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緣看中國》之歷史篇第二目：《春秋》第三十四回??泓水城濮

《春秋》第三十四回 泓水城濮

現在來看看中原及東方諸大國的情況。最先稱霸的齊桓公（公子小白）在晉文公登上君位之前就死了，齊國也開始了新一輪的君位之爭，並因此而陷入了周期性的衰弱，已經不具備爭霸的條件了。而昔日的河北大國——衛國，在戎狄的壓迫下，在齊桓公時代就已遷入河濟平原，成為了一個二流國家。　　至於先知先覺的鄭國，已經耗心了它的先發優勢，這個小霸之國此時正在遭受來自江漢平原的楚人的壓力。以至不得不選擇依附於楚國，讓楚國派軍隊駐紮於國都之中。　　也許魯國有機會出來重新顯示一下自己的影響力，不過有齊國這個「天敵」在後面，魯國人的注意力依舊無法從泰沂山脈和泗水流域轉移出來。（鄭國當初能夠小霸，是因為它的後方是衰弱的王室）。　　如此看來，那個被周人所不齒的南方蠻夷——楚國倒是最有機會入主中原的了。事實也正是這樣，在姬姓諸侯們已經不能同心同德的時候，楚人開始了他們的強勢擴張。南陽盆地的漢陽諸姬，淮河流域的蔡、陳、息等國，甚至之前的小霸鄭國，都為楚國所控制。楚人現在正在東北向的向濟水滲透，如果不出意外，下一個霸主就應該是楚國了。

依楚國的地緣條件，在春秋亂世中稱霸一時幾乎是必然的。只是在這樣一個權力真空時，有這種想法的並非只有楚國。那個雖非姬姓諸侯，卻也有著高貴出身的「宋國」，也同樣有意競爭霸之位。　　宋國在中原諸強中的地理位置居於東南向。國都所在地是在現在的河南省商丘市，這裡也是當年商王朝諸多都城中的一個。與其他諸侯國相比，宋國的地理特點就是「平」，無論從向哪個方向拓展，宋人基本都不會遇到山脈的阻隔。如果城市建設和耕種的角度看，這無疑是非常適合居住的一片土地。但問題是，當你處在亂世之中時，這種沒有天然山脈保護的大平原地區，事實上會讓你四面受敵，成為所謂的「四戰之地」。　　依託純粹的平原，並成為一方霸主的例子並非沒有，後期發跡於太湖平原的吳國就是典型的例子。吳國經營江東地區成功的經驗在於，提升了河流的戰略作用，在平原地區依靠人工修築引導，構築出一套河網系統。這一方面為農業生產提供了有利條件；另一方面也為吳人提供了一套適合自己的戰略防禦體系。

吳國依託長江構築自己的防禦體系相比，宋國所能夠依託的河流主要就是濟——淮之間那些，南北向的河流的。這些河流基本都是淮河的支流。如果這片土地讓吳人來經營的話，他們會想辦法向北將勢力範圍滲透至濟水，向南延伸至淮河，然後再在商丘東西兩側，選取兩條甚至數條南北向的河流，構築一條可以循環的河網系統。事實上後來吳人可以北入中原爭霸時，也正與是這樣做的，「深溝」的開挖就是這種戰略思維的產物。　　不過對於春秋初年的宋人來說，他們並沒有吳人那樣的意識。無法象吳人那樣四季行船（冬季有可能結冰），是影響宋人乃至河、濟諸國以船代馬的地理因素（另外淮河的那些支流也沒有長江那麼寬）。問題是即使不能構築出封閉、全面的水面防禦系統，河流本身防禦作用依然是很大的。尤其是當宋人的威脅來自於西南方向的楚人時，那些南北向的淮河支流，仍然可以為他們的逐級抵抗提供支持。

在齊國陷入內亂時，宋國的君主正是那個以「仁義」著稱的宋襄公。現在的問題是，宋襄公圖謀稱霸時，並沒有將地緣因素考慮進去。在他看來，資格似乎是排在第一的。如果王室的控制力依然存在的話，即使需要在諸侯當中找出一個領袖人物的話，也只可能在姬姓諸侯中作出選擇。在那個時候，魯國是最具有資格成為諸侯領袖的。而齊國以非姬姓諸侯的身份成為春秋首任盟主，讓宋襄公也看到了機會。儘管宋人和楚人一樣，都是屬於非華夏體系。但宋國殷商王族的身份，還是讓他自視比楚人更有資格成為新的盟主。　　如果宋人能夠認請形勢的話，他們應該會清楚，在春秋亂世之中，如果不通過與其他大國進行一場，甚至數場戰爭，是根本無法獲得霸主地位的。而宋襄公的悲劇在於，在他僅僅通過對幾個小國的勝利（如曹國），就認為自己已經具備了稱霸的實力。所以在他召集齊、楚兩國會盟，試圖讓自己「盟主」的地位獲得大國認可時，悲劇便發生了。首先齊國與魯國這兩個有實力的國家根本就沒去；其次楚人早有準備，將企圖論資排輩「以德服人」的宋襄公扣了下來，後來又在諸侯的調解之下放了回去。畢竟對於一個國家來說，領袖往往並不是最重要的，如果你不能征服這個國家，僅僅扣留一個君主，並不會當然的取得勝利（有時候對於對方來說反而是好事，可以另立一個更有能力的君主）　　事情發展到這一步，應該說，宋楚兩國之間的戰爭是不可避免的了。戰爭即可以說是宋襄公挑起的，因為他向已經依附於楚國的鄭國發起了進攻；也可以說是楚國挑起的，因為楚軍旋即以救鄭的名義，進逼宋國的國都。其次戰爭是誰挑起的並不重要，因為無論是還對稱霸抱有幻想的宋國，還是自視最強的楚國，都需要用一場戰爭來證明自己的實力。這場戰爭由於發生在宋國西部的泓水之濱，因此被稱之為「泓水之戰」。

