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1934年開炮:中國最可恥是所謂中西醫之爭

1934年8月5日傅斯年在《大公報》言論欄目「星期論文」上發表一篇評論《所謂國醫》，一石激起千層浪，引發了一場激烈的國醫（即中醫）與西醫的辯護者之間的論戰。這場論戰可以看作科玄論戰在醫學領域的拓展。傅斯年當然是一個大名鼎鼎的人物，他是「史學大家，也是一流的學術組織家，海峽兩岸頂尖的學術機構，從中央研究院到北京大學、台灣大學，能有今日之輝煌，都有他當年的一份功勞。除此之外，傅斯年還是一個自由主義的知識分子」〔1〕。 傅斯年確實是如論者所言的一代豪傑「傅大炮」，「童言無忌，心直口快」，他一開篇就痛心疾首地說： 中國現在最可恥最可恨最可使人短氣的事，不是匪患，不是外患，而應是所謂西醫中醫之爭。……只有中醫西醫之爭，真把中國人的劣根性暴露得無所不至！以開了四十年學校的結果，中醫還成問題！受了新式的教育的人，還在那裡聽中醫的五行六氣等等胡說！自命為提倡近代化的人，還在那裡以政治的或社會的力量作中醫的護法者！這豈不是明顯表示中國人的腦筋彷彿根本有問題？對於自己的身體與性命，還沒有明了的見解與信心，何況其他。對於關係國民生命的大問題還在那裡妄逞意氣，不分是非，何況其他。對於極容易分辨的科學常識還在混沌的狀態中，何況較複雜的事。到今天還在那裡爭著中醫西醫，豈不是使全世界人覺得中國人另是人類之一種，辦了四十年的學校不能脫離這個中世紀的階段，豈不使人覺得教育的前途仍在枉然！〔2〕 在這段話里，傅斯年一副恨鐵不成鋼的語氣，把中醫、西醫的論爭歸咎於教育的失敗，而教育在他的潛意識裡當然是現代化的教育，也就是歐美所代表的以現代科學為基準的教育。在他看來，這種教育才代表了正確的方向，也才是改變中國積貧積弱的唯一途徑。而中醫、西醫的爭論就說明了這種科學常識教育在當時的中國並沒有取得實效。所以，一個醫學上的論爭在傅斯年的思想世界就決不僅僅是一個「技術的問題」，而是一個「文化的問題」，甚至是「國格的問題」。科學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在這種歐美中心主義的科學觀的視野里，中醫是與古來的衰朽的中國文化牽扯在一起的，自然是迷信的、愚昧的、禍害黎民的「巫術」，是無稽之談和裝神弄鬼，「科學」給了傅充足的底氣。 傅斯年接著把中國人到了科學昌明的二十世紀還迷信中醫的原因歸結為三點：「最可恕的是愛國心，可惜用的地方是大錯了。」〔3〕因為「所謂中醫，並非純粹的漢土產品，這類的方技在唐時頗受印度及中亞的影響，在宋元更受阿拉伯人的影響。中醫本來既無病理，又缺診斷，無非是一部『經驗良方』」〔4〕。第二個原因在他看來是因為「頭腦不清楚，對於一切東西皆不深信，也皆不不信，人云亦云，生病請醫全是試試看，恰如鄉下老太婆生了病時拜一切神佛一般。這全是以做夢的狀態對付死生的大事」〔5〕。第三個原因則是「教育不好的結果，中國的教育中沒有給人安置一個堅實的科學常識訓練，故受此教育者後來糊塗如此」〔6〕。可見，在他看來，中醫、西醫論爭的存在僅僅是說明了科學教育的失敗，是知識分子的恥辱和失責，反映了國民狹隘的民族主義情緒和「庸眾」的無可無不可的社會心理。這自然是受「五四」新文化運動洗禮的闖將傅斯年的「合理邏輯」。於是，中醫的沉渣泛起和甚囂塵上就不僅僅是醫學領域的內部爭論，而是折射了「五四」以來的啟蒙運動的某種失敗，至少是在社會層面的「失效」。傅的這種言辭激烈的批評有著切膚之痛的歷史感和現實感。

