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桂鈿《董仲舒》一書的幾個重要史實辨正

周桂鈿《董仲舒》一書的幾個重要史實辨正 時間:2002年9月16日 作者：孫景壇 來源:孔子2000

作者題記： 當仁不讓於師。——孔子 我愛我的老師，但我更愛真理。——亞里士多德 周桂鈿、吳鋒二先生合著的《董仲舒》（1），是周先生繼《董學探微》（2）後，關於董仲舒研究的又一專著。該書較《董學探微》通俗，將許多史料都譯成了今文，很適合中等以上文化水平的讀者閱讀；並且，較《董學探微》還增加了許多歷史知識，以方便讀者對該書的理解；在對董學的研究上，該書也較《董學探微》有所發展，並回答了近年來理論界在董學研究上提出的一些新問題等。但該書在一些重大史實問題上，有多處失實，如認為「董仲舒在景帝晚年曾「回鄉教授講經」、從歷史上抹殺了「田蚡在武帝六年的『絀抑黃老，崇尚儒學』」一事等。（3）對此，筆者在拙作《周桂鈿「董仲舒年譜」獻疑》（4）已有所辨析，但還有些問題仍值得繼續商榷，本文就想談談這個問題。該書雖主要由吳先生執筆，但基本觀點來自周先生，周先生也宣布對該書的觀點等負主責，所以筆者的商榷仍以周先生為代表。文中不當之處，敬請批評指正。 一、文翁「起學堂」在「文帝末年」嗎？ 周桂鈿在《董仲舒》一書中說：「文帝末年，社會上已出現了在全國有影響的地方辦學的典型。這就是蜀郡太守的大倡辦學。」（5）這個蜀郡太守是誰？就是「文仲翁」。 應當指出：蜀郡太守文仲翁辦學的時間不是「文帝末年」，而是「景、武之際」。對此，《漢書·地理志》明載：「巴、蜀、廣漢本南夷，秦並以為郡」，「景、武間，文翁為蜀守，教民讀書法令」，「由文翁倡其教」。這裡的文翁，即文仲翁。周先生認為，文翁辦學在「文帝末年」於史無征。 周先生為什麼把文翁辦學由「景、武之際」改到「文帝末年」呢？筆者蠡測：他這樣做的目的，是給董仲舒建議「立學校之官」留地盤。因為他堅信：漢武帝「立學校之官」出自董仲舒，如果承認文翁在「景、武之際」辦學，就會「對董仲舒『立學校之官』」說構成威脅；如果將文翁辦學改到「文帝末年」，這種威脅就會小得多。 筆者認為，周先生這種做法欠妥。第一，武帝「立學校之官」採信過文翁的辦學經驗，史有明載。如《漢書·循吏傳·文翁》說：「文翁，廬江舒人也。少好學，通《春秋》，以郡縣吏察舉。景帝末，為蜀郡守，仁愛好教化。見蜀地辟陋有蠻夷風，文翁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張叔等十餘人親自飭厲，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或學律令。減省少府用度，買刀布蜀物，齎計吏以遺博士。數歲，蜀生皆成就還歸，文翁以為右職，用次察舉，官有至郡守刺史者。又修起學官於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以為學官弟子，為除更徭，高者以補郡縣吏，次為孝弟力田。常選學官僮子，使在便坐受事。每出行縣，益從學官諸生明經飭行者與俱，使傳教令，出入閨閣。縣邑吏民見而榮之，數年，爭欲為學官弟子，富人至出錢以求之。由是大化，蜀地學於京師者比齊魯焉。至武帝時，乃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自文翁為之始雲。文翁終於蜀，吏民為立祠堂，歲時祭祀不絕。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值得注意的是，周先生的《董仲舒》一書，對《文翁傳》的內容幾乎全部都複述了，唯獨去掉了「至武帝時，乃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自文翁為之始雲」這最關鍵的一句，真是用心良苦。 第二，武帝真正「立學校之官」，乃武帝十二年公孫弘為丞相時所為。