附：宋地緣位置示意圖（泓水之戰）

在楚軍來犯之時，宋軍可以依託的防線正是泓水。問題是這條天然的防線並沒有發揮任何戰術作用，原因則是宋襄公一定要等楚軍渡河並列陣之後方才應戰。這種被毛澤東喻為「蠢豬式的仁義道德」其實並非宋襄公所創，因為在上古之時，戰爭的多是採取邀戰的方式，即雙方約定在一片開闊地，然後列隊廝殺。這種戰法實際上是一種「貴族式」的戰法，春秋之時還能看到些許案例，到了戰國時期則基本看不到了。那時國家之間的戰爭已經變為全方位的對抗了，國家的整體實力、地形、計謀的運用等都成為一支軍隊是否能夠贏得戰爭的重要因素。從這個角度來看，宋襄公只是因為他那不合時宜的行為，成為了「最後的貴族」。　　如果宋襄公生在歐洲，他可能會覺得更適應些。因為在歐洲，即使是在中世紀和火器盛行的年代，歐洲的軍事貴族們，依然熱衷於這種「優雅」的戰爭方式。東西方之所以會在戰爭形式上形成如此巨大的差別，主要是因為中國早在春秋戰國之時，國家的組織形式就已經開始由層層分封制，向中央集權制轉變了。到了戰國時期，各諸侯國內部的權力基本都已經集中在公室手中了。在這種情況下，各個國家都有可能快速的集中全國的人力物力打一場全面戰爭。而西方所一直延續的層層分封的「封建制」（這才是真正的封建），所造成的後果就是，地緣結構非常複雜，很少有國家有足夠的實力有膽量打一場全民皆兵的全面戰爭，因為你的對手可以是一個，也可能是數個乃至數十個。在這種情況下，將戰爭的範圍主要限定在貴族之間，即可以保證領地內部的穩定；也可以讓戰爭的損失被限定在可以接受的範圍內（貴族的命總是比平民要更值錢的）。

實際上無論宋襄公採取什麼樣的戰爭形式，宋國「四戰之地」的地理條件，都很難讓它成為一流強國。如果宋襄公及宋國歷代君主能夠正視自身的地緣劣勢，制定出正確的拓展方向，也許讓宋國的命運得到些許改變。在這方面，東遷之前就為自己選定一塊風水寶地的鄭國，是一個很好的榜樣。　　當楚軍在「泓水之戰」中佔用宋軍後，楚人儼然已經成為了中原的霸主了。可以說，濟水以南的諸侯基本都在楚國的控制之中了。楚人的下一個目標就是河濟平原，對於一個有志於稱霸中央之國的諸侯來說，能夠將勢力範圍擴張至溝通河、濟兩水之間的河濟平原，是能否成為盟主的必要條件。因此河濟平原在春秋之時，無數次成為會戰與會盟的地點。即使是到了春秋末年，當時戰敗了楚、越、齊國，勢力如日中天的吳國，也將會盟的地點選定在河濟平原的黃池之上。　　在楚人圖謀河濟平原之時，這塊夾心地上除了周邊大國所佔據的土地之外，最大的諸侯國是「衛國」。在衛國一回中已經分析過了，在齊桓公剛登上君位後不久，衛、邢兩國就因為戎人的進攻，而被迫遷至河濟平原之上。只不過在楚宋泓水之戰後3年，邢國就被同姓的衛國所滅。衛國之所以敢對受到齊國支持的邢國下手，正是因為他選擇了楚國作為後台。　　無論衛國這種依附蠻夷，向同宗下手的行為，在春秋之時有多麼的讓諸侯們所不齒（所謂「春秋無義戰」的說法，也正是由此而來的），楚人都已經具備稱霸中原的必要條件了。而能夠給楚人製造麻煩的，似乎只有那個還未被打服的宋國，和餘威尚存的齊國。　　在公元前632後，也就是泓水之戰後五年。楚人決定解決掉這兩個麻煩。這一次，宋國的國都——商邱，以及齊國在河濟平原的邊邑——谷邑（現屬山東東阿），同時成為了攻擊目標。之所以選擇了攻擊齊國在河濟平原的突出部，而不是齊都臨淄，是因為泰沂山脈的存在，讓楚人無法象圍攻宋都商邱那樣直擊齊國的心臟。而如果將齊國壓縮至濟水以南的話，那無論楚人是否再乘勝追擊，齊國都無法再對中原地區施加影響了。

楚人對齊國的軍事行動，得到了魯國的支持。對於魯國來說，是不會放過任何一次削弱齊國的機會的。現在看來，唯一能夠阻止楚人稱霸中原的只有山西高原中的晉國了。認可宋襄公「仁義」之風，並讓其位列「春秋五霸」的人，多認為晉國之所以對宋國施以援手，是因為齊桓公重耳在他十九年的留亡生涯中曾經受到過宋襄公的禮遇（當時泓水之戰剛結束後不久），所以才在剛登上君位後就幫助宋國對抗楚國。　　實際上這種想法有些過於感性了，對於真正的政治家來說，每作出一項決定都不會簡單的感情用事。在重耳的流亡生涯中，楚國也曾經給予他很大的幫助，否則重耳也不會對楚人作出「退避三舍」的承諾。其實晉文公當時作出這種承諾，就已經在表明，晉楚兩國的戰爭是不可避免的了。這種不失原則的承諾，比之他的兄弟晉惠公向秦穆公作出不可完成的承諾（割讓河西之地），的確顯得更有遠見。

