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得不說的呂大臨(上)

呂大臨一生著述甚豐，除《考古圖》、《考古圖釋文》外，見錄於《文獻通考》、《經籍考》的有《易章句》一卷、《芸閣禮記解》十六卷、《論語解》十卷、《中庸解》一卷、《老子注》二卷、《玉溪集》二十五卷、《玉溪別集》十卷、《西銘集解》一卷、《編禮》三卷，它們是研究呂大臨理學思想和宋代學術發展的重要資料。

要說呂大臨，得先把時間回溯到北宋年間。北宋一朝，英才俊傑蓬勃蔚起，名臣碩儒項背相望。然而數賢出於一門，能與「峨眉三蘇」相提並論者，只有「藍田四呂」。這呂大臨就是「四呂」之一。

呂氏先祖乃是鼎鼎大名的殷人姜尚，因封地於汲郡（今河南衛輝市），國號為「呂」，故又名呂尚。姜太公歸周后，改封於齊，其子孫入齊者為姜氏，留汲者為呂氏。秦、漢至隋唐以來，呂氏一門書香傳家，世代為官。北宋中期，曾任太常博士的汲郡人呂通赴長安為官，因死後葬於京兆藍田（今陝西藍田縣），其後人遂遷居於此。

呂通次子呂蕡為兵部郎中，膝下有六子，一人早夭，一人不顯，而呂大忠、呂大防、呂大鈞、呂大臨四人先後進士及第，世稱「藍田四呂」。大忠「老而好學」，官至寶文閣直學士，曾任陝西轉運副使，期間將《石台孝經》、《開成石經》、《十三經》等碑石移至府學之北塘，為西安碑林的開創者；大防「端肅穩重」，是王安石變法時期保守派的代表人物，宋哲宗時期為宰相，主持元祐政壇八年，頗有政績；大鈞「誠德君子」，所著《呂氏鄉約》為中國歷史上第一部成文的鄉約，其所蘊含的儒家禮教思想及「關學」注重實踐的精神特質，對後世明清的鄉村治理模式影響甚大。

唐 鏨花銅匜 藍田呂氏家族墓地出土 陝西歷史博物館藏

排行老幺的呂大臨，字與叔，號芸閣，生於宋仁宗慶曆六年（1046年），卒於宋哲宗元元祐七年（1092年）。他雖登第，卻是以門蔭入官，稱「不敢掩祖宗之德」。元祐初為太學博士，遷秘書省正字。雖不位高權重，但他才華橫溢且情趣高雅，在理學和金石學方面成就非凡，是個了不起的人物。

理學大家

呂大臨在兄弟四人中年齒最幼，享年最短，但著述最多，學術成就亦最高。《宋史》本傳稱其「通六經，尤邃於禮」，是對「關學」發展貢獻最大之人。

「關學」為理學開創階段的重要學派之一，因其創始人張載家居關中，且從學弟子多為關中人，故後人稱他所開創的學派為「關學」。張載的「關學」與同時代周敦頤的「濂學」，程顥、程頤兄弟的「洛學」以及南宋朱熹的「閩學」，並稱理學四大派。但是，「關學」主張「以實用為貴」，要求學以致用，力圖把學術思想與現實社會的政治、經濟、軍事等問題聯繫起來，為現實服務，反對虛浮空談的學風。這與後來只知道「低頭拱手，空談性命」的理學家是完全不同的。

北宋 耀州窯青釉托盞 藍田呂氏家族墓地出土 陝西歷史博物館藏

史載，「橫渠（即張載）倡道於關中，寂寥無有和者。先生（呂大鈞）於橫渠為同年友，心悅而好之，遂執弟子禮，於是學者靡然知所趨向」，使「關學鬱郁滿秦川」，並形成「關學之盛，不下洛學」的局面。

在呂大鈞的帶動下，呂大忠、呂大臨相繼都尊張載為師。呂大防雖不屬張載門人，但在政治上對張載多有提攜和幫助。可以說，「關學」的理論和思想領袖是張載，而「關學」的政治和經濟支柱則是藍田諸呂。加之，呂氏四兄弟自身的學術成就，故明清之際的著名思想家黃宗羲在《宋元學案》中稱呂氏為「關中學派藍田系」。

北宋 耀州窯青釉套裝素麵酒壺與溫酒器 藍田呂氏家族墓地出土 陝西歷史博物館藏

作為「關學」的傑出代表，呂大臨一方面與諸兄一起大力支持推動「關學」的傳播和發揚，另一方面又積極躬行和實踐張載的思想學說，並多有創新。他始終堅持張載的「氣」為人和萬物本原的一元論的樸素唯物主義，沿著張載的思維路徑，繼續論證了「天人合一」、「天下一人」、「萬物一體」的學說，體現了「關學」的「仁民愛物」的寬闊胸懷和救世精神。同時又根據張載「一物兩體」的辯證思想，提出了自己「一體二用」、「生生不窮」、「與時消息」、「隨時識事」的辯證法思想以及認識事物的變化規律，適應事物變化形勢，因勢利導，不斷變革圖新的發展觀。

宋神宗治平三年（1066年），「洛學」的程顥、程頤兄弟來關中講學，呂大臨聽後覺得他們的學說也很有見地，大為嘆服。於是，張載去逝之後，他便奔赴洛陽拜程頤為師。在此期間，他記錄彙集二程語錄，著成《東見錄》，對後世學者研究「洛學」提供了很多難得的第一手資料。

北宋 耀州窯青釉刻花牡丹紋梅瓶 藍田呂氏家族墓地出土 陝西省考古研究院藏

北宋 耀州窯青釉刻花牡丹矮梅瓶 藍田呂氏家族墓地出土 陝西歷史博物館藏

呂大臨雖轉師二程，並成為程門高足，但並不放棄「關學」的基本思想宗旨，「不背其師（張載）」，成為「關學」最有力的捍衛者。對此，二程就一再申明「呂與叔守橫渠學甚固」。所以，張載死後，「關學」雖不「復講」，但仍然流傳，直到明清，還有許多追隨者，「關學」得以不斷發展。

無論是師從張載，還是後來改隨二程，呂大臨均享有極高的聲譽。作為張載門下的名徒，因其文采出眾，張載之弟張戩將女兒嫁給呂大臨。改隨二程後，因其學識淵博，與謝良佐、游酢、楊時一起被時人稱為「程門四先生」，二程贊其為學「深潛縝密」、「涵養深醇，妙達義理」。朱熹則認為呂大臨的學術成就高於當時與他並稱的諸家，「於程子門人中最取呂大臨」，並把他與程頤相比而論。

元祐七年（1092），禮部侍郎范祖禹以呂大臨勤奮好學、人品出眾，曾向宋哲宗推薦，任他為太學博士講官，但未及抵任而逝，年僅四十七歲。

呂大臨逝世後，許多人都哀悼其不幸早亡。直到三年後，程頤還「思與叔之不幸早死，為之泣下」。蘇軾晚年游藍田時，有《挽呂與叔學士》一詩為其「淚傾」。朱熹也感嘆假如自己「只如呂年」，就不見得能達到爾後那樣高的學術成就。

像呂大臨這樣，先後師從理學兩個重要學派的創始人，被兩個學派均視為代表性人物，同時又得到當時及後世著名理學家一致高度評價的學者，在宋明理學史上還是極其少見。因此，稱其為理學大家是絲毫不為過的。

《藝術品鑒》2016年4期*大觀*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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