《史記·儒林列傳》說：「公孫弘為學官，悼道之郁滯，乃請曰：『丞相御史言：制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婚姻者，居屋之大倫也。今禮廢樂崩，朕甚愍焉。故詳延天下方正博聞之士，咸登諸朝。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興禮，以為天下先。太常議，與博士弟子，崇鄉里之化，以廣賢材焉。」謹與太常臧、博士平等議曰：……請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內史、大行卒史；比百石已下，補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邊郡一人。先用誦多者，若不足，乃擇掌故補中二千石屬，文學掌故補郡屬，備員。請著功令。佗如律令。』制曰：『可。』自此以來，則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學之士矣。」《漢書·儒林傳》說的說法與《史記》基本相同。 第三，認為武帝「立學校之官」出自董仲舒，根據不足。誠然，班固在《漢書·董仲舒傳》中說：武帝「立學校之官」，「自仲舒發之」。並且，在《天人三策》的第一、二策中，還有佐證：如策一說：「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策二說：「故養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國之眾，對亡應書者，是王道往往而絕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這裡，我們且不論《天人三策》的真偽，權當三策是董仲舒在武帝七年的對策，即暫從班固、周先生對此問題的說法，但這裡還有個矛盾：就是武帝既然在七年就採納了董仲舒「立學校之官」的建議，為什麼還要再等五年，即武帝十二年，才又由公孫弘提出並實施呢？顯然，認為「武帝『立學校之官』出自董仲舒」的說法不能成立。 二、漢武帝「尊儒是假」嗎？ 周先生在《董仲舒》一書中認為，漢武帝「尊儒是假」。理由是：董仲舒「在第三策中明白地提出了獨尊儒術的思想大一統的建議。這是後人在評價董仲舒時，認為最值得津津樂道的一個內容。漢武帝如何看待思想大一統論呢，他是想有為他推崇力量，他想獨霸天下，他好大喜功。但如何去實現自已的理想呢？以什麼思想作為社會意識形態來一統天下的雜說呢？只有一個儒家就足夠嗎？漢武帝何其聰明，他想成為一個明主，他想使自已的統治思想帶有理想色彩，帶有誇張性。所以，他到底想以什麼思想作自主的治國主導思想，顯得有似玩滑的隱晦，吞吞吐吐。漢武帝後代就坦率多了。漢元帝還是太子時，見其父宣帝多使用文法吏，重用刑罰，於是就提醒宣帝說：『陛下用刑太深、太重，太多，應該用些儒生。』意在要實施德教，宣帝聽太子如此說，很是氣憤。他斥太子說：『漢朝天下自有制度，實質內容是雜合霸王之道，怎麼能盡用儒生實施呢？難道真要效仿西周的政治嗎？』宣帝也不想在太子面前表現得太專制，於是又分析道：『你不知道，俗儒大多太不識時務，總是鼓吹古代的政治制度好，批判當今政治，百姓被他們攪得區分不清好壞，病況惡，他們不知自已的職份就是要維護今世，怎麼能用他們呢？』太子被指責得不知所然，只得木然地點點頭，陷入沉默。宣帝見此，嘆息道：『亂漢家天下的，必是太子無疑啊！』其後不久，宣帝還真想廢掉太子。試想，太子不過建議多用些儒生就差點被廢掉，何況董仲舒仲舒是一介求仕的讀書人呢？漢武帝不重用他就是夠寬宏大量的了」。（6） 筆者認為，周先生這一看法很值得商榷。記得在《董學探微》中，周先生不僅承認「漢武帝真尊儒」，還堅持「漢武帝採納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說。