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上海灘三大才女的情傷往事

06-11

民國四大才女路人皆知，然而在三十年代的舊上海，關露與張愛玲、丁玲又被稱作三大才女。近期，張愛玲的最後一部作品《小團圓》出版被炒的沸沸揚揚，若是才女張愛玲地下有知，不知會作何感想。而當年與她齊名的另外兩大才女，或許大家已經不記得了。三大才女的情傷往事，也許只有在流逝的時間河道里，才能找到支離破碎的電影畫面。看看三大才女一生的命運遭際吧，或許我們能夠讀懂那個亂世年代的紛擾與憂傷。

　　張愛玲出身名門，祖父張佩倫是滿清大官李鴻章的女婿。不過她的童年是黑暗的，生母流浪歐洲，剩下她和弟弟在父親和後娘的監管中成長或許是導致張後來作品充滿悲觀跟勢利的主要原因。她筆下的女性是實實在在的：自私、城府，經得起時間考驗。就是這些近人情的角色的永恆性加重了她文字里蒼涼的味道，反覆地提醒著我們所有現今的文明終會消逝，只有人性的弱點得以長存於人間。　　中學時期的張愛玲已被視為天才，並且通過了倫敦大學的入學試。後來戰亂逼使她放棄遠赴倫敦的機會而選擇了香港大學。在那裡她一直名列前茅，無奈畢業前夕香港卻淪陷了，關於她的一切文件紀錄盡數被燒毀。對於這件事，她輕輕地說了幾句話：「那一類的努力，即使有成就，也是註定了要被打翻的罷？……我應當有數。」大有一種奈若何的惋惜。　　此後張愛玲返回上海，因為經濟關係，她以唯一的生存工具——寫作，來渡過難關。《第一爐香》和《第二爐香》是她的成名作，也向上海文壇宣布了一顆奪目的新星已經來臨。張愛玲的這兩篇文章是發表在由周瘦鵑先生主持的《紫羅蘭》雜誌上的，繼之而來的《紅玫瑰與白玫瑰》、《傾城之戀》、《金鎖記》等等更奠下她在中國現代文學重要的地位。就在她被認定是上海首屈一指的女作家，事業如日中天的同時，她卻戀愛了。偏偏令她神魂顛倒的是為大漢奸汪精衛政府文化部服務的胡蘭成。　　張愛玲為這段戀情拚命地付出。她不介意胡蘭成已婚，不管他漢奸的身份。戰後人民反日情緒高漲如昔，全力捕捉漢奸。胡蘭成潛逃溫州，因而結識新歡范秀美。當張愛玲得悉胡蘭成藏身之處，千里迢迢覓到他的時候，他對她的愛早已燒完了。張愛玲沒能力改變什麼，她告訴胡蘭成她自將萎謝了。然而，凋謝的不只是張愛玲的心，她那驚世駭俗的寫作才華亦隨之而逝。往後的日子縱然漫長，她始終沒再寫出像《金鎖記》那般凄美的文章。在1945年出版的《文化漢奸罪惡史》中，張愛玲榜上有名，這多多少少拜胡蘭成所賜。張愛玲與胡蘭成相識於1944年，分手在1947年，只有短短三年，卻是張愛玲一生中濃墨重彩的一筆。此後張愛玲在美國又有過一次婚姻，她與第二任丈夫賴雅相識於1956年，對方是個左派作家，兩個人同年結婚，直到1967年賴雅逝世。

