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強政府主義改革的破滅：還談王安石變法

今天我想跟大家談一談這個北宋王安石變法的問題，為什麼突然要講這個題目呢？當然跟我個人長期以來的古代史方面的興趣有關係，也跟最近碰巧看了一下這方面的書籍，從而引發了進一步的思考有直接關係。

我們很多人雖然也喜歡歷史，但是呢，都有些偏愛近現代史，不過我覺得其實古代史的問題也挺重要的，對於我們的今天也有很多啟發的意義。比如說中國歷史上一直是一種強政府狀態，什麼侵犯R權啊，什麼侵犯私有財產啊，什麼強力打壓言論啊，都是很嚴重的，我們今天所遇到的那些事情，其實在某種程度上也看作是一種歷史的慣性使然。

所以我希望大家還是聽一聽為好，至少頭腦里應該有點這方面的常識【在這次分享中，我還會專門提到蘇東坡與「烏台詩案」的事情，也算是給大家增加點文學背景知識，對於我們理解蘇軾的文學作品會有很大的幫助】。所謂「知今宜鑒古，無古不成今」，了解古代歷史對於了解近現代、了解今天肯定也是幫助很大的。當然了，我們最好也多看看世界史。

閑言少敘，就說中國歷史上的有名的所謂變法、改革等問題吧，大大小小的恐怕也得上百次，其中著名的至少也得有十幾次，比如說商鞅變法、胡服騎射，以及王莽改制、北魏孝文帝改革、後周周世宗改革、慶曆新政、王安石變法以及張居正變法、戊戌變法等等，甚至也包括到今天已經持續了四十年的改革開放（當然後來基本停滯了）。此外，每一次改朝換代，其實往往也伴隨著一次劇烈的制度變革，雖然其制度本質倒沒有多大改變。

王安石變法之所以那麼受人關注，除了它巨大的爭議性、複雜性外，主要也是因為在我們今天看來，大宋的模樣好，跟賈府一樣，外頭看著轟轟烈烈的，可就是朝廷沒錢花！我們的教科書上也算高度肯定這次變法，但是我要提醒大家的是，但凡是我們的Q方讚美的東西，我們一定要三思再三思！

另外就是我個人之所以關注這個題目，主要也是因為覺得它對於理解我們今天的現實有非常巨大的啟發，比如說我以前就寫過一篇關於王安石變法的文章，題目就叫做《體制內改革與國有化運動的慘敗：再談王安石變法》！所以今天的題目就定了個「還談」。

有關於王安石變法的書籍和文章，我也看過很多，總覺得還沒有出現特別全面、深刻，以至於讓我特別服氣的，當然了，我的水平也不一定多高，何況也沒有真正深入地、全面地研究過這個題目，只是可能有一些較為有參考意義的個人見解，所以我姑妄言之，大家就姑且聽之吧。

一

在我們的當下現實生活中，正如我們已經看到和感受到的，今日之中國遇到了太多的問題和難題，這些都亟待解決。而這些問題和難題，很多方面其實跟北宋時期面臨的困局是完全一致的，比如說隨著國家機構的膨脹，政府總覺得錢不夠花。

蘇東坡的弟弟蘇轍曾經總結北宋朝廷所面臨的巨大困局，就是「三冗」問題，即冗兵、冗官、冗費。

在宋太祖時期，大宋的兵力只有二十多萬，但是到宋仁宗慶曆年間已經突破了125萬，到仁宗的兒子英宗時期才稍微減少到了116萬。養這麼多軍隊需要花多少錢呢？如果報出一個數目，大家恐怕沒有一個概念，我就說當時北宋政府的年均財政收入如果是6 的話，那麼軍費支出就是5，也就是軍費開支佔到了財政總收入的八成以上【這還是沒打仗的狀態，如果打起仗來政府如果沒點非常手段，那非破產不可】。所以當宋英宗的兒子宋神宗剛剛即位的時候，他看到這麼龐大的軍費支出，嚇了一跳，感嘆說：「窮吾國者，兵也！」

如果說花了這麼多錢，卻可以打造出一支非常強大的軍隊，那這錢花得也算值了，問題是這種軍隊還打不了什麼仗，而其中的原因就很多了。比如說北宋因為對武人嚴格防範，所以在軍隊管理和軍事指揮方面設置了很多障礙，雖然有利於老趙家政權的穩定，但卻嚴重干擾了將領的指揮（還比如說因為軍隊換防問題，導致將不識兵、兵不識將）；另外，為了確保政權穩定，北宋政府又不能不經常招募一些流民從軍，這樣也就更加降低了軍人選拔的門檻。

