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思：讀《新綱常》

我對倫理學和哲學都是外行，但對這個話題很感興趣，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有價值的題目。我在這個題目上斷斷續續想了三四年，想到的問題多，因為多，複雜了，凌亂了，反而說不清楚，我盡量說明白。第一，先說這本書的好處。首先選題就好，這是當代非常重要的問題。當代社會的道德問題非常嚴峻。兩千多年來一直都在說道德淪喪，但兩千多年來一直有公認的道德標準，比如「三綱五常」。現在我們沒有公認的道德標準。「三綱五常」站不住了。毛澤東時代的核心價值觀是「把一切獻給黨」，可是黨轉向經濟發展了，GDP標準不是道德標準。「五講四美三熱愛」，「八榮八恥」，恐怕多數人背不下來。何老師說到的民為政綱，公民權利，最近也遭到來自官方媒體的批評，可見也不是公認的。一個沒有共識的時代，兩千年來並不多見。這時，有人想建立「新綱常」，雄心不小，但確實有必要。沖這個選題這本書就有價值，面對重要問題。其次是書名。《新綱常》這個書名，借鑒了儒家的傳播經驗。儒家的「三綱五常」喊得全中國人民都知道，而且一千多年都認這個賬，說明這種傳播策略高度有效。何老師繼承了有效的傳播策略。儘管有人說舊瓶裝新酒，還有人說連瓶都是七成新，不是舊的，但不管怎麼說，《新綱常》這個書名很打眼，可見有效。再次是書的內容，也就是「新綱常」的內容。新三綱的第一綱，「民為政綱」，試圖解決現在問題。現在還是黨領導一切，「黨為政綱」，「民為政綱」是一個尚未實現的理想。第二綱「義為人綱」，要解決公民社會之間人與人的關係問題，現在沒有建立平等關係，人還分為三六九等。第三綱「生為物綱」，在環境污染、生態危機的時代，提出這一綱，試圖尋找人與其他物種的適當關係，這種心胸超出了過去的水平，達到了一個新境界。至於怎麼解決這個問題，適當的尺度在哪兒，可以另說，但提出這個命題本身就是有遠見的。五常：五常倫、五常德。這一點爭議不多，五常德用的還是「仁、義、禮、智、信」，無非是如何在舊瓶里再裝新酒，重新解釋，我對解釋的印象不深刻，所以就不評論了。以上是說這本書的選題、書名以及內容的好處。當然，因襲儒家的傳統概念，有好處也有問題。綱常之說存在了兩千多年，最近一百多年又遭到激烈的批評。百餘年的攻擊給人們造成一種感覺：「綱常」已經陳舊，已經壽終正寢。把一個遭到激烈攻擊的、在現代人的語感之中很陳舊的詞拿出來，賦予其新生命，可能會事倍功半。一方面借用了過去儒家傳播的成功策略，但同時也要背負這種傳播策略帶來的包袱，「綱常」二字負載的陳舊感、過時感、不平等感，無論是被潑了髒水還是它自身有問題，反正它背負的包袱何老師都得承擔，這有點太沉重。背這麼沉重的包袱有點冤。以上是對這本書的評論。這本書的好處。第二，再說說這本書的不足。這本書的副標題是：探討中國社會的道德根基。不僅僅是談道德規範，三綱五常，而是探討根基。剛才張維迎老師說，這本書的主要內容更像是談規範，不像談根基，我有同感。我讀了一遍，看到了何老師尋找根基的願望，但沒有看到根基本身如何建立起來。現在民間社會，至少在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圈子裡，在民主和自由等方面，不缺少「民為政綱、義為人綱、生為物綱」方面的共識。這些賬大家還認。真正的問題是，這些東西如何讓人們真心相信，有敬畏感。當年人們對三綱五常是有敬畏感的，「抬頭三尺有神明」，如果做什麼壞事就要遭報應，現在不報，明天報；活著不報，死了也報。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這是公眾的信仰。這種「綱」就很有力量，這種根基就非常深。何老師好像沒給我們找到這麼深的根基，讓新綱常深受尊重的根基。為什麼會造成這個問題？怎麼解決這個問題？何老師書中有一段話給了我啟發。他說《論語o為政》，記載了儒家的政治與歷史哲學：「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何老師把這段話稱為「儒家的歷史哲學」。孔子述往事，知來者，通過回顧三代禮制的因革推測未來，確實有歷史哲學的意思。我看到「歷史哲學」四個字就感到眼前一亮，因為這幾年我特別關注「歷史哲學」，由此想到儒家的歷史哲學是什麼樣的，歷史哲學跟道德哲學有什麼關係，道德哲學的基礎是什麼。回答這幾個問題，需要做個簡單的歷史回顧。儒家道德，「三綱五常」，建立在一套宇宙觀的基礎上。儒家對世界，對宇宙，對歷史，對人與天地的關係，有一套完整的想像。《尚書》有天命觀，宋儒有天理觀。