正如楚國採取了「圍宋救鄭」的戰術一樣，晉國也沒有直接對宋國施與救援，而是對楚國在河濟平原中的盟友——衛國發起了攻擊。在攻擊衛國得手之後，旋即向南，越過濟水，解決掉了楚國在濟水南岸的另一個盟友——曹國。如果按照正常的情況發展，晉楚兩國最後的決戰之處應該是在濟水以南的中原地區了。　　不過晉文公最後還是將決定的地點選擇在了河濟平原的中心一個叫「城濮」的地方。在春秋之時，河、濟兩水之間還有一條比較重要的河流，叫作濮水，而「城濮」的位置，正是在濮水之南。實際上濮水更象是濟水的一條支流，而後來的歷史中，濮水的部分河道，也的確被看作是濟水的一個分支——北濟水的一部分，而我們在春秋之時所認定的濟水被稱之為「南濟水」。由於黃河與濟水在歷史當中都曾經多次變道，要想具體弄清，這兩條河流在每一個時期的幹流是什麼流向，是非常困難的。對於我們來說，大致知曉它們的方位就行了。簡單來說，現在的河南省濮陽市，是位於濮水之北，河水之南（春秋時期的河道），水北為陽，濮陽之名也因此而來；而山東的菏澤市則是位於濮水之南，濟水之北（南濟）。而二水在將至泰沂山脈時，共同形成了大野澤。　　附：城濮之戰示意圖

晉文公選擇從濟水之南的曹國（現山東定陶一帶），退至濮水之南的「城濮」（現山東湮城縣臨濮鎮）。表面上看，是為了遵守當年對楚王所作出的「退避三舍」的承諾（一舍為三十里，漢以前，一里約為415.8米。三舍大約相當於現在的75華里）。而實際上，晉軍的這種後撤，一是為了避楚軍的鋒芒；二是為了與前來支援的秦、齊兩軍會合。齊國與晉國聯手對抗楚國很好理解，因為在晉軍到來之前，齊國在河濟平原的突出部——谷邑，正遭受楚軍的攻擊。而秦軍之所以和晉軍結盟共圖中原，則是秦穆公一直所希望的。當然，後來在秦國自覺有機會獨自在中原打出一片天地時，秦晉之好還是變成了秦晉爭霸，這種變化在下一回「崤之戰」中會有詳細的解讀。　　 如果仔細測量曹國與城濮之間的距離，其實並不止75華里，大約在120華里左右。不過所謂三舍之數，本來也不必太過細究。多退一點，反而更顯得晉文公是個守信之人。如果從表面上看，晉文公選擇在濮水南岸駐紮，有背水一戰的氣勢。但實際上，晉國當時並沒有這樣的決心。所謂的背水一戰，是需要自燒渡船以示決心的。而晉國選擇在城濮這個重要的渡口處駐紮，恰恰是因為剛剛登上君位的晉國，也沒有足夠的信心戰勝兵鋒正盛的楚軍。如果晉軍在城濮戰敗，他們可以迅速渡過濮水，然後延濮水之北，西向至黃河。在那裡有一個渡口叫作「棘津」，進入河北平原。晉軍正是從那裡渡過黃河進入河濟平原的。　　附：〈城濮之戰〉晉軍行軍路線示意圖

晉軍這次軍號行動的進軍路線，應該是先從「太陽渡」（也就是被滅的南北虢的所在地）南渡，然後延黃河南岸東行至洛陽盆地，再經由孟津北渡黃河進入河北平原（孟津就是當年武王伐紂渡河處，洛陽盆地進入河北平原的主要渡口）。而晉軍如果戰敗由「棘津」退入河北平原後，將可以按原路回到晉國本部（臨汾——運城盆地）。　　如果從救援宋國，或迎戰楚軍的角度看，晉軍所走的這條路線並不是最經濟的。最直接的路線應該是在第一次渡過黃河後（太陽渡），然後沿黃河南岸，經洛陽盆地，過虎牢關，進入中原，直至宋都「商丘」與楚軍決戰。問題是這條路線必須經由鄭國所控制的虎牢之地（也就是鄭國滅東虢所獲得的戰略要地，在鄭國一節中有分析過）。而引發「城濮之戰」的原因，正是宋國由東向西進攻鄭國，以至楚軍以救援盟國——鄭國的名義，圍攻宋都商丘。因此如果晉軍走這條路線的話，實際上等於是必須與鄭國打接戰。即使是取得了勝利，宋國也早已被楚軍所滅。因此晉軍所採取的這種「曲線救宋」的方式，在戰術上是非常合理的。而晉軍退避三舍後，看似背水一戰的布陣方式，也正是為自己留足了後路。　　在晉軍聯合了秦、齊兩軍在城濮布陣時，楚軍也將進攻齊地「谷邑」的軍隊調回，與圍攻商丘的軍隊會合後渡過濟水，準備與晉軍決戰。對於這場戰役，應該說晉楚兩軍都沒有必勝的把握。如果從整體實力來看，勢頭盛的楚國，應該還略戰上風（還帶有淮河流域的陳、蔡兩國軍隊）。問題是遠在南陽盆地等候消息的楚王，面對三大強國的阻擊，也顯得信心不足。因此未能及時派遣足夠援軍支援。　　最終的結果是，晉軍險勝楚軍，楚國也暫時的推遲了稱霸中原的時間。直到21年後的公元前611前，那位「三年不鳴，一鳴驚人」的楚莊王，重新向中原擴張，在與晉國經過多次戰爭後，終於在公元前597年，在「邲之戰」中一戰擊潰晉軍，從而稱霸成為了新一任的「盟主」。　　而「邲之戰」的地點，正是在晉軍上次所繞過的戰略要地——「虎牢」一帶。在那次，楚軍是先滅了重新附於晉國的鄭國，然後再在虎牢之地與急於東出中原，維護自己霸主地位的晉軍決戰，並取得了最終的勝利。