宋太祖死得早，宋太宗的軍事水平就明顯不如老哥，所以跟遼國作戰很少有取勝的時候，甚至於連他本人都被遼軍射中了大腿，一到陰天下雨就撫摩著自己隱隱作痛的大腿哀嘆！到了宋真宗時代，北宋跟遼國簽訂了澶淵之盟，實現了花錢買和平的一種妥協態勢，但是呢，對於面子上還是有些掛不住！後來西夏崛起，大宋又是敗多勝少，最後也是花錢買到了和平，但是臉面上更掛不住了（後來更是連個小小的越南都收拾不了）。在澶淵之盟簽訂後的三十多年後，遼國又進行軍事訛詐，大宋覺得動武肯定也沒有勝利的把握，只好繼續追加歲幣。

我們今天來看，覺得花點錢也划算，總比死人無數加巨額軍費開支來得划算，但是對於一個有著天朝觀念、中央王朝思維的國家而言，其實跟周邊國家平起平坐已經覺得是奇恥大辱了，何況有時候人家真的會來羞辱自己。因此，對於一些心氣高的皇帝，真可謂是可忍孰不可忍！

再說這個冗官吧，也是因為大宋非常看重趙氏江山的穩定，所以強化了官僚系統的分權和制衡，由此不僅造成了行政效率的低下，更造成了官僚系統的膨脹，僅僅從1005年到1050年前後，不到半個世紀的時間，宋朝的官員就從一萬多人增加到兩萬多人，要供養如此龐大的官僚系統，也是一筆不小的開支。【這裡我插幾句題外話吧，就是說明朝的官員的工資水平特別低，朱元璋時代二品官都有賣女兒湊路費的，還有晚明的李贄（也就是那個異端思想家李卓吾），他還做過知府，我記得他有個半留守的閨女都被餓死了，那時候他可能是個小官。北宋的官員待遇肯定比明朝好一些，但是也不算太高，比如說蘇東坡吧，他做官的前二十多年，幾乎沒有什麼積蓄，日子過得緊巴，所以被貶黃州後就自己開荒種地，曬得很黑，從此就有了「東坡居士」這樣的稱號。他弟弟蘇轍也一直做官，但是家裡子女多，負擔重，所以債台高築，生活也很不易。蘇東坡其實一直想辭官卻不能辭官，就是因為沒錢，所以才感嘆「長恨此身非我有，何時忘卻營營」。】

再說說這個冗費的問題，就是大宋也經常有一些大型的工程，比如帝王陵墓、宮殿等等，開銷也很大，而且還經常賞賜大臣，變相的收買人心吧，這也是一筆不小的開銷。

總之到了1060年代末期年僅20歲的宋神宗登基的時候，他所面對的困局主要就是這幾個，而最緊迫的問題就是解決財政危機，想實現國富，進而才能奢望兵強。因為當時國庫已經空了，財政赤字已經延續多年了，如果再不想辦法扭轉這一局面，那麼老Z家的政府也將面臨關停乃至崩潰的風險，比如軍隊因為工資長期拖欠很可能要嘩變、官員因為工資拖欠可能要加大貪腐力度從而引發民變等等。

【補充慶曆新政問題，就是當時在范仲淹倡導下準備進行變法，但是因為受到既得利益集團反對，導致老好人的宋仁宗發生了動搖，再加上當時問題還沒有那麼嚴重，所以新政被迫夭折。應該說，范仲淹要比王安石成熟，但宋仁宗的魄力又明顯不如他的孫子宋神宗。】

二

要緩解三冗問題，很顯然一定會出現很多的改良方案，當時司馬光、王安石、蘇軾等官員都曾經提出過個人的建議，那麼為什麼後來年輕的小皇帝選擇了王安石路線呢？

雖然有很多偶然的因素，比如宋神宗還是王爺的時候，他王府里的記室參軍韓維就鼎力推薦過王安石，但是最根本的，肯定還是宋神宗的個性和思想與王安石頗多契合之處。

有些研究宋神宗趙頊的學者就指出，趙頊這位年輕的皇帝優點和缺點都很明顯，優點主要是性格堅強、做事果斷、有主見、有理想、敢於打破傳統，敢於求新冒險、知人善任、嚴肅認真、好學上進等；至於說缺點，也很突出，比如說性格倔強、情緒急躁、任人過專、喜用宦官等等。當然了，我覺得他還有一個明顯的劣勢，就是他登基的時候只有19歲，變法開始於他21歲，而他去世時也才只有37周歲。很顯然，太年輕了，缺乏領導一個龐大國家所必須的歷練和經驗。

