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發願二十年不幹政治的胡適,卻險些做了「總統」
1952年11月,胡適應邀到台灣講學,並在公開場合發表演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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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任大使後,胡適給夫人江冬秀寫信:「現在我出來做事,心裡常常感覺慚愧,對不住你。你總勸我不要走上政治路上去,這是你幫助我。若是不明大體的女人,一定巴望男人做大官。」江冬秀雖沒文化,卻在某些方面頗有見識,她能力勸胡適出世,在精神世界,她與胡適有可貴的默契。
」從美國學成歸來時,胡適公開發願:二十年不談政治,二十年不幹政治。但在那內憂外患、波瀾壯闊的時代,幾乎沒有任何一個知識分子可以不被政治席捲,更何況胡適本就有濃厚的士大夫情結,怎能甘於在書齋里不問世事。1922年他第一次發表政論文章時,老牌政論人士林長民(林徽因之父)感覺受了排擠,酸溜溜地說:「適之我們不怪他,他是個處女,不願意同我們做過妓女的人往來。」胡適保持處女身份談何容易。1937年,空前的國難降臨,整個民族的命運大轉折,胡適亦不能倖免。他臨危受命赴美爭取援助,不久被國民政府任命為駐美大使,這是胡適生平第一次當官,為此不得不中斷學術研究近十年。不幹政治是胡適最後的底線,至此已被突破,他的內心無比糾結。在贈給友人的照片背後,胡適題了一首小詩吐露心情:「偶有幾莖白髮,心情微近中年;做了過河卒子,只能拚命向前。」
「反黨」分子被蔣介石打動
1927年5月,自歐美、日本遊歷後,胡適歸國。此前,時任商務印書館經理的高夢旦關切地寫信給胡適:「時局混亂已極,國、共與北方(軍閥)鼎足而三,兵禍黨獄,幾成恐怖世界,言論尤不能自由。吾兄性好發表意見,此處時勢,甚易招忌……」 丁文江寫給胡適的信中更明確地說:「國內黨爭正烈,你脾氣不好,最好暫時留在日本……」高與丁都是胡適非常親密的朋友,從他們的信件可以看出,當時的胡適處在三面不討好的尷尬境地。而也恰是這一時期,胡適最像他所期望的獨立知識分子,各個政黨他都要罵,同時他也被各個政黨罵。
1928年年底,張學良東北易幟,宣布服從「三民主義」。至此,國民黨、蔣介石形式上完成了中國的統一,宣傳口號與標語鋪天蓋地。胡適擔任校長的中國公學,是全國唯一一所敢於不掛國民黨黨旗、周一上午不舉行國民黨總理紀念周的高等院校。校園裡沒有貼標語口號,倒是豎著不少木牌,給學生貼壁報用,無論左派右派,國民黨員還是無黨派,都可以貼。胡適鼓勵學生各抒己見,自己更是身體力行爭取言論自由。他成立新月書店,出版《新月》和《詩刊》,連續發表批評國民黨的文章,甚至直指國民黨是「反動」的。蔣介石對此大為惱火,礙於胡適在社會上巨大的影響力,也不敢拿他怎麼樣。但《新月》雜誌被沒收焚毀,胡適編輯的《人權論集》也被查禁。當清華大學想請胡適當校長時,蔣介石否決了,他說「胡適系反黨,不能派。」消息見報後,胡適在日記中只寫下這樣一句話:「今天報載蔣介石給了我一個頭銜。」言下似乎不無「得意」。
其實胡適對國民黨仍是抱有好感和期待的。武夫當國的北洋政府與他格格不入。1921年,他在辛亥革命紀念日曾寫了一首小詩:「別討厭了,可以換個法子紀念了!大家合起來,趕掉這群狼。推翻這鳥政府,起一個新革命,造一個好政府:那才是雙十節的紀念了!」在他看來,「國民黨政府總比北洋政府要有現代意識」。