應該說晉文公在位僅僅九年，就擊敗楚國成為了新一任的霸主，是有一定偶然性的。不過就晉國當時的實力而言（已經完成了臨汾——運城兩盆地的整合），進入中原稱霸，也是水到渠成的事。晉文公的兒子晉襄公，以及在楚莊王死後，登上歷史舞台的晉景公、晉悼公，也都曾經稱霸一時，甚至被列入「春秋五霸」的候選名單。　　相比於晉國的風光無限，位於晉國後方的秦國，則是不甘心一直處於被壓制狀態的。秦穆公之所以在取得「韓原之戰」勝利後，仍然希望將重耳扶上君位，以維持所謂「秦晉之好」，無非也是看清了晉國的整體實力強於秦國，暫時不願意與之全面對抗罷了。在與晉國聯盟，進入中原征戰的過程中，秦穆公也在期待有一天，自己能夠成為新的霸主。而年事已高的晉文公並沒有讓他等太久，在他去世之後，秦國的機會終於來到了。

從大的背景來看，完成了臨汾——運城盆地整合的晉國，能夠在某一時期稱霸中原，有其必然性。而晉文公成為霸主，則有一定偶然性。至於秦國，在取得渭河平原的主導權後（從晉國手中奪取河西之地），也必然會希望向中原擴張了。只不過相比晉文公來說，處心積慮，布局多年的秦穆公，看似更應該在他的任內，完成這一歷史使命。　　儘管從大歷史的背景看，某一位英雄人物的生死，並不會改變大的歷史走向，但在微觀的歷史當中（也就是我們平時看的，注重人物和事件的「歷史」），的確會造成一定影響。而晉文公的死，就直接影響了秦晉之間的關係。　　晉文公是在公元前628年去世的，也就是說，他在霸主的位置上坐了4年就走了。儘管在我們看來，晉國之所以能夠稱霸，是因為晉國的整體實力到了。但就身處其中的人來說，對於這一點卻是很難認清的。在很多政治家看來，對手出現權力更迭時，往往是最好的機會。這種機會對於秦穆公來說並不陌生，之前他已經數次運用這種機會，來干涉晉國的內政，並藉此「取回」了河西之地。現在，秦國的興趣點已經不再是晉國的君位傳承了，能夠借這個機會，入主中原，取代晉國的霸主地位，才是秦穆公最想要的。

如果秦國想從晉國的手中奪取盟主之位，最直接的辦法當然是與晉國開戰，並取得勝利。在之前，和之後的春秋歷史當中，每一位霸主的產生，都伴隨著與其他大國的戰爭。問題是對於秦國來說，有兩個問題是不得不考慮的。一是之前秦晉兩國的關係一直是處於「秦晉之好」的狀態的，如果在晉文公剛剛去世之時，就與之開戰，有失道義。對於一個有志於成為諸侯領袖的君主來說，名譽還是非常重要的；另一個原因則是，即使是秦國偷襲晉國得手，也並不代表就能夠稱霸中原。因為由於地理格局的關係，其他幾個大國對決的戰場，都是在濟水南北，一場大戰的勝利，不僅能讓主要對手退出爭霸的舞台，更能讓中原那些國家臣服。而秦晉之間如果發生戰爭，基本只會在河東、河西兩地，並不會對中原乃至更遠的邊緣大國造成影響。在這種情況下，秦國即使取得了對晉戰爭的勝利，也還必須再入中原，進行一場新的戰爭，以證明自己的實力。　　在這種情況下，可供選擇的方案就是直接進入中原，尋找一個實力在自己之下的諸侯國開刀，以證明自己的實力。至於這個犧牲品是誰，相信看過《崤之戰》一文的朋友都已經清楚了（以前的中學課本里有的，現在不知還有沒有），就是曾經的小霸——鄭國。　　在晉、楚、齊等邊緣大國的擠壓下，先知先覺的鄭國現在已經成為二流國家了。由於地理位置的關係，鄭國在大部分的歷史當中，不斷的在北面的晉國，與南面的楚國之間搖擺。在城濮之戰前，鄭國是依附於楚國的。而在城濮之戰後，鄭國自然選擇了倒向晉國。不過鄭國並未就此完全切斷與楚國的關係。這很大程度是因為楚國並未在城濮之戰中傷及根本，或者說楚人隨時有可能卷土再來。在這種情況下，情商一直很高的鄭人，首鼠兩端也就情有可原了。

對於鄭國的這種態度，已經成為霸主的晉文公當然不能容忍，於是晉國準備通過武力，讓鄭國明確自己的位置。現城濮之戰一樣，晉文公的「岳父」——秦穆公又一次的成為了聯合對象。秦晉兩軍分兩路向鄭國發起攻擊。這種聯合軍事行動也為鄭人找到了生存的機會。就象《三國演義》里的曹操每一次聽到對手有新的盟軍到，就哈哈大笑一樣。這種因為利益而聯合在一起的組合，的確也很容易因為利益而分道揚鑣的。　　鄭國離間秦晉聯盟的說詞就是擺明三者之間的地緣關係。因為在城濮之戰前（公元前635年），周王室曾經發生過一場內亂（當時為周襄王，其弟謀奪王位，王出逃）。對於東遷之後的王室來說，如果遇到這種情況，一般而言可以考慮的是當年的「勤王四國」，即河北平原上的「衛國」；中原的「鄭國」，山西高原中的晉國；與渭河平原上的秦國。如果從地理位置上看，衛國和鄭國應該是能夠最快給予支援的。不過衛國，這時候已經和邢國一道，被戎人驅逐至河濟平原落戶了，因此周襄王就近先逃到了鄭國，然後向晉秦兩國求緩。　　最後的結果是，更具交通優勢，也更有實力的晉國，搶在秦國之前，幫助周襄王複位成功。秦晉兩國爭著來做這件事，最終目的都是為了累積政治資本，因為最先稱霸的齊桓公，為盟主設定了一個政治標準，就是獲得王室的認可。而晉國的這次勤王行動，所獲得的不僅僅是政治資本，更為重要的是獲得了向河北平原滲透的權力。　　無論是晉國主動要求，還是周王主動示好，晉國得到了陽樊、河內兩地的封賞。前者位於奇太行山的邊緣（河南濟源市西南），原來是屬於一個叫「樊國」的小國；而後者則指的是河北平原（黃河以北稱之為「河內」，以南稱之為「河外」），或者說主要就是當年封給衛國的殷商舊地。　　王室作出這種決定，其實就象當年把歧山以東的土地封給秦國一樣。因為當時的河北平原，已經是戎狄的天下了，之前拱衛洛陽盆地的衛、邢兩國都已被迫遷至河濟之中。在這種情況下，讓勤王四國中最具實力，地理上也接近的晉國去收拾爛攤子是再合適不過的了。