不過這裡需要一說的是，王安石雖然是變法事業的主要倡導者、參與者和領導者，但是宋神宗的角色無疑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為最終的決定權在他手裡，所以嚴格說起來這場變法應該叫「熙寧變法」。而由於變法在宋神宗統治的後期，也就是元豐年間還在不斷推進，所以更全面的叫法應該是「熙豐變法」，而王安石在元豐年間已經退出了政壇。【那麼這場變革運動為什麼在後來被叫做「王安石變法」呢，其實這是列寧曾經稱揚過王安石的緣故，所以我們的紅色史書就開始這樣稱呼了】

再說到這個王安石，他的學識、人品無疑都是比較好的了，他的家庭環境非常不錯，叔祖、父親、兄弟甚至連同他的兒子，四代人出了八九個進士，連王安石的母親都會寫作詩詞。進入官場以後的王安石非常關心民生疾苦，加上個性有些孤傲，所以他很願意在地方任職，而不願意到京師做官。朝廷曾經很多次徵召他到京師任職都被他拒絕，這也為王安石積累了巨大的名聲——有點像古代那種屢召不應的隱士。

不過我要強調的是，王安石做個地方官，惠及一方，他的能力也許綽綽有餘，但是一旦讓他主持全國的改革工作，這個大概就難說了，因為這涉及方方面面的問題，那真是千頭萬緒、千絲萬縷。王安石的個性其實也大有問題，往好了說是自信心十足，往壞了說就是自信心過度，所以司馬光就說他是「自信太厚」——我覺得凡是對待重大問題態度輕率、缺乏審慎態度的人，往往都是盲目的激進主義者、狂熱主義者！

王安石還體現出一種過分理想主義的情懷，所以當宋神宗送他「治國當以何務為先」時，王安石就說「以擇術為先」，宋神宗就問他怎麼看待唐太宗李世民，然後王安石表示出對李世民的不屑，說什麼陛下的榜樣應該是堯、舜那樣的聖君——這個調兒就唱得太高了，根本不切實際！

…………

一般來說，信奉儒家、道家觀念的人，都非常鄙視功利、崇尚經濟上的自由放任，在各方面都主張不折騰，歷史學家班固就是這方面的代表。而司馬遷雖然也崇尚自由放任，但是他卻重視商業給民生帶來的便利，所以司馬遷不是一個鄙視功利的人。

然而司馬遷也好，班固也好，在鹽鐵會議上的那些儒家士大夫（「賢良、文學」人士）也好，他們都非常反對漢武帝時期桑弘羊搞的那種國家統制經濟模式，也就是實行政府經濟壟斷，比如搞什麼酒類專賣，讓一般的民營商人都靠邊站【從這裡我們也可以看出來，我們今天的重大問題也是古人所面對的重大問題，而更可悲的是，古人的經驗教訓根本沒有真正吸取。但是呢，很多人亂打板子，一會否定傳統文化，一會埋怨政府管的少，老是找不準問題的真正癥結】。那種經濟壟斷、資源壟斷肯定會獲得很高的收入回報，國家就可以拿著這些錢去干它想乾的事情，比如擴張軍備——不過這裡面的影響和相關問題往往是很複雜的，比如說這種富國弱民的政策會加重集權傾向，最終危害國家的政治生態。所以到了漢武帝統治中後期，一方面是朝廷內部的各種殘酷鬥爭和大清洗，一方面則是民生嚴重受損，民間的社會反抗暴增。

中國歷史上貫穿始終的思想鬥爭、路線分歧之一，就是儒家與法家的矛盾和分歧，法家其實就是中國激進主義、功利主義、國家主義、集權主義的代表，而儒家則是中國保守主義、道德至上主義、封建主義、樸素民主主義的代表——當然，這也不是絕對的，因為很多人既有法家思想，也有儒家思想，王安石就是如此（王安石在一首詞里明確地為商鞅辯護過：「今人未可輕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

儒家主張王道，法家主張霸道，但是對於大多數帝王而言，都對此抱持著實用主義態度，所以像西漢的帝王明確說他們老劉家治國方略是「霸王道雜之」。他們不是儒家的真誠信仰者，而只是一種利用的態度。當然，歷史上個別帝王可能是真誠信仰儒家或者法家的。

王安石雖然也是一個儒家人物，推崇的也都是儒家先賢及其經典，他還寫過很多闡發經義的作品，但是一個人的思想往往不是那麼單純的，尤其是在一套外儒內法的制度下（像宋神宗都很愛偷著看《韓非子》），至少王安石在中年時期思想上就有很多的法家因素（當然他晚年更像一個佛教徒了）。在經濟方面，王安石的觀念就很像桑弘羊，他也主張一種國家統制經濟模式，以獲取巨大的利益回報。

