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岱年：一代哲人隨風而逝（《南方周末》對湯一介和陳明的訪談）

張岱年：一代哲人隨風而逝南方周末　 　2004-05-06 12:07:03□本報駐京記者　夏榆「我一生中最遺憾的事就是在1957年多說了幾句話，結果被戴了右派帽子，經過5年才摘帽，摘了也不行，到1979年才改正。可惜從50歲到70歲什麼工作也不許做，20年里光陰虛度。」———張岱年舊椅上的哲學家張岱年家裡有幾把很尋常的舊椅子，家裡人幾次想賣，張岱年都捨不得，那是他用來閱讀、寫作、沉思、閉目養神的座椅。椅子沒扶手，但張岱年偏偏喜歡這樣的椅子。4月7日，95歲高齡的老哲學家坐在椅子上睡著了。睡到渾然無覺的時候，身子一斜，椅子失重，張岱年摔倒在地上，被送進醫院。4月24日凌晨，張岱年在醫院裡逝世。「岱年先生的離世，是中國哲學界的重大損失。」北京大學哲學系湯一介教授說，「這意味著國學大師又少了一位。學養深厚的老一輩國學大師原本就沒幾個，梁漱溟、熊十力、陳寅恪、馮友蘭……現在張岱年先生也離開了。我想他們的離世還不僅僅是個人問題，如果沒有後續者，中國文化思想會嚴重斷層。」湯一介認為，中國現在正處於文藝復興的前夜。「文明的衝突正在世界劇烈演進，強權國家推行危險的單邊主義，恐怖主義猖獗，文化的歐風美雨正在飆襲東方社會，消融瓦解東方傳統文化，在這樣一個時刻，我們需要找回和堅固自己的根。獨立的國家就要找到獨立的身份，獨立國家的獨立身份就是傳統文化中的精華部分。一個文明的新的飛躍常常要回到原點，然後燃起光輝的火焰。」湯一介把張岱年看成是中國文化之根的傳承者和守護者：「他是其中的一個。他們對於一個國家的意義，在於他們清醒地看到文明衝突之下傳統文化的處境和命運，他們努力重建道德的價值體系，雖然他們的聲音經常被忽視。身處社會轉型時代，長期以來我們把主要精力都投注到解決生存問題上去了，深層的文化問題被忽略了。知識分子不甘於所關注的問題被邊緣化，他們希望能讓更多的人了解文化的命運，希望更多的人能聽到他們的聲音。」異見的交鋒對於「國學大師」的提法，中國社會科學院宗教所研究員、《原道》主編陳明並不認可。2001年，陳明在與李澤厚兩人在一次對話中向以張岱年為代表的「國學」派發起批評。陳明說：「當時整個學界都把張岱年先生當作『國寶』，很多重要會議都把他請過去。我覺得如果張岱年先生就是我們的鎮國之寶的話，那不光是說我們哲學的水平低，更重要的還說明我們對思想家的標準的降低，這是可悲的。一個民族可以沒有大師，但不能因此就降低大師的標準。因為那將意味著永遠失去產生真正大師的可能。」李澤厚與陳明的對話談論到一個問題：哲學家的學術造詣和思想能力。「我想『國學大師』這個名詞現在需要重新定義，以前它是有特定含義的，就是專指那些對傳統學問有深邃了解的人，但是像張岱年的學術領域並不在傳統國學即樸學的範圍。他的傳統文化造詣沒有達到樸學大師的知識水準，對傳統價值的認同也談不上如何虔敬深刻，因而不足以成為所謂標誌性符號。今天『國學大師』只是一個被泛化了的稱呼，年紀大，對傳統文化有一定的了解，就能稱為『國學大師』嗎？我很懷疑。況且岱年先生自己認為是一個哲學家，哲學家和國學大師是兩回事，在中國其實並沒有西方意義上的哲學。就算是一個思想家吧，一個本土性的思想家，第一要對本土有深入的了解，第二要對本土有一定的信念，自覺內在於這一譜系，張先生缺乏這些。有位教授將他作為古代氣學在當代的代表人物，張先生卻拒絕接受。我們不能因為他的專業領域和傳統文化有內在聯繫，對傳統文化表現出一定認同，就把他奉為國寶級大師。我覺得事情不能這麼簡單。我認為岱年先生並沒有什麼哲學家的洞見。雖然我們現在對哲學的理解，知道哲學家並不一定需要創建體系，但是作為哲學家，作為儒者，必須要有自己的洞見，要有自己的貢獻。張岱年先生最重要的作品是《中國哲學史大綱》，那是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完成的，那個時候他就是大師了嗎？