附：<崤之戰>示意圖

雖然王室新封給晉國的土地更象是一張空頭支票，但實際意義還是挺大的。至於究竟有什麼意義，相信「奉（挾）天子以令不臣」的曹丞相是最有發言權的。其實王室做出這種「賞賜」，很大可能是因為晉國的要求。畢竟去收拾河北平原上那些戎狄，比到中原去滅掉幾個同宗的諸侯國政治風險更小。更何況從地理的角度看，晉國有很大機會征服山西高原上那些戎狄，讓太行山兩側都成為晉國的勢力範圍。　　當然，無論是山西高原上的戎狄，還是河北平原上的戎狄，都不是那麼好對付的。晉國要想真正完成它的「統一」大業，還需要有足夠的時間和技巧。最起碼在晉文公餘下的那幾年，是沒有辦法真正做到了。不過晉國在名義上取得了河北平原的控制權，卻讓鄭國離間秦晉雙方的關係找到了突破口。我們都很熟悉戰國時期秦人所採取的「遠交近攻」的地緣戰略，但對於鄭國這樣的二流國家來說，「遠交」的策略是必須的；「近攻」的能力卻未必有了。真正適合這類國家的戰略是「遠交近防」。就鄭、秦、晉三國的地緣關係來說，鄭人要防的就是已經將勢力範圍滲透至河北平原，與其一水之隔的晉國；而要交的則是勢力範圍尚未東出崤函通道的秦國。　　最終慮及攻鄭之戰有可能為晉國做嫁衣裳的秦穆公，成為了鄭國新的保護者，並派駐兵將幫助鄭人駐守國都（新鄭），至於其中的利害關係，當然是由鄭人點明的。而他的「女婿」晉文公，暫時還不想捅破「秦晉之好」這層窗戶紙，也就此退兵放棄了對鄭國的攻擊。

秦國成為鄭國的保護國，看似讓秦國向中原邁出了重要的一步。但相比於晉國可以通過控制河北平原向中原滲透；齊國可以透過河濟平威懾中原；楚國可以佔據淮河流域北入中原。單純的和鄭國結盟，並不能讓中原諸國真正感覺到秦國的存在，因此也就無從談起稱霸中原了。因此在晉文公去世之後，秦穆公希望對鄭國發起一次遠征，以真實的在中原佔據一塊土地。支撐秦國這次冒險行動的動力，除了晉文公的去世這個「利好」消息以外，就是之前秦國幫助鄭國駐守新鄭的將領，已經取得了鄭國的信任，能夠成為秦軍的內應。　　如果單從「人」的角度看，秦穆公在競爭對手離世，且有內應接應的情況下，作出遠征鄭國的決定，應該說不能算是衝動之舉。但問題是從地緣的角度看，這次行動實在太過冒險。一是秦軍在經由崤函道東出中原時，必須經過晉國的控制區；二是行軍路線過長，不僅要經由滑國這類的小國，還必須經由新鄭北邊的那些鄭國城邑，才能到達新鄭。在這種情況下，秦軍即使不在行進中受到攻擊，也很有可能過早的暴露出自己的軍事意圖。

對於秦國來說，希望入主中原並不能算是異想天開。當年黃帝和武王都是從渭河平原走出去，並成為天下共主的。現在秦人已經成為渭河平原的主導者了，冒一次險開始東征之路是遲早的事。而這個任務落在為秦國取得河西之地的秦穆公身上也有其必然性。　　秦軍東征鄭國最大的隱憂是晉國。因為吞併虞、虢（南北）兩國的晉國，實際上已經取得了「陝地」的控制權。而秦軍通過崤函通道進入洛陽盆地，乃至中原，陝地是必經之地。換句話說，如果晉人不放行，秦軍的這次遠征將會充滿著危險。　　在這裡需要對幾個重要的地理名詞作一個梳理，這些地理單元在整個古典時期，乃至上古時期，都一直發揮的重要的戰略作用。它們分別是：「陝」地、函谷、太陽——茅津渡、南北崤道。　　附：崤函地理關係示意圖

這裡要解讀的是函谷和崤山。從地形圖上很容易看出，如果我們從渭河平原出發，沿黃河東行的話，可以有兩個選擇。經過黃河的那個拐角（河曲）之後，沿黃河南岸，通過秦嶺與黃河之間的夾道前行；二是通過風陵渡渡過黃河，沿黃河的北岸向東進發。這條路線的地理格局和南岸非常類似，只不過是由規模較小的中條山替代了秦嶺的位置。而中條山與黃河之間的通道，甚至比南岸還要好平整些。　　不過無論我們是沿著黃河的北岸還是南岸前行，在到達「三門峽」附近時，都會遇到很大的障礙。因為無論是北岸的中條山，還是南岸的秦嶺，在這裡都不約而同的向黃河靠攏。使得黃河河道不得不收窄，並形成了兩岸高山林立的峽谷地形，這也就是所謂的「三門峽」。換而言之，如果你還想繼續東行的話，沿著河岸走將是非常困難的了。對於在這種地形上開闢道路，先民們並非沒有辦法，在我們將視線轉向秦嶺及四川盆地時，那些開鑿在崖壁上的「棧道」會為我們展示人類改造自然的力量的。　　實際上從地質學的角度來看，中條山甚至太行山脈和秦嶺都可以看作是同一山系。只是由於黃河在它們之間衝出了一條河道，才會分割成兩片完全獨立的地理單元。無論黃河與它兩岸的山脈是何總關係，對於希望走出黃土高原的人來說，都一定會想辦法在其中開闢道路的。之所以開鑿棧道沒有成為上古先民的首選，是因為他們在三門峽兩側的山脈中找到了可行的道路，而這條通道的位置在黃河的南岸。

