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慶雨：《金瓶梅》對中國「長篇小說精神」建構的貢獻

摘要：明代四大小說各具特色，論場面宏大《三國》首當其衝；論結構特色《水滸》謂匠心獨運；論人物塑造的靈動可感《西遊》無愧首腦，論人情事理《金瓶梅》則堪稱大宗者。

《金瓶梅》給予中國長篇文學創作的深度影響，主要是對人性現實的態度和悲憫情懷展示這兩方面。人情現實主題決定了作品人性揭示的深切；悲憫情懷的彰顯決定了作者深刻哲學思想的美學性表達。它開拓了中國長篇小說創作主題選擇視域，豐富了中國長篇小說的文學精神內涵。

關鍵詞：金瓶梅；人情事理；悲憫情懷；長篇小說精神建構

夢梅館本《金瓶梅詞話》。

產生於我國明代中晚期的長篇小說《金瓶梅詞話》（下簡稱《金瓶梅》），在中國小說發展史上的獨特地位,以及其文本在中國敘事文學發展中所具有的轉型意義的討論，歷時長久，宏論多多，不甚枚舉。《金瓶梅》就長度而言，百萬言之巨，可謂十分的長；就密度而言，「說它是明代中後期中國社會的縮影也可，說它是中國封建社會的百科全書也無不可。」[1]那麼，《金瓶梅》給予中國長篇文學創作的深度影響究竟是什麼呢？

筆者認為，主要就在於對蘭陵笑笑生對於人性的本質於文學所作出的真實刻畫，並通過虛擬的故事文本建構，還原著現實中真實存在的醜惡之行和痛苦之情。並由此反映出一個行將崩塌的王朝末日，是如何扭曲著人的靈魂？如何消解了人性中的真、善、美？如何鼓動起人性中假、丑、惡的慾望並加以彌散，而使得一個個鮮活的生命在無盡的慾海掙扎中，煎熬地走完了他們生命之旅的全過程。

作者通過人物生命態的異化、扭曲，直至損毀的態勢轉變，不僅深刻暴露社會政治的黑暗，造成了善良人們的苦痛與無助，揭示了在壓抑中求生存所導致人性的種種變態，更在人性被踐踏，被侮辱的展示中，從字裡行間透出其濃重的悲憫情懷。

深沉的批判性與厚重的悲憫性是《金瓶梅》創作中最為突出的兩個方面。作品因人情事理的現實性主題，而決定了其對人性揭示的深切；而悲憫的人文情懷彰顯，則決定了創作主體深刻的哲學性思考以文學形式反映，進而所產生出來的美學表達的獨特內涵。

人民文學出版社版《金瓶梅詞話》。

因此，《金瓶梅》便開創了中國文學史上，首次以把人性的「露醜」作為寫作意向，在作品中形成了「以丑襯美」的「逆襲」式審美視域。僅就這兩方面的創建，該文本都大大開拓了了中國長篇文學創作的主題選擇，以及審美領域的擴張，極大地豐富了中國，甚至世界長篇小說的審美精神內涵。

《金瓶梅》的創作影響，尤其在「指斥時弊」的尖銳與深刻，以及正視人性軟弱與醜惡的勇氣，在其後的中國近、現代，乃至當代長篇小說創作中，多有所繼承、化用和涵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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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長篇小說精神」的界定，中國大陸首位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莫言先生是這樣定義的：「大苦悶、大悲憫、大抱負、天馬行空般的大精神，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乾淨的大感悟」。他認為這就是「長篇胸懷」的內涵，是長篇小說文本所應該體現的精神實質。就長篇小說所具備的品質特性而言，莫言先生認為，應具備三度——長度、密度，難度。而「長篇小說的長度、密度和難度，造成了它的莊嚴氣象。它排斥投機取巧，它笨拙，大度，泥沙俱下，沒有肉麻和精明，不需獻媚和撒嬌。」 [2]

從中國長篇小說發展的歷程看，早在《金瓶梅》產生之前，具備有長度、密度和難度的文學文本已經存在。就同時期的長篇小說作品已有了《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等等。而這些煌煌巨著，不論是從文本體制的總體構建把握，或是文本內界中的人物、事件、情節的敘事視域設置，敘事策略的主題到故事情節的起承轉合鋪陳，以及敘事語言的運用、敘事層次演進的構思、敘事材料的組合等等技巧與手法，無疑都各有建樹，各有優劣，各具特色。