胡適認為應該時刻批評政府,但他反對武力推翻政府。因此對於方興未艾的共產黨,胡適的批評更為尖銳。胡適也有他的私心。當時國內有謠言說湖南農民正在「殺戮每一個有大學學位的人」,胡適相信這是真的,他為中國工農群眾暴風驟雨式的革命感到擔憂。即使不擔心個人的生死,他也感到在共產黨所要建立的「階級專政」社會裡,找不到像他這樣主張「自由」的人的位置。
真正刺激胡適將天平傾向國民黨而反對共產黨的轉折點,是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胡適明確地表示反對一切內戰,「在這個時候,無論打什麼好聽的旗號來推翻政府,都有危害國家的嫌疑,危害國家是不會得著大多數人的同情的。…… 『取消黨治』固然好聽,但不可在這個危急的時期借這種口號來發動內戰……無論什麼金字招牌,都不能解除內戰的大罪惡!」
1932年11月,胡適與蔣介石第一次會面。五天之內他們共進了三次晚餐,會面相當密集。蔣介石請胡適注意教育制度如何改革和學風問題如何整頓,胡適很不客氣地批評說,這都是政治不清明所致。蔣介石未表示任何不悅。蔣介石把自己寫的《力行叢書》贈送胡適。胡適翻了翻後發現,書中竟採納了自己對孫中山的一些批評觀點。在日後的交往中,特別是對日外交中,蔣介石不時垂詢胡適,姿態禮賢下士。胡適不止一次地對人說:「蔣先生長進了,氣度變闊大了,態度變平和了。能夠相當地容納異己者的要求,尊重異己者的看法了。」胡適的這些話傳到了蔣介石的耳朵里,蔣介石還派人向胡適表示感謝。胡適說:「蔣先生的做法,自然會逐漸得到國人的承認,蔣先生已成為全國公認的領袖,是個事實。」 1936年西安事變發生以後,當得知中共參與了「劫持領袖」的活動時,胡適再也保持不住「紳士風度」,大罵中共是「一群殘破無力的土匪」,說「他們談的抗日作戰,只是一種無恥的欺騙」。他也知道中共不是主要責任者,卻對中共暴跳如雷。
1933年,國民黨行政院長汪精衛連續寫信請胡適出任教育部長和駐德大使。胡適婉言拒絕了:「我很盼望先生容許我留在政府之外,為國家做一個諍臣,為政府做一個諍友。」有人曾勸胡適說,「請兄不必仍做處女,須知兄已失身,何妨又來偷歡一次?」1937年盧溝橋驚變,渴望守身的諍臣已別無選擇。
1939年11月7日,蘇聯駐美大使館舉辦十月革命22周年慶典,華盛頓官員集體迴避了典禮,而胡適(右一)與中國前駐蘇聯大使顏惠慶挽著胳膊前來參加。直到這一年,胡適還沒有對蘇聯完全排斥
臨危受命 愧對老妻
為了獲得英美等國的支持,蔣介石想讓在英美等國有良好聲望的胡適以非正式使節的身份出訪歐美,進行民間外交。直到學生傅斯年前來苦勸,甚至著急得哭著說:「要是我有先生的名望和地位,我就要去了,為了抗日……」胡適只好勉強答應出去試試。
剛到美國,胡適便一戰成名。他既了解中國,又了解美國,採訪和演講中風度翩翩,「書生大使」的「學者外交」,頗得美國政界和民眾好感。1938年7月,蔣介石「乘勝追擊」,勸胡適擔任駐美大使。胡適第一反應就是拒絕,但朋友們都認為國難當前,不應「推卸此事」。胡適糾結了好幾天。「半夜後始決定,此時恐無法辭卸;既不能卸,不如『伸頭一刀』為爽快」。為勸他就任駐美大使,蔣介石連發兩封電報。胡適回復受命之後,旁人卻提醒道,你還沒回電呢。胡適不解。答曰,還要回前一封電報,因為「委員長給你的第一封電報,你總得謙辭一番。你怎麼沒有經過謙辭的手續就答應下來?」官場里的潛規則,豈是胡適之這天真的「處女」所能了解?