另外，為了減輕農民的負擔，王安石還提出了一些諸如青苗法的政策，只不過這項措施還是帶有理財性質，等於是讓政府壟斷了放貸權。此外，經濟、理財方面的改革舉措還有諸如均輸法、農田水利法、免疫法、市易法、免行法、方田均稅法等。這些舉措我就不細說了，感興趣的朋友可以自己去搜。

我們知道，依靠一個專制政府、官僚主義的政府來推行「大幹快上」的改革事業，最後一定是弊端重生，十有八九會走向一種反面，比如說秦暉老師所總結出的稅費改革方面的「黃宗羲定律」，或者也叫「尺蠖效應」。因為這種改革第一是要維護官僚集團自身尤其是皇帝自身的利益，第二就是完全不可能全面的搜集信息和參考各方面意見，第三就是在執行環節缺乏應有的監督和制約，以至於給很多官吏以上下其手的巨大空間。

比如說這個青苗法，原本是有減輕農民負擔的用意，但是也有增加政府收入的明顯企圖。所以在推行過程中，上級就會嚴格要求下級儘快推行，甚至還要設置一定的數額（或者中央會派出一個特派員到地方進行督查，這些特派員勢焰熏天，能讓地方官吏戰戰兢兢的）。如此一來，那些下級官吏出於無奈或自身利益，就會強行攤派這種政府的「高利貸」——這可是一般私人放高利貸的做不到超經濟強制行為！最終的結果一定是增加了農民負擔，甚至造成嚴重的擾民、害民現象。蘇東坡在杭州做通判的時候，經常會奉命監督一些衙役鞭打那些還不起青苗欠債的農民，搞得內心極度痛苦，因為他是一個泛愛世人的人，也是極力反對王安石變法的。

再比如這個實行保甲法所出現的弊端：保甲需要武器，尤其是弓弩，但是政府不給提供，這樣他們就讓老百姓自己花錢去買，那玩意很貴，很多老百姓得典當衣物才買得起。等到買來了武器，開始還假模假式的訓練一陣子，其實也教不出什麼真東西，所以到後來一個月都訓練不了三天，完全是有名無實了。

漢武帝時代有一個關於徵收財產稅的惡法叫「告緡令」，這條法令獎勵告發隱匿緡錢、逃避納稅的法令，也就是說如果有人敢於瞞報個人財產從而偷稅漏稅，那麼一旦經人告發並查實，那麼檢舉揭發者就可以獲得很大一部分被告發者的財產，因此一時間社會上告發成風，以至於中產以上之家多破產，因為只要有小人或者仇人告發，是否情節屬實就全憑官府一張嘴了。

熙豐變法時期（1074）政府推出了一個類似告緡令的惡法，叫「手實法」，當然這個惡法倒不是王安石的主意，而是他的副手呂惠卿的。按照這個惡法的規定，每戶人家的幾乎所有各類財產都要列名申報，最後要按照總額來交納多達五分之一的財產稅，如果有瞞報財產者，一經舉報查實，那麼舉報者就可以獲得沒收物的三分之一的獎金。

很顯然，這個過程與結果跟漢武帝時代是幾乎完全一樣的，官府的收入無疑是大大增加了，而中產以上的人家，很多都因此破產了，乃至於一時間人人自危。蘇軾當時就對這條惡法及其惡果持強烈的批判態度，所以他在給另一位宰相韓絳的書信里就寫道：難道這樣做符合官家敦睦教化、符合相公您踐行大道的本意嗎？（白話翻譯）

當然了，新法還體現了王安石與宋神宗兩個人極大的不成熟的一面，這就是急躁。

本來那麼多項新法，可以慢慢推行、慢慢讓上下協調和適應，可是由於急於求成，新法的推行就變得非常急促，搞得各級官吏也是焦頭爛額，疲於應付，如此一來推行的效率就會大打折扣。

當然了，由於北宋的政府是一個權力集中的強政府，儘管新法鬧得全國雞飛狗跳，但是短時期內並未造成巨大的社會動蕩，而政府摟錢的目的顯而易見是迅速達到了，不僅赤字很快消除了，而且還興建了52座戰備物資庫，以至於錢財二十年都用不完。但是民眾顯然是受害者，像變法前很多農民的稅負負擔只有兩三成，但是變法以後就達到了五六成，甚至很多人還破了產。當然，這還沒有計算整個商人階層的巨大損失——王安石在變法前，口口聲聲說不給農民增加負擔，甚至於還要減小他們的負擔，只是將所謂商業權益和高利貸權益收歸政府，但是實際效果呢？