　　丁玲，原名蔣偉，1904年10月12日出生於湖南省安福縣西鄉黑鬍子沖村（今臨澧縣佘市鎮高豐村）。丁玲一生富有傳奇色彩。早期追求個性人生，最終走向共產黨領導的革命事業。其文學創作也由最初的單純抒寫個人苦悶逐步轉向描寫廣闊的社會生活。　　她是個雙眸如星，令人難忘的女子。健壯，矮小、充滿活力與激情，典型的湖南辣妹子氣質。一位在延安見過她的外國記者描述這個有名的南方女人：「她顯然是一台發電機，有著無可約束的能量和全力以赴的熱情。」她年輕時是那個年代女人中的另類，先鋒、憤青似的炮打束縛自身的一切，湖南人敢為天下先的粗豪之氣和楚地張狂浪漫之風在她身上奇異融合。她23歲發表的《莎菲女士的日記》，是平地炸響的一聲驚雷，那些大膽的將硬邦邦的封建禮教磨擦得起火的文字，使她成為中國現代史上第一個大膽、率直寫出中國女性愛欲心理的作家。　　這樣一個集烈性與敏感、張狂與浪漫於一體的湖南女子，註定要承受更多的磨難。但她有罕見的強烈的生命意識，有鋼鐵般的信念與意志，更有寬廣如海的胸懷。革命年代，她坐過國民黨三年的牢，千方百計奔赴延安後，獲得毛澤東極高讚譽，稱其為「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將軍」。1955年開始，她被批判，被流放，在北大荒餵雞，掃廁所，坐了將近十年的牢，沉冤20年，九死一生。當許多人平反後不停地訴說自己的苦難時，她卻淡淡一笑：母親犯了錯誤，做兒女的吃點苦算什麼？　　她轟轟烈烈，敢愛敢恨，活得像一個男人，但她的心卻是那麼軟、那麼多情的女兒心。對逝去情感的回憶，對故鄉的深情依戀，對親人無限的愛，定格了她生命最後的時光。她愛她的家人，她愛北大荒上那些普通的平凡的人，他們在她最艱苦的時候給了她溫暖，並用親手綉制的「丁玲不死」的紅旗，覆蓋著她的遺體走完人間最後一程。

　　關露生於一九零七年，原名胡壽楣，「關露」是她後來從事文學寫作的筆名。畢業於南京中央大學，自幼喜愛文學，三十年代在文壇已是頗有名氣的女作家，尤擅長於寫新詩，趙丹、白楊主演的經典電影《十字街頭》的主題歌《春天裡》即出自她的手筆，是中共左翼文聯的活躍女性。　　　　關露一九三二年春被吸收加入了中共地下黨，一九三七年上海淪陷後，關露奉黨組織之命留守上海孤島。接受了一個機密任務──打入上海汪偽「七十六號」特務機關。關露回到上海與原來左傾文化界朋友斷絕來往，承受著同胞難堪的眼光，與漢奸頭子李士群交際應酬。一九四二年，關露接受新任務，進入日本大使館和海軍報道部合辦的《女聲》雜誌任編輯，並經上級領導吳成方指示赴日本本土參加了「大東亞文學代表大會」，消息並見了報。　　　　關露戴著「文化漢奸」的帽子，渴望著新生和戰友理解的她隨後即遇到一連串誤解和羞辱，使得精神大受刺激。先是在街上遇見上海來的青年當眾罵她是漢奸，她為此大病一場，患上輕度精神分裂症。從她抵達解放區後，因為這段經歷而不斷地受到政治審查、拘押和監禁。從解放區的整風運動、反胡風運動、潘漢年案、五七年反右直到文革，一共關押被捕四次，前後坐牢十餘年，多次精神陷於崩潰的境地。　　　　　　　文革結束後的一九八二年三月，關露長達幾乎半世紀的冤案終獲平反，然而她已走到人生盡頭，滿頭白髮，周身病痛，孑然一身，孤苦無依。就在獲得平反的該年冬天，一個寒風凜冽的日子，絕望的關露吞安眠藥自殺了。枕邊唯一陪伴她的是一個大塑料娃娃，是年關露七十五歲。　　夾在歷史風雲里的三位才女命運多艱，雖才情浪漫，但當我們在慢慢回望她們的故事時候，卻突然淚下漣漣。是命運的捉弄還是歷史的責任？三位才女悲傷而又轟轟烈烈的人生，也為我們寫下了一段辛酸的傳奇。當我們享受著陽光時刻，在讀著《傾城之戀》、《太陽照在桑乾河上》，聽著《春天裡》的時候，是否也應該想起「才女」兩個字的千斤重量？每一段文字，都是夾雜著情傷的往事回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