另外附張三門峽未成為「三門峽水庫」之前的圖片（油畫），以讓大家更直觀的認識這段峽谷對於陸地交通的阻礙。

如果一定要做的話，相信先民們也還是有辦法在黃河北岸開闢出道路的。不過由於對山西高原上的居民來說，還有其他路線可以越過太行山脈，進入東部的平原地區（河北平原）；加之通過南岸可以直入中央之國的地理中心——洛陽盆地和中原地區，因此先民們著力在南岸尋找合適的路徑，以打通東西大通道。　　從大的方面來看，秦嶺在三門峽附近向北延伸，是造成東西通道不暢的地理原因。而具體的「罪名」則要落在一條秦嶺的小支脈——崤山身上了。「崤山」自秦嶺的主脈中伸展出來，向東北方向延伸至黃河南岸，如何越過這座「天王山」，成為了問題的關鍵。不過在我們去崤山中找尋道路之前，還有兩個重要的地標，會先為我們的東行之路，製造點麻煩。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仍然是秦嶺在向東北方向延伸它的那些小支脈。其中一條小體量很小的支脈，這條小山脊雖小，但卻北抵黃河，南至秦嶺，象是一道天然的長城，搶在崤山之前成為了東進道路上的攔路虎。　　這條小山脊在歷史上默默無聞，但它的北端有一條長約7.5公里，橫穿它的谷地卻是名滿天下，那就是「函谷」。函谷最先聞名於天下，是因為進入戰國之後，秦人在函谷的東端築「函谷關」以自守，並在此打敗了山東六國的聯軍（先秦的山東之山，指的是「崤山」）。函谷關一直到東漢末年都在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直到三國時期，以中原為地緣核心的曹操為了更好的抵禦來自渭河平原的威脅（對手是馬超），將崤函通道的防線推進到渭河平原東端，在河曲與華山之間築「潼關」之後，函谷關才逐漸被廢棄。　　現在看來，如果晉軍想伏擊東征的秦軍，函谷是一個不錯伏擊地。這條甚至不能並行兩輛馬車的谷地，絕對當的起「一夫當關，萬夫莫開」的美譽。對於一支通行其中的軍隊來說，危險性是非常大的。因此後世的很多人，將函谷誤認為是「崤之戰」的發生地點。其實晉軍並沒有選擇函谷設伏，他們為秦軍選中的墓地還要往東走，而晉人之所以會作出這樣的選擇，與另一個更為重要的地標——「陝」地有關。