宋儒張載描述他心目中的世界：「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渾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他對天地萬物、君臣關係、人與人的關係，人與物的關係，按照家庭關係的類比，想像為一個整體。天是父，地是母，民是我的同胞，萬物是我的朋友。君主是我父母的嫡長子，臣是他的管家。天地之大德曰生，仁就是我的天性，與天地合德就是聖人。按照天地父母的意願行仁守義就是盡孝。「三綱五常」就安置在這個想像的體系之中。於是，儒家道德獲得了整個宇宙觀的支持。這種支持非常有力量，人們要敬畏天地，尊重父母，遵從本性，不得不敬畏君臣的關係，敬畏自己的那一份責任和義務。儒家道德有非常深厚的宇宙觀的依託。可是，這一套想像在現代科學的衝擊之下，已經沒有多少人當真了。儒家宇宙觀支持的「三綱五常」得不到現代人的敬畏是有道理的。代替儒家這套宇宙觀的，是我們熟悉的唯物史觀。歷史觀取代儒家的宇宙觀，成為毛澤東時代道德觀的基礎。毛澤東時代的道德觀很有力量，力量來自馬列主義歷史觀，五階段論：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共產主義。順著歷史演進的邏輯，推出一個共產主義理想，人們覺得這不僅僅是一種理想，而是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共產主義一定要實現。在這個歷史過程中，我們可以找到自己的位置。大家都熟悉的保爾o柯察金那一段名言，人的一生應當這樣度過：當一個人回首往事時，不因虛度年華而悔恨，也不因碌碌無為而羞恥；這樣，在他臨死的時候能夠說，我把整個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獻給了最偉大的事業——為人類的解放而鬥爭。這段話讓無數年輕人熱血沸騰，拋頭顱灑熱血。這套道德的根基就是歷史哲學。但是，現在還有多少人相信五階段論？經過一場失敗的大規模實驗之後，這套歷史哲學好像被證偽了，於是，相應的道德主張失去了根基。再要求人們建立集體主義道德，以集體主義代替個人主義，這些要求便顯得蒼白無力，因為缺乏可信的歷史觀的支持。從上述角度看，當代中國道德淪喪的一層原因，就是宇宙觀崩潰於前，歷史觀喪失於後，所以道德淪喪的基礎就非常深刻。我很想看到何老師找到新的基礎，重建一種歷史哲學或者重建一種宇宙觀。如果具備了這種深度，新綱常令人尊敬的基礎。有了時間的縱深，有了空間的廣度，基礎深厚了，這本書就不會像張維迎老師批評的那樣：只看到了規範，沒看到根基。遺憾的是，我沒有看到何老師在這方面的嘗試，只看到在重新解釋儒家倫理方面的努力。何老師把儒家倫理的核心原則解釋為生命至上的原則，這個解釋令人印象深刻，但仍然停留在道德哲學的層面上。第三，我的想法：到哪裡尋找根基前面說到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和儒家的宇宙觀。那麼，儒家的歷史觀是什麼樣的？能不能找到一種儒家的歷史觀，這種歷史觀甚至可以發展為一套宇宙觀：不僅包含時間維度，還包含寬廣的空間維度。如果找到這樣的世界觀，把新道德建立在這樣一種歷史觀和世界觀的基礎之上，重建道德的任務就完成了一多半，道德觀就有了根基。我對儒家的歷史哲學了解不多，但司馬光《資治通鑒》的開篇語讓我浮想聯翩。我覺得，司馬光那番話，中國最好的儒家歷史學家在中國最好的編年史的開場白，代表了儒家歷史哲學的最高峰。「臣聞天子之職莫大於禮，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司馬光用了三個概念：禮、分、名。「名分」二字在儒家體系里非常重要。《莊子》的說法是：「《春秋》以道名分」——《春秋》這本史書說的就是「名分」問題。「禮」、「分」和「名」是儒家歷史哲學關注的核心。司馬光說，「聖人於君臣之際，未嘗不惓惓也」。在君臣關係中，君有君分，臣有臣分，各有各的名分。「分際」的變遷，分之損益，邊界的演變，就是聖人一直小心關注的。事實上我們也知道，「君臣之際」確實變遷不斷。司馬光的開場白所評論的三家分晉就是一變，臣子犯上作亂，所謂「奸名犯分」。至秦又是一變，君與臣的關係大變，廢封建，立郡縣，貴族讓位於官員，帝國制度建立起來了，君有了皇帝的名號。辛亥革命有一變，皇帝的名號取消了。國民黨黨國時代又有一變，黨權替代了君權。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又是一變，最高權力擴張到了兩千年之最大值，君師合一，至「文革」而登峰造極。「文革」之後又有一變。在君臣關係中，「分際」始終在變，每次大變都標誌著一個大時代的開始。