很明顯，這就是王安石慮事不周的惡果。

三

上面非常簡單的地談了一下變法對於民生方面的一些影響，下面再說政治方面的消極影響，那就是惡化了政治生態，這體現在多個方面。

我們都已經知道，一個社會往往會形成兩大陣營，這兩大陣營如果進行有序的競爭，就會生成健康的民主政治。可是在皇權專制社會，不具有這樣的基礎，觀念分歧、路線分歧往往會演變成為殘酷的權力鬥爭，當然了，民主社會也有權力鬥爭，只是這種鬥爭是在公眾的監督之下、遵循法律來有序地進行的，並且一個最高領導人還往往有嚴格的任期限制。

皇權專制的社會中就不一樣了，由於這種權力缺乏監督和過於集中，一方面掌權者可以憑藉它來打壓異己，另一方面則可以憑藉它獲取巨大的利益——這樣的誘惑有幾個人能拒絕？所以專制制度下的權力鬥爭才那麼激烈和血腥，乃至於造成父子相殘和手足相殘一類的人間慘劇。

對於王安石的變法主張，很多大臣都是極力反對的，而且這個裡面往往還是一些德高望重的大臣，比如韓琦、文彥博、富弼等，或者說一些非常具有社會民望和道德聲望的賢達人士，比如文壇健將的蘇軾和大儒程顥，以及政壇新秀、曾經跟王安石關係很好的司馬光。

由於宋神宗非常信任王安石，凡是反對變法的大臣幾乎全部被貶謫和外放了，如此一來就讓變法派逐漸掌握了大權，並且還失去了一種有力的制衡。另外，由於這種變法的主張帶有法家性質，又明顯地有害民生，所以就形成了一種官場的道德逆淘汰現象，造成那種小人品格的官場投機分子大量上位，這樣就明顯惡化了官場政治生態。比如說支持變法的著名科學家沈括，其實他就是一個道德品性很差的人，而且他還是最先試圖利用言論問題來誣陷蘇軾的人。

王安石本人雖然道德品性較佳，但是架不住各類小人、政治投機分子的上位，他自己又沒有太留意這方面，結果對他本人也形成了一定威脅。比如說他的副手呂惠卿，這個人明顯想獨攬大權，所以當王安石因為壓力太大而第一次被罷相後，呂惠卿居然百般阻撓以防止王安石復出。呂惠卿最後雖然失敗了，但是被捲入權力惡鬥旋渦的王安石卻受到了不小的精神打擊，而且他唯一的兒子王雱還送了命，使得原本就不怎麼留戀權力的王安石越發心灰意冷，因此復出後不久就再次離職。

當然，王安石被兩度罷相的原因還有很多，比如說作為皇帝，王安石之於宋神宗畢竟是一個臣子，如果信任過專，所賦予的權力過大，勢必會尾大不掉，進而造成對皇權的巨大威脅；老趙家的家法核心就是要注意防範和猜忌臣僚，所以宋神宗也慢慢理解了這一家法。何況通過六七年的努力，富國的目的已經達到了。

此外，由於政府所掌握的經濟資源與經濟權力增大了，也就意味著他們的尋租及上下其手的空間加大了，這就很容易助長官吏們貪腐的傾向，何況變法派本來就多有那種急功近利之徒。

比如說有一位官員陸佃反映放青苗的官吏收受賄賂，但是變法派竟然聲稱「私家取債，亦取一雞半豚」（就是額外的款待），這就等於公然放縱腐敗。

…………

北宋的前期和中期，雖然也是皇權專制體制，但還是有一種「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氣象，國家的權力帶有開放和平衡的趨向，一般的皇帝都比較能夠聽取大臣的意見，尤其是宋仁宗，表現得最為開明。像那個曾經請范仲淹寫《岳陽樓記》的滕子京，他在做諫官的時候，就敢直接上書，嚴詞抨擊宋仁宗沉迷女色、萎靡不振，宋仁宗雖然面子上掛不住，但也只是把滕子京給平行外調了。

宋仁宗最是不乏仁恕和雅量，而他執政時間又長達四十多年，所以宋仁宗時代可謂是中國傳統政治的一種巔峰，也創造了文化上的一種大繁榮、大興盛，出現了一批文化巨人，雖然宋仁宗時代所暴露的問題也非常之多，但是相對來說還是不錯的。

可是到了宋神宗時代，開放、平衡的政體就慢慢向獨裁、專斷的方向發展了，以至於後來的政治生態越發惡劣，宋徽宗時代和幾乎整個南宋時期，都不復再有仁宗時代的包容氣象。當然了，宋代少見皇帝的個人獨裁，多的是皇帝與權相的共謀獨裁，或者權相竊取皇權的僭越獨裁——比如說宋徽宗與蔡京等人的共謀獨裁，宋高宗與秦檜的合謀獨裁，以及權相韓侂胄、史彌遠、賈似道等的僭越獨裁。