正是對啟蒙運動局限於上層和精英階層的反思，傅斯年在接著的評論中建議政府介入醫療衛生的社會改革，他的思維方式從「形而上」自然地發生了「形而下」的位移。這是他精神品質中最可貴的地方。從政府管理的角度，他提出了六個方面，即： 第一，應該多設幾個訓練在內地服務醫生之學校。第二，內地之需要公共衛生比需要醫士還迫切。第三，要多多地訓練內地服務之看護。第四，最多用的醫藥品應該由政府自己設廠製造，或促成中國工業家之製造。第五，政府應該充分的推廣生產節制。第六，政府應大量的獎勵在中國的近代醫學。 在傅斯年所設想的政府這一系列的努力中，中醫是沒有什麼地位的，僅僅是因為內地還沒有足夠的醫生，所以應取「逐步廢止之政策」，而不是立即廢止。至於中醫藥的研究，不是近於巫師的中醫的事情，而是「有訓練有學問的近代藥學專家的事」〔7〕。在文章的結尾，傅斯年還從私人生活的角度表態，以鼓勵人們選擇西醫：「我是寧死不請教中醫的，因為我覺得若不如此便對不住我所受的教育。盼望一切不甘居混沌的人，在這個地方不取模稜的態度。」〔8〕 這篇文章引起了中醫學界乃至擁護中醫的讀者的強烈反映。在緊接著的1934年8月13日，一個署名趙寒松的作者在《大公報》發表《評傅孟真〈所謂國醫〉》。趙寒松的文章首先指出傅斯年鼓吹政府「消滅」中醫是「越界」發表意見，在他看來作為歷史學家的傅斯年根本就沒有資格以外行的身份來談論精深的「中醫學」，「因為這種專門問題，僅憑膚淺的常識，尚且不能解答，若並膚淺的常識尚還缺乏，那便根本無發言的資格，無發言的資格而任意發言，僅憑個人簡單的直覺，發為一篇感情用事王婆罵街的論調，那更非號稱學者應有的態度了」〔9〕。接著他從中醫的角度詳細地分析了致病的「六氣說」，認為並不僅僅是病菌才引發疾病，內外因的「風、寒、暑、濕、燥、火」都可能引起人體的功能失調。他在文章的最後為中醫存在的合理性辯護道：「傅君對於中醫似乎非常痛恨，主張實行逐步廢止政策，並加上許多胡鬧胡說等侮辱中醫的字句，殊不知中醫的巍然存在，自有他顛撲不破的經驗與學理、真實的效用與價值，要是不然，也用不著傅君的反對與謾罵，早就不能立足了，傅君於此，不加考慮、隨便顢頇武斷，信口開河，不但失言，而且失態。」〔10〕趙寒松對傅斯年等留學過的學者言必稱歐洲、美國也表達了其不可遏止的反感：「大概傅君所受的教育，都是美國式的教育，除了臉上的黃色和五官百骸的外表，雖是穿上洋服仍不能改變其為中國人外，其餘的思想生活習慣，都已經全部與美國人同化了，假如中國人個個都學傅君一樣，恐怕中國立國的精神馬上就要根本動搖，中國全國恐怕就要由門戶開放機會均等主義更進一步地變為純粹美國的殖民地了。」〔11〕這裡除了對傅斯年的人身攻擊可以擱置不論外，其所流露的文化保守主義思想倒是現代中國一直庚續的思潮。 8月18日，一個署名叫陳澤東的人代表天津中醫公會在《大公報》發表駁斥傅的文章《論傅孟真侮辱國醫文》，這篇文章相對於趙寒松試圖調和中、西醫的改良論，顯得更為保守與正統。如果說趙寒松的反駁是試圖通過對六氣的描述來架構一個關於中醫理論的「科學體系」，以與西醫的「科學邏輯」接榫的話，那麼陳澤東的駁斥則顯得更為徹底和「玄學」。他從神農嘗百草說起，將中醫的「歷史與實踐」描繪得莫測高深，他抬出黃帝之師歧伯辯白道：「精於變理陰陽之術，是哲學之極頂也，五運六氣之法，即其所創者，系分配天地陰陽氣化之法也，五運主天氣而下降，六氣主地氣而上升，陰陽氣化相合，得其平，則生萬物而無病，陰陽氣化不相合，即不得其平，則害萬物而有病。」〔12〕這一套玄之又玄的話語更像陰陽家的話語，而不是醫學的語言，所以這種辯白在傅斯年看來是極其可笑的。這裡趙氏與陳氏的辯白揭示了中醫面對挾科學之威勢的西醫的衝擊時兩種回應的思路，前者似乎近於晚清以來的「中體西用」觀，但一方面歷史已證明了其內在的保守性根本無法抵禦列強的侵略，另一方面，器用與質體並不是可以截然區分的，器用的普及無疑將逐漸地改變質體，因此，沿著趙氏的思路，作為中國文化遺產的中醫註定是要衰落的。而陳氏則抱持一種強硬的「堅壁清野」的拒斥態度，認為中醫自身是完美無缺邏輯自洽的，它有著中國幾千年的文化、哲學與思想作支撐，因此它並不需要改良，至少並不需要西醫的「科學體系」來改塑它自身的「邏輯結構」，傳統的精義已經在中醫幾千年的偉大歷史實踐中得到說明，無須西醫或傅斯年之類學者置喙。所以，這個論題的性質其實並不是僅僅局限於中西醫之爭，而是不可避免地回到了那個古老的命題：中國文化如何實現其創造性的轉化以與現代性接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