克維爾對革命前中央集權問題的描述與分析，就會看到，所謂「托克維爾悖論」其實沒有太多悖謬之處。法國在革命前雖有社會經濟繁榮，但它並未消除封建特權等造成的社會不平等和各階層的相互疏離與怨恨。尤其是，所謂的「繁榮」並未惠及深受軍役稅壓迫的農民。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和平等觀念的流行使法國民眾都充滿了發財致富、改變現狀的強烈願望，使他們急於打破妨礙實現平等的制度形式，進而醞釀著種種政治騷動。而且，路易十六的「改革」不能算是真正的改革，而只是在巨大財政危機、政治危機逼迫下向三個等級做出一種退步，而這一退步為不滿積蓄已久的三個等級提供了參與的突破口。同時，在路易十六時代，所謂「壓迫的鬆動或減輕」改變不了「壓迫」的實質，因而任何「鬆動或減輕」也根本不會換來被統治者的感恩和繼續服從。所以，與其說托克維爾提出了某種有關革命的「悖論」，不如說他揭示出了中央集權所陷入的政治困境。

　　中央集權的政治困境之一是在強大、專橫的表面下，中央集權之下的政府真實權力是有限的，而且常常是軟弱的。雖然舊制度下的中央集權有著推動文明進步的雄心，以及力排眾議、一言九鼎的強大表面，但它的真實權力是有限的。通過賣官鬻爵而成的龐大官僚機構成為中央權力有效貫徹的障礙。「官職這種古怪而有害的結構成了抵擋無所不在的中央政權的一種政治保障。」而且，由於舊制度下的中央權力並不具有人民主權的正當性，政府權利並未得到清晰界定。所以，「政府自己對其權力的準確限度也並不了解。」甚至，在某些情況下，中央集權下的政府實施權威的決心和膽量，還要弱於民主制下以強大民意為後盾的政府。[9]「這個政府是如此地富於侵奪性和專制特徵，但一當它遇到最微小的反抗，它便不知所措，最輕微的批評也會使它惶惶不安，簡直到了風聲鶴唳草木皆兵的地步，於是它停頓下來，猶豫，商議，折中，常常不敢超越自己權力的天然範圍。」由於中央集權的政治名分不定，它反而在強大表面之下擁有一個怯懦、自卑和軟弱的心。

　　中央集權的政治困境之二是它遭遇到社會的疏離與反對。在統治與被統治的恆定視野中，政府不願意讓它之外的力量插手公共事務，從而把關心公共事務的民眾都變成「局外人」。而且，由於政府包攬一切事務這一事實，在民眾的生活和觀念之中，政府已經從「統治者」變成了「監護人」，民眾認為只有依靠政府才能滿足自身需求。因而，信靠中央權力已成為民眾所習慣的解決問題的唯一方式。但是，實際上，政府沒有解決一切問題的能力，它的排他性會讓關切公共事務而受阻的民眾，對政府充滿了指責和批評。尤其是，政府在包攬一切事務的同時，也不得不承擔了因事務成敗而來的責任和後果，便使所有壓力、矛盾乃至怨恨都集中於自身。「連那些最無法避免的災禍都歸咎於政府；連季節氣候異常，也責怪政府。」[10]托克維爾看到，中央集權下的政府面臨著社會的整體性疏離與反對。

　　中央集權的政治困境之三是「文人政治」的出現。「文人政治」是指那些因無參與政治生活經驗而缺乏實踐理性、政治智慧的文人，通過基於自然和理性法則的抽象政治討論，對現實政治產生激進影響的政治現象。托克維爾認為，與大革命之爆發有直接關係的文人政治之所以出現，一個原因就是政治領域與思想領域的隔絕封閉，使文人無法通過實際參與政治生活來培養務實、謹慎與節制的思想品格。文人在思想上對政治的大膽設計深刻地影響了民眾，以至最後是文人而不是政治家主導了法國政治進程，為大革命的爆發做了學說、輿論和情緒的準備。激進的文人政治是中央集權閉鎖公共領域的直接後果。

