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經濟學回歸」與中國經濟學說的選擇邏輯

作者簡介：高帆，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副教授。

內容提要：古典政治經濟學具有社會嵌入、價值評判和制度反思等特徵，政治經濟學向主流經濟學的轉型在增強學說「科學性」的同時削弱了這些特徵。現階段新制度經濟學、新古典政治經濟學、新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分別從社會嵌入、價值評判和制度反思等維度體現了「政治經濟學回歸」。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圍繞「社會主義制度的發展中大國如何實現持續發展和共同富裕」這個命題，經歷了秩序重建的計劃經濟時期和總量增長的改革開放初期，經濟學說也經歷了斯大林政治經濟學和新古典綜合經濟學的引入。當前，我國經濟需要在增長基礎上實現持續發展和共同富裕，且這種實踐呈現出多個向度的複雜圖景，這引致中國經濟學說從單向引入轉為主動建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契合理論和實踐演進的雙重邏輯，其建構應按認識國情—概括特徵—提煉概念—形成命題—檢驗理論—凸顯價值的路徑展開，這一建構過程促使人們重新理解經濟學說的科學性和方法論。

作為社會學科，經濟學說是人們針對實踐而形成的抽象認識或理論投射，理論認識又構成了人們參與和改造實踐的思想來源。經濟學說與社會實踐之間存在著相互塑造、彼此推進的關係，實踐的時空變動伴隨著不同學說在競爭中變革，以提升對實踐這個研究對象的解釋力和引導力。由此出發，17世紀初期，政治經濟學從道德哲學中分化並成為獨立學科，亞當·斯密、大衛·李嘉圖、卡爾·馬克思、約翰·穆勒等則將古典政治經濟學推向頂峰，此後馬歇爾的《經濟學原理》(1890)基於「邊際革命」完成了古典政治經濟學向經濟學的轉型，並奠基了新古典微觀經濟學的分析基礎，薩繆爾森的《經濟學》(1948)則結合了新古典微觀經濟學和凱恩斯宏觀經濟學，由此建構的新古典綜合學派成為延續至今的主流經濟學。在主流經濟學擴散過程中，新制度經濟學、新古典政治經濟學、新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體現出迥異於主流經濟學並向政治經濟學回歸的特徵，主流經濟學的範式危機和政治經濟學的回歸，在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之後得到了更為充分的體現。古典政治經濟學—新古典綜合經濟學—政治經濟學回歸構成了理論嬗變的脈絡，這一脈絡發生的實踐及思想基礎需要給予清晰的梳理和闡釋。

作為世界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在取得抗日和解放戰爭勝利之後於1949年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並由此推進了計劃經濟和改革開放兩階段的經濟實踐。自1978年以來，中國在人類經濟史上創造了「增長的奇蹟」，現階段則在全球周期性調整和國內結構性轉化的疊加下，開始步入經濟增速放緩、動力機制轉換的新常態。中國的經濟實踐伴隨著經濟學說的動態演變：從斯大林政治經濟學的引入轉向新古典綜合經濟學的擴散，每種學說及其伴生的實踐過程在化解某些問題的同時，又誘發出新的挑戰或加劇了此前已顯露的問題。當前中國經濟呈現出時序意義上制度、績效、理論的轉換特徵，也呈現出時點意義上成就突出但挑戰嚴峻的多維特徵。這種格局需要人們廓清中國指導其經濟戰略和政策選擇的理論學說是如何演變的，進一步地，更需要在契合政治經濟學回歸的背景下探尋新時期中國的主導經濟學說，這一學說應體現對中國已有實踐的規律性認識以及對未來發展的前瞻性指引。如果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是對這種訴求的積極回應，並體現了中國經濟學說從外部引入向主動建構的轉變，那麼就需要在學理層面論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形成邏輯和構建思路。基於此，本文試圖在學說史層面論證政治經濟學回歸的實質和發生機制，在實踐史層面闡釋中國經濟發展及經濟學說的嬗變歷程，進而論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形成邏輯及建構路徑，最後是結論和引申含義。

一、政治經濟學的形成及其學科特徵

政治經濟學與15世紀末16世紀初的資本主義興起相伴而生。相對於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登堂入室引致了經濟、社會、政治、文化等領域的巨大變革，這一變革需要創新的、系統的經濟學說來解釋財富生成和分配的機制。由此，重商主義和重農主義就相繼成為這一變革初期的經濟學說，尤其是蒙克萊田在1615年首次使用「政治經濟學」來表述國家與經濟秩序之間的運動規律。此後，亞當·斯密《國富論》(1776)和大衛·李嘉圖《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1817)推進並完成了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理論體系。這一分析傳統經過約翰·穆勒《政治經濟學原理》(1848)的綜合，從而「將財富的管理和財富的創造整合為一個統一的分析框架」。①值得關注的是，古典政治經濟學既反映了人類有意識地認知「需要體系」並自覺地組織生產和交換形式，也因資本主義制度及其學說的缺陷顯露而導致「政治經濟學批判時代的到來」，②這集中體現為西斯蒙第《政治經濟學新原理》(1819)、李斯特《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1841)、馬克思《資本論》(1867)的研究工作。此後，經過門格爾《國民經濟學原理》(1871)、瓦爾拉斯《純粹經濟學要義》(1874)和傑文斯《政治經濟學理論》(1879)的「邊際革命」，政治經濟學的研究範式開始轉向經濟學。③顯然，古典政治經濟學活躍於1615年政治經濟學概念的提出直至1879年「邊際革命」的完成之間，此時段的政治經濟學與其前後的學說存在「繼承但區別」的屬性，這些屬性成為政治經濟學特徵或「異質性」的組成部分。

就社會背景而言，政治經濟學形成於資本主義取代封建社會的變革時期，這一變革伴隨著現代國家的出現及現代國家的政治進程，政治形態和社會制度成為經濟活動展開的影響變數。就思想背景而言，政治經濟學產生於大一統「道德哲學」轉向細分學科的認知轉換時期，④這意味著政治經濟學聚焦財富管理或財富增長，但卻是在扭結倫理學、政治學、社會學等的背景下探究經濟問題的。上述背景使人們意識到家庭、企業等組織並非「完全獨立」地開展經濟活動，經濟活動「嵌入」在一整套的經濟關係及政治、文化、社會結構之中。尤其是，國家行為及相應的制度安排是深刻理解經濟活動的關鍵因素，這使基於社會嵌入來研究經濟問題成為政治經濟學的顯著特徵。就學說史而言，魁奈的《經濟表》(1758)體現了政治經濟學的雙重含義：討論經濟活動的管理、控制甚至自然規則；討論財富的性質、再生產和分配，甚至到18世紀70年代，政治經濟學幾乎專指與國家資源相聯繫的財富生產和分配。⑤這一定位使古典政治經濟學不可避免地與社會—政治結構等「非經濟」因素結合起來，凸顯社會嵌入並強調製度分析隨即成為政治經濟學的基本視角。斯密的《國富論》以分工演進、市場規模、自由競爭為概念提出了財富生成邏輯體系，而其分析的實踐指向是：推進分工演進和財富增長的制度條件是什麼？作為對此問題的回應，《國富論》的第五篇《論君主和國家的收入》廓清了政府行為邊界及公共產品供給功能，第三篇《論不同國家中財富的不同發展》則研究了社會—政治制度的差異及其對財富增長的影響，即「考察了各利益集團所支持的政策是如何扭曲——不管是阻礙還是推動——城市的興起和城市商業活動的」。⑥斯密之後，馬克思的《資本論》立足於生產力、生產方式、生產關係之間的互動，以剩餘價值的生產、流通和分配為主線，探究了資本家與工人之間的衝突對社會生產力持續發展的影響機制，這種探究在邏輯和歷史維度均嵌入在資本主義生產資料所有制、分配製度及社會—政治結構之中。