這裡，他突然來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不過，在該書中，他還認為：「漢武帝不採納董仲舒的獨尊儒術的建議，漢代怎麼流行起儒學來？經學怎麼成為時代思潮？」（7）這裡就有個矛盾：既然漢武帝採納了董仲舒「獨尊儒術」的建議，又為什麼說漢武帝「尊儒是假」呢？難道假尊儒就會採納「獨尊儒術」的建議，或者採納「獨尊儒術」的建議就是假尊儒？ 問題可能就出在「獨尊儒術」上。因為在周先生看來，「獨尊儒術」不是真尊儒，「獨尊儒術」只有同「罷黜百家」連在一起，才是真尊儒，漢武帝「以儒家為主，以百家為輔治國」，不能令周先生滿意。如他質問說：「漢武帝如何看待思想大一統論呢」，「只有一個儒家就足夠嗎？」「漢武帝後代就坦率多了」：「漢朝天下自有制度，實質內容是雜合霸王之道。」 筆者曾指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不是儒家的思想政策，儒家孔子和孟子從來未主張過此思想政策，這一思想政策是韓非、李斯、秦始皇思想專制的翻版。如果漢武帝真尊儒的話，就不能採納「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漢武帝未「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只能反證他真尊儒。漢宣帝教訓太子那段話，筆者也早於周先生徵引過。（8）不過，筆者當時是用於否定周先生所堅持的「漢武帝採納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說的，而此刻周先生卻用它來否定漢武帝乃至漢代真尊儒的事實，這是說不通的。周先生始終在真尊儒就必須「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而不「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儒為主、以百家為輔治國」就不能算真尊儒上打轉。筆者再向周先生陳述一遍：如果把儒學理解成孔、孟之學的話，中國古代從未存在過「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如果把儒學理解成董學與宋明理學的話，那麼中國的確實行過「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因為此說由董仲舒首倡，宋明理學從之，並將其付諸實踐。但必須清楚，「董仲舒非儒家」（9），「宋明理學非儒家」，而且，在宋明「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實行思想專制時，受害最慘的是孔、孟，尤其是孟子。（10） 如何正確理解漢武帝真尊儒？筆者認為：1、漢武帝在建元六年以田蚡為相，同意田蚡「絀抑黃老，崇尚儒學」。這在《史記》與《漢書》里有明證。筆者多次徵引過，可對這一錚錚鐵史，周先生從來就不敢正視，從來未予承認，這是不對的。2、漢武帝起用儒官。早在武帝元年，他就起用尊儒的竇嬰、田蚡、王臧、趙綰、申公等，支持「議立明堂」。大約在此時，還將老儒學博士轅固生召回，試圖重新啟用。另外，他「以仲舒為江都相」估計亦在此前後。尤其是武帝六年，他以田蚡為相，「延文學儒者數百人」（11）。後來，他又以《五經》取士，為儒學先生置「弟子員」等。3、武帝尊儒不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而是「以儒為主、百家為輔治國」。如武帝尊儒後，對非儒出身的官員不僅沒排斥，反而繼續重用。今人劉桂生先生曾考證說：武帝「沒有只用習儒的人。相反，那些治刑名之學、黃老之學的人有的依舊被重用，比如張湯。對於並不尊儒，甚至對偶頗有譏評的，他也照樣重用，並沒有加罪責。如司馬談，司馬遷父子，《漢書》說他們的『是非頗謬於聖人』，但漢武帝照樣使他們父子相繼為太史令。