著名華裔美國學者劉子健先生就曾指出，兩宋之際是中國文化由較為外向轉向內在的契機，因為政治氣候惡化了，言論自由的空間更加緊縮，結果也就造成諸如理學的大盛——中國的士大夫越發將社會的穩定和進步訴諸於道德，喪失了類似范仲淹等人身上的那種帶有外向活力的氣質。

【在晚清時期，為什麼來華的日本人看到的中國讀書人的形象多是迂腐、卑弱、猥瑣的呢？其實這就跟學術思想轉向內在化及皇權專制的越發強化有很大關係。日本人原本以為中國是雍容華貴、積極向上的，其實那種印象主要來自於唐宋時期。】

宋神宗時代政治生態惡化的一個比較典型也是帶有轉折性的重要事件，就是蘇軾的「烏台詩案」。

對於蘇軾，大家既熟悉其實也陌生，但是這裡我不想多講，有興趣者我就推薦台灣學者李一冰所著《蘇東坡傳》，當然，如果想更多了解自然就要看更多的資料。

蘇軾早期比較像一個傳統士大夫，抱持著儒家立場，所以他反對王安石變法（在科舉改革方面，蘇軾是文學派，也跟義理派的王安石觀點不一致），結果他就被外放到杭州等地去做了地方官。蘇軾眼見新法對民眾的禍害，同情心很強的他就忍不住發發牢騷，偶爾也諷刺一下時政，這些情緒充斥在他的書信和各類作品裡。因為他的社會影響力比較大，所以有些散布不滿言論的嫌疑。蘇軾的這種情緒和表現，在我們今天的圈子裡真是司空見慣了，可以說我們人人都是蘇軾，而且人人都可能被定罪。

不過王安石還算是一個君子，他不太計較這些，等到王安石去職以後，那些當權的新法派非常擔心司馬光等人會重新掌權，因此決定製造一場大獄，將蘇軾、司馬光、張方平等反對派一網打盡。

當然，這裡也會涉及到那個宋朝比較特殊的監察制度，就是所謂台諫制度，這個制度相對來說比較合理和成熟，因為它有一定獨立性，甚至在某種程度上還可以監督皇權，所以滕子京敢批宋仁宗好色、荒政。但是呢，這種皇權專制下的制度設計，肯定是弊端多多，比如說台諫官如果都是那種大公無私、能力突出的君子，皇帝也比較開明，那麼這個制度就會運行良好，反之如果被一群小人所掌控，皇帝又不是那麼明智，那麼這個監察機制就會淪為爭權奪利、打壓異己的工具。

針對蘇軾等人的迫害，倒不是宋神宗授意的，相反宋神宗起初還是非常欣賞蘇軾的，但是這些台諫官具有一定的獨立許可權，如果他們發起對蘇軾的起訴、逮捕和審查，那麼皇帝也不能過多干預——當然了，如果皇帝真想干預也不是不可以，只是需要有很充分的理由和證據，或者乾脆留中不發，但是宋神宗一時之間可能也想查個究竟，給整個官場一個交代吧。【其實宋神宗死後，舊黨的監察官員又彈劾蘇軾，而太皇太后高氏對於那些彈劾上表就留中不發】

可是一旦啟動對蘇軾的調查程序，就立馬演變成為一場可怕的政治迫害，可以說一點體面都不給蘇軾這個朝廷官員留，「拉一太守如驅犬雞」【類似被雙gui】。在被押赴京城的時候，蘇軾就覺得情勢非常不妙，他知道這可能將興起一場株連無數的政治大獄，所以就想乾脆一死！但是由於看管嚴密，他自殺沒成。

這裡就長話短說吧，反正我們的大文學家在四個月的監禁生活里受盡了折磨，除了辱罵拷問就是疲勞審訊，甚至還可能被毆打過！【那個御史台因為也被稱為「烏台」，所以這個案件就被稱之為「烏台詩案」】但是蘇軾畢竟不同於一般人，何況他所代表的也不僅僅是他自己，所以包括太后在內的很多人都站出來為蘇軾求情，最後蘇軾就被從輕發落，被發配到了黃州做個什麼團練副使，這就是一個虛銜，可能是表示這是一位還留在體制里予以懲戒和查看的備用幹部吧（可能類似留黨察看），然而生活上沒有照顧，不僅停發了工資，還要受地方長官監管，有點像反右運動中被打擊迫害的「右派分子」了。

司馬光、張方平甚至還有一個駙馬，這二三十人因為經常與蘇軾通信或往來，既涉嫌知情不報，也有點像陰謀竄通，原本也是要被沉重打擊的，但是最後也得以從輕發落，罰款了事（罰銅）。