古典政治經濟學在思想淵源上脫胎於大一統的「道德哲學」，這使其在研究視角上強調將經濟活動放置在社會關係或制度體系中審視，也使其在研究主旨上關注經濟活動(即財富增長和分配)與「道德秩序」的契合。就後者而言，引入價值評判而不是單純地考察財富生成本身也是政治經濟學的學科特徵。魁奈的政治經濟學以「自然秩序論」為基礎，強調結合成社會的人們，應服從自然法和實定法，其中自然法包括物理的法則和道德的法則——物理法則是「明顯的對人類最有利的自然秩序所產生的一切實際事件的運行規則」，道德法則是「明顯地適應對人類最有利的實際秩序的道德秩序所產生的一切人類行為的規律」。⑦從道德倫理視角評判經濟活動在後續的政治經濟學中得到了延續，例如，斯密在《國富論》中提出了「海狸換鹿」模型，並強調該模型隱藏的以勞動耗費相等作為交換基準是符合道德哲學的。不唯如此，斯密明確界定了政治經濟學的目標：「被看作政治家或立法家的一門科學的政治經濟學，提出了兩個不同的目標：第一，給人民提供充足的收入或生計，或者更確切地說，使人們能給自己提供這樣的收入或生計；第二，給國家或社會提供充分的收入，使公務得以進行。總之，其目的在於富國裕民」。⑧國家的財富增長和居民的生計改善是斯密評判經濟活動的兩個基準，除了國家與居民之間的經濟關係，後續學者還從其他維度例如富人和窮人之間的經濟關係來評判經濟過程，西斯蒙第指出，「財富和人口並不是國家繁榮的絕對標誌，國家繁榮的標誌在於財富和人口的比例。……一般來說，完美的社會制度對窮人和富人同樣有利，政治經濟學教導我們通過改進的方法來保留這種制度，而不是推翻它」。⑨與此類理解相呼應，財富分配與財富生成兩者均是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基本主題。

政治經濟學形成於資本主義取代封建社會的變革進程，資本主義及由此擴展的市場秩序在邏輯上也必然會引致政治經濟學命題的演變。17世紀初期之後，經過斯密和李嘉圖的努力，古典政治經濟學似乎已成為契合資本主義上升時期、反映資本所有者利益訴求且推崇自由競爭理念的完整理論體系。然而，在空間意義上，不同國家的資本主義進程並不同步，其稟賦條件和政策選擇往往存在差別；在時序意義上，資本主義和市場擴展在促進生產力飛速發展的同時，也導致此制度內在衝突和生產力限制條件的逐漸顯露。以此為背景，19世紀之後，多位學者以批判方式推進了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發展，制度反思及相應的學說反思也成為政治經濟學的重要特質。與英法兩國相區別，德國在19世紀中期之前仍處在封建農奴制度向資本主義制度的轉折期，發展階段和產業結構差異引致李斯特反思了魁奈和斯密的政治經濟學。李斯特在政策取向上強調，財富的生產力比之財富本身，不曉得要重要多少倍；⑩在經濟學說上主張研究應以事物本質、歷史教訓和國家需要為依據，用國家經濟學取代「世界主義經濟學」。與李斯特的反思進路相區別，西斯蒙第指責此前的學說為了抽象理論而犧牲了人的現實利益，強調資本主義因分配失衡而存在生產和消費的矛盾，資本主義制度並非合理的自然制度而是歷史的過渡形態。(11)馬克思作為資本主義制度的「病理學家」也是在政治經濟學批判中推進其理論研究的，馬克思既肯定資本主義制度及市場擴展對生產力發展的意義，也論證此制度的內在缺陷及在人類發展史上的過渡性質。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指出，「國民經濟學由於不考察工人(勞動)同產品的直接關係掩蓋了勞動本質的異化」。(12)此後馬克思從社會關係視角揭示資本主義對剩餘價值和資本積累的追求，導致其面臨著發展生產力但勞動異化形成局限的內在衝突，此種衝突進而引致資本主義的周期性經濟危機，從長程運動看資本主義將向更能契合「人的全面發展」這一目標的制度演進。(13)

二、政治經濟學向主流經濟學的轉型

強調社會嵌入、價值評判和制度反思是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學科特徵，與這些特徵相契合，政治經濟學既是從抽象概念出發以形成系統知識的邏輯演繹過程，也是強調歷史—倫理因素並採用歸納方法的實踐認知過程。問題在於，政治經濟學的學科特徵在19世紀後期遭遇了重大挑戰，以致出現了從古典政治經濟學向經濟學(以及主流經濟學—新古典綜合經濟學)的轉型。就研究範式而言，門格爾(1871)、瓦爾拉斯(1874)、傑文斯(1879)推動的「邊際革命」在這一轉型中扮演了關鍵角色。「邊際革命」在內容上突破了古典政治經濟學以生產投入作為分析對象的客觀價值理論，提出了以人的效用評價作為分析對象的主觀價值理論(邊際效用論)，在方法上則強調應從「混沌狀態」分開經驗要素，並使經濟學成為討論經濟概念的「量的科學」或「數學的科學」。傑文斯主張放棄「Political Economy」而採用可與其他科學類比的「Economics」，並明確提出「一切科學的經濟學家皆須是數理的經濟學家。其理至明，因經濟學家所探究的是經濟量及其關係，但一切的量與量的關係皆屬於數學」。(14)以「邊際革命」為開端，不同學者開始介入對經濟研究性質、範圍和政策含義的爭論，例如1883年門格爾和施穆勒展開了「方法論」之爭，(15)前者強調以廣泛的、可能帶有普遍意義的假設為依據的「純」理論，通過正確的邏輯分析得出的結論具有廣泛的適用性，數據則在純經濟學和需運用經濟學的政策問題之間發揮著橋樑作用；後者則爭辯經濟是一些相互聯繫的制度的變化和演進過程，它的發展規律不能用有限選擇的抽象理論來解釋，經濟學的基礎是歷史的經驗數據以及歸納法。上述爭論使人們更深刻地意識到經濟研究性質和方法的多個向度。約翰·內維爾·凱恩斯即強調政治經濟學既是一門實證的、抽象的和演繹的科學，也是一門倫理的、現實的和歸納的科學，「隻言片語不能充分地描述政治經濟學的方法，沒有哪一種方法能說自己不需要其他方法相配合」。(16)

「邊際革命」開啟的邊際效用—數學化範式為馬歇爾《經濟學原理》(1890)的新古典經濟學創立提供了基礎。在馬歇爾看來，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生產成本原則和邊際學派的最終效用原則均是供求法則的組成部分，前者構成了新古典經濟學的供給理論，而後者則構成了新古典經濟學的需求理論。就方法論而言，馬歇爾將供給曲線和需求曲線統一於用數學表達的均衡價格體系中，並採用「剪刀模型」來刻畫競爭、供求、價格、均衡之間的關聯方式，供求和價格變動則依賴代表性廠商和代表性居民的「理性人」假設。這種綜合為理解制度給定條件下廠商和居民的市場行為提供了工具，從而奠定了現代微觀經濟學的分析基礎，並實質性地推進了政治經濟學向經濟學的轉型。以「邊際革命」和馬歇爾的綜合工作為基礎，經濟學說的性質和意義被重新定義，萊昂內爾·羅賓斯提出「經濟科學研究的是人類行為在配置稀缺手段時表現的形式」，而經濟學的意義是「當我們面對各種最終目的而必須進行選擇時，它使我們能充分了解我們所做選擇的含義」。(17)這意味著經濟學的主旨區別於古典政治經濟學對財富增長和財富分配等問題的探究，對經濟活動的制度考察以及配置結果的價值評判不再成為經濟學的研究內容，而制度反思則因價格—供求機制能夠處理稀缺資源最優配置而淡出考察視野。有趣的是，1929-1933年的「大蕭條」為重新檢視資本主義制度的內在衝突提供了條件，由此派生的「凱恩斯革命」也為理解新古典經濟學的理論缺陷提供了契機。凱恩斯《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1936)不僅確立了以國民經濟整體而不是廠商或居民為對象的宏觀分析範式，而且以「有效需求不足」表述了市場自發運行的缺陷以及以政府干預為取向的回應方案。遺憾的是，在學說史上「凱恩斯革命」承載的制度反思和價值評判功能並未得到真正的重視，(18)相反地，從心理因素而不是制度因素出發解釋有效需求不足成為後凱恩斯主義者的慣常思路，直至薩繆爾森《經濟學》(1948)將凱恩斯的宏觀經濟學與馬歇爾的新古典經濟學直接組合為「新古典綜合經濟學」，並最終完成了古典政治經濟學向當代西方主流經濟學的轉變。

