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亞男：葉門大棋局

來源：世界知識期刊

3月26日，沙烏地阿拉伯集結十國聯軍，對葉門境內的胡塞武裝發動代號為「決戰風暴」的空襲行動，使葉門的國內鬥爭進一步躍升為地區衝突，區域內各方力量公開捲入葉門政治漩渦。葉門局勢日益演變為各方勾連、爭奪與對抗的一局亂棋。

國內：政治版圖碎片化

長期以來,葉門國內政治高度部落化。雖然早在2011年「阿拉伯之春」爆發後，葉門執政黨和反對派就在海灣阿拉伯國家合作委員會及聯合國的斡旋下，簽署了「海合會協議」，完成了權力的平穩過渡，確立了民主轉型的目標，但其政治生態相對較為原始的特徵並未改變。目前葉門仍有規模較大的部落200多個，部落居民佔總人口的80%以上，部落習俗和制度在社會生活中影響深遠，大部落酋長甚至能夠把持國家重要的政治、經濟和軍事資源，在國家事務中擁有重要的發言權。以哈希德部落聯盟為例，其首領艾哈邁爾家族曾是前總統薩利赫的親密盟友，但也在逼迫後者退位的過程中發揮了關鍵作用。其家族核心成員中有執政黨精英、反對派領袖、商界名流，掌握著葉門銀行、電信和傳媒公司的大筆股權，還有軍方實權人物，長期在葉門軍隊中擔任高級指揮官，權力觸角深入到社會的方方面面。

部落勢力強大造成的結果是政治版圖嚴重碎片化。各部落處於半自治狀態，對國家、政黨的忠誠度低，與政治集團的聯盟變化快、不能持久。此外，與中東地區其他國家不同，葉門的部落或部落聯盟並非以宗教派別劃分，而更多是以地域、文化和共同利益為界線。這一方面造就了葉門歷史上教派衝突較不明顯的傳統，另一方面也使部落間的利益糾葛和矛盾更加複雜。薩利赫統治期間依靠強權和巧妙的政治手腕勉力維持，其倒台後脆弱的政治平衡隨即被打破，各方開始重新洗牌。

葉門當前的主要政治力量大致可以劃分為幾個派別：胡塞武裝及其支持者；前總統薩利赫的支持者；支持現任總統哈迪的南方部落；南部分離主義運動；「基地」組織半島分支及其他極端組織。各派別的政治訴求不同，相互間有利用也有對抗。此番政治危機主要由胡塞武裝與哈迪政府間的衝突引發。胡塞武裝自2004年與薩利赫政府決裂以來，一直處於被打壓和被邊緣化的狀態，無緣染指國家政治權力。薩利赫下台後，該組織趁機發展壯大，並試圖借政治轉型之機「洗白」其叛軍底色，合法加入政府，提出將其武裝力量整編為國家軍隊一部分的要求。但其什葉派的背景和極端反美的立場，決定了其與親美的、受海灣遜尼派國家支持的哈迪政府之間的政治和談很難達成雙方都能接受的結果。哈迪政府的支持者主要是南部的部落勢力，這固然是因為其出身於南部地區，但更主要的原因是南方部落多是遜尼派，欲藉助挺哈迪的旗號遏制什葉派胡塞武裝的發展。但這些部落對哈迪的忠誠度不高，一旦哈迪失勢，隨時都可能將其棄之不顧。南部分離主義運動則是一個相對鬆散的組織，從2007年開始出現在葉門的政治舞台上，不滿北方各省在政治、經濟和軍事上的主導地位，要求獲得與北方平等的權利。隨著葉門局勢日趨混亂，中央政府控制力被嚴重削弱，該組織的訴求逐步升級，甚至要求南部直接獨立，恢復1990年葉門統一之前南北分治的局面。「基地」組織半島分支長期盤踞在葉門西南地區，是哈迪政府與胡塞武裝的共同敵人，但與當地遜尼派部落關係曖昧。在胡塞武裝自北向南擴張之際，半島分支不斷製造事端擴大影響力，並伺機在遜尼派部落中尋找同情者與潛在合作者。此外，前總統薩利赫雖然被迫下台，但其統治葉門30年，在政壇根基深厚，從未放棄重掌權力的企圖，為此不惜與昔日對頭胡塞武裝聯手，結成暫時同盟，致使葉門政治鬥爭又增添了前統治集團與新利益既得者之間的衝突。