這些對於長篇文學創作的感性抑或理性的認知，無疑給予了笑笑生對《金瓶梅》文本創作以極大的影響和滋養。這一點僅從該文本所體現出來的章回結構的形式特質，故事緣起的材料脫胎於《水滸傳》等，亦可見一斑。

香港明亮書局版《金瓶梅》。

但有必要強調，《金瓶梅》終是一部由文人個體所創作的長篇小說[3]，其反映出來的個性化寫作文本特徵當然與群體介入的累積型文本有著顯著的差異性。就明代四大小說而言，除了都具備有篇幅很長的共性之外，其他方面則可謂各領風騷：論場面的宏大，《三國》首當其衝；論結構的特色，《水滸》可說匠心獨運；論人物塑造的靈動可感，《西遊》無愧首腦，然論對人情事理的透悟與警示，則《金瓶梅》堪稱大宗者。故而，它們也由此形成了中國長篇敘事文學的四大故事題材類型，即歷史，英雄，神魔與世情。

就四大文本思想主旨的體現而言，如果說《三國》、《水滸》、《西遊》等等，在倫理體系的價值評判上有著很多的共性存在，諸如忠誠、孝道、尊長、正名，仁愛、奉獻、犧牲、理想、執著等等的張揚是一種共識，那麼《金瓶梅》則是一部十分另類的思想和獨特視域下所產生的文學結果。這種另類性，不僅僅體現在故事題材的選取，敘事建構的圓融巧妙，以及寫作技能的成熟運用等方面，還更在於它是華夏傳統哲理精神的另一面展示。

作品以深刻的人性剖析，以對倫理道德體系深層面的批判，尤其是文本中充盈著的人性拷問的嚴厲性，使得作品滲透了一份尖銳的批判，也散發著對弱小與無辜的生命掙扎充滿理解與同情的悲憫和感傷。這使得作品在具有了十分廣泛的社會關照性，尤其是凸顯了在一個處於社會經濟新因素出現階段，人的物質慾望膨脹後所引發出來的，於社會各階層之間存在著的深層次矛盾與危機的構成、動因及博弈的剖析時，對於直接導致後來的，哪怕政治形態各異的歷代社會，對該文本的解讀均無一例外地被賦予了十分複雜的信息內容，故形成了「眾聲喧嘩」式的多維度文化分析視角的產生。

與此同時，這部產生於明晚期的長篇小說，在同屬於社會經濟轉型階段的當下，也具有了相當厚重和貼切的當代意義。例如，反政治貪腐，反人性的異化，反奢侈糜爛的社會風氣等等。所以，對於《金瓶梅》所顯現出來的文學精神層面的探討，自然成為「金學」必然要面對的問題之一。那麼，應該如何認識《金瓶梅》在中國長篇敘事文學發展進程中的繼承與開創？如何釐清這部偉大小說的「前世」與「今生」呢？竊以為至少要從創作主體的動因，以及創作意願的實現方面來進行考察。

夢梅館校本《金瓶梅詞話》。

關於小說創作動因問題，一直有著兩種批評思想，以及對這兩種思想的接受與評價差異存在。明代思想家，文學家李贄（1527--1602）曾對於人之創作動因做出過這樣地分析：「且夫世之能文者，比其初皆非有意於為文也。其胸中有如許無狀可怪之事，其喉間有如許欲吐而不敢吐之物，其口頭又時時有許多欲語而莫可所以告語之處，蓄極積久，勢不能遏。一旦見景生情，觸目興嘆；奪他人之酒杯，澆自己之塊壘；訴心中之不平，感數奇於千載。」[4]

在李贄看來，人是因有了對現實社會的自我批判能力，方能具有明確的寫作目的，且還要能夠真實地表達情感，才可創作出「天下之至文」。尤其對於長篇巨制的小說寫作而言，沒有這種難以遏阻的憤怨鬱積，絕不可能為這如此歷久時長的創作而堅持。李贄在《忠義水滸傳序》中就明白指出：「古之賢者，不憤則不作矣。不憤而作，譬如不寒而顫，不病而呻吟也，雖作何觀乎？《水滸傳》者，發憤之所作也。」

而李贄此言一出，之後便有了關於「懲戒說」與「泄憤說」的各種爭論蔓延於小說理論批評界，且一直延續至今。李贄的觀點亦被認為是「引導小說創作走上批判現實的道路和提高小說的社會地位都是有意義的。從此以後，強調小說的創作也是『發憤著書』的說法在小說界流行起來」[5]。