政治經濟學走向經濟學是學說史的重要轉折，這一轉折是社會實踐和思想演變交互作用的產物。從社會實踐來看，19世紀中晚期，英法等國率先推進的資本主義制度和工業革命產生了強大的示範效應，資本主義及由此拓展的市場秩序在世界範圍內基本確定，馬克思預言的資本主義「周期性危機」雖有發生但尚未摧毀此制度自行調整的基石。以此為背景，經濟學剔除社會嵌入、價值評判、制度反思等並專註於稀缺資源的有效配置，不僅在邏輯起點上似乎可以找到實踐依據，而且在「政治正確」意義上也可規避意識形態爭論。從思想演變來看，近代自然科學在19世紀中晚期得到了快速發展，以「理性主義」為前提，自然科學開啟了以實驗為重要手段、以數學為表述方式、以結果的可重複性和可證偽性為特徵的系統化知識生產方式，牛頓、萊布尼茨、拉格朗日等推動的微積分的發展及其應用，也增強了自然科學理論建構及其表述的邏輯自洽性。自然科學的發展對社會科學的知識生產既產生了示範作用，也提供了可選工具，「社會科學家們希望像自然科學那樣，通過將不同人類行為和對社會的研究化為較窄的學科，增進社會科學的分析力和精密性」。(19)同時，社會科學的分化也為政治經濟學轉向經濟學提供了驅動力量。為了對社會科學的不同維度有更深入的認識，政治學和經濟學分別集中於探究國家和市場這兩個領域，結果是「政治學作為獨立學科的出現，一方面促進了經濟學的成長，另一方面加速了政治經濟學的衰落」。(20)在上述社會實踐和思想演變的共同作用下，19世紀中後期政治經濟學向經濟學的轉型就不可避免了，這種轉型適應了資本主義制度「穩定」條件下經濟研究「科學化」的內在需要，並使經濟學的研究主旨和表述方式發生了根本轉變。經濟學的邏輯演繹特徵和形式化表達使其傳播能力顯著增強，而圍繞稀缺資源配置和政府干預方式的理論研究也取得了積極進展，經濟研究的「科學化」使其在社會科學領域中獨樹一幟。然而，出於研究主旨和方法論選擇的考慮，政治經濟學的社會嵌入、道德評判和制度反思等特徵卻遭遇了極大削弱，甚至在實質上逐步淡出了主流經濟學的考察範圍，經濟學的「科學化」成就與其對政治經濟學學科特徵的消除形成了相輔相成的孿生關係。

三、「政治經濟學回歸」的理論和實踐動因

脫胎於傑文斯—馬歇爾—薩繆爾森的承繼式工作，19世紀中後期，古典政治經濟學開始轉向新古典經濟學，20世紀中期之後新古典綜合經濟學進而取得了主流地位。20世紀70年代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滯脹」不僅沒有引致主流經濟理論從社會嵌入和制度反思中理解問題，反而促使市場有效和自由競爭理論重新成為學術研究和政策制定的基點。在方法論層面，弗里德曼《實證經濟學方法論》(1953)則基於假說的預測性而不是假設的真實性來論證實證研究的重要價值，這些均延續了主流經濟學研究範式在學說領域中的強勢地位。問題在於，儘管人們的認知體系發生了轉折，但社會實踐仍以自身的邏輯存在並演化著，它不因主流經濟學剔除社會嵌入、價值評判、制度反思而隨即屏蔽這些維度。伴隨著時間的推移，主流經濟學自身邏輯的衝突及其回應真實世界的缺陷也在顯性化，數學方法過度使用及結果也引起學者的反思，(21)這使新古典綜合經濟學面臨著研究範式改進、完善甚至變革的挑戰。作為對經濟學內在衝突和缺陷的回應，20世紀中後期之後，尤其是進入21世紀以來，經濟學說的研究主旨和方法出現了某種程度的「政治經濟學回歸」，這種回歸正成為經濟研究中引人關注的特徵和事實。

政治經濟學回歸首先導源於新古典綜合經濟學的內在邏輯缺陷。薩繆爾森將馬歇爾完成的微觀經濟學與凱恩斯開創的宏觀經濟學相結合，但其理論體系面臨著宏觀經濟缺少微觀基礎的尷尬：新古典綜合「基本的缺陷是指經濟行為者是高度有理性的人，與市場不能有效地調整工資和價格達到適當的水平，這兩者之間的不對稱處理」。(22)在邏輯推演維度，新古典綜合兩部分的割裂源於對經濟主體行動的社會關係及其兩者間交互作用的忽視。「理性人」假設構成了新古典微觀經濟分析的基礎，然而，經濟主體總是在特定的社會規範中進行決策和行為選擇的，由此，信念、偏好和約束(Beliefs、Preferences and Constraints)模型或BPC模型相對於「理性人」假設更能契合人類經濟行為，BPC模型強調信念等因素是社會過程的產物並能在個體之間分享。赫伯特·金迪斯採用認知博弈理論強調，確保個人選擇納什均衡的條件不限於其個人特徵，而且包括他們的共同特徵，「方法論個人主義並不恰當，因為一般的人性、以及特殊的人類理性，都是生物進化的產物。人類群體的演化動力學產生了社會規範，來協調理性個體的策略互動，並調節親緣關係、家庭生活、勞動分工、財產權利、文化規範和社會慣例」。(23)新古典經濟學將供給簡化為代表性廠商的利潤最大化決策，將需求簡化為代表性居民的效用最大化決策，而這恰恰因忽視了「社會規範」或「共同特徵」而陷入方法論個人主義的桎梏。反過來說，經濟學說需要關注經濟主體的供求決策及價格反應方式，同時也應關注供求曲線背後的社會—政治結構及這些結構對經濟活動的影響方式，即應基於社會嵌入和制度分析來形成對經濟問題的立體認知，這對正處在系統制度變革時期的經濟體而言具有尤為突出的意義。事實上，自20世紀中期以來，科斯、諾斯等人推動的新制度經濟學提出了產權理論、交易成本理論和制度變遷理論，這些理論強調產權和交易制度對經濟發展的重要性，並試圖結合國家理論和意識形態理論來刻畫經濟制度的演化機制。上述思路在阿西莫格魯(Acemoglu)中得到了延續，(24)而德雷澤(Drazen)也致力於宏觀經濟理論及政策的政治經濟學闡釋，(25)這一線索的要旨是在社會嵌入背景下探究經濟的制度分析或「經濟的政治學」。從廣義的角度看，自20世紀中期以來，布坎南、塔洛克等學者力圖利用經濟學方法闡釋非市場或政治的決策過程，從而拓展了公共選擇理論或「政治的經濟學」。新制度經濟學(以及公共選擇理論)意味著社會—政治結構以及制度因素再次成為經濟分析的議題，這在社會嵌入特徵上體現出政治經濟學回歸。