　　可以看到，在法國，中央集權所構建出的權力運行邏輯、政治關係和政治情景，也自然地塑造了位於其中的政府和民眾的政治意識和定勢思維。在很大程度上，最深層的、最難改變的就是政府和民眾各自特有的政治思維困境。抱持國家主義態度的、持續集權的政府認為，國家的文明抱負和精心設計的發展規劃高於一切，民眾應該予以順從配合和耐心等待，甚至基於公民權利與自由的正當社會政治訴求都是不正常的干擾和麻煩。而處於國家權力運行邏輯排斥性之下的民眾則會忽略自身的社會責任，將很多本與政府無關的問題也歸咎於國家及其現行體制。雙方的問題在於，政府不懂得，適宜放權不但不會削弱自己，反而可以通過轉交事務而轉移壓力，進而獲得更為有效和穩固的地位；民眾不懂得，他們對理想政治的訴求只是在表達對當下的不滿，不意味著他們具有運作新體制與新秩序的能力。在托克維爾眼中，法國大革命及其後的動蕩和專制未嘗不是對這一困境之中的僵化政府和激進民眾的一種懲罰。

　　五、探索破解之道

　　如果說，在大革命後，法國一再陷入專制獨裁泥沼的根本原因是中央集權的政治困境，那麼舊制度下的執政者是否有可能破解這一困境，避免革命動蕩的出現？對於這個問題，托克維爾有兩個回應：其一，在討論如何通過改革避免革命的問題時，他談到化解中央集權政治困境的具體方式；其二，他探討了行政集權復歸政府集權、進而約束中央權力的一般途徑。總體上，他的回應所圍繞的中心議題是復興政治自由，即通過適宜地恢復民眾參與政治生活的自由來破解中央集權的政治困境。「只有自由才能在這類社會中與社會固有的種種弊病進行鬥爭，使社會不至於沿著斜坡滑下去。」[11]

　　在分析文人政治現象時，托克維爾指出，在文人虛構的理想社會的影響下，法國民眾對解決社會政治處境中的問題產生了錯誤態度：「似乎要麼全盤忍受，要麼全盤摧毀國家政體。」[12]無論是對於製造政治輿論的文人，還是對於未經辨別接受文人意見的民眾，他們對理想社會的渴求以及因之而來的錯誤態度，都是缺乏政治生活經驗、作為中央集權之「局外人」處境的結果。托克維爾認為，既然是公共領域的封閉造成了文人政治，那麼消除文人政治的辦法就是打破中央集權對公共事務的壟斷，開放公共領域，允許民眾有效地參與政治生活。托克維爾發現，文人政治之所以不存在於英國，其原因就是「研究治國之道的作家與統治國家的人士是混合在一起的，一些人將新思想引入實踐，另一些人藉助事實來糾正和限定理論」。英國人在不用廢除封建制度的情況下，通過持續的實踐就改變了體制的精神。據此，托克維爾認為，若要改變給予舊制度致命一擊的文人政治現象，唯一的可取道路是，在突發政治危機致使政治領域被迫開放之前，執政者就應該有選擇地、有限度地引導民眾參與政治生活，把民眾積累的變革要求與激情，通過漸進的政治實踐疏導入舊制度，從而在改良舊制度的同時，緩和民眾的政治激情，教育民眾的政治心靈。

　　由此，相對於政治不成熟的法國民眾以人民主權名義發動的、但卻導致新的專制的大革命，托克維爾更傾向於通過舊制度下國王主導的改良來實現社會政治的變革。因為，「沒有充分準備的人民自行動手從事全面改革，不可能不毀掉一切。專制國王本來可以成為危險較小的改革家。」在漸進改良中，國王能夠通過收縮中央集權、釋放政治自由，一方面讓碎片化、原子化的社會重新通過公共生活凝聚、聯合起來，另一方面讓民眾培養、鍛煉健康的自由意識以及運用自由的能力。「如果當初由專制國王來完成革命，革命可能使我們有朝一日發展成為一個自由民族。」[13]而且，只有在公共生活恢復後，行政官僚才會在自由政治的迫使之下了解民眾並走向民眾，真正建立起政府與民眾、社會的聯繫，從「官僚」轉變成為「政治家」。而在中央集權體制下，行政官僚雖然擁有行政經驗，但卻缺少政治才幹：「一涉及治國這門科學，這門教授如何理解社會普遍運動，如何判斷群眾精神動向並預見其後果的科學時，他們就和民眾一樣一竅不通。」在托克維爾眼中，只有自由制度之下的政治生活才能培養成熟的政治家。「只有自由政治制度才能把治國安邦的要術完完全全教給政治家。」[14]

