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推動中國經濟重回快車道

　2014年6月11日，吳敬璉在清華大學發表演講，認為投資性刺激政策的效果在衰退，全面刺激政策不是好政策。只有改革才能提高效率，從根本上解決經濟困難，防止危機發生。

　　要看這番議論是對是錯，還要從1988年的一場理論爭論，以及由此而來的中國經濟四次緊縮說起。

　　一、價格改革與所有制改革的本質性衝突

　　1988年，中國面臨的最突出問題是「價格雙軌制」。即：企業原有的計劃內產品按計劃價格，新增產的計劃外產品可以按市場供求靈活定價。由此而來，「尋租空間」急劇增加，導致日趨猖獗的「官倒現象」。為了加速價格並軌，1988年制定出價格闖關的改革方案，結果出現了搶購風潮與通貨膨脹，並引發了「吳市場」與「厲股份」之間的理論與政策之爭。

　　我當時在北京社科院經濟所當副所長，並就此給《理論信息報》寫了一篇文章，概括這場理論爭論的三大本質：

　　第一，在改革前提條件上，「吳市場」關注市場環境建設——價格改革，「厲股份」重視市場基礎再造——所有制改革。

　　在吳敬璉看來，價格信號是市場競爭的前提，也是傳統國有企業展開市場競爭的基礎。因此，價格改革與市場環境再造是重中之重。

　　在厲以寧看來，雙軌價格也有價格，也在刺激企業市場競爭。改革的最大障礙，在於舊體制下的企業承包制不能造就完整意義上的市場主體，分割封閉了有限的生產要素，使其無法按市場供求變化自由流動。因此，傳統企業的股份制再造和所有制改革，才是市場環境建設的前提條件。

　　第二，在改革的手段方法上，「吳市場」主張用政府手段緊縮經濟和抑制需求達到供需平衡，掃除價格改革的最大隱患——通貨膨脹；而「厲股份」認為，通過股份制改造市場主體將調動全社會的力量，達到短缺資源的有效配置，才是供求平衡的解決之道。

　　吳敬璉認為，若要避免價格放開後的輪番漲價與通貨膨脹，政府必須強力調控，緊縮、緊縮、再緊縮，把過熱的投資與需求拉下來，形成較為均衡的經濟（市場）環境，然後再放開價格，實現價格並軌。而厲以寧與之相反，認為在短缺經濟條件下，更需要靠發展來解決供給不足。厲以寧認為股份制改革才是從根本上改造經濟環境的關鍵，靠市場化配置資源的產權制度，使資源要素在各產業和各企業間自由流動，以利於動員全社會的力量增加有效供給，最終達到相對的供求平衡。

　　第三，在改革的最終目標上，「吳市場」主張靠經濟緊縮淘汰無效企業從而「水落石出」，「厲股份」則主張靠經濟高速發展引導資源合理流動與高效配置推進「水漲船高」。

　　吳敬璉的價格改革認為緊縮經濟和淘汰劣勢企業不可避免。因為，只有經濟冷卻的市場環境，才能使企業在正確的價格信號下平等競爭並「水落石出」。

　　厲以寧的所有制改革以經濟高速發展為前提，認為企業的股份制改造和資金資源的高效流動，不可能在經濟衰退中實現。因此，犧牲發展速度換來的價格改革，與短缺時代的發展目標相悖。

　　這場爭論的本質意義一直被人們局限於微觀性技術層面，多數人沒有注意到它對日後30年宏觀經濟政策層產生的巨大影響。

　　從1988年至今，心理型的虛假通貨膨脹與宏觀經濟政策如影隨形，並對中國經濟的發展產生過影響。

　　二、通脹恐懼與緊縮政策影響中國經濟15年

　　1988年的通貨膨脹是在短缺經濟條件下，因價格改革的心理因素推波助瀾，把計劃經濟票證管控的隱性通貨膨脹扭曲顯性化而爆發的。本來不必大驚小怪，而且應該加大投資力度增加供給來加以解決。但當時採取的對策是治理整頓與清理公司，中國經濟增速掉到谷底，企業在三角債的纏繞中痛不欲生。一直到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這一局面才得到改善。

　　1993年開始的通貨膨脹有局部地區（海南等）與局部產業（房地產等）的特性，我們再次把它當作全局性過熱，全面收緊銀根，不僅摧毀了剛剛興起的房地產業，而且把城市競爭性國有工業逼入死路，最後不僅使中國GDP再次掉入井底，還把國有銀行全部逼入技術性破產的境地，由國家補貼了3萬多億人民幣才度過了危機。這次經濟衰退，真的達到了「水落石出」的目的，競爭性城市國有企業全線覆亡，幾乎敗光了40年的國企家底。幸虧有加入WTO的歷史機遇，中國民營製造業走入世界，才結束了長達4年以上的衰退。

　　2005年以後的通脹，明明是能源與礦產資源全球漲價的結果，又被人們當成過度投資來胡亂投醫，收緊銀根、回籠貨幣加嚴管投資，中國經濟第三次掉入黑洞，全球金融危機暴露和加劇了這場4年之久的困惑，如果沒有4萬億的救市投入，中國經濟會一蹶不振。