對於「陝」地，我們並不陌生，在周公輔政之時，它曾經成為一個地理分割點。即「陝」地以東作為周人的新征服地區，由周公負責管理；陝地以西，作為周人的根據地，由召公負責管理。而在假虞伐虢一節中，那個最晉人所滅的南「虢」，所控制的地區也正是在「陝」地。現在我們就來看看，為什麼「陝」地能夠承擔如此重要的任務。　　首先可以看到，黃河在流經「陝」地時，向北拐了個灣，也就是說陝地本身的地理位置，是一個突出部。不過這種類似半島的地形，並不足以讓陝地成為關鍵先生，因為在黃河幾千里的東流過程中，類似的彎曲數不勝數，所以才有「黃河九十九道彎」之說。真正讓陝地身價倍增的是它南部的那條秦嶺支脈。這條位於函谷和崤山之間的支脈，並非象它的左右鄰居那樣，直接切到黃河，而是在它與黃河之間留出了「陝」地這片開闊地。　　由於陝地本身具有一定的縱深，又位於函谷和崤山兩道天險之間，使得它成為了整個崤函通道中最為重要的戰略要地。也就是說，你可以在其中築城，並形成自給能力，以作為整個崤函通道的管理中心。　　成就「陝」地的地緣因素並不僅限於黃河南岸。由於黃河北岸的中條山，正是在陝地的對面開始與黃河親密接觸。因此山西高原南渡黃河的最後渡口：太陽——茅津兩渡實際上也受到了「陝」地的控制。當然你也可以選擇在到達這兩個渡口之前就南渡黃河。但問題是，當你成功渡河，並冒著風險穿越函谷之後，仍然要面對「陝」地的封鎖。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我們想從山西高原進入崤函通道的話，從茅津渡渡河成為了必然的選擇。當然，在茅津尚在戎人控制之時，稍稍偏西一點的太陽渡，是周屬諸侯們溝通黃河南北的主要通道。　　由於「陝」地的存在，當我們越過函谷，向東北方向前行，到達陝地的這一段路程，並不算特別難走。不過當我們在「陝」地稍作休息之後，繼續東行時，將會遇到此行最大的障礙——崤山。這裡也是晉軍為秦軍選定的葬身之地。晉軍之所以選擇在崤山而不是函谷設伏其實很好理解。因為晉人對於華山——「陝」地的這一段路程並不是特別的熟悉。對於居於黃河之北的晉人來說，當他們想進入渭河平原時，可以通過蒲津渡或風陵渡直接進入河西地區；當他們想進入中原時，可以通過太陽渡和茅津渡進入陝地，然後再東行越過崤山，然後沿黃河南岸直入中原。也就是說包括函谷在內的大部分崤函通道，對於晉人來說，並沒有太大戰略意義，也沒有通行的必要。所以他們在自己東出中原的必經之路——崤山之中為秦軍舉行葬禮，並不讓人感到意外。　　無論是2600多年前的秦軍，還是現在的我們，在陝地至洛陽的路線選擇上，並沒有多少區別。如果再想沿著黃河東行是不可能的了，因此無論是先人還是我們，都需要先從陝地向東南方向折行，看在在崤山之中，能否找到象「函谷」這樣的通道。很幸運的是，在行至崤山西麓時，我們可以在崤山之中找到兩條東西通道。根據它們的方位，這兩條通道被分別命名為南、北「崤道」。而之兩條崤道在崤山以西的相交處，現在則歸屬於一個叫「交口」的鎮所管轄。　　如果按照〈崤之戰〉一文的記載，崤道的開通可以上溯到夏代。因為在秦穆公準備出征時，他那位用五張羊皮換回來的左右手——百里奚，曾經力阻秦軍的這次遠征。他甚至預言晉軍伏擊秦軍的地點是在所謂的「文王避風雨處」與「夏後皋之墓」之間。而這兩個地點，分別就是在南北崤道最為險要處。所謂「文王」指的就是周文王；「夏後皋」則說的是夏代王國之君「夏桀」的爺爺。如果這個說法屬實的話，那就說明在夏商兩代，南北崤道就已經開通了。其實如果我們認可，炎黃二帝曾經進入中原的話，那麼崤山通道的開通應該能夠上溯至5000年前。　　不管怎麼說，在秦軍東征之時，他們有兩條線路可以選擇。在軍事家看來，山谷通道是構築「一夫當關，萬夫莫開」的關隘的最佳地點。在後世，北崤道中構築的關隘叫作「硤石關」；南崤道構築的關隘被叫作「崤陵關」，不過由於歷代文人及評書表演藝術家們的誤傳，崤陵關通過被稱之為「雁翎關」，事實上它跟大雁沒有一毛錢的關係，真正能表明身份的是那個「崤」字。　　在春秋之時，南、北崤道應該還沒有駐軍。因為在春秋之初，諸侯們還是以點的形式存在於中央之國的各個角落。大家所感興趣的多是能夠出產更多糧食的平原地區，很少會耗費錢糧去駐守純粹的軍事要地。（如果有自給能力，就另當別論了，比如「陝」地）。即使是晉國希望控制崤函通道，從虢人手中奪取陝地也就夠了。

無論硤石關和崤陵關在當時都不存在，但這並不影響兩條崤道在經過崤山分水嶺時，會面臨兩側高山林立的峽谷地形（關隘也是依險而築的）。也正因為還沒有築關，因此百里奚才搬出兩處人文景觀，作為這兩個戰略要地的代名詞。有興趣的朋友可以路過崤山時可以去看看，「文王避風雨處」與「夏後皋之墓」就在兩關旁邊的山頭上（所謂南陵，北陵）　　既然有過崤山有兩條通道，那麼問題就出來了，秦軍究竟是走的北崤道還是南崤道呢？我們先來看看，南北崤道往東是如果進入洛陽盆地的。如果從陝地出發，通過南崤道穿越崤山，我們可以沿著發源於崤山的那些洛河支流，東南方向穿行至洛河，然後折向東北，沿洛河從南面進入洛陽盆地，到達洛陽，也就是東周王城「洛邑」的所在。這條路線，雖然稍微有點繞，但勝在基本都是沿河谷行進，路況較好。最難通過，也最為險要的地點，就是在「崤陵關」。如果選擇的是北崤道，那麼我們會行至洛陽盆地的北部，然後渡過伊洛兩河，再沿伊河南岸東北方向行至「虎牢」，最終進入中原。

好在〈崤之戰〉一文給我們留下了線索，因為文中明確記載了，秦軍經過的是洛邑北門，並按照禮法下車向王城致敬。只可以他們下來之後又跳著上車了，讓在城頭觀看的王室成員大為不滿，並認定秦軍驕兵必敗。　　實際上在春秋戰國時期，北崤道很多時候都會成為首選道路。這是因為南崤道的大部分路段都是沿河而行，且為粘土質，因此在河水瀑漲的季節里很難通行（特別是洛河）。而北崤道雖然因為山石較多，路況差了點，但也勝在路基多為石質，因此受水的影響反而較小。在戰國時期，北崤道上的澠池曾經上演過著名的澠池會；而同在北崤道上的新安，也曾經上演過無數次悲喜劇，最為著名的當是項羽在此坑殺了秦軍20萬降卒。　　之所以要透過〈崤之戰〉來解讀一下南、北崤道，是因為這兩條道路雖然在細處幾經更疊，但基本路線幾千年來都沒有什麼變化。南崤道現在成為了249省道（河南）的修築路線；而距離更短的北崤道，則成為了修建隴海鐵路和310國道的基礎。

現在看來，秦軍在北崤道，特別是硤石關附近受伏的可能性最大，不過雁翎關也並非不可能成為秦軍的葬身之處。

之所以不能否定雁翎關作為晉軍伏擊地的可能性，是因為如果你順著南崤道走，過了雁翎關之後，可以再折向北，到達硤石關之後，再向東走北崤道到達洛陽盆地。由於這條溝通南北的道路存在，崤道的整體格局呈「A」字型，也為秦軍和後人的通行，提供了兩種以上的可能性。因此百里奚才會在他的預言中，提及兩條崤道。　　不過既然我們可以確定秦軍是從洛邑北門通過的，那麼作為必經之路的「硤石」發生「崤之戰」的可能性也就最大了。也許是因為「雁翎關」這個名字更上口，也更有氣質，我們在一些古典小說和評書中經常能聽到它的大名。而對於「硤石」這個地名，熟悉度則要低一些了。不過當年杜甫當年在安史之難中從洛陽向西逃難，走的就是北崤道，並在三個重要的驛站寫下了他的代表作〈三吏〉，其中被列入中學課本的〈石壕吏〉所描述的就是途經「硤石」的見聞（另兩篇分別為〈潼關吏〉和〈新安吏〉）。至於說杜甫夜宿的村子到底是這一帶的哪個村子，就不好說了。不過現在有個村子已經注意到名人效應，並更名為「石壕村」了，如果想去思古的朋友倒可以去看看，最起碼是真的有一段古道遺址。