　　然而，在中央集權體制之下，是否有可能做到收縮中央集權，釋放政治自由？或者說，讓掌握強大中央權力的國王主動向地方和社會讓渡權力是可能的嗎？對此，托克維爾並未深入討論，但他在理論上闡明了這種可能性。在界分政府集權和行政集權時，他指出，收縮中央集權並不是讓舊制度下的國王放棄全部權力，而只是放棄那些對地方與社會有利，但對其自身有害的行政集權，保留住那些推動社會文明進步的政府集權。從中央集權中，把不必要的行政集權從必要的政府集權之上剝離下來是可能的。「［雖然］這兩種集權相互幫助，彼此吸引，但我絕不認為它們是不能分開的。」[15]在托克維爾看來，英國、美國便是政府集權強大但政治自由度又很高的範例。這兩個國家在確保政府擁有強大的權力之時，也確保了廣泛的地方自治和政治自由。托克維爾闡明，政府集權能夠同政治自由與行政分權實現良好結合。也就是說，通過收縮中央集權來剝離行政集權，擴大地方自治和政治自由的範圍，能夠形成一套既能保證政府集中力量辦大事，又能保證民眾自由參與政治生活的優良體制。

　　令人遺憾的是，托克維爾只是依據英美範例提出中央集權自我調整的一般原則，並未提出具體、明確的方案。並且，在闡述這些原則時，他對中央集權進行自我調整的可能性有些樂觀。實際上，在一個養成除非運用強大中央權力否則就無法解決問題之定勢思維的體制之下，執政者並不會那麼輕易地做到自我剋制與約束，而民眾同樣難以改變習慣、承擔自我管理的公民責任。②然而，人們不能過於苛責托克維爾。他已指出中央集權擺脫政治困境、自我救贖的一條進路，而是否能以及如何能踐行這條路，那要依靠歷史時勢和人們的智慧了。

　　來源：《探索與爭鳴》2013年9月，總第287期，原文發表時有刪節。

　　（作者單位：復旦大學社會科學基礎部復旦大學思想史研究中心）

　　注釋：

　　①其實，托克維爾一直備受國內學人重視。在九十年代，政法學界已有過托克維爾熱。相比之下，在本次托克維爾熱中，最大的不同是政治家給予了托克維爾非同尋常的關注。細心的人可以發現，國內政治家對托克維爾的興趣並非一時興起，而是出自他們對當下中國處境中各種危機的感受。有關中紀委書記王岐山推薦學者閱讀《舊制度與大革命》的報導大約出現在2012年12月底左右，而於今年3月，筆者在知名的華譯網翻譯公司主頁上看到一則信息，其標題是「春節前完成法國大革命時期物價工資通貨膨脹學術文獻翻譯項目」，其中提到「受我國某政府部門下屬諮詢機構委託，我公司翻譯完成有關法國大革命時期物價工資通貨膨脹的學術文獻35篇，約36萬單詞。」如果信息屬實，這表明，國內有關部門曾在嚴肅考量當前中國經濟形勢惡化引發社會政治動蕩的風險

　②眾所周知，在大革命掃清舊制度的障礙後，法國建立起一個比舊制度下君主制更為強大的中央集權，並塑造了此後的法國中央集權政治傳統。以行政集權為核心的中央集權被認為是法國頻繁政治動蕩的基本原因。在托克維爾的影響下，改變中央集權傳統，實行行政分權與地方自治一直被法國政治家視為是鞏固自由民主共和國的重要條件。法國分別在1871年和1982年嘗試在單一制國家架構下改革中央集權體制。最終，這項改革於本世紀初基本完成。在2003年，法國議會通過憲法修正案，正式將行政分權原則寫入憲法。從法國大革命於1789年爆發到21世紀初，從一個君主專制國家轉型成為較為穩固的民主共和國，法國曆時大約210餘年。　　參考文獻：　　［1］許章潤.從《舊制度與大革命》看優良政體的形成.南方都市報.2013.3.5.　　［2］朱學勤.出家、思凡、大還俗.南方周末. 2012.12.13.　　［3］方紹偉.托克維爾定律真能成立嗎？.社會科學報.2013.3.21.　　［4］約瑟夫?R?斯特雷耶.現代國家的起源.上海：格致出版社，2012：20.　　［5］［6］［7］［8］［10］［11］［12］［13］［14］托克維爾.舊制度與大革命.北京：商務印書館，1992：166、171、107、103、110、35、177、201、180.　　［9］［15］托克維爾.論美國的民主.北京：商務印書館，1989：23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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