1938年10月28日,胡適( 左)在美國華盛頓白宮向羅斯福總統呈遞大使到任國書後攝
受命之後,胡適立即滿懷歉意地給妻子江冬秀寫信:「我只能鄭重向你再發一願:至遲到戰爭完結時,我一定回到我的學術生活去。你記得這句話。」幾個月後,胡適仍不能釋懷,在家信中寫道:「現在我出來做事,心裡常常感覺慚愧,對不住你。你總勸我不要走上政治路上去,這是你幫助我。若是不明大體的女人,一定巴望男人做大官。你跟我二十年,從來不作這樣想,所以我們能一同過苦日子……我頗愧對老妻,這是真心的話。」
由此可知,胡適為何能與江冬秀這個鄉下太太恩愛一生。江冬秀雖沒文化,卻在某些方面頗有見識,她能力勸胡適出世,在精神世界,她與胡適有可貴的默契。
「書生大使」敵不過「太上大使」
胡適做大使的第一項任務,就是貸款。孔祥熙把上海商業銀行總經理陳光甫派到美國協助胡適。由於美國當時奉行中立政策,對參戰國均不借貸,胡適與美方反覆商討,最後決定由中方成立一個中立的商業公司,與美國進行一宗商業借款,表面上與政治借款無關。幾經周折,第一筆貸到了2500萬美元。雖然這與蔣介石期待的四億美元相差甚遠,但胡適和陳光甫還是欣喜若狂,當晚便喝酒互相誇了一番。胡適年輕時因酗酒被拘留過,從此悔過戒酒,手上還戴著太太送的刻有「戒酒」二字的戒指,但貸款這劑強心針讓他開了戒、喝紅了臉。由於這一筆貸款成功,中國建立信用並獲得其他國家5000萬美元貸款,後來又從美國獲得2500萬。
任大使4年間,胡適演講幾百場,幾乎創了世界紀錄。他自稱從未過過星期天,不動用大使「特支費」,不帶隨員,自提皮包。當時他已是50歲上下的人,在繁重的工作和精神壓力下,他險些喪了命。1938年12月4日一次講演之後,胡適到朋友家宵夜,他忽然從沙發上站起來,說胸口疼痛,臉上汗流如注。有人遞給他一杯白蘭地,他一飲而盡。朋友們趕忙送他回到旅館,他睡下之後,仍然大汗淋漓。第二天他推辭了上午的約會,一直休息到11點,午飯後又抱病發表演講,為時30分鐘。回到旅館請醫生一檢查,才知道胸口痛的原因是心臟的一根血管受傷梗塞。胡適立即被抬進醫院,醫生說,昨晚的那杯白蘭地也許救了他的命。後來胡適出遠門,車上常放著一小瓶白蘭地。這是胡適首次犯心臟病,醫生鑒定如果保養得當,還可以再工作20到30年。胡適1962年因心臟病突發逝世,距離此次犯病24年。
胡適的辛勤奔走在美國贏得廣泛尊重。在華盛頓足球俱樂部舉行的一次宴會上,主辦方將他特意安排在羅斯福總統和國務卿赫爾之間,這是一個非常尊榮的席位。在四處演講過程中,胡適被美國各大高校授予了20多個名譽博士學位。
1940年7月1日,胡適(右)將宋子文(左)介紹給美國總統羅斯福。「書生大使」和「太上大使」開始共事,摩擦不斷
如此風光,招來國內頗多議論。有反對者指責「先生只好個人名譽,到處領學位」。1940年,蔣介石派宋子文作為自己的私人代表來美國處理事務,這個「太上大使」譏諷胡適這個「書生大使」只會「空文演說」,不懂外交,甚至直接對胡適說:「你莫怪我直言。國內很多人說你講演太多,太不管事了,你還是多管管正事吧!」胡適當然看不上宋子文的權貴習氣,兩人摩擦不斷,而胡適在政治上根本不是宋的對手。胡適寫信給朋友說:「某公(指宋子文)在此,似無諍臣氣度,只能奉承意旨,不敢駁回一字。我則半年來絕不參與機要,從不看出一個電報,從不聽見一句大計,故無可進言。我在此毫無用處,若不走,真成『戀棧』了。」
1942年1月,中、美、英、蘇等26個國家在華盛頓簽訂了《對法西斯軸心國共同行動宣言》,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正式形成。胡適算是大功告成,這個 「過河卒子」到了被捨棄的時候了。同年8月15日,國民政府以「心臟衰弱,不勝繁劇」為由免去胡適駐美大使職務。
民國外交家張忠紱在《迷惘集》中對胡適被免職一事是這樣說的:「20世紀的外交家應當是一位誠懇可親、廣交遊、平易近人、能獲駐在國一般人民愛戴的真君子。適之正是這種人物。他曾一度贏得『一個偉大的民主人』雅號。……戰後美國輿論對國民政府由同情轉為敵視,其原因雖多,但與重要官吏人選,似亦不無關係。」
險些做了總統