秦軍既然已經過了洛邑，那麼是否是在回來的路上遭遇伏擊的。答案當然是肯定的。由於這個帖子里所列舉的戰役或者典故，一般知名度都比較高（甚至被列入中學課本），因此沒有太花費筆墨展開。如果不太熟悉的朋友，也以百度一下相關背景，以了解除地緣因素以外的其他背景資料。　　在預感到秦軍這次東征會失敗的人看來，對於秦軍來說，路線太長，不能保密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這次軍事行動的戰術是依靠內應的「偷襲」戰）。實際上這並非是在判斷，秦軍是否能夠隱身到達新鄭。因為上萬人的部隊行軍，不讓沿途的人看見是不可能的。最起碼我們知道，晉國所控制的陝地、王室所在的洛邑，以及位於洛邑以東，伊水之南的滑國，都是秦軍的必經之處。百里奚所慮的是秦軍過於輕狂，不能很好的掩飾他們進攻鄭國的企圖。　　儘管我們在史書中所得到的信息似乎是，鄭國那個販牛的商人弦高，在滑國一見到秦軍就判定秦軍的攻擊目標是鄭國。但真實的情況更可能是，弦高在與秦軍的接觸中獲知了這一信息（秦軍的輕狂在過洛邑時已經顯露出來了）。因為在春秋之時，一個諸侯國的軍隊借道通過另一個諸侯的控制區，是在正常不過的了。當然，這種借道行為一般而言應該是事先打過招呼的。但一個商人是沒有途徑獲知這些信息的，因此之所以敢於挺身救國，只有可能是從秦軍那裡直接得到了消息（秦軍當時在滑國休息）。　　事實上即使秦軍攻鄭得手，他們全身而返的可能性也是很小的。當然，對於秦國而言，他們此行的目的應該不是得點財物就班師，而是滅了鄭國，以為秦國在中原獲得一塊飛地，進而成為中原霸主，。如果這個戰略構思成功的話，那麼從東西兩側夾擊晉國所控制的「陝」地，將渭河平原與中原的東西通道，掌握在自己手中則是下一次軍事行動的目標了。　　問題是這種先遠後近，躍進式的擴張方法實在是太過冒險了。晉人當然很清楚，如果鄭國成為了秦國的領土，會有什麼樣的後果。因此晉國冒著破壞秦晉之好的罪名，先發制人對回師的秦軍發起攻擊，也算不得過分。　　戰爭的結果看過〈崤之戰〉一文的朋友應該已經很清楚了。秦國基本上全軍覆沒，三個統帥被俘，後來依靠那位秦晉之好的女主角「文嬴」（穆公之女，嫁給晉文公的那位）說情，算是放了回去。

崤之戰以晉軍的勝利而結束並不讓人感到意外，因為晉人從山西高原出發，只需在陝地渡河，即可輕易切斷秦軍的出關路線，更何況陝地已經在晉人的直接控制下了。當然，如果戰場擺在「陝」地的話，雙方的戰爭方式很可能會是列陣廝殺，如果讓宋襄公這麼末代貴族來乾的話，這種可能性會更大。只可惜春秋亂世多的是「無義」戰，因此在地勢險峻的崤道上伏擊秦軍，才是最有效的戰術。　　無論秦穆公算不算得上英主，通過這一仗他都清楚的認識到，如果想繞開晉國直接進攻鄭國和其他中原諸侯；或者說在沒有控制河東之地的情況下，就想滲入中原的話，基本是沒有可能性的。因此在崤之戰後，秦國處心積慮所採取的報復行動，還是渡過蒲津渡，進攻晉國的腹地。最終一直打到曲沃附近，也就是說基本控制了運城盆地。不過一次戰役的勝利，並不代表秦國就能在整體實力上壓過晉國了。這次戰術的勝利，很大程度是因為秦軍上下齊心，置之死地而後生的結果（秦軍渡河後，自焚渡船。不過應該沒有砸鍋，否則破釜沉舟的典故也輪不到項羽了）。因此秦軍依然象上次韓原之戰勝利後那樣，撤回了河西。唯一不同的是，秦軍在歸國之前，南渡黃河去崤山掩埋了〈崤之戰〉戰死秦軍的遺骨。

儘管秦軍最終算是復仇成功，並且向晉國宣示了自己有實力在河東乃至崤函通道與晉國對抗，但晉國的地緣優勢始終是存在的。以秦國現有的實力尚無法長期佔據運城盆地，更無法控制崤函通道上的各個戰略要地。因此雖然有史家，以秦穆公此戰大勝晉軍為由，認定秦穆公有資格位列春秋五霸。但實際上，秦晉兩國的爭霸過程，僅僅還是限於黃土高原內部，秦國仍然無法將它的影響力滲透至中原。　　「崤之戰」以及之後的「王官之戰」，是秦晉關係的一個分水嶺。從此以後，秦國暫時放棄了東進的戰略，潛心整合渭河平原，並將主要發展方向鎖定在西、南兩個方位。而晉國除了繼續在中原顯示它的力量外，也將更多的注意力放在整個山西高原內部的整合上。最終雙方都在自己經營的地區取得了顯著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