　　2009年金融海嘯後，中國政府推動了4萬億的經濟刺激，並收到了立竿見影的經濟效果。但是，刺激政策剛剛收效，馬上又是一輪通貨膨脹擔憂和房價上漲恐懼，進入2010年底，宏觀調控捲土重來，中國經濟再次掉入全面下滑的低谷。時至今日，我國經濟發展速度一路下行，房地產價格開始下跌，資金的流動性不足愈演愈烈，工業投資進入50年低谷，地方政府的負債投資因經濟衰退而凸顯出來……

　　三、傳統自由市場與現代市場經濟的根本性差異

　　在吳敬璉看來，刺激政策弊大於利，繼續提高槓桿率的比例，會對中長期造成更大的危險。他給出的6點對策全是傳統自由市場化的建議，既無新意，亦無實義。如：停止沒有回報的無效投資；停止對殭屍企業輸血；動用國有資本償還政府或有負債；對資不抵債企業實施破產重組；盤活「曬太陽」的開發區等資產存量；輔之以靈活的宏觀經濟政策，進而避免系統性風險。

　　與此對應，我們提出的對策是：超越4萬億刺激的局限與偏差，用現代市場經濟的方式在五個方面進行20萬億的刺激性投資引領，推動中國經濟重回高速發展的快車道。（見上周前文《3.0版刺激政策建言中國必須進行五大領域全面投資》）

　　眾所周知，傳統的自由市場經濟理論沒落於1929年的全球經濟大蕭條，80年來先後產生了三大理論流派，當今中國的發展不能回到傳統的自由市場經濟理論，而必須站在現代西方經濟學的肩膀上，從三個方面入手創立與創新中國特色的「習近平經濟學」，據此制定未來十年的重大國策。

　　1、創新凱恩斯主義理論，用市場化的方式實施政府的經濟刺激計劃。

　　凱恩斯主義經濟理論流行於1929年大蕭條之後的羅斯福新政，美國政府用財政支出促就業和發福利，靠看似無效的投資拉動了全社會有效的基本需求，拯救了崩潰的美國經濟。

　　二戰以後，凱恩斯主義成為主流經濟學派，1950年代的美國馬歇爾計劃與1960年代的日本國民收入倍增計劃，都是凱恩斯主義經濟理論的結晶。

　　運用4萬億國家外匯儲備在全球投資，就是用凱恩斯主義實施中國的馬歇爾計劃。但是，我們主張借鑒新加坡的主權基金投資方式，吸引全球基金管理精英，用民營官助的創新模式運籌全球化投資，把經濟刺激與經濟效率結合起來，從而創新凱恩斯主義理論，用市場化的方式實施政府的經濟刺激計劃。

　　2、提升供給學派理論，用戰略性的思維制定政府的經濟傾斜政策。

　　到了1970年代，兩次石油危機與美元全面貶值，發達國家紛紛陷入「滯漲狀態」，供給學派登堂入室。

　　傳統供給學派反凱恩斯主義，主張市場經濟自動調節生產要素的供給，政府要用減稅與保護投資來完善市場環境，而不能靠政府的人為干預。美國的里根總統信奉供給學派，他推行自由化的「里根經濟學」，其執政業績舉世矚目。

　　日本1970年代後推行產業傾斜政策，靠產業升級的供給變化來提高全球競爭，拉動國內外的市場新需求。這是比「里根經濟學」更激進的供給學派，由此給日本帶來了產業升級的巨大繁榮。

　　農田水利建設的水權運營投資、貼息貸款的產業集聚轉移投資與股市托市的產業升級投資，就是用供給學派理論實施中國的結構調整計劃。但是，我們主張借鑒日本的產業政策實施經驗，並同樣運用市場化的運作方式，把過剩產能釋放與產業升級換代結合起來，從而提升供給學派理論，用戰略性的思維制定政府的經濟傾斜政策。

　　3、發展貨幣主義理論，用全球化的視野提升政府的金融治理能力。

　　貨幣主義也是凱恩斯理論的反對派，認為政府不僅無力把握總量投資，更無力把控傾斜投資，而貨幣發行量的收放可以調節經濟周期和波動，政府只能掌握一種調控方法，就是貨幣發行量，衰退期降低利率，過熱期緊縮銀根，其他的一切經濟活動都該回歸市場。

　　2008年之前，各國都是以本國經濟的貨幣需求量為準，貨幣主義在正常思維的範圍內運用。但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後，美國的量化寬鬆政策開始瘋狂運作，日本緊跟其後增發貨幣，推行「安倍經濟學」，其實質是靠增發貨幣來刺激本國經濟發展，同時對全球發動了貨幣貶值的金融戰爭。從美日的運作效果看，兩國的經濟都取得了驚人的成就。

　　增加而不是減少國家外匯儲備、降低而不是提高銀行準備金率，交叉使用4萬億美元外匯儲備綠票子和36萬億人民幣外匯占款紅票子，就是用貨幣主義參與全球的貨幣戰爭。但是，我們主張借鑒美日的量化寬鬆方式，把高效運籌4萬億美元投資與適度通脹的低利率運籌結合起來，從而發展貨幣主義理論，用全球化的視野提升政府的金融治理能力。

　　綜上所述，我們的20萬億強刺激政策，則是反對回到傳統的自由市場經濟理論，力主站在現代西方經濟學的肩膀上，從三個方面入手創立與創新中國特色的「習近平經濟學」，據此制定未來十年的重大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