自19世紀中後期以來，經濟學在替代政治經濟學的進程中，弱化甚至剔除了對經濟活動的價值評判，這種處理部分是因為價值評判難以數學表達從而影響經濟學的科學化訴求，部分是因為經濟學認為要素邊際收益能夠解決參與者的「分配合理性」。結果「正是團結在這桿旗幟下的舊式思想力量，即長期均衡的資源最優配置，使所謂價值理論和分配理論與歷史時間的結合以及所謂的福利理論和人類生活的結合，在理論方面進步緩慢」。(26)事實上，經濟學者對經濟行為的分析總是隱含著某種價值取向的，例如新古典經濟學特彆強調效率、均衡、自由競爭以及社會達爾文主義，「認為經濟學在這層意義上必須獨立於價值判斷的觀點，其本身也未完全擺脫價值判斷……我們應將明確聲明的價值判斷與被掩蓋的或隱晦的價值判斷區別開，後一種是危險的，因為它會使實質上的政治論點貌似科學論點」。(27)更重要的是，邊際生產力理論未必能證明市場分配的必然合理性，原因是市場分配機制有賴健全且可有效實施的制度，以「緩和出身、運氣等隨機因素對個人在社會結構中的影響」。(28)這意味著經濟活動即使能夠基於稀缺資源優化配置而實現效率提高，但這能否直接對應人類福祉的改善卻是不確定的。上述格局促使人們在20世紀中後期以來反思主流經濟學，並在結合倫理學和引入分配研究的基礎上體現經濟學說的價值評判功能。例如，阿馬蒂亞·森圍繞經濟活動對人類社會進步的意義，深入而系統地探究了貧困、饑荒、自由和經濟的不平等問題。作為此類研究的概括，阿馬蒂亞·森強調「經濟學的倫理學根源和工程學根源都有其自身的合理成分。但是，在這裡，我想要說明的是，由『倫理相關的動機觀』和『倫理相關的社會成就動機觀』所提出的深層問題，應該在現代經濟學中佔有一席重要地位」。(29)作為對上述思路的延續以及對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的回應，皮凱蒂強調應像19世紀古典政治經濟學那樣，將收入不平等問題重新置於經濟分析的核心，其思想淵源是「我不喜歡『經濟科學』(economic science)這一表述，為其中的極端傲慢感到震驚，這是因為它暗示了經濟學獲得了比其他社會科學更高的科學地位。我更喜歡『政治經濟學』(political economy)這一表述，它可能顯得有些過時，不過在我看來傳遞了經濟學和其他社會科學的唯一區別：其政治、規範和道德目的」。(30)上述情形表明，經濟研究不應局限於稀缺資源最優配置這一主題。如果說森和皮凱蒂等基於新格局、採用新工具探究了古典政治經濟學的主題，那麼新古典政治經濟學重新關注財富分配的價值評判維度體現出政治經濟學的回歸。

資本主義走向成熟的實踐背景與規避意識形態爭論的思想背景相互疊加，導致主流經濟學弱化甚至屏蔽了制度反思(以及學說反思)的特徵。在主流經濟學看來，在資本主義制度框架下，以市場競爭為核心機制的經濟運行能夠實現社會福利最大化，1929-1933年的大蕭條和20世紀70年代的「滯脹」均可視為對上述機制的偏離。問題在於，如果將危機理解為經濟運行對市場競爭的偏離，那麼資本主義制度下這種「偏離」為何會像馬克思預言的那樣周期性發生，儘管金融化、全球化、科技革命和國家功能導致危機的具體形態出現了變化。2008年的美國次貸危機及其衍生的國際金融危機即為危機史的一部分，它既不是危機的開端也不會是危機的終結。此外，自20世紀70年代末期以來，此前實行計劃經濟體制的多個國家開啟了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型，但國際社會基於「華盛頓共識」向拉美國家推薦的私有化、自由化和金融化方案卻遭遇了挫折。「危機仍在發生但危機形態出現變化」這一事實意味著，承接政治經濟學的特徵，基於變動的實踐展開對資本主義及市場機制的「制度反思」仍應是經濟研究的組成部分。在這一線索中，自20世紀中後期以來，諸多學者試圖結合實踐變動對資本主義制度和自由市場機制進行重新反思。與馬克思的思路一致，這些努力也強調資本主義和自由市場是人類社會演變的過渡形式而不是終結形態，並據此探究資本主義制度和自由市場機制的演進趨向和實現條件。例如，保羅·斯威齊立足於資本主義本質——剩餘價值的生產和資本家的積累衝動——提出了一個以資本積累為動因的消費不足危機理論，由此研判自由資本主義改良的前景及整體性制度變革的條件。(31)戈登等提出了積累的社會結構理論(Social Structures of Accumulation，簡稱SSA理論)，(32)後續科茲等進一步發展了SSA理論。(33)該理論將資本主義增長和停滯的周期與資本主義制度結構改變的周期聯合起來，從而在馬克思主義和凱恩斯主義之間形成理論連接，在資本主義內在壓力與社會結構回應之間形成邏輯關聯，維克托·D.利皮特即基於SSA理論分析了戰後社會積累結構的演進及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的實質成因。(34)類似地，阿格利埃塔(Aglietta，M.)、博耶(Boyer，R.)和利比茲(Lipietz，A.)則創立了批判當代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學流派「法國調節學派」，該學派採用制度形式、調節模式等中間層次來剖析當代資本主義。(35)近來，韋斯科普夫在回顧激進政治經濟學50年發展史時，強調未來資本主義矛盾有兩個基本來源：一是社會環境惡化和隨之而來的國內動蕩和矛盾；二是自然環境惡化和隨之而來的地球生態資產的消耗和破壞。(36)魯品越則在經濟哲學維度探究了馬克思的資本積累分析，強調資本增值運動在發展生產力的同時會導致勞動者的貧困化、自然資源與環境的貧困化、人的社會關係和精神世界的貧困化。(37)顯然，新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基於變動的實踐對資本主義制度和自由市場機制進行了再剖析，這隱含著對社會演進特徵和人類共同前景的關照，並在制度反思意義上體現出政治經濟學的回歸。

自20世紀中後期以來，社會嵌入、價值評判、制度反思等特徵重新受到關注，這使經濟學說呈現出某種程度的政治經濟學回歸，社會嵌入暗示著應將社會—政治結構及制度因素引入經濟分析，它以新制度經濟學為主要代表；價值評判意味著應在財富增長之外關注分配和福利，它以新古典政治經濟學為主要代表；制度反思則表明應立足於制度多樣性探尋資本增值與資本內在否定性之間的平衡，它以新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為主要代表。就成因而言，政治經濟學回歸源於實踐發展與理論供給之間的背離，即主流經濟學在闡釋實踐中面臨著若干局限，例如，難以揭示制度變遷及其對經濟發展的作用，難以內生財富分配對福利改進的含義，難以闡釋資本主義制度增長與危機的關聯。「問題導向」推動了經濟學向政治經濟學的回歸，這一轉型突出體現了經濟學說的社會科學屬性，以及經濟研究對真實世界和社會進步的回應，儘管其在某種意義上以降低研究的數學化程度為代價。值得強調的是，政治經濟學回歸不是對主流經濟學的系統性否定，而是在研究主旨層面的拓展，主流經濟學旨在探究稀缺資源有效配置問題，政治經濟學回歸則探究這種配置的社會—政治結構、配置結果的價值追問以及制度動態演進的方向。政治經濟學回歸不是說主流經濟學是「錯誤的」，而是說主流經濟學是「不足」的。政治經濟學回歸也不是對古典政治經濟學的重複，而是承繼政治經濟學的學科特徵，採用包括新古典經濟學方法在內的多元工具去回應全球化時代的現實經濟問題。立足於現階段的經濟實踐並採用多元方法意味著此回歸相對於古典政治經濟學是「螺旋式上升」。政治經濟學回歸還意味著知識生產方式正悄然發生變化：經濟分析凸顯社會嵌入、價值評判和制度反思表明研究是「問題和實踐導向」，而不是「學派和學科導向」。在理論學說更好地回應真實世界這一主旨下，經濟學說內部不同流派應形成對話和協作機制，經濟學也應從與政治學、社會學、倫理學、哲學和法學的「交叉處」找尋真正的議題。同時，服務於研究主題而不是純粹的「科學化」訴求，數理方法、統計方法、案例方法、試驗方法、比較方法等均應在研究中受到重視，只要這些方法有助於人們對真實世界形成簡約有效的知識體系。概括起來，20世紀中後期以來，政治經濟學回歸正成為經濟學說演進的特徵事實，這一再轉型在實踐和思想層面具有超越特定地區的廣泛意義，它自然也成為理解中國經濟發展及學說選擇的基點。