像蘇軾這樣擁有巨大聲譽的人都被折騰成這樣，其他人誰還敢對新法指指點點？誰還敢批評朝政？總之，烏台詩案是北宋政治史、言論史上一個不小的轉折，給後來的文字獄和文化專制開了一個惡劣的先例，將仁宗朝的那種寬鬆氛圍一掃而空，所以到了南宋時期有宋高宗殺太學生陳東等人及宋寧宗時期所謂「慶元黨禁」之類的思想迫害案件，也就不足為奇了。

四

我們接著再說變法，進入元豐年間以後，變法的重點就從富國落到了強兵上，這方面的主要改革舉措有保甲法、將兵法、保馬法和軍器監法等。

在宋神宗即位的初期，老臣文彥博就勸說年輕的皇帝二十年口不言兵，其實還是強調不折騰，要韜光養晦，不要追求什麼大國崛起。但是宋神宗不聽，他很想在軍事方面積極有為，就算不是為了什麼功業著想，也要出一出多年咽不下的這口惡氣。

大家注意，大宋軍方其實也可以被分為鴿派和鷹派，一般這種所謂鷹派就是試圖藉助戰爭來為自家撈取利益的，而看起來像「積極有為」。下面提到的這個王韶雖然也是文官出身，但掌握了軍權，他曾經主動獻出「平戎三策」，被王安石高度賞識，而蘇軾則批評他說，「慎重關西將，奇功勿再要」，意思就是說他純粹是為了自己的官帽子，一心在邊境挑事兒，置國家長遠利益於不顧。【當然，王韶可能真的是出於國防長遠考慮，但是像他這類人受個人利益驅使，其實潛意識中就容易變成好戰分子，這還是利益格局決定的。】

雖然大宋在軍事上也有一些不錯的表現，比如說熙寧年間名將王韶收復了河湟地區，這對宋神宗是一個很大的鼓勵，所以他開始對西夏用兵，試圖一舉消滅西夏。但是北宋的整個軍事實力並沒有一個脫胎換骨的變化，軍費雖然充足了，軍事制度也有一些調整，但是戰鬥力並沒有一個明顯的提升，所以招致一場大慘敗，傷亡二三十萬人，這場大敗也是導致宋神宗英年早逝的主要推力【此外，熙寧年間還有南面的交趾也就是相當於今天的越南，對廣西地區進行的大肆侵擾，交趾方面進行了多次大屠殺，殺死十幾萬大宋軍民，令神宗皇帝悲憤不已。後來到了元豐年間，大宋組織了一場反擊戰，結果也是功虧一簣，不復也當初狄青的風采】——總之，年輕皇帝的很多理想都破滅了！宋神宗整個人從積極有為、樂觀進取，也迅速變成了萎靡不振、消極失望！據說曾經還有三天沒吃飯，終於導致生了一場大病，於三年後去世，享年37周歲。

【「神」的謚號應該不是一個好謚號，應該是有「亂而不亡」的意思，明神宗萬曆就是如此。】

【當然這裡再補充一下，王安石這個人本來就不是那種留戀權力的人，他在做宰相的時候，就深懷盈滿之憂，身在廟堂卻心向江湖。到了他的晚年，王安石也像完全變了一個人，酷愛《維摩詰經》和《楞嚴經》，成了一位不出家的佛教徒。他跟蘇東坡的關係也修復了，東坡自從烏台詩案以來，內心的創傷也非常嚴重，心理陰影很重，加上各種生老病死的困擾，也越發喜歡佛學，親近僧人。】

宋神宗死後，他的兒子宋哲宗即位，太皇太后高氏主政，司馬光等反變法派上台。司馬光雖然批評王安石「自信太厚」，但是他本人也挺固執，很多新法舉措在經歷過最初的不適應和付出相當成本後，其實完全是可以保留的，尤其是免疫法，但是司馬光卻將大部分新法都給廢除了，以至於引起了蘇東坡的不滿，兩個人當面爭論了一番——我們的大文學家就是這麼「不識時務」、「不合時宜」，一心只為良知和公義說話，結果再次受到打壓，當然，司馬牛（這是東坡給司馬光起的外號）死的早沒來得及修理東坡，後來還是他的一派人再次迫使東坡外放。【蘇東坡其實後來也對王安石的新法有所反思，認為當初自己一概反對也有不周全的地方，尤其是免疫法。他也承認當初的自己有些衝動和認識不深的地方，畢竟當時自己沒做過幾年地方官，這個可能也是他能夠跟王安石和解的部分原因。】