我們研究這一系列的變遷，就能看出中國歷史的大輪廓。分際的變遷，是一個長篇的歷史故事。我大言不慚地說《我想重新解釋歷史》，那本書里就討論了研究「分際」變遷的設想。如果把「分際」變遷作為儒家歷史哲學的核心概念，再從這個角度讀儒家筆下的歷史，中國歷史就呈現出豐富而深刻的面貌。「綱常」和名分是什麼關係呢？「綱常」是一個比喻，比喻的是「禮」之中的主要關係。「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說的是不同的名分如何構成一個體系，這個體系就是「禮」。《論語o為政》說到夏商周禮制的因革，由此推測未來百世，朱熹在註疏中解釋，夏商周相因的就是綱常，綱常不變，只是文章制度有所損益。朱熹的眼界顯然不如現代人開闊，我們知道綱常必變，禮制必變。怎樣分析和描述這種變遷呢？綱常有整體感，禮制也是一個整體，分析需要更精確的概念。司馬光把這個整體拆解為禮、名、分三塊，並且關注分際變遷。這是一個發展。名分有強烈的分寸感，更容易展開分析。以「綱常」這個比喻作為儒家歷史哲學的核心概念，不如直接採用更基礎的核心概念——名分，「《春秋》以道名分」。分，名分，如何與現代漢語的概念接軌？前幾年我也像劉先生那樣，關注了丁韙良的翻譯，即「right」如何翻譯成現代漢語？丁韙良翻譯成「權利」。嚴復指責說，「right」充滿著正義感、正當性，怎能譯成「權」和「利」？這是「以霸譯王」——用霸道譯王道，把正當性給譯丟了，譯得不好。丁韙良為自己做辯護，說我不是不知道這個問題，但外邊一個詞——right，漢語里沒有對應的概念，我不得不造一個詞，於是就用「權」和「利」二字造了一個。其實，丁韙良說，這個「權」不是指官府之權，而是指個人應得之分。丁先生被逼急了，就用「分」來解釋權利指的是什麼。我奇怪，他為什麼不直接用「分」來翻譯「權利」？翻譯成「權分」不就完了？我當時就寫了一篇文章，說「權利」的最佳譯法應該是「權分」，而不是「權利」。相對應的「義務」，可以譯成「義分」。「權分」「義分」都是「分」，「分」是古代儒家對權利和義務的表達方式：我很本分，你過分了，要安分守己，不要犯分，這是我的分，等等，清清楚楚。但在古漢語里，和古拉丁文一樣，權利和義務混在一起，是一個詞，後來分開了，在right之外又有一個duty。古漢語的「分」也是權利義務混為一談，現在也可以分開，「分」前面加一個「權」成為「right」，「分」前面加一個「義」就是「duty」，成了義務。這是語言發展的規律，辭彙越來越複雜，越來越分化。總之，中國古代有「權利」，當代中國公民的權利可以追溯到中國古代的「分」。於是，儒家的核心概念，就與當代政治和社會科學的核心概念接軌了，與權利和自由之類的概念接軌了。自由是什麼？每個公民在自己的「分內」，自己選擇自己承擔，無人干涉，自作自受，這就是自由。在你自己的地盤裡，你可以一天擦十遍地，也可以隨地大小便，沒人去管你，但相應的後果要由你自己承擔。這就是自由。自由在「權分」的基礎上獲得了空間感和邊界感，權利和自由不再是兩個互相定義的令人困惑的抽象之物，而是邊界清楚的不受干預的選擇空間。通過概念接軌，我們就獲得了更自覺的歷史眼光，我們知道「分」在變遷，分際變遷背後還有深厚的道理，有經濟發展、實力升降以及各種各樣的資源支持，還有天理、人性，歷史觀和世界觀等各種深厚的觀念體系支持。有了這種眼光，我們不僅會看到權分變遷的歷史，看到民眾的權分邊界從庶人到編戶民，再到人民以至公民的過程，我們還能看到，前人如何努力維護分的邊界，又如何努力改變分的邊界。什麼力量決定著他們的成敗，他們如何上天入地尋找支持，向天地和人心尋求支持，也向歷史本身尋求支持。用政治課上的話說，不僅賦予權利及其變遷以偉大的世界意義甚至宇宙意義，還要賦予其偉大的歷史意義。如果儒家的歷史哲學發展成這個樣子，能讓我們獲得這樣的眼光，那麼，我們的公民權分體系，或者叫新綱常體系，還有我們的公民道德，不就獲得了歷史哲學的支持嗎？有沒有世界意義或宇宙意義需要另說，歷史意義肯定不成問題。權分演化的歷史過程，演化背後的道理，都可以支持新綱常，支持當代公民對自身權利的訴求。我覺得，一種新的歷史哲學，支持新的價值觀的歷史觀基礎已經呼之欲出，可以辨認大致的輪廓了。在我的預感里，有了這種歷史觀的支撐，未來中國的道德觀將獲得令人尊敬的根基，因為道德實踐的主體將有深厚的歷史感和雄偉的空間感，由此還能滋生崇高感。總之，這第三條說的是新道德如何獲得根基，根基是什麼樣子，在儒家的核心概念之上如何發展出一套歷史哲學，這套哲學如何與現代世界接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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