司馬談寫《六家要指》，把儒家並列於其他各家，同等評價其是非得失，而且對道家比對儒家要尊崇得多，武帝根本沒有加以責罪；司馬遷在其著作中對這些觀點照樣引述，也一直流傳。」（12）4、漢武帝尊儒的實質是「以孝治天下」。現在，理論界的主流觀點認為，漢武帝尊儒的主要經典是《五經》，不妥。董乃強主編的《孔學知識詞典》認為，漢以《論語》、《孝經》、《詩》、《書》、《禮》、《易》、《春秋》合稱七經，以七經治國，這是有道理的。（13）但《七經》主要又是兩經，《春秋公羊》——漢人又直呼《公羊》為《春秋》，及《孝經》。漢代的《孝經緯》假託孔子言：「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可見這兩部著作在漢代思想界的狀況之一斑。不過，筆者早曾指出，《公羊春秋》非儒家經典，漢初重視《公羊》，主要是為政治體制的轉換服務，為刑法或治獄服務。（14）而且，《公羊》在漢代扮演的角色並不好，石渠閣經學會議，主要是為削弱《公羊》的影響。《孝經》就不同了，從文帝起，即「置孝經博士」，試行「舉孝授官」；武帝時，正式「舉孝廉」。後來，武帝採納主父偃的「推恩議奏」，將漢代的主流政體——分封制改換成郡縣制，其核心指導思想就是「孝治」。《孝經》是兩漢的必讀經，「舉孝廉」直到東漢末年的童謠諷刺說「舉孝廉，父別居」時才衰落，兩漢都號稱「以孝治天下」。所以，武帝尊儒最根本的應該用《孝經》和「以孝治天下」來說明。（15） 周先生為什麼認為「漢武帝尊儒是假」呢？筆者蠡測：因為筆者在拙作《董仲舒非儒家論》（16）中認為「董仲舒是假儒家」，他便針鋒相對地提出「漢武帝尊儒是假」。周先生這樣做的目的，是想保住董仲舒的儒家性質。其實，筆者認為：董仲舒非儒家的根本理由，是董仲舒的思想核心與儒家不同，因為儒家孔、孟的思想核心是仁政，而董仲舒的的思想核心是義政，而仁政與義政具體化為治國政策時，又全然相左。如孔、孟主張「民本」，董仲舒強調「君權」、「三綱」；孔孟主張「言論自由」，董仲舒主張思想專制等。這些問題不解決，我們無法認定董仲舒是儒家。因此，筆者不是僅用漢武帝未重用董仲舒來證明他不是儒家的。事實上，漢武帝也不是只用儒家，不用其他學派的人物，他不是讓董仲舒當過「江都」、「膠西」相嗎？只不過未大用而已。退一步講，即便董仲舒真是儒家，未被重用也符合常理，歷史上不是每個儒者都能在尊儒時期被重用，周先生大可不必為此著急，還是斟酌一下，怎樣在董仲舒的的思想核心上作文章吧！ 三、公孫弘是「復讀生」嗎？ 周先生在《董仲舒》中認為，公孫弘是「復讀生」，說：「公孫弘在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被推薦時，他只被列為末等，又是第二次參加策論，他是復讀生，自然多出了許多經驗，譬如講話技巧。公孫弘巧舌如簧，漢武帝不記前嫌（公孫弘第一次在建元元年被任用，他沒有辦事經驗，受到武帝的貶黜）重用公孫弘。」（17） 誠然，公孫弘在建元元年與元光五年曾兩次對策，但不能算「復讀生」。什麼叫「復讀生」？如今天某學子考大學，一年沒考上，復讀；兩年沒考上，復讀，這可叫「復讀生」。「復讀生」的內涵有二：一是上次參加考試落榜，二是複習原來學過的課程。公孫弘的情況則與此完全不同：他第一次參加舉賢良對策不是沒考上，而是被擢為第一，拜為博士；第二次對策，表面上是復讀，實則不是，因為他不是複習原來學過的學科，而是開拓了一個新領域——《五經》學科。就是說，公孫弘前後兩次對策，所學、所對的內容完全不一樣。關於公孫弘的治學，《史記·平津侯主父列傳》說他「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可見，他學的至少有兩個學科。應當說，這裡的《春秋》，指的是《公羊》，但「雜說」是什麼呢？筆者臆測：很可能是「黃老」，不很可能是「申商韓蘇張之言」，或儒學。因為他第一次對策時，正是「黃老之治」，黃老派得勢；在對策前，丞相衛綰還奏曰「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得到了武帝的許可。