有學者認為，李贄「泄憤說」這一小說創作動因觀點的提出，對於明代小說理論界而言，對於長期被傳統儒學「懲勸說」對文學創作精神的控制局面而言，無疑是一個有力的突破。但「這種泄憤說在小說理論界沒有得到充分發展，它的出現並未能取代懲勸說的統治地位。」[6]直至有《紅樓夢》一書的出現才有所改變。

這一論說似乎意欲表明，在中國古代小說理論的發展和研究中，對有別於詩文寫作的「言志」與「載道」精神的敘事文學創作來說，普遍存在著對「懲勸說」的貶斥態度，以及對有悖於「懲勸說」的「泄憤說」之重視。

嶽麓書社版《金瓶梅詞話》。

然而，我認為不論是「懲勸說」，還是「泄憤說」，作為小說創作的動因，兩者一直是並行不悖，相互包涵的。若說有所不同的話，只看接受者從怎樣的角度去看待罷了。這一點，可從《金瓶梅》的兩位不同評論者的論說中得到證明：一是欣欣子的論說，他在《金瓶梅詞話序》中說道：「無非明人倫，戒淫奔，分淑慝，化善惡。……此一傳者，雖市井之常談，閨房之碎語，……。其他關係世道風化，懲戒善惡，滌慮洗心，無不小補。」[7]

很顯然，欣欣子看到的就是笑笑生創作動因中的懲勸之心，並認為這是「笑笑生做此傳者，蓋有所謂也。」而這「有所謂」，即是指其創作主旨之所在；一是張竹坡的論說，他在《竹坡閑話》中所言：「《金瓶梅》，何為而有此書也哉？曰：此仁人志士、孝子悌弟不得於時，上不能問道天，下不能告諸人，悲憤嗚唈，而作穢語以泄其憤也。」[8]

由此二說，可顯見出「懲勸」與「泄憤」就創作動因而言，並無嚴格的分界或對立，甚或是合二為一的存在。因此，理論上對此二者的分解，僅只是闡釋者對其文本功能的理性判斷，而非創作動因的實質性內涵。

我們不能認為可能因為時代的變遷，或者理論影響的擴大，就會使得「泄憤說」戰勝「懲勸說」。更不應由此而認定，「泄憤說」一定是進步的小說創作心態，一定能成就偉大且不朽的文學作品。而「懲勸說」則一定是創作小說的精神桎梏，一定是陳舊保守的文學思想的體現。

在中國文學精神中，不論是認為具有著傳統儒學倫理特徵，並被視為長期控制著文人士子們的創作心理的「懲勸說」，還是被認為有明以來，因思想界新因素的出現而帶來的觀念變革，導致了文人士子們對於敘事文學的創作書寫以奪杯澆塊壘式的「泄憤說」，它們都是中國文學創作中不可或缺的精神特質部分。

這樣的精神特質其實一直貫穿在中國歷代文士的文本創作中——包括詩詞、文賦、小說、戲劇等等。因此，不論是繼承性的「懲勸」創作，還是突破性的「泄憤」創作，對於作者的創作動因而言，皆有著各自重要的聯動作用。

齊魯書社版《張竹坡批評金瓶梅》。

《金瓶梅》的文本創作可證，正因有著對史傳傳統寫作中懲勸精神的繼承，才使得作品的題材選取具有著對現實社會的深切關注度，也才能夠對種種人情事理中的曲折，對社會各層面隱藏的齷齪與卑劣行徑洞悉後的深度揭示。這種人生的憂患意識，乃是傳統士子們常有的一種擔當的自我責任，所謂「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9]的惆悵，才可能促成笑笑生一改以往史傳與神怪故事題材的選取路徑，直奔更為貼近現實生活書寫的市井庭院地域，細民日常瑣碎生活中。

然對於「酒、色、財、氣」的勸誡之意，並不足以宣洩其全部的激情與感憤，個中緣由在於知其不可為，知其無所用，仍不想放棄，仍要儘力吶喊的那份熾熱情懷。這樣的憂患意識，敢於擔當起社會批判者的角色，不為獲得個人功利，自覺成為「社會最敏感的神經」者，以纖弱的筆墨書寫去對抗強大的黑暗專制政體，僅此一端，亦足以讓人敬畏和感佩。這就是傳統士人的人格精神特質所在，也是西方對知識分子界定的內涵所在。