這些派別或劃地為王，或為利益暫時結盟，或意在借力打力，或試圖渾水摸魚，都想趁亂壯大己方力量，並沒有強烈意願達成政治妥協。更重要的是，也沒有哪一派力量擁有壓倒性的優勢，能夠掌控全局。在這種政治版圖高度碎片化、強權維持的平衡已被打破、利益極難統一的情況下，葉門國內紛爭或將長期持續。

地區：遜尼派聯盟雛形已現

葉門危機的實質是國內政治權力分配不平衡引發的鬥爭，但因涉及區域大國的核心利益，被人為抹上教派衝突的色彩，並朝著地區「代理人戰爭」的方向發展。

對於沙特來說，緊鄰其南部邊境的葉門雖然民弱國貧，但卻是不能放棄的戰略縱深，也是須臾不可忽視的「後院」。在葉門維持一個「友好的」政府是沙特的底線，歷史上就曾為此多次涉入葉門內政。什葉派胡塞武裝在葉門攻城略地，無疑刺激了沙特的敏感神經。作為遜尼派國家集團的「領頭羊」，沙特不只擔心胡塞武裝最終會在葉門建立一個什葉派政權，直接危及其邊境安全，更擔心胡塞武裝背後若隱若現的伊朗陰影——若任其籠罩阿拉伯半島南端，則會使沙特陷入腹背受敵的局面。因此，向來不願意涉入中東地區政治紛爭的沙特，這次也不得不出手自救，聯合地區力量遏止胡塞武裝的擴張勢頭。

沙特此次介入葉門局勢的時間選擇更耐人尋味。一是恰逢美沙關係漸行漸遠。美國在中東打擊「伊斯蘭國」和其他恐怖組織，這些組織均與遜尼派有千絲萬縷的聯繫，沙特作為遜尼派大國難免受到美國猜疑。二是美國的中東政策正處於收縮期，其有能力卻無意願在中東繼續加大投入，這在客觀上促使了中東地區混亂局勢的發展，沙特不免受到消極影響。三是美國與伊朗的核談判曙光初現。這不僅意味著針對伊朗的制裁將被部分取消，還意味著美伊關係將實現緩和，這對於沙特來說是沉重打擊。沙特在此時借葉門危機發力，也算一舉兩得，既要美國關注，又有脅迫其平衡中東戰略重心的意圖。當然美國也並非「不解風情」，隨即宣布為沙特的軍事行動提供情報與後勤支援，同時又反覆強調此舉並不會影響伊核談判的進程和結果，儘力在伊朗和沙特之間維持平衡。

此外，在這場地區危機中，埃及一反常態地堅定站在沙特一邊，成為阿拉伯國家聯軍的核心力量。這顯然不是因為埃及在葉門有多麼重大的直接利益，而是試圖借干涉葉門之機拉近並鞏固與沙特的關係。塞西政府上台後不斷受到美西方國家的抨擊與排擠，但卻得到了沙特的支持和大量經濟援助。因此埃及開始在地區事務上貼近沙特，並投桃報李。當然，從埃及內政角度考慮，介入葉門局勢也實屬必要。一方面，一個穩定的葉門有利於減少地區恐怖分子輸出，能有效減輕埃及國內安全局勢的壓力；另一方面，若埃及能一戰立威，也能增加塞西政府鞏固統治的籌碼。

這些國家雖各有打算，但並不妨礙它們在打擊胡塞、遏制伊朗的大旗下結成一個準「遜尼派聯盟」，這一聯盟將自己的政治意圖包裝為維持葉門合法政府、確保其和平的政治轉型進程，從而獲得西方國家一邊倒的支持。但是伊朗、敘利亞、伊拉克、黎巴嫩真主黨以及俄羅斯等卻發聲譴責，雖力量有限，但陣線分明，隱約已是一派反對聯盟。加之國際社會普遍相信胡塞武裝得到了伊朗在資金、武器和人員培訓方面的支持，並認為胡塞武裝的崛起是伊朗在中東地區建立什葉派「大新月帶」計劃的關鍵一步，因此伊朗的表態順理成章地被看作是對沙特的「隔空喊話」。於是，各方的首要關注點也不再是胡塞武裝與哈迪政府之間究竟存在什麼樣的權力糾紛，而是哈迪背後的沙特與胡塞背後的伊朗到底會不會通過「代理人」而激烈過招。葉門危機的意義也由此陡然加重，很可能成為什葉派與遜尼派延續千年的對立紛爭中的一道分水嶺。中東地區會不會自此形成涇渭分明的兩大陣營，步入「冷戰式」的教派衝突新階段，尚不得而知。