四、中國經濟發展的歷程及其理論學說嬗變

1949年新中國成立是我國發展史甚至人類發展史上的重大事件。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經濟實踐的根本命題是「社會主義制度的發展中大國如何實現持續發展和共同富裕」。這一命題包括了三個維度的界定。(1)社會主義制度是指中國共產黨在以黨建國之後確立了區別於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這一制度可表徵為工具意義上的所有制、分配製度、經濟運行機制等安排，也可表徵為目標意義上相對於資本主義更能契合人類發展前景，即更能促進生產力發展並改善絕大多數成員的福祉，它構成了理解中國經濟發展戰略、政策和理論學說選擇的社會基礎。(2)發展中大國是指中國面臨著人口龐大且生產力落後的國情，這一國情意味著中國面臨著解放和發展生產力以及關注不同群體和區域發展「異質性」等多重使命。在全球化背景下，發展中大國還面臨著發達國家業已設定的國際經濟政治格局，中國需要在以開放促發展和增強「內在穩定器」之間形成動態平衡。發展中大國為理解中國經濟實踐和學說演進提供了約束條件。(3)持續發展和共同富裕是指中國經濟實踐的本質追求是持續性、包容性發展，這種價值取向也與社會主義制度的經濟目標邏輯一致。生產力水平提高、財富規模擴大、經濟增速抬升是經濟發展的追求，但增長的成本控制以及增長帶來絕大多數成員的福利改善也是經濟發展的目標，經濟實踐應避免陷入長期貧困境地，也應避免落人兩極分化陷阱。持續發展和共同富裕構成了理解中國經濟實踐及學說選擇的目標取向。顯然，社會基礎—約束條件—目標取向「三位一體」支撐起中國經濟實踐和理論展開的內在邏輯，中國經濟實踐及學說演進的主線即在社會主義制度和發展中大國條件下，如何有效地實現持續發展和共同富裕這個根本目標。

從根本命題出發，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的經濟實踐可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1949-1978年的計劃經濟時期。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我國在相繼經歷了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之後，首先面臨著國民經濟秩序重建的歷史使命。基於此，作為社會主義國家，我國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快速推進了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並實施了以重工業優先發展為戰略取向的工業化。重工業的特徵是資本密集使用、就業需求偏低、建設周期較長、收益迴流緩慢，而新中國成立初期我國的實際稟賦條件卻是資本短缺且勞動力充裕，重工業優先發展與資源稟賦條件之間的衝突就內生出相應的制度安排：以扭曲要素和產品價格為主要內容的宏觀政策環境、高度集中的資源計劃配置制度以及缺少自主權的微觀經濟機制。(38)這些制度安排的核心是中央政府通過指令性計劃，促使經濟資源尤其是資本要素集中並優先用於重工業，進而達成重工業的跨越式發展和獨立完整工業體系的建構。作為黨建國家和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發展中國家，我國政府也擁有動員和配置經濟資源的能力，這為計劃經濟體制和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的實施提供了支撐。就結果而言，我國計劃經濟時期的經濟實踐產生了兩重效應。一是在初始條件極端艱難的條件下建立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這保障了國家安全、恢復了經濟秩序並為後續的持續增長創造了條件。姚洋、鄭東雅指出，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因重工業的技術和金融外部性而具有促進長期發展的積極作用。(39)二是作為經濟資源的實際配置者，中央政府難以充分掌握並有效處理市場信息，也難以對不同部門或區域的經濟參與者提供有效激勵，且重工業優先發展的資本積累模式也加劇了城鄉間的二元反差，其最終結果是國民經濟低效率並在20世紀70年代末瀕臨崩潰。

第二階段是1978年以來的改革開放初期。這一時期我國經濟實踐是在建成獨立工業體系的前提下，通過對內的市場化改革和對外的全球化融入來集中解決經濟效率問題，以此形成對計劃經濟時期長期低效率的積極回應。由此，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推動下，通過經濟體制改革來解放和發展生產力，促進經濟總量增長就成為此階段的核心目標。從經濟體制改革的軌跡來看，我國先後經歷了多種類型的嘗試和多個階段的演變：從計劃經濟體制到「計劃經濟為主、市場經濟為輔」，再到「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直至1992年確立了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伴隨著改革目標的持續探索及逐步明晰化，我國在實踐維度開啟了從農村改革到城市改革、從增量引入到存量調整、從有限開放到全面開放、從商品市場改革到要素市場改革、從企業體制改革到金融財稅貿易的系統性經濟改革。相對於計劃經濟時期，改革開放初期的實踐呈現出多維度的轉型特徵：發展導向從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轉向更能耦合稟賦條件的比較優勢戰略；所有制結構從單純的公有制轉向公有製為主體、多種所有制並存的狀態；分配方式從普遍的平均主義轉向更多強調經濟主體貢獻的有差別分配格局；經濟運行方式則從中央政府的強制性指令轉向更多依靠價格配置資源的市場機制。簡單地說，改革開放初期我國實施的是中央政府向農村、企業和地方政府的多方位「分權式改革」，這極大地增強了要素流動性和要素配置效率，激發了微觀經濟主體的經濟活力和創造力，從而最終帶來經濟總量的持續增長。1978年以來我國GDP年均增長率超過9.7%就是例證，持續高增長也使我國從低收入國家步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然而，此時段我國經濟體系中商品市場化與要素市場化不同步，社會體系中經濟體制改革與社會政治改進不匹配，全球體系中域外經濟格局對中國經濟發展的影響也不穩定，其結果是我國經濟高速增長的粗放特徵顯著，能源利用和生態維護的壓力增加，經濟增長遭遇外部波動性的影響增強，且增長成果在不同群體間的配置差距也在擴大，整個經濟面臨著不平衡、不協調和不可持續的風險。

顯而易見，我國經濟實踐的兩個階段均服務於「社會主義制度的發展中大國如何實現持續發展和共同富裕」這個根本命題。圍繞該命題，計劃經濟時期的首要任務是恢復和重建經濟秩序，而改革開放初期的主要工作是提高生產效率、增加財富總量。這兩個時段存在著前後依存、承繼、變革和突破的關係，它們均構成了社會主義制度下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經濟演進史。計劃經濟時期形成的工業體系是後續持續高速增長的前置條件，但其內生的低效率卻成為市場化轉型的變革對象。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總量的持續高速增長是特徵事實，但這不表明持續發展和共同富裕目標已經達成，當前和未來中國經濟實踐的焦點是在總量增長基礎上實現持續發展和共同富裕，此進程中「過去的成功並不能保證未來的繁榮」。(40)值得強調的是，上述歷程伴隨著我國用以指導實踐的經濟學說發生演變，計劃經濟時期我國的經濟學說「應該說就是50年代初在斯大林主持下寫成的蘇聯版《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社會主義部分)》的那個範式」。(41)新中國成立初期，我國的經濟理論引入「蘇聯範式」或「斯大林政治經濟學」是一個自然的選擇，原因是，蘇聯作為社會主義陣營的領導者保持著對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影響力，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則被視為斯大林等對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新發展；同時，蘇聯「二戰」前後的高增長績效也引人注目，這促使中國從「斯大林政治經濟學」中找尋恢復經濟秩序的秘訣。基於「斯大林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影響與中國重建經濟秩序的內在需求，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生產資料公有制、按勞分配、計劃經濟不僅被視為實現經濟目標的工具，而且被視為社會主義制度的體現。改革開放時期，我國在理論層面突破了對社會主義制度的認識，即修正了「社會主義制度=公有制+按勞分配+計劃經濟」的工具性認識，更強調從生產力發展和共同富裕的功能視角來理解社會主義制度。由於釐清了市場經濟的工具性質並在實踐中推進市場化改革及對外開放，促使聚焦於稀缺資源配置的主流經濟學在我國的快速引入和廣泛傳播，主流經濟學在中國形成了對「斯大林政治經濟學」的替代，新古典綜合經濟學對市場配置資源的強調則成為我國經濟體制轉型的重要理論來源。