此外，司馬光一派大肆清洗變法派，這也是造成黨爭激化的又一個因素【我覺得反變法派之所以也變得那麼極端，可能也跟一種被多年壓制後的反彈有關係，就像被壓迫者往往被感染上壓迫者的壞毛病一樣，在操守上不少反變法派上台後也變壞了】。變法派里雖然也有小人，但不都是小人，一律進行打壓很容易助長新舊兩派的敵對情緒。還比如說李清照的老公趙明誠的老爹趙挺之就是變法派，而李清照的老爹李格非就是反變法派，如果政治上鬧得水火不容，以後兩家人也不好見面。再說，就像今天這樣，一家的夫妻、父子甚至母子，都有可能政見不同。難道要鬧到你死我活嗎？

反正後來又是變法派得以上台，對連同蘇東坡、司馬光在內所謂「元祐黨人」又進行了更加嚴酷的打壓，後來更導致宋徽宗時期的荒政、惡政的出現——總之，熙寧變法可謂是助推北宋政治腐爛和滅亡的一個主要因素！

當然了，不改革大宋也會死，只是死得慢點，或者說如果改革步驟平穩、領導人能夠兼顧各方，改革的副作用也不會那麼大。

這裡我想再對比一下明代的張居正改革（其實張居正之前幾年，隆慶皇帝的寵臣高拱就已經在主持改革工作了，所以準確來說應該是「隆萬大改革」），這個改革看起來就比較有成效。

不過我們也應該注意到張居正改革的舉措與熙寧變法的不同，比如說張居正改革主要還是以提高行政效率及賦稅公平化等為主【明朝的有錢人、大地主什麼的，其實也是千方百計偷稅漏稅，一個相對清明的政府就不會讓他們得逞】，由於張居正是個老練的政治家，又獲得了巨大的權威，所以他在推行變革舉措時就比較順利。另外，當時也出現了像戚繼光這樣的名將，所以在國防方面也有不小的改進。

相反，在熙寧變法中，經濟領域的抑制兼并、平均稅役並沒有得到認真的對待和解決，軍隊戰鬥力差的問題也直接造成北宋的滅亡。此外，張居正曾經也是一度憑藉專制權力來進行輿論壓制，推行文化專制，曾經通令全國一律關閉書院，因為當時的書院就有輿論監督的職能。總之可以看出，權力的掌握者天然有打壓他人的一面，必須有效地監督和制衡這種權力。

這裡不能不引用劉子健先生在其《中國轉向內在》一書中的一個精闢的結論，劉先生在研究了中國轉向內在的相關層面後，指出中國問題的癥結道：「國家權力始終處於傳統中國舞台的中心。中國文化的命門存在於政府和意識形態（政教）當中，其混合體決定著其他一切，包括經濟領域。」在宋代或者晚明，即便「不斷提高的生產力、日益拓展的貿易、重商主義的張揚和正在發展的城市化，也不能促成這一變化」。總之，企望通過經濟的發展來熔化那個堅固僵硬的混合體，只是一廂情願的痴人說夢。【當然上面這句話是宋史專家虞雲國先生說的，完全可以拿來駁斥那些「經濟發展論者」，這些人天然的以為只要經濟不斷發展就可以自動解決政治問題、體制問題。】

五

最後，就是想說一下著名史學大師陳寅恪的一個認識轉變問題，陳先生曾經說自己是「少喜臨川新法之新，而老同涑水迂叟之迂」（臨川就是指王安石，涑水就是指司馬光），實際上就是表明了陳先生自己的一種保守主義立場。

當然了，以前我寫過一段話，就是：「一般中國人深受傳統的重農抑商觀念的影響，認識不到商業的繁榮究竟對社會意味著什麼，真以為商業的發達與否跟農業產量沒有關係，反而商業越發達農業發展就越受到限制（人力從農業部門大量轉移）。實際上，在生產力水平保持不變的情況下，發達的商業所促進的貨物的流通，是可以提高社會總體的邊際效益的，從而增進人們的幸福感和擁有感。當然，發達的商業通常都會引發技術的進步，從而大大提高社會的生產效率——實際上還會促進文化交流，這更重要，尤其是對外貿易！」

但是在北宋時代，司馬光就認識不到這一點，他就認為國家的財富總量是固定的，不在民手裡就在官手裡，這也就是像司馬光這類人的認識局限性。當然，像王安石這種大政府、強政府主義者，更要進行批判，雖然他自己也早就否定自己了。而那種積澱在傳統文化和政治思維中的排他性心理，不僅僅是王安石為代表的變法派有，司馬光所代表的舊黨也有，這也是需要我們清醒認識和加以超越的。

在結尾的時候，我想再回到主題，就是本次分享不是想給王安石變法、熙豐變法做什麼蓋棺定論，頂多算是給大家提供一種思考的維度，如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