國際：反恐遭遇重大挑戰

除了地理位置和教派因素之外，葉門戰略地位的重要性還體現在它在國際反恐大格局中的支點性作用。葉門國內的極端組織發端於上世紀80年代，大批葉門人遠赴阿富汗參加抗擊蘇聯的「聖戰」；90年代初，在總統薩利赫的默許和鼓勵下，一批思想激進的「聖戰」分子返回葉門，伊斯蘭極端勢力由此逐漸坐大。葉門國內的政治分割與貧窮落後，又為極端組織和極端思想發展壯大提供了空間，「基地」組織也趁隙滲入葉門成立分支，日益發展為活動能力最強、危害性最大、意識形態最極端的恐怖組織之一。9.11事件之後，葉門即成為美國在中東反恐的重要合作夥伴；近年來，美國出動無人機實施空中打擊、葉門政府提供情報與主權便利的反恐模式，又被奧巴馬推崇為「輕腳印」戰略成功實施的樣板與典範。

美國在葉門的核心利益是反恐，對教派紛爭並不感興趣。在可能的條件下，美國更傾向於盡力維持遜尼派與什葉派之間的平衡，以免教派衝突干擾其反恐大計。這一點與沙特有根本不同。因此，美國在葉門的基本目標是維持一個親西方的、有掌控能力的、能在反恐問題上提供有效配合的中央政府；在滿足這些條件的前提下，政府的教派背景就變成了次要因素。但是鑒於美國與伊朗長期不睦，若胡塞武裝被證實為伊朗的「代理人」，那麼即便其與「基地」組織不共戴天，美國也不願見到葉門落入其手。對於美西方來說，繼續推動葉門的政治轉型進程，促成各派和解，扶植一個認同西方價值觀的葉門政府或是最優選擇。

但是葉門危機無疑打亂了美國在該地區的反恐計劃，極大地削弱了其對恐怖組織和極端勢力的打擊力度。一方面，葉門陷入無政府狀態，安全形勢急劇惡化，美國的無人機行動得不到情報配合，不得不暫時中止，特種部隊與空軍基地工作人員也先後撤出葉門；另一方面，什葉派胡塞武裝的擴張為恐怖組織提供了煽動、利用宗教矛盾和教派仇恨的機會，部分遜尼派部落為了對抗胡塞武裝，甚至不惜與「基地」組織聯手，使其獲得更大的生存空間。「伊斯蘭國」也藉機滲透，在葉門招兵買馬，製造連環暴恐襲擊，開闢新的「根據地」。

國際反恐因葉門危機而遭遇重大挑戰；葉門國內各派已經被困在一個「談不攏就打、越打妥協空間越小」的惡性循環中，原為「全民公敵」的恐怖組織反而坐收漁翁之利。從這個角度看，葉門危機帶來的惡劣影響是全球性的，沙特等國的介入只會使局勢更加錯綜複雜。原本反恐問題只是這場危機的副產品，但隨著事態的發展，正日益成為一條重要的新主線。

小國政治的悲劇

葉門這場亂局中，各方力量各自懷揣利益精打算盤，戰略意圖卻又都不在葉門的基本政治穩定與國計民生。一輪最初源於國內權力分配不均衡的政治鬥爭，由於各方爭相介入開始朝著地區教派衝突的方向發展。從某種意義而言，這正是國際與地區關係中小國政治的悲劇。

沙特和伊朗的鬥爭會不會逐漸公開化，引發一場新的中東戰爭？反恐局勢的進一步惡化會不會迫使美國調整中東政策，從而牽動其亞太地區的戰略部署？阿拉伯國家聯軍在教派紛爭或其他利益驅動下，聯合介入另一個主權國家的內政，會不會自此成為中東地區軍事干涉的新形態？這些早已不是葉門一個國家的問題，而是所有相關方都不得不面對的懸念和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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