（18）他若是學「申商韓蘇張之言」，對策也不會被擢為第一。而且，公孫弘不是個學者，而是政治家，他此時也不可能學儒學，因為朝廷的用人路線是「黃老」，並未提倡《五經》，他不可能不趨利避害。公孫弘學《公羊春秋》，可能是後來的事，因為建元五年，朝廷明詔「置《五經》博士」，元光元年首次舉行了《五經》策問。（19）而且，建元六年，田蚡「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20），大批文學儒者都被授予了官職，這多麼誘人！公孫弘正是看到了這一點，才響應朝廷的號召，改習《五經》的。由此可見，公孫弘第一次獲得的博士，很可能是「黃老」博士；第二次則是《五經》博士。他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名實相符的雙博士！就象今天某人先攻經濟學，獲經濟學博士；後又攻哲學，獲哲學博士，能說他攻哲學時是「復讀生」嗎？所以，公孫弘不是「復讀生」。 既然公孫弘不是「復讀生」，周先生為什麼要硬說他是「復讀生」呢？筆者蠡測：他這樣做的目的至少有三：一是為董仲舒二次對策尋求旁證支持。筆者曾指出，董仲舒在漢景帝時即是有名氣的儒學---公羊春秋博士，沒理由在武帝初再參加《五經》對策。周先生即學公孫弘的葫蘆畫瓢，認為董仲舒雖在漢景帝時即是有名氣的儒學博士，但在景帝未曾「回鄉教授講經」，故在武帝初又出來對策；二是為了說明為什麼公孫弘受重用而董仲舒未受重用問題；三是想從用人標準上再次證明武帝「尊儒是假」。 筆者認為，這種做法欠妥。第一，公孫弘的二進考場與董仲舒不能相比。公孫弘考的是兩個學科，董仲舒假如真的二進考場，考的是同一個學科，同一個學科、同一個人怎麼會拿兩個博士呢？ 第二，董仲舒與公孫弘相比，究竟誰是「復讀生」？周先生忘了：董仲舒若真的二進考場，他應當是名符其實的「復讀生」，因為董仲舒至少具備復讀生的內涵之一，即「複習原來學過的課程」。董仲舒在景帝時就是《春秋公羊》博士，他若真的「回鄉教授講經」，講的仍是《春秋》；若真的在武帝初期復出對策，對的亦是《春秋》。公孫弘不具備「復讀生」資格。可是，周先生對此採取了迴避態度，反把公孫弘被重用，說成為是「復讀生」的緣故。若「復讀生」果真能「巧舌如簧」，那麼，被重用的該是董仲舒，而不是公孫弘了！ 第三，重用公孫弘不能證明武帝「尊儒是假」。誠然，公孫弘從人格上看，不如董仲舒，從司馬遷開始，人們就有此共識。不過，看武帝的用人，要著眼於大的方面，即人才的才學與能力。公孫弘的才學不如董仲舒高，但仍很有才；同時，他的能力遠非董仲舒可比。武帝用人，更看重於能力，不是純理論。而且，公孫弘與董仲舒同學《公羊春秋》，《公羊春秋》當時被視為《五經》或儒經，武帝沒重用董仲舒，重用了公孫弘，仍只能說武帝從主觀上講是真尊儒；若否定武帝真尊儒，那麼，武帝不論是用公孫弘或董仲舒，都只能說是「尊儒是假」。當然，如上所述，筆者認為：漢武帝真尊儒的根據，不在於他曾推崇《公羊》——因為「公羊非儒家經典」；而在於他對《孝經》及《論語》的重視，在於「以孝治天下」。 四、「董仲舒在所有被推薦的賢良中排在第一位」嗎？ 周先生在《董仲舒》一書中，認為：「董仲舒遂以賢良而被徵召，繼而聲名大振。董仲舒在所有被推薦的賢良中排在第一位。」（21） 這種說法值得商榷。第一，於史無征。班固與司馬光是董仲舒參加武帝初期儒學對策的泡製者，班固、司馬光只說董仲舒的對策被有關部門預選為第一名，然後呈給了武帝，得到了武帝的嘉許，根本沒說董仲舒在參加考試前就被列為了第一名，推薦給了漢武帝。第二，不合情理。應當說，假定董仲舒參加了武帝初年的儒學對策，只可能在對策後，即在考官閱卷時，將其列為第一名，不可能是在考試前就被列為第一名，更不可能以第一名的身份參加考試。如果董仲舒在舉賢良的對策前就被列為第一名，還要考試幹什麼，考試的目的就是要眾考生在考場一決高低，以考分定優劣，大家公平竟爭，考前根本不會排座次。