後來張先生還有比《中國哲學大綱》更高更重要的成就嗎？也沒有。我想這是個沒有大師的年代，20世紀我們的社會正處於轉型期，是個需要巨人而沒有產生巨人的時代。沒有大師，原因是複雜的。作為學者，必須面對這樣一種空虛。」思想的斷裂湯一介不同意陳明的說法。「國學大師的境遇在我們的文化歷史中是微妙的。」湯一介說。在過去的三十多年裡，經營「國學」的大師確實沒有發揮多大的作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是他們學術輝煌的時代，但五六十年代就沒有什麼建樹，總是處於被批判的處境之中。第一代「國學」大師熊十力、梁漱溟、陳寅恪、馮友蘭都是張岱年的老師。他們的境遇和張岱年這一代不一樣：一類像熊十力、馮友蘭，是哲學家，創造哲學體系。另外一類像王國維、陳寅恪，是學者，雖然沒有創立思想體系，但在學術上貢獻非常大，開創了學術的新方向，這兩類學者對中國文化的貢獻都非常大。張岱年介於第一代和第二代「國學」大師之間，在哲學體系的建立上不如馮友蘭，在學術開創的新層面上又不如王國維、陳寅恪；但這並不是張岱年個人的問題。1930年代，張岱年想寫一部中國哲學史，當時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已經出版，其考證之精、分析之細使張岱年感覺很難超越，於是改換體裁，撰寫了一部以問題為綱的《中國哲學大綱》。1946年清華復校，張岱年回到清華大學哲學系任教。1952年高等院校院系調整，張岱年調任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湯一介紹說，從1950年代起，中國全面學習蘇聯，包括意識形態。當時全國大學的哲學系都停了，相關教員集中到北京大學改造思想，把蘇聯的一些理論作為指導中國哲學思想的指南。按照那個框架改造哲學家，非常簡單地把哲學家劃成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劃成進步和反動，每個哲學家給貼個標籤就完了。哲學家是創造思想體系的，負責解釋政治領袖思想體系的人，只能叫哲學工作者。哲學家的哲學張岱年在他出版於2002年的《晚思集》里寫道：「我一生中最嚴重的教訓是1957年響應號召提了一些意見，引起誤解，從而陷於反右擴大化的羅網。我本來可以不發言，或者不那麼直言，那就不至於陷入反右羅網了。開會發言是容易誤解的，必須十分謹慎。」「張岱年1957年被劃為右派，理由是他提出反對董仲舒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當時就說他用這個攻擊現實。他還有一個哲學思想就是『以德抗位』，這是孟子的思想，孟子當時說國君有國君的權位，但我是學者，我有道德，國君如果錯了，作為一個學者我可以以我的道德對抗你。這是張岱年先生在1950年代的思想。現在看這個觀點應該很合理，但當年他的思想就成了他被劃為右派的理由。」學校勒令他停止教課，讓他搞資料。有很長的時間他不能正常地開展學術活動。1957年10月至1962年6月，張岱年受命從事中國哲學史資料校釋工作，無暇探索理論問題，也不能思考理論問題。1965年至1966年參加北京近郊四清運動工作，1966年「文革」學術研究停頓，1969年到1970年到江西鯉魚洲「五七」幹校勞動一年，1973年，「評法批儒」運動開始，張岱年受命為哲學系學生講解儒法兩家的歷史資料。感到學術研究沒有希望，因而也完全放棄了關於學術理論問題的思考，以致時光就白白地被浪費了，這很可惜。1978年張岱年重返學術崗位，已經年近70歲了。「重新復出的時候，他的年齡和環境已經不允許他再創立一個全新的思想體系。」湯一介說：「對於一個哲學家這是很可惜的。」(此文經湯一介、陳明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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