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露性騷擾：中國女明星什麼時候站出來？

0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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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萊塢反性騷擾行動：從#MeToo到Time』 s Up

2017年末最轟動的消息，莫過於好萊塢金牌製作人韋恩斯坦的性騷擾醜聞。美國女演員在社交網路發起#我也是（MeToo）#活動，呼籲遭受性騷擾女性寫下#MeToo出面表態。#MeToo活動激起了美國社會的極大關注，24小時內，#MeToo在Facebook上有超過六百萬人次交流。

繼「#MeToo」後，反性騷擾行動持續升級。2018年伊始，三百多名好萊塢一線女星、導演、編劇等站出來，宣布發起以Time』s Up為名的反性騷擾行動，抗議發生在好萊塢乃至全國職場的性騷擾現象，呼籲全社會關注女性面臨的性別暴力和性別歧視。Time』s up還特別提出建立一個法律援助基金，希望為在工作場合遭受的女性提供法律援助。

從演藝界擴展到整個職場，反性騷擾的影響領域不斷擴大；從演員到娛樂行業再到全社會女性，反性騷擾的參與群體不斷擴展；從「#MeToo」表態到Time』 s Up的行動，反性騷擾行動從口頭呼籲走向了推動改變的具體行為。

此次反性騷擾行動中，好萊塢女演員是最初的發聲者和抗爭者。正如好萊塢一位製片人所說，「如果連我們這個群體的女性都不能勇敢發聲，那麼還有誰能夠為那些沒有特權的女性樹立抗爭的榜樣？」

揭露性騷擾：中國女明星為何沉默？

性騷擾是一個世界性的話題。和美國好萊塢一樣，在中國娛樂圈內，性騷擾和潛規則是公開的秘密。然而，中國女明星什麼時候能站出來？

國內新聞中，鮮見女明星主動揭露潛規則的事件，高校女生是揭露性騷擾的主力。近日，女博士羅茜茜通過微信公號（ATSH）發文，例舉證詞、錄音，以及第三方佐證懷孕女生的存在等證據，實名舉報北航教授陳小武騷擾女學生。

不論在好萊塢還是在中國，不論在娛樂圈還是在高校，性騷擾的侵害者處於社會強勢地位，受害者處於社會弱勢地位。二者權力關係不平等，前者手中掌握能夠控制後者的權力與資源。如，教授可以給學生59分，讓其掛科畢不了業；製作人有權力撤掉女明星的戲份。

迫於不對等的權力關係，大部分受害女性沉默了。根據全國婦聯針對1200名女大學生的調查，五成以上的女大學生遭遇過性騷擾，遭遇性騷擾的女大學生中超過五成選擇躲避或沉默。娛樂圈內，女明星被「潛規則」成為圈內甚至社會默認的規則，似乎只有被「潛」了，女明星才有「紅」的機會。

面對潛規則，為什麼好萊塢女明星選擇了抗爭？而中國女明星大多選擇沉默？

無形的社會偏向於站在施暴者一方。任何關於性的暴力，都不是由施暴者獨立完成的，而是由整個社會協助施暴者完成的。一旦事件曝光，受害者除遭受侵害者的威脅外，還將受到來自社會的傷害。林奕含，一位因幼年性侵陰影自殺的才女作家，這樣寫道，「他發現社會對性的禁忌感太方便了，強暴一個女生，全世界都覺得是她自己的錯：連她自己都覺得是自己的錯。罪惡感又會把她趕回他身邊……」「指責受害者」邏輯也大行其道。北影阿廖沙事件引發關注後，北影沒有在第一時間查清真相，反而在官微「闢謠」，大概意思是，這個學生精神有問題，她的話不可信。消費主義時代下，明星身體，是眾人消費和意淫的對象。女明星被潛規則後，本是無可奈何的受害者，卻被公眾諷刺為「藉機上位」。

此條微博被秒刪，令人細思極恐。

面對性騷擾或潛規則，受害者沉默的背後，是對處於權力高位的侵害者的恐懼，更是對社會的不信任。社會由每個公民構成，社會的環境氛圍由公民共同營造。受害者對社會的不信任，就是對身邊人與自己所處生活環境的不信任。一個健康的社會，即使有「潛規則」，也躲不過社會的監督與公民良知的鞭撻。

林奕含：這個故事折磨摧毀了我的一生

西方#MeToo行動能否在中國複製？

西方#MeToo行動產生了巨大社會成果。「反性侵風暴」席捲好萊塢，金牌製作人韋恩斯坦、《紙牌屋》主演凱文·史派西等人事業遭受重創。各大媒體爭相調查性侵事件，整個社會形成反對性騷擾的氛圍。