如果排座次，根據是什麼，是不是「走後門」？第三，公孫弘的旁證對此說的否定。如《史記·平津侯主父列傳》說：「元光五年，有詔徵文學，菑川國復推上公孫弘。」「國人固推弘，弘至太常。太常令所征儒士各對策，百餘人，弘第居下。策奏，天子擢弘對為第一。召入見，狀貌甚麗，拜為博士。」《漢書》對此的記載與《史記》同。可見，公孫弘在考官閱卷時，沒有被排到第一名，可是武帝在親自審卷時，覺得他的答題比原第一名好，將他的名次由後面移到了第一名。就是說，考生是在考完試後，閱卷時才被排為第一、第二名的。 周先生為什麼要將董仲舒說成「在所有被推薦的賢良中排在第一位」呢？筆者蠡測：因為筆者曾責難說：《天人三策》之第一策的考題說「今子大夫裦然為舉首，朕甚嘉之。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聽而問焉」，假定《天人三策》確為董仲舒的對策，這表明該卷是武帝給董仲舒的複試卷，決不是初試卷——第一策，對「裦然為舉首」的「垂聽而問焉」，即對考試的第一名的複試，怎麼會是第一策呢？（22）為了解決這一問題，周先生才將董仲舒說成「在所有被推薦的賢良中排在第一位」，以便用此解釋「裦然為舉首」。他在對「今子大夫裦然為舉首，朕甚嘉之。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聽而問焉」的譯文中，也確實是這樣譯的：「這次，你在被舉薦的賢良文學之中，排列為第一號人物，朕很欣賞你。你學識淵博，研究精深，素稱大儒，朕洗耳恭聽你的策試。」。（23） 筆者認為，周先生的這一做法欠妥。我們且不說董仲舒在未考試前就被公開列為第一名的說法難於成立。退一步講，即便董仲舒的的是「在所有被推薦的賢良中排在第一位」，他也應當參加公共考試，不應當是單獨考試。也就是說，他的試卷應與其他考生相同，而不是專為他設計的考題，難道「在所有被推薦的賢良中排在第一位」就應單獨對策嗎？這樣的事情曠古未聞，周先生對此應解釋清楚。 五、《天人三策》的第一策是武帝專為董仲舒出的考題嗎？ 周先生在《董仲舒》一書中，認為《天人三策》的第一策是武帝專為董仲舒出的考題。他說：「武帝第一次策問董仲舒的試題是這樣開始的」，然後引出了第一策。（24） 這種說法值得商榷。第一，亦於史無征。周先生在史學上十分崇信班固與司馬光，但班固與司馬光都無此說。班固在《董仲舒傳》中，雖沒有指明董仲舒第一策的考題是公共試卷，但這是不言而喻的，因為他對後面的兩策連用了兩個武帝「復冊之」。司馬光的說法就更明白了，他在《資治通鑒》漢紀九中說：武帝一年「冬，十月，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上親策問以古今治道，對者百餘人。廣川董仲舒對曰……。」第二，亦不合常理。如果董仲舒真的參加了武帝初期的《五經》對策，那麼，他的第一策無論如何都應是公共考卷，即與所有考生答的題都是一樣的。如果考題不同，怎麼把董仲舒的答卷與其他答卷相比較，怎麼能判別這些答卷的優劣？第三，自相矛盾。周先生一方面認為《天人三策》的第一策是武帝專為董仲舒出的考題；另一方面又說，「漢武帝對天下有如此奇才（指董仲舒——引者）似有些不信，或覺得話很投機緣，故特地給董仲舒加試兩場。這是一份榮耀！全國成百的賢良文學之士唯董仲舒享此殊榮」。（25）按周先生第二方面的意思推，董仲舒的第一策仍為公共試卷，第二、三策才是加試題！ 周先生為什麼要將《天人三策》的第一策說成是武帝專為董仲舒出的考題呢？筆者蠡測：如前所述，筆者曾質疑《天人三策》的第一策不是初試卷，而是複試卷。周先生便將策文中的「今子大夫裦然為舉首，朕甚嘉之。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聽而問焉」說成是漢武帝對「在所有被推薦的賢良中排在第一位」者的專門考卷，想藉此保住《天人三策》的第一策確為董仲舒的初試卷的傳統觀點。 