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專制主義有沒有普適性？

思想史的歷史性就是其社會性。

所謂思想史的社會性並非說思想和社會的互動和聯繫，或思想在社會上的表現，而是指思想的社會性質，即同一種思想在不同性質的社會中其實有著非常不同的內涵和體現。如果不考慮具體的社會性質，所謂思想就成了一以貫之的超歷史話語。

從社會性質角度看，秦漢到明清二千年的皇權專制社會倒是一以貫之。既如此，在一個皇權國家，皇權主義作為官方意識形態，有何可疑之處？ 在一個專制社會，主流思想觀念不是專制主義又是什麼？ 除非你直接否認前中國是皇權政體和專制制度。

西方或港台新儒家之所以無視或迴避中國皇權主義，一是因為他們在感性上缺乏切膚之痛，一是因為他們在理性上缺乏理解這種高度精緻的專制主義的思維能力。他們總是一廂情願地將國人脖子上的鎖鏈想像為項鏈。

中華專制主義的複雜本質在皇權時代得到了充分展示。皇權秩序的擴展和皇權主義的擴充，構成一體兩面同時推進的總體過程。可以想像：首先，皇帝把所有權力收歸自己一人手中，這樣皇帝就有了無法比擬的絕對權力。其次，皇帝根據需要，把一部分權力暫時授予官員，讓他們代替自己直接管理百姓。可見，官僚權力其實是皇權的一部分，並非獨立自足的權力。

按照古人所說，上天立君以治民，君設官以佐治。如此，就有了三種權力：天權→君權→官權。君權直接分享了天權的神聖性，往往成為和天一般大的權力。事實上，天權和君權往往合二為一。君權本身即是天權。相形之下，官權僅是從君主手中分享的部分」人權」。「人權」絕對無法抗衡」天權」。更何況」人權」還是部分。這裡的」人權」相對於」天權」。君權獨享天權，同時轉讓部分官權。邏輯上，天權派生君權，君權派生官權。事實上，天權君權合二為一，對官權擁有不可抗拒的神聖權威。

▲為了迎合中央集權的需要，董仲舒改造的新儒學中宣揚「君權神授」。

人們一般把權力體系的轉換模式想像為一種水平波動，即由低到高，再由高到低。這樣，低→高→低，便構成了一個完整的權力體系轉換模式。其實，還有一種權力體系轉換模式或許更接近歷史實態。這就是曲線上升（或螺旋上升）的權力體系轉換模式。低→高→更高。就中國歷史而言，王權→君權→皇權→極權之間的轉換模式，顯然是一種曲線上升，而非水平波動。因為後起的權力體系總是在一個更高的政治平台上建構。

這樣，相對已被取代的權力體系，新的權力體系自然擁有更強大的政治控制力和更複雜的制度設計以及更精密的意識形態結構。新的權力體系從來不是在舊權力體系崩潰之後，從頭起步，而是完整繼承了舊權力體系的基本架構，並在此基礎上進行了某種傷筋動骨的改造，從而創建出一種貌似全新的權力體系。但這種權力體系之間的新舊因素有的並不容易準確分辨。

毋庸置疑的是，新權力體系內部一定保留有舊權力體系中最專橫、最野蠻、最邪惡的那部分。因為只有這樣，新權力體系才能超越舊權力體系，實現對社會更具威懾力和覆蓋性的強力控制和對民眾的更為直接和高效的人身支配。否則，新權力體系就很難在歷史上真正站住腳，並穩定下來，持續下去，成為一個長久影響歷史走向的政治形態。

一種權力體系如果不把自己能量耗盡，就不會徹底崩潰。一種權力體系的能量耗竭過程，並非一種衰落，它內部仍具有一種持續發展，這就是權力的進化。這種進化具有長期性。不光新舊權力體系之間的更迭是一種進化，就連同一種權力體系內部，也始終存在著一種持續性的進化過程。這才是權力的歷史本質。

比如，戰國時代君權並未衰微，反而呈現更加暴烈的擴張勢頭。但它仍被更強悍的皇權取代。同樣，即便到了晚清，雖然帝國動蕩，但帝制威力不減，依然保持著對整個國家和民眾的強硬控制。晚清帝制和帝國之間的疏離，反而印證了帝國的搖搖欲墜，並未影響和削弱帝制的依舊強橫和進化。事實上，晚清帝制的進化過程和效果，至今並未得到史家的足夠重視。

晚清帝制和帝國之間的疏離，反而印證了帝國的搖搖欲墜。

某種意義上，明清時期貌似某種社會形態的晚期，但實際上，這個時期的皇權政體卻是皇權歷史上最為強大和恐怖的時代。它對皇權制度所做的一系列發展和改革乃至創造，影響深遠。結果是，皇權政治變得更加野蠻和黑暗。以至於人們公認明清時期乃是真正的君主專制時代。至少在這點上，學界達成共識。無論哪路人馬，就連對傳統呵護有加.不吝美譽的」新學」（尤其是新儒學者）也承認，明清確實是君主專制政治。換言之，他們認為，中國傳統政治只有到了明清才成為專制。

編排@花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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