任何關於性的暴力都是「社會性」的。性騷擾發生在隱蔽的角落，剷除性騷擾，需要個體勇於發聲，更需要有支持和幫助勇於發聲的社會大眾。#MeToo行動始於演藝界，後擴展到整個社會，眾多曾遭受性騷擾女性分享個人經歷，各大媒體爭相報道。#MeToo之後，好萊塢演藝界人士又聯合起來，發起Time』 Up行動，轉呼籲為具體行動。

反觀國內，娛樂圈也是潛規則的重災區，西方#MeToo行動是否可以在中國複製？

西方公民社會比中國成熟，個體公民意識與社會責任感更強。單從教育來看，西方教育目標為是培養合格公民，重要內容是培養學生的社會責任感。我國教育目標為培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接班人，多採用理論灌輸法，重視培養學生的知識能力和水平，學生被培養成「精緻利己主義者」。一個缺乏公民教育的社會，一個精緻利己主義者盛行的社會，如何產生需要人人參與的#MeToo行動？在中國社會環境下，揭露性騷擾，國內女明星並非不想站出來，而是不敢站出來。一個人的力量太弱小了。孤軍奮戰，到頭來，可能是一場空。

一定程度上，明星是媒體面前的弱勢群體。影視圈的人都像驚弓之鳥，說話做事，處處提防，擔心被害。媒體為博眼球、賺流量，有時候歪曲明星意思，拿明星隱私大做文章。明星為維持與媒體的長期合作，有苦難言。以2008年「艷照門」事件為例，張柏芝、阿嬌等女明星的艷照為媒體創造了「爆點」，一度成為大眾談資。受害女星名譽受損，有苦難言。

「艷照門」事件

明星個人的自我保護意識與維權意識不強。艷照流出，女明星個人隱私權被嚴重侵犯，可以拿起法律武器討回公道。2014年好萊塢也曾出現「艷照門」事件，以詹妮弗·勞倫斯為代表的受害女星嚴厲譴責黑客，並表示「我的身體我做主」，積極運用法律武器保護自己。中國女性隱忍能力非常強，當性騷擾發生後，往往想著「忍一忍就過去了」，「撕破臉的話，對己對人都不利」。

娛樂圈內存在不容打破的規則，「槍打出頭鳥」，無人願意成為出頭的犧牲者。性騷擾施暴者為權力上位者，是規則制定者。女明星揭露性騷擾，影響權力上位者的利益，打破圈內規則，極易成為犧牲品。女明星害怕「我揭露了某領導的性騷擾行為，萬一我被封殺了怎麼辦呢」。以前段時間與浙江衛視《演員的誕生》導演組互撕的袁立為例，她性情豪爽，像《皇帝的新裝》里的小孩子一樣，說出真實情況。無奈成為「出頭鳥」，成為犧牲者，2012年後，再也沒有演過戲。

袁立參加《演員的誕生》節目

娛樂圈內競爭激烈，潛規則被默認為上位手段，女明星之間沒有聯合起來的意識。漂亮女孩兒一茬一茬兒的，女明星們擔心自己今天很火，明天就被另一個流量小花取代，如果想要長久火下去，不願冒險做打破規則的犧牲者。為了搶奪有限的資源，女明星之間關係處於水深火熱之中。

美劇《宿敵：貝蒂和瓊》，講述兩位好萊塢女演員之間長達一生的撕逼故事。

精緻利己主義盛行的社會下，女明星娛樂圈中如履薄冰，加上自身保護意識不強，難以成為揭露性騷擾的發聲者。深層次看，面對性騷擾或潛規則的沉默，是當下男女不平等愈演愈烈，女性被物化程度不斷加深的結果。同樣一條與性有關的新聞，女性遭受到的道德譴責往往多於男性。

#MeToo難以複製，困難重重，但潛規則依舊有被揭露的希望。女明星自身具有知名度和影響力，可以運用微信、微博等自媒體，聯合披露娛樂圈性騷擾與潛規則行為。性騷擾、潛規則不僅存在於娛樂圈，也存在於廣大職場中。女明星也可以聯合廣大職場女性，共同為反性騷擾發聲，推動反對性騷擾的法律與規範的制定。揭露性騷擾，也是進行公眾教育的過程。

最重要的，是站出來的勇氣。

所以，對於

「性騷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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