笑笑生之所以把人情世理的剖析作為創作的引導，把飲食男女們的喜怒哀樂作為刻畫的對象，把家庭倫理關係的異化作為對社會各階層關係折射的鏡子。以百萬言之巨，展示敗象層出，行將傾覆的晚明時期社會三教九流的別樣風景，這便是創作者對於懲勸教諭精神的繼承所致。

2

一部長篇小說的創作，如果僅僅是為了客觀真實地去反映現實社會的形態與弊端，還不是長篇小說精神的全部內涵，也不是長篇小說精神的實質所在。長篇小說因文體所備的「三度」特殊性，它要求創作者必具備敏銳的辨析頭腦，對社會現象的透視與洞察，對虛擬世界中人物的人生歷程的所知所感，具有一種「史」的感知能力，有著積極能動的反省意識，還要有堅韌不拔的寫作毅力和熱情，且高超的敘事技巧，才能創作出具有文學價值和歷史意義的經典長篇敘事作品，才能真實體現長篇小說這一「偉大文體的尊嚴」[10]。而這些都是因情而生，因情而為的。

作者所著《商風俗韻：金瓶梅中的女人們》。

於創作主體而言，一部長篇文本的創作所投入的情感，有時就是人的一輩子。那麼，情為何物？明人徐禎卿在《談藝錄》中的闡釋為：「情者心之精也。情無定位，觸感而興。既動於中，必行於聲。」而創作者的「情」又是從何而來呢？是因了「作者不幸，身遭其難，吐之不能，吞之不可，搔抓不得，悲號無益，藉此以自泄。其志可悲，其心可憫矣。」[11]清人張竹坡的這番「閑話」，可謂道出了大多數長篇小說創作者的普遍心態。

在《金瓶梅》之前，以編纂為主要書寫手段的累積型文本中，不乏因「憤」而編寫撰文之作，譬如《水滸傳》就是因施耐庵、羅貫中二人「雖生元日，實憤宋事」[12]，才有了對宋江等三十六人故事的搜集、整編與撰寫。而《金瓶梅》一部，既是個人的獨立創作，又是以「指斥時弊」為要旨的書寫內容，是必如張竹坡所言，心中有所不能完結的悲苦，已是無從釋放，只得將其悲號不得之苦痛辛酸，一併發泄於這百萬言中。

但無論是懲勸教誡，意在提升人的認知與向上；還是宣洩情緒，意在對人的情感觸動以求共鳴，笑笑生的創作態度始終平和，甚至低調，全然沒有居高之勢，而是力求從世間凡俗的人情世事中，透析出人生的無奈與沉重，演繹出人生的苦悶和艱辛。

這不僅增加了中國長篇小說故事題材一種類型，笑笑生的這種寫作姿態，更是展示出前所未有的一種創作態度，一種充滿了敢於去主動批判現實的文學自覺精神。

《金瓶梅》這一具有標誌性意義的文學創作，顯示出中國長篇小說在創作理念上的一種突破，反映出寫作的構想終於開始有所獨立的意識，開始出現擺脫章回小說對史傳題材的依傍，為長篇小說敘述的文學特性張目，預示著長篇敘事步入寫實階段，可謂開啟了中國長篇小說創作的的新階段，為清代康乾時期，長篇敘事文學的鼎盛出現，奠定了厚重的基石。

中華書局版《金瓶梅會評會校本》。

《金瓶梅》選取現實題材的開創性意義，以及對於中國長篇小說發展的影響等，歷來的研究成果已然豐富，灼見與宏論可謂汗牛充棟，毋庸贅言。但就這現實題材書寫對中國文學精神的貢獻，尚有未盡之言：

其一，文學反映現實的目的性不外兩種：一是歌功頌德，盡其美好的言辭，美好的人物言行，美好的故事鋪陳。此類文本多為時政所需而創製，創作動因更偏於貼近治政主流意識所需要。其主要承擔的是教誡作用，故顯現出來的是懲勸為主。寫作的態度是居高視下，引領眾生型的。

這類作品，由於具有明確的目的性指向，其為「XX」服務的思想一旦形成了創作主體的自覺意識，文學工具化的傾向就勢必會使文學喪失其應有的本質和存在的獨特價值。一是「指斥時弊」，備寫種種時政弊端，使廁身其間之芸芸眾生，命途多舛，水深火熱，人生受盡煎熬。