筆者認為，周先生的這一做法欠妥。其實，若將《天人三策》作為董仲舒的對策，問題不僅在於第一策究竟是不是初試卷，而且還在於《天人三策》本身仍有許多不能自圓其說的地方。如第二策的策文說：「今子大夫待詔百有餘人，或道世務而未濟，稽諸上古之不同，考之於今而難行，毋乃牽於文系而不得騁與?將所由異術，所聞殊方與?各悉對，著於篇，毋諱有司。」顯然，這決不是第二策，因為「今子大夫待詔百有餘人」明確告訴我們：這才是公共試卷!「將所由異術，所聞殊方與?各悉對，著於篇。」又明確告訴我們：這是百家策問，非《五經》或儒學考試!再如第三策說：「今世廢而不修，亡以化民，民以故棄行誼而死財利，是犯法而罪多，一歲之獄以萬千數。」這一刑獄現象絕不出自武帝前期，乃其中、後期事。如《漢書·杜周傳》說：「至周為廷尉，詔獄亦益多矣。二千石系者新故相因，不減百餘人。郡吏大府舉之延尉，一歲至千餘章。章大者連逮證案數百，小者數十人；遠者數千里，近者數百里。會獄，吏因責如章告劾，不服，以掠笞定之。於是聞有逮證，皆亡匿。獄久者至更數赦十餘歲而相告言，大氐盡詆以不道，以上延尉及中都官，詔獄逮至六七萬人，吏所增加十有餘萬。」等等。這些都是周先生要必須面對的和迴避不了的問題。 註： （1）周桂鈿、吳鋒：《董仲舒》，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年2月第1版。 （2）周桂鈿：《董學探微》，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89年1月第1版。 （3）（4）拙作：《周桂鈿「董仲舒年譜」獻疑》發於「孔子2000年網」； http://www.confucius2000.com/。 （5）（6）（7）（17）（21）（23）（24）（25）周桂鈿、吳鋒：《董仲舒》第29頁；第136-137頁；第327頁；第137——138頁；第329頁；第93頁；第94頁；第93頁。 （8）拙作：《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子虛烏有》，載《南京社會科學》1991年第6期；《報刊文摘》1994年1月13日轉摘；《求是》之《內部文稿》1994年第3期轉摘；《新華文摘》1994年第3期轉摘，等。 （9）（14）（16）（22）《董仲舒非儒家論》，載《江海學刊》，1995年第4期；《報刊文摘》1995年7月27日轉摘；《新華文摘》1995年第9期轉摘；人大報刊複印資料《中國哲學與哲學史》1995年第9期轉載。 　 （10）《宋明理學非儒家論》，載《南京社會科學》1996年第4期，人大報刊複印資料《中國哲學與哲學史》1996年第8期轉載。 （11）（20）《史記》：《儒林列傳》。 （12）劉桂生：《近代學人對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誤解及成因》，原載《北京大學百年國學文瘁》（史學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 （13）董乃強：《孔子知識詞典》，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1990年7月第1版，第5頁。 （15）（16）拙作：《漢武帝採納主父偃的「推恩令」是中國傳統文化反思的科學基點》，載《南京社會科學》，1995年第4期；《新華文摘》1995年7月轉摘。 （18）（19）《漢書》：《武帝紀》。 初稿於2000年10月，修改於2002年5月31日。 於南京困窮齋 　 學術批評網(www.acriticism.com)轉發2002年9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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