五、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雙重邏輯

圍繞「社會主義制度的發展中大國如何實現持續發展和共同富裕」這個根本命題，我國經濟實踐經歷了計劃經濟時期和改革開放初期兩個階段，並完成了經濟秩序重建和經濟總量提升兩大任務，經濟學說也經歷了「斯大林政治經濟學」和新古典綜合經濟學的引入。當前，我國經濟在變動的國內國際格局中正處在新的起點，也面臨新的使命，在總量增長的前提下更好地實現持續發展和共同富裕，已經成為當前和未來我國經濟建設最為根本的目標，社會主義制度的發展中大國實現持續發展和共同富裕這一目標是史無前例的，「斯大林政治經濟學」和新古典綜合經濟學均難以有效支撐這種實踐進程。基於此，有必要在經驗層面認識我國經濟發展的當代歷程及特徵事實，在理論層面闡釋我國經濟發展的基本邏輯和動力機制，進而為我國經濟持續發展和共同富裕的實現提供理論依據。這種理論建構過程既是對中國經濟發展的規律性認識，也可為拓展已有學說並啟示其他後發國家貢獻「中國智慧」。近來我國提出要發展和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即是對這種格局的積極回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這個命題的提出，既體現了我國對世界範圍內經濟學說演進動態的緊密契合，也體現了對中國經濟實踐更為主動、更為深刻的認識訴求，因此它具有理論和實踐演進的雙重邏輯，並暗示著中國從此前的經濟學說單向引入轉為經濟理論的主動建構。

從理論邏輯來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體現了政治經濟學回歸這種演進趨勢。中國主動建構的經濟學說不是沿襲傳統古典政治經濟學，也不是套用新古典綜合經濟學，而是基於政治經濟學回歸形成更具主題包容性、更能契合真實世界的理論學說。這是因為，脫胎於古典政治經濟學尤其是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斯大林政治經濟學」解決了中國經濟秩序重建問題，但卻帶來了經濟低效率和整個社會的普遍貧困。新古典綜合經濟學論證了市場在資源優化配置中的作用，激發了中國的增長潛能但卻伴生著不平衡、不協調和不可持續的風險，對中國經濟經驗和發展方式的認識「需要對已有的西方主流經濟學信條以至知識體系保持必要的警惕」。(42)現階段我國經濟面臨著持續發展和共同富裕使命，繼續以上述理論來指導中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則理論的局限性及其對實踐的負面影響將漸趨增加。能夠指導未來中國實踐的理論應能對這兩者進行必要的綜合和超越。如前所述，經濟學說在經歷了古典政治經濟學向主流經濟學的轉型之後，出現了政治經濟學回歸的再轉型或特徵事實。此種轉型是在強調問題導向性、方法多樣性、學科交叉性的基礎上，促使經濟研究超越給定條件下的資源配置分析，關注社會嵌入、價值評判、制度反思等真實經濟運行環境，從而將主流經濟學屏蔽或忽視的因素重新引入分析之中，這種理論演進格局為我國主動建構經濟學說提供了思想資源。作為社會主義發展中大國，我國的經濟建設是在黨建國家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大背景下展開的，經濟建設與社會、政治等維度的整體變遷存在著關聯關係，市場機制也與隱藏在此機制背後的產權結構、交易制度等緊密相關，這使中國的經濟發展和理論建構必須在考慮社會嵌入的前提下展開。從價值取向來看，持續發展和共同富裕是經濟實踐的最終訴求，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要求經濟增長具有大國比較中的相對優勢，也要求經濟增長低成本並能更好地實現共同富裕，這使中國的經濟發展必須追問其與這種價值指向的契合度。更重要的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凸顯了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的重要性，市場化以及資本邏輯在帶來經濟增長的同時也引致了多重挑戰，且市場、政府、社會之間的「制度互補」障礙也成為前進道路上的制約因素。我國需要在社會主義制度下依靠全面深化改革來最大限度地消除上述弊端，這使經濟發展必須在保持經濟制度反思的基礎上探尋目標的有效實現。概言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是政治經濟學回歸這一理論演變的本土體現。

從實踐邏輯來看，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經濟實踐呈現出一連串的「異質性」或多個面向，這種複雜性特徵影響已有學說尤其是主流經濟學的解釋力。主流經濟學對中國經濟的某些部分是有說服力的，但不能形成對中國經濟多個面向的系統解釋。在新古典綜合經濟學中，經濟制度以及市場配置資源的價值取向是外生給定的，然而在中國，上述假定卻需要重新審視。首先，中國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正在進行經濟制度的連續變革，社會主義制度集中表現為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對持續發展和共同富裕的目標訴求，經濟制度變革集中表現為從計劃經濟體制轉向市場經濟體制，這種變革是涉及產權制度、交易制度、分配製度、政府經濟調控制度的系統性變革，而產權制度等則涉及形成這些經濟制度的社會—政治結構的持續改進。迄今為止中國的經濟制度轉型「還在路上」，尤其是要素的市場化改革和政府的公共產品供給機制仍存在極大的改進空間。經濟制度的連續變動以及變動的結構特徵意味著經濟發展必須考慮經濟制度及其變遷，不能先驗地將經濟制度假定為外生給定並以此展開研究。其次，新中國成立以來，經過經濟秩序重建和總量快速增長，我國已經成長為對世界格局具有重要影響力的經濟大國。就經濟增長而言，我國在改革開放之後創造了舉世矚目的「奇蹟」。然而，中國經濟高速增長具有對物質資源投入倚重的粗放特徵，增長伴生的生態環境壓力在不斷攀高，增長成果在不同群體間的分配差距也趨於擴大，迄今尚未最終實現持續發展和共同富裕的目標。中國經濟在很大程度上面臨著「增長績效顯著但結構矛盾突出」的雙重特徵，而且從不同的基準出發可能會得出對經濟績效的不同評判，與價值評判相聯的發展理念對中國經濟發展則具有提綱挈領的作用。再次，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對社會主義的認識經歷了從工具界定到功能界定的轉變。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明確了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主義則集中體現為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生產力發展和共同富裕目標訴求，市場經濟則被視為實現這一目標訴求的運行機制。從目標取向來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現了對單純市場經濟缺陷的制度反思，其實質是通過政府—市場的雙重塑造來實現市場的資源配置優勢，同時消解市場機制的內在缺陷。據此，中國需要關注整體層面政府—市場的關聯關係，同時需要關注政府和市場各自的結構特徵，即政府層面的中央—地方的關聯關係以及市場層面的要素—商品的關聯關係。如果說改革開放初期是對此前計劃經濟的制度反思的話，那麼現階段我國同樣需要對市場自由、資本邏輯、資本與權力可能扭結的制度進行反思。最後，作為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發展中大國，中國改革開放之後的經濟發展與全球化進程相互連接，而中國面臨的國際經濟政治秩序很大程度上卻是「外生鎖定」的，中國難以像歐美等經濟體那樣從容不迫地推進工業化、城市化，也難以像東亞的小國那樣採用出口導向戰略實現經濟起飛。聯繫到價值評判和制度反思，則中國經濟是在更為嚴苛的外部條件(給定的國際經濟政治秩序)下實現更為高遠的發展目標(持續發展和共同富裕)，此格局不存在先例、成熟經驗及相應的理論資源，它需要中國在參與全球化和挖掘內部動力之間保持動態平衡。總之，中國的經濟實踐服務於「社會主義制度的發展中大國如何持續發展和共同富裕」這一命題，由此延伸開來，經濟制度的連續變革、發展理念的審慎權衡、運行機制的反思改進和對外關聯的策略選擇，意味著中國的經濟發展是一個具有獨特性、挑戰性的命題，它為探尋發展道路的多樣化以及人類社會演進的共同未來提供了可能，這形成了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實踐邏輯。