此類文本多是有感而發，自抒機杼，情動於衷。創作動因是「發憤而作」，故顯現出泄憤情緒較多。寫作態度往往是「眾人皆醉我獨醒」的態勢，屬於唯我獨尊，憐憫天下型的。這類作品其因寫作個性的張揚，且多處於非主流的存在狀態，也就自然抹去了被工具化的性能。

太平書局版《金瓶梅詞話》。

由此，文學的工具化與反工具化的博弈，在題材處理的態度上，一直貫穿在中國文學史的發展進程中，並從未間斷過。而這種博弈，以及兩種傾向存在的創作態度，一直是文學精神時代性的重要體現，這當然也包括了長篇小說的創作。

《金瓶梅》顯而易見當屬於後者。其特立獨行，不以傳統為依託的創作態度，在作品中所表現的冷峻與深刻的人性思考，都對長篇敘事文學所具有的獨立精神的張揚及其影響是不可小覷的。

其二，文學之於現實的思考也具有雙向性：一是順應而苟且。這類文本在中國長篇小說歷史上，不乏有名篇，諸如文革時期的《金光大道》、《艷陽天》之流；一是揭露並反思。這類文本是撐起中國長篇小說大廈的柱石，是它們成就了中國長篇敘事文學矗立於世界文學園區的經典。

正是這些特立獨行的創作者，以他們的深思鋭筆，以特有的文學書寫方式，完成了他們心中的創作意想，構建了中國文學特有的「大苦悶、大抱負、大精神、大感悟」（莫言語）。這便是被稱之為優秀作品的文本。在這些燦若星河的作品中，產生於元、明兩代的四大小說則具有著開先河之功。而這四部巨著之中，唯有《金瓶梅》的創作因十分另類，也帶給了後世不一樣的閱讀體驗和審美困惑。所謂「罵盡諸色」（魯迅語）的人性醜陋，亂象叢生的社會現狀，倫常悖逆的炎涼世態等等，令人常常生出一種難以釋懷的凄涼與無奈之感。

而這種閱讀的體驗，並不因時間的流逝，社會形態的變異而有所減弱。一聲嘆息的發出，也是因為接受者的現實生活與《金瓶梅》文本閱讀體驗常常有著太多的相似與重合之緣故。尤其「它在我國文學史上的最大特色，就是第一次全心全意將人間的醜惡相當集中、全面、深刻地暴露於光天化日之下。」[13]

正是這一大特色，決定了《金瓶梅》是以「審丑」為美的逆襲式美學特性。這樣的審美體驗，使人似大病康復般懂得了健康的寶貴。看過了種種的醜惡之後，方能珍惜現實中一些身邊的真人、善事與美境。

《李漁全集》所收《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

所以，《金瓶梅》的審美情感是曲折而非直接所獲得的。悲喜之情均是在體驗過人生磨礪後，才可能體會，這也是該文本體現出來一種特有的精神境界——感悟。

3

《金瓶梅》之於中國長篇小說而言，除了具有開拓對現實書寫的故事題材，新穎的審美追求，以及「借題發揮」的書寫技能的運用等貢獻外，其創作者對於人性與社會，兩性與家庭，財富與權勢，善良與邪惡，勇敢與懦弱等等諸多問題的揭示，都不是一種簡單的，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選擇站邊式的價值判斷。

笑笑生對於人與社會的複雜性認識，不僅能夠世事通明，還深諳人情練達。他在文本中不僅只是為了表達一種正確的思想，也不只是為了描繪所謂的純善、高尚的德行與姦邪、惡俗的世道產生的對抗和角逐。他更多地還體現出了更為深刻的哲理性思維，以及多重價值觀念的對立、衝突，甚至是彼此的絞殺。正因為如此，《金瓶梅》與之前的《三國演義》，《水滸傳》和《西遊記》所體現出來的思想的複雜性是完全不同的。

在《金瓶梅》中，人物的忠與奸，善與惡，愛與恨，利與弊，成與敗，富與窮，貴與賤，得與失，生與死……，人生的種種際遇，都是可以變化，可以轉圜，相互映襯，並行不悖，否泰翻覆的。而操縱這變與不變的關鍵，就在於每個人自己的心志，在於個人的一念之間。任何變化，其走向，其趨勢，既是個人性格所成，又是社會運勢所定。