1946年7月,在美國待了8年多的胡適回到北平,終於如願以償回歸北大,開始校長生涯。但北大已不再是他離開時的象牙塔。官場腐敗,物價飛漲,民不聊生。胡適當校長,精力都耗在了為師生的糧食、教員薪水、甚至冬天取暖用煤等奔走。胡適悲嘆:「這樣的校長真不值得做!」1947年,胡適提出一個《爭取學術獨立的十年計劃》,當他在北大召開教授會,到會百餘位教授,大家想的,談的,「都是吃飯」!一位教授說,「我們今天愁的是明天的生活,哪有工夫去想十年二十年的計劃?」
蔣介石一心想讓胡適從政,為他病入膏肓的政府掙到一點民主的面子。1947年3月1日,蔣將胡從北平請到南京談話,要他做國府委員。胡適說,我不願做大官,只想做諫友。蔣在送胡出門時關切地問:「胡太太在北平嗎?」胡回答說:「內人臨送我上飛機時說,千萬不可做官,做官我們不好相見了。」蔣笑著說:「這不是官啊!」
1948年4月,蔣甚至遊說胡競選總統。國民黨政權已日薄西山,終於進行了形式上的制憲並召開國大。按照憲法規定,總統沒有多大權力,蔣如果擔任總統,將會受到很大約束,不能發揮更大作用。所以他考慮再三,覺得讓胡適擔任總統,自己擔任行政院長更為合適。胡適對此再三婉拒,但他還是動了心,他說,「讓蔣先生決定吧。我這個人,可以當皇帝,但不能當宰相。現在這部憲法里,實權是在行政院,——我可以當無為的總統,不能當有為的行政院長。」結果蔣介石又反悔,說一是黨內同志不贊成,二是如他拒絕為總統候選人,必有別人出來競選總統,將來的結果必定很壞。胡適同日的日記記載:「我的事到今天下午才算『得救了』。」
胡適將一生期望投入到國民黨政府,願以諍臣身份推動政府實現他的社會理想。可是就像唐德剛評價的:「他沒有大政治家的肩膀、中上級官僚的臉皮和政客與外交家的手腕;他甚至也沒有足夠做政論家的眼光;胡適被杜威老師牽了一輩子鼻子,做了幾十年齊天大聖,最後發現自己不過是個癩和尚的保鏢。」
1948年秋天,一個學生跑到校長辦公室告訴胡適說,「延安昨夜廣播,勸你不要跟著蔣介石集團跑,將來他們讓你還當北大校長兼北京圖書館館長。」季羨林回憶說,胡適聽此消息,既不激動,也不愉快,而是異常地平靜,只微笑著說了一句:「他們真要我嗎?」抗戰結束以來,中共一直在爭取胡適。1945年董必武代表中共遊說胡適,胡適卻給毛澤東發電報,反勸其「痛下決心,放棄武力,準備為中國建立一個不靠武裝的第二政黨。……萬萬不可以小不忍而自致毀滅。」1948年12月,胡適的學生吳晗代表中共派人勸胡適留在北平,胡適對來人冷冷地說道:「不要相信共產黨那一套!」「在蘇俄,有麵包沒有自由;在美國,既有麵包又有自由;他們來了,沒有麵包也沒有自由。」與此同時,北京大學舉辦了建校五十周年的慶典,城外解放軍的炮聲如同禮炮。胡適校長作了簡短的講話,自認是「逃兵」,不能與多災多難之學校同度艱危。簡短的儀式完畢後,他便辭別北大,飛赴南京。
20世紀50年代,胡適與蔣介石在台灣
至此,胡適終於從中共的統戰名單中剔除。1949年1月,中共中央電賀淮海戰役勝利結束,經毛澤東修改定稿的電報中稱:「現在南京城內尚有頭等戰犯,及其他罪大惡極的幫凶們,例如胡適、鄭介民、葉秀峰等人……」接下來的新華社電訊,則由「幫凶」升級為「戰犯」。一生反對暴力的胡適,就這樣成了戰犯。
胡適銅像,座落在台北南港胡適公園內胡適墓旁,那裡與中央研究院僅一街之隔。胡適墓前的墓志銘上刻著:「這個為學術和文化的進步,為思想和言論的自由,為民族的尊榮,為人類的幸福而苦心焦思,敝精勞神以致身死的人,現在在這裡安息了!我們相信,形骸終要化滅,陵谷也會變易,但現在墓中這位哲人所給予世界的光明,將永遠存在。」
季羨林在回憶胡適的文章中寫道:「聽說,他離開北平後,曾從南京派來一架專機,點名要接走幾位老朋友。他親自在南京機場恭候。飛機返回以後,機艙門開,他滿懷希望要同老友會面,然而除了一兩位以外,所有他想接的人都沒有走出機艙。據說——只是據說,他當時大哭一場,心中的滋味恐怕真是不足為外人道也。」
【國家人文歷史】系頭條號簽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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