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構建路徑

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契合了政治經濟學回歸這一理論趨向，耦合了中國謀求持續發展和共同富裕這一實踐進程。圍繞「社會主義制度的發展中大國如何實現持續發展和共同富裕」的實現，古典政治經濟學和主流經濟學均存在局限，由此也就面臨著當代化、本土化的任務。契合政治經濟學回歸的趨勢並深植於本土實踐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更具有對中國經濟問題的解釋力和指導力。就理論建構的實踐意義而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需要聯繫社會制度闡釋當代中國經濟的演進軌跡及機制，需要在價值評判的基礎上探究中國經濟發展對共同富裕等目標的意義，需要在制度反思的意義上探究中國經濟運行及制度演變的趨向。從本質上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即是對中國經濟實踐的規律性認識。作為世界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的經濟實踐以及對實踐的規律性認識具有超越國境的全球意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主要服務於解釋本國經濟、解決自身難題，但理論建構過程對其他發展中國家具有啟示價值，它為理解經濟發展方式和理論學說的多樣性提供了契機。此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是政治經濟學回歸的體現，其試圖對中國經濟發展的「異質性」進行理論闡釋，這一努力推動了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當代化和本土化，拓展了主流經濟學的研究視野與分析範式，因此對推進經濟學的理論和方法論創新具有積極作用。概言之，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具有理論和實踐演進的雙重邏輯，同時具有推動實踐發展和理論創新的雙重貢獻，它試圖探尋人類經濟發展的多元路徑，並形成經濟學說創新的中國元素。

對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而言，中國經濟實踐既提出了構建需要，也提供了構建條件。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先後經歷了「斯大林政治經濟學」和主流經濟學的引入，這使人們能夠基於中國實踐比較、檢視和反思不同學說的效力，在全球化背景下，不同思潮的交流碰撞、不同方法的交匯融合，為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準備了思想基礎。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經濟發展在時間、空間、績效等方面所表徵出的多個向度，也為不同學說的競爭與綜合尤其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構建提供了豐富素材。進入21世紀之後，中國經濟學人在批判「蘇聯範式」之後開始反思主流經濟學對中國的價值，這種反思與政治經濟學回歸的趨勢是一脈相承的，立足真實世界創新理論與不同學者的多元知識背景相結合，為本土實踐的理論提煉及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提供了前置條件。此外，圍繞「社會主義制度的發展中大國如何實現持續發展和共同富裕」，中國決策者不是簡單移植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或主流經濟學的思想學說，而是關注特定學說的隱含假設及本土實際，採用「依據實踐檢驗和修正經濟理論」的基準，並確立了經濟發展的目標取向、運行機制、產權結構、分配製度、政府職能等，這些為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做了必要探索。伴隨著經濟實踐的展開以及研究能力的提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有條件從目標願景轉為有效的具體方案。

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需要消除對傳統馬克思政治經濟學和主流經濟學的教條，即在脫離假設條件下將上述理論的某些觀點作為中國實踐的理論來源。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本質是基於政治經濟學回歸的背景，回應中國這個社會主義制度的發展中大國的經濟發展問題，即從中國實踐出發，抽象出規律性的理論學說，進而用其解釋和指導中國經濟發展。上述理解內含著理論建構的展開次序，而這種構建是包含若干環節的系統工程。第一，開展國情分析，即通過官方統計和民間調研等途徑，形成對中國經濟發展初始條件、展開歷程、主要舉措、實際績效等的大樣本數據資源，該資源應能準確、全面地反映中國經濟發展的複雜圖景，以為後續的理論建構工作提供可靠的邏輯起點。第二，概括特徵事實，即基於國情的大樣本數據，概括中國經濟發展在目標與約束、時序與空間、總量與結構、成效與問題等維度的主要特徵，比較這些特徵與其他經濟體發展進程的一致性和異質性，並將這些特徵事實視為理論建構的「解釋對象」。第三，提煉核心概念，即從中國經濟的特徵事實出發，在政治經濟學回歸的基礎上提出分析的核心概念。這一概念可採用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價值」、「資本」等，也可採用主流經濟學的「價格」、「均衡」等，但須基於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發展中大國如何實現持續發展和共同富裕」賦予概念新的內涵。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分工」能夠較好地契合社會嵌入、價值評判、制度反思等主旨，並可與主流經濟學的價格機制等形成對接。「研究勞動分工，就是研究市場，因之也就是在研究整個經濟」。(43)由此，「分工」是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可供選擇的核心概念，這一核心概念進而可延展為包括制度、分工、福利、經濟制度改進等的概念系統，此概念體系可與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規定性、經濟體制動態變遷、經濟績效多重表徵等形成關聯。第四，形成理論命題，即依照邏輯推演，採用數理模型、文字模型等「簡約形式」刻畫概念間的相互關係。從拉卡托斯的科學研究綱領出發，理論命題這一「硬核」需要與輔助性假設、保護「硬核」的啟示性規則等形成理論體系。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而言，此理論體系的關鍵是概念的邏輯表述能否契合中國經濟的特徵事實，而不在於理論是否採用了數學或其他類型的表述方式。第五，推進理論檢驗，即通過統計分析、計量分析、案例分析、國際比較甚至量化歷史等方法，測度理論命題的穩健性和解釋力，也即檢驗理論命題是不是對中國經濟的規律性認識。為了確保檢驗效果的準確性，則長時期和細緻性的國情考察就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如果檢驗能夠通過，那麼建構的理論命題就可被視為具有說服力的經濟學說。第六，凸顯學說價值，即建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就是對中國經濟實踐的認識深化過程，這種認識應為持續發展和共同富裕目標提供理論支撐。同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回答了「社會主義制度的發展中大國如何實現持續發展和共同富裕」的問題，其理論建構可為其他發展中國家的道路選擇提供參考，並為政治經濟學回歸這種理論趨向提供「中國貢獻」。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建構路徑是認識國情—概括特徵—提煉概念—形成命題—檢驗理論—凸顯價值。在具體建構中，前一環節通常成為後一環節展開的邏輯前提，但考慮到不同機構或學者的旨趣，則各環節可在分工和協作的背景下並行推進。此情形也表明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是一個系統性、交叉性和長期性的工程。「系統性」是說，中國經濟發展是在社會嵌入、價值評判和制度反思中進行的，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必然關聯經濟、社會、政治等維度的系統變革，且理論建構是從認識國情到凸顯價值的多環節過程，希冀依靠某個領域或某個環節的單兵突擊難以最終達成建構使命。「交叉性」是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契合了政治經濟學回歸的趨勢，且中國經濟發展並不以單純的財富增長為歸宿。這意味著，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需要關注國內—國際、歷史—當代、經濟—社會等因素的相互作用，需要關注經濟學與社會學、政治學、哲學、法學等學科的交叉融合。將理論構建局限於經濟學單個學科的思維是狹隘的。「長期性」是說，中國經濟發展實踐是動態演變的，其發展績效也需在長期內觀察和評判，理論建構則涉及從國情認識到價值凸顯的諸多環節，對實踐的規律性認識也需要探索、試錯和修正。這些表明，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是長期過程，不能期望短期依靠政府的集中動員即可形成最終成果，也不能將經濟政策文本直接等同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