故而，在《金瓶梅》這個虛擬的文學世界裡，人無完人，事無全美。那怕是生死輪迴，也做不到善惡有報，也不能輪迴不爽。對眾多事件和人物的敘述與刻畫，無不體現著創作者思辨的精彩和深邃。這是這部作品之所以能夠引來歷久彌新的紛紛擾擾，造成莫衷一是的評價與定性，以至於時至今日仍不可以放之四海去閱讀的尷尬處境的因由。

中央書店版《明版全圖金瓶梅詞話》。

這種贊者如潮，罵者洶洶，既悖論又無奈的評判情勢也說明，其思想的密集，令今人也深感無所適從，難以選擇。但是，不論《金瓶梅》是如何的難於給出一個確定的終極價值判斷，只要認真閱讀的人，都會被文本內界中的人和事深深打動。其中最多感受到的不僅是人生的無奈，更多的是從心底瀰漫出來的，難以言說的悲情。

悲情是文學作品中最常見的一種閱讀情緒。尤其是長篇小說的敘說，若無或多或少的悲情渲染，那就基本喪失了閱讀的快感。閱讀者由悲而喜，抑或由喜而悲，再或者悲喜交加的情緒，這些都是閱讀文學作品過程中，閱讀者感情體驗的固定範式，並由此而上升為一種對作品的藝術價值和審美體驗的評判指數，情緒波動起伏的振幅，即成為一部作品否令人感動的指征。

中國早期的長篇小說作品也不乏閱讀者的情緒體驗，而悲情也並不是《金瓶梅》所獨有的閱讀情緒。一部《三國》，那「白帝城託孤」的凄涼，那「赤壁之戰」中各方英雄血染大江的鏖戰慘烈狀，全書終結時諸葛亮鞠躬盡瘁，卻難振蜀國的無盡遺憾，掩卷之後滿是悲情：為英雄不遇悲，為壯志難酬悲，為執著於道義卻不能贏得天下的「仁政」悲。而這些所有的悲情，可用一字形容——壯！

《三國演義》給人帶來的是一種悲壯之感，是理想破滅後的沉痛與無奈。

而稍後於《三國演義》的《水滸》，在痛快哭痛快笑，江湖任馳騁之後接受招安。隨著生死莫逆，情同手足的弟兄們漸行漸遠，一路走散的故事陳述，令人悲從中來，難以消解。尤其對宋江鴆殺李逵一節，令人如掉冰窖，身寒心冷。一部梁山大義書，結局卻作鳥獸散。此種悲情也可以一字形容——痛！

《忠義水滸傳》給人帶來的是憤懣中的悲傷之感，宋江之流為了虛妄的功名而拋棄生死友情，把同聲同氣，慷慨悲歌的凌雲之志輕易地賤賣，使曾經的俠義好漢淪為朝廷工具，讀之令人痛心疾首。

而以史載唐朝高僧玄奘往天竺學佛為原型，備寫人神驅魔，唐僧師徒取經歷險故事的《西遊》，其中描寫的孫悟空形象，從學藝到被壓五指山下的五百年等待，再到一路降妖伏魔，卻備受緊箍咒的折磨；以及沙僧失手打碎琉璃盞所受到的嚴懲，甚至到歷經九九八十一難，終於取得真經，可經書還終被破損，不得完善的情節敘說；尤其在功德圓滿後卻不能盡如人意的獎賞，都不免令人心中隱有一分冷感。此種的悲情也可一字形容——涼！

《西遊記》給人帶來的是心中隱隱漾出的悲涼之感，在歷經磨難後，卻不能獲得相應的認可和無憾的圓滿成功感的一份遺憾。讓人在釋懷之餘，依然忍不住生出不能盡如人意的那麼一絲絲的凄涼。

人民文學出版社版《金瓶梅詞話》。

如果說對《三國演義》、《水滸傳》和《西遊記》於受眾而言，所帶來的閱讀體驗是悲壯、悲痛和悲涼的感受尚屬確切的話，那麼《金瓶梅》更多給受眾的悲情感受是什麼呢？吾以為可用莫言先生的論說作答：「《金瓶梅》素負惡名，但是有見地的批評家卻說是一部悲憫之書，這才是中國式的悲憫，這才是建立在中國的哲學、宗教基礎上的悲憫，而不是建立在西方哲學和西方宗教基礎上的悲憫。」[14]