經濟學說是人類對經濟活動的認知的產物，經濟實踐變動引致了經濟學說的嬗變。15世紀末16世紀初的資本主義興起，導致此前的零散經濟思想轉向系統的古典政治經濟學，政治經濟學在形成中凸顯出社會嵌入、價值評判和制度反思等特徵。19世紀中後期之後，社會實踐導致政治經濟學的學科特徵和方法論遭遇挑戰，經濟學說出現了從古典政治經濟學向經濟學以及主流經濟學(新古典綜合經濟學)的轉型。20世紀中後期以來，經濟學說的研究旨趣和方法呈現出某種程度的「政治經濟學回歸」，現階段此回歸正成為研究領域的特徵事實，新制度經濟學、新古典政治經濟學、新馬克思主義學派分別從社會嵌入、價值評判、制度反思等維度體現了政治經濟學回歸。經濟學說演變對中國經濟實踐和理論發展具有啟示價值。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圍繞「社會主義制度的發展中大國如何實現持續發展和共同富裕」這個根本命題，先後經歷了經濟秩序重建的計劃經濟時期和經濟總量增長的改革開放初期，在學說層面則先後推動了斯大林政治經濟學和新古典綜合經濟學的引入。當前我國經濟處在實現持續發展和共同富裕的新階段，經濟學說需要耦合政治經濟學回歸趨勢，從理論範式的被動引入轉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主動建構。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具有理論和實踐演變的雙重邏輯，且應依照認識國情—概括特徵—提煉概念—形成命題—檢驗理論—凸顯價值的路徑推進。此過程對於精確認識中國經濟實踐、彰顯理論創新的中國貢獻具有重要價值。

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促使人們重新思考經濟學的科學性和方法論。如果將「科學」界定為研究對象的客觀性、研究過程的可控性和研究結論的可證偽性，則包括主流經濟學在內的經濟學說均難以被稱為「科學」。主流經濟學在剔除制度因素和價值評判的前提下，試圖利用數學化方式來體現研究的科學性，此種努力有助於學科傳播但會損害學說對真實世界的解釋力。經濟學的科學屬性不應以表述方式或結論的可證偽性作為唯一尺度，其科學性更體現為因耦合社會學科性質而對經濟發展趨勢的前瞻性判斷以及對人類社會改進的積極作用。將自然科學標準移植到經濟研究方面可能導致削足適履。從方法論角度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以政治經濟學回歸為背景，其理論建構需要耦合中國經濟實踐，並考慮社會嵌入、價值評判、制度反思等特徵，由此應將經濟分析置於社會關係、價值審視和動態演進的視野中，經濟學與社會學、政治學、哲學、法學等的交叉融合是建構的內在要求。基於此，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需要以問題為導向，而不是以學科為導向；應強調按照重大實踐問題來整合學科資源和方法論，而不是依照已有學科分類來形成對實踐的板塊化認識；應強調不同方法對中國經濟多個向度的融合回應，而不是某種方法相對於其他方法的絕對優勢。分析方法的多樣性及研究者的知識互補有助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建構，並最終彰顯對中國經濟發展和理論學說創新的積極作用。

來源：《政治經濟學評論》2016年第5期

①葉航：《超越新古典——經濟學的第四次革命與第四次綜合》，《南方經濟》2015年第8期。

②張雄：《政治經濟學批判：追求經濟的「政治和哲學實現」》，《中國社會科學》2015年第1期。

③熊彼特指出「科學的經濟學體系建立於十八世紀(貝卡里亞、亞當·斯密與杜爾閣)，經過幾番『革命』，體現於約翰·斯圖爾特·穆勒的《政治經濟學原理》一書中。接著，由於邊際效用原理的引進，這個體系又經歷了一次革命(傑文斯、門格爾、瓦爾拉)」。參見熊彼特：《經濟分析史》(第三卷)，朱泱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4年，第558頁。

④熊彼特強調在18世紀，「道德哲學指的是與『自然哲學』相對的社會科學(即有關『心靈與社會』的科學)，自然哲學指的是自然科學加數學。當時道德哲學是大學課程中的一個學科，主要由自然神學、自然倫理學、自然法學以及政策學(或『治安學』)構成，而政策學又分為經濟學和財政學(『稅收』)」。參見熊彼特：《經濟分析史》(第一卷)，朱泱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年，第224頁。

⑤約翰·伊特韋爾等編：《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第3卷)，陳岱孫等譯，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1996年，第969頁。

⑥熊彼特：《經濟分析史》(第一卷)，朱泱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年。

⑦魁奈：《魁奈經濟著作選集》，北京：商務印書館，1979年。

⑧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下卷)，郭大力、王亞南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74年。

⑨西斯蒙第：《政治經濟學新原理》，何欽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8年。

⑩李斯特：《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陳萬煦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61年。

(11)西斯蒙第指出，「由於財產集中到少數私有者手中，國內市場就必定要日益縮小，工業就必定日益需要國外市場，因而該國的工業就要受到更加巨大的波動的威脅」。參見西斯蒙第：《政治經濟學新原理》，何欽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64年，第217-218頁。

(12)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

(13)馬克思指出，「資產階級的生產，由於它本身的內在規律，一方面不得不這樣發展生產力，就好像它不是在一個有限的社會基礎上的生產，另一方面它又畢竟只能在這種局限性的範圍內發展生產力，——這種情況是危機的最深刻、最隱秘的原因，是資產階級生產中種種尖銳矛盾的最深刻、最隱秘的原因，資產階級的生產就是在這些矛盾中運動，這些矛盾，即使粗略地看，也表明資產階級生產只是歷史的過渡形式」。參見《剩餘價值理論》(第三冊)，《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三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86-87頁。

(14)傑文斯：《政治經濟學理論》，郭大力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年。

(15)約翰·伊特韋爾等編：《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第3卷，第487-488頁。

(16)約翰·內維爾·凱恩斯：《政治經濟學的範圍與方法》，黨國英、劉惠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01年。

(17)萊昂內爾·羅賓斯：《經濟科學的性質和意義》，朱泱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年。

(18)瓊·羅賓遜認為，「凱恩斯革命」有三個方面的重要意義：一是把資本主義制度看成制度的一種，即一種不斷變化的事物和一個歷史發展階段；二是恢復被自由放任理論所取消的道德倫理問題；三是在經濟理論中加進時間因素，從而使經濟學理論與歷史發生聯繫。參見瑪喬里·謝潑德·特納：《瓊·羅賓遜與兩個劍橋之爭》，胡希寧等譯，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0頁。

(19)巴里·克拉克：《政治經濟學——比較的觀點》，王詢譯，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1年。

(20)陳振明：《政治學前沿》，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

(21)Romer,P.M,"Mathiness in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American Economic Review:Paper & Proceedings,vol.105,no.5(2015),pp.89-93.

(22)約翰·伊特韋爾等編：《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第3卷)，第682頁。

(23)赫伯特·金迪斯：《理性的邊界》，董志強譯，上海：格致出版社，2011年。

(24)Acemoglu,Daron,Camilo Garcia-Jimenno and James A.Robinson,"State Capacit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A Network Approach",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105,no.8(2015),Acemoglu,Daron,Francisco A.Gallego and James A.Robinson,"Institutions,Human Capital and Development",Annual Reviews of Economics,vol.6,no.1(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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