若說《金瓶梅》以前的中國長篇小說，為長篇文學提供了大苦悶、大抱負的精神樣本，那麼《金瓶梅》便是大悲憫的精神貢獻者。而所謂的「大悲憫不但同情好人，而且也同情惡人。」（莫言語）一部長篇小說的創寫者如果僅僅善於說故事，那是一種才華。而能夠準確生動地描寫出人物的苦難歷程，具有精準的人物命運感的把握，才能使文學體現出哲學的深邃和思辨，才能把這樣的大悲憫之情蘊含在字裡行間。

當這種中國式的大悲憫成為一種文學寫作的思考時，那麼「只描寫別人留給自己的傷痕，不描寫自己留給別人的傷痕，不是悲憫，甚至是無恥。只揭示別人心中的惡，不袒露自我心中的惡，不是悲憫，甚至是無恥。只有正視人類之惡，只有認識到自我之丑，只有描寫了人類不可克服的弱點和病態人格導致的悲慘命運，才是真正的悲劇，才可能具有『拷問靈魂』的深度和力量，才是真正的大悲憫。」[15]

由此可充分說明，笑笑生以「暴露」、以「審丑」為其全力追求的審美形態的真正動因，其實質正是在於他所具備的大悲憫的情懷。行文至此，不由生出這樣的慨嘆：時空在穿越了幾百年之後，笑笑生終於有了為數不多的知音。 也正是有了從《三國》到《金瓶》等元、明兩代長篇文學精神的貢獻，才有了清代《紅樓夢》大感悟精神的出現，進一步補充了中國長篇文學精神的內涵，並成為中國古典長篇小說精神的最彰顯之作。

作者所著《曾慶雨〈金瓶梅〉研究精選集》。

綜上所述，《金瓶梅》對於中國長篇小說的精神構建，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一反史傳依託的取材，顯示出文學創作應有的社會擔當與責任的自覺態度；二是指斥時弊，揭示「酒、色、財、氣」之人性醜陋，展示文學創作應具備的敏銳體察和深刻思辨的能力；三是「大悲憫」的情懷灌注，為文學創作增添了具有華夏文明所浸潤，有中國思想所陶冶成就的中國式救贖精神。

這三方面，在後來的文學經典中，尤其成為在反映社會現實題材創作的作品中，最為顯著的一個精神特質，並曾經被作為一種「壼奧」（脂硯齋語），一再為後來的長篇敘事文學創作者不斷吸取和升華，並由此成就了一代又一代的長篇文學精華。

注釋：

[1] 劉上生. 中國古代小說藝術史.[M].長沙：湖南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第15頁。

[2] 莫言. 捍衛長篇小說的尊嚴（《蛙》序言）[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12。第1頁。

[3] 參看 論《金瓶梅》創作主體意識的價值及其影響 吳敢、胡衍南、霍現俊主編《金學論叢》第二輯之《曾慶雨<金瓶梅>研究精選集》{M}.台北：台灣學生書局有限公司，2015。第35頁。

[4] （明）李贄. 李贄文集.[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第十九冊。

[5] 王運熙、顧易生主編.中國文學批評史新編（下冊）.[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第153頁。

[6] 張萇. 古代小說理論中「泄憤」說的生成及意義.[J].中國人民大學學報，1995，第3期。

[7] （明）蘭陵笑笑生著，戴鴻森校點. 金瓶梅詞話.[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9。第1頁。

[8] 王汝梅、李昭恂、於鳳樹校點.（清）張竹坡批評第一奇書《金瓶梅》.[M].濟南：齊魯書社，1988。第8頁。

[9] （漢）無名氏.古詩十九首·人生不滿百.（選自《漢魏晉南北朝隋詩鑒賞辭典》).[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第1715頁。

[10] 莫言. 捍衛長篇小說的尊嚴（《蛙》序言）[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12。第1頁。

[11] 王汝梅、李昭恂、於鳳樹校點.（清）張竹坡批評第一奇書《金瓶梅》.[M].濟南：齊魯書社，1988。第9頁。

[12] 王運熙、顧易生主編. 中國文學批評史新編(下冊).[M]. 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第152頁。

[13] 莫言. 捍衛長篇小說的尊嚴（《蛙》序言）[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12。第7頁。

[14] 莫言. 捍衛長篇小說的尊嚴（《蛙》序言）[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12。第3頁。

[15] 莫言. 捍衛長篇小說的尊嚴（《蛙》序言）[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12。第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