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廟的祭祀制度
圖/孔勇
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後,孔子思想逐漸成為封建國家的指導思想,孔子也逐漸成為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代表享受國家的祭祀。東漢初期,國家已經在國立各級學校中祭祀周公和孔子,但孔子只是配享,但到東漢中期孔子已經成為國立學校的主祀。東晉太元八年,國家開始在國立最高學府國學內建造奉祀孔子的專祠,北齊時將祭祀孔子的專祠推廣到郡國學校,唐貞觀四年(630年)又將祭祀孔子的廟宇推廣到縣學,奉祀孔子的廟宇從此遍及中國各地。受中國制度的影響,中國的近鄰朝鮮、日本、越南也先後在學校內建造奉祀孔子的廟宇,使孔子廟成為國際性的廟宇。
孔子廟早期隨孔子的謚號有宣尼廟、文宣王廟、至聖文宣王廟、大成至聖文宣王廟、先師廟等名稱,從明代開始直接稱之為文廟。
文廟是封建國家顯示以儒家思想作為國家指導思想的標誌,作為國家崇德報功的禮制廟宇一直受到國家的重視,歷代封建王朝不斷為文廟制定祭祀制度,逐漸形成了一整套文廟奉祀制度並將其列入國家祀典。
從歷代祀典看,文廟祀典包括文廟的建築形制、建築制度、奉祀制度和祭祀制度等內容,限於篇幅,本文只研究文廟的祭祀制度。
文廟的祭祀制度包括祭祀等級、祭祀名目、祭祀禮儀、祭品、祭祀音樂、祭祀舞蹈等。
一、祭祀等級
漢高祖十二年(公元前195年),劉邦在南征回京時專程繞道到曲阜,以太牢(牛、羊、豬各一隻)祭祀孔子,其後東漢光武帝、明帝、章帝路過曲阜都是遣官以太牢致祭,永興元年的《乙瑛碑》記載辟雍祭祀孔子時,「河南尹給牛、羊、豕、雞□□各一」,看來漢代不論皇帝親自到曲阜祭祀孔子還是辟雍祭祀孔子都是牲用太牢。從《漢書·郊祀志》記載看,祭祀天、地、太一也是牲用太牢,太牢應該是最高的祭祀級別。明帝永平二年(59年)命郡、縣、道行鄉飲酒禮於學校,祭祀周公、孔子,「牲以犬」;永興元年(153年)魯國國相乙瑛奏請闕里孔子廟「春秋饗禮,財出王家錢,給犬酒直」(《乙瑛碑》);看來地方學校和孔子故居廟宇都是以犬祭祀,祭祀的級別就低了。建寧元年(168年),魯相史晨在秋饗後祭祀孔子廟,見「無公出酒脯之祠」,奏請「依社稷,出王家谷,春秋行禮,以供禋祀,余胙賜先生執事」(《史晨碑》),祭祀已有餘胙,看來祭祀的級別提高了。
魏晉時,皇帝和太子講通儒經後,都要在辟雍祭祀孔子,不論是親自祭祀還是遣官致祭,都是牲用太牢,晉泰始三年(267年)詔令太學和魯國「四時備三牲祀孔子」,還提高了闕里孔子廟的祭祀規格。
南朝是提高孔子廟祭祀級別的一個重要時期。宋元嘉時,裴松之建議學校釋奠應該舞六佾,但因為郊樂未具,只奏登歌。齊永明三年(485年),在廷議學校釋奠禮儀時,「陸納、車胤謂宣尼廟宜依亭侯之爵;范寧欲依周公之廟,用王者儀;范宣謂當其為師,則不臣之,釋奠日備帝王者禮樂」,尚書令王儉認為當時所行釋奠「金石俎豆,皆無明文,方之七廟則輕,比之五禮則重」,而「車、陸失於過輕,二范傷於太重」,於是採用裴松之的建議決定祭祀孔子「設軒縣之樂,六佾之舞,牲牢器用悉依上公」(《南齊書》卷九《禮上》),確定了孔子廟釋奠的祭祀級別,採用祭祀上公的樂舞和祭品。
北朝也確定了孔子廟的祭祀級別。北魏天興四年(401年)二月上丁祭祀行釋菜禮,用樂舞。延興二年(472年)因闕里孔子廟「女巫妖覡,淫進非禮,殺生鼓舞,倡優媟狎」,明確規定「今後有祭孔子廟,制用酒脯而已。不聽婦女合雜,以祈非望之福,犯者以違制論。其公家有事,自如常禮,犧牲粢盛,務盡豐潔,臨事致敬,令肅如也」(《魏書》卷七上《高祖孝文帝紀》)。私人祭祀只能用酒脯,國家祭祀才可以使用犧牲粢盛,遺憾的是不知犧牲是太牢還是少牢。北齊規定,天子講經後,以一太牢祭祀孔子,「列軒縣樂,六佾舞,行三獻禮」(《隋書》卷九《禮儀四》),祭祀等級與南朝相同。
隋朝規定,「國子寺每歲以四仲月上丁釋奠於先聖先師,年別一行鄉飲酒禮。州郡學則以春秋仲月釋奠,州郡縣亦每年於學一行鄉飲酒禮」(《隋書》卷九《禮儀四》),祭祀時間很明確,但祭祀等級不詳,《隋書·音樂志》收錄有祭祀先聖先師的歌辭,歌辭僅有一章,與雩祭、蜡祭、朝日、夕月相同,少於圜丘、方丘、太廟,應該是屬於祭禮的第二等。
唐代將國家祭祀分作大祀、中祀和小祀三級。「國有大祀、中祀、小祀。昊天上帝、五方上帝、皇地祇、神州、宗廟皆為大祀;日、月、星辰、社稷、先代帝王、岳、鎮、海、瀆、帝社、先蠶、孔宣父、齊太公、諸太子廟並為中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靈星、山、林、川、澤、五龍祠等並為小祀。州縣社稷、釋奠及諸神祀並同為小祀」(《大唐開元禮》卷一),將皇太子和國子釋奠於孔宣父確定為中祀,州縣釋奠於孔宣父確定為小祀。開元二十七年(739年)追封孔子為文宣王,「自是始用宮懸之樂」(《舊唐書》卷二四《禮儀志》),將樂懸提高到大祀級別,但舞蹈仍為六佾,祭品也沒有隨之增加,仍然算不上大祀。上元元年(760年)因天旱停止中小祀祭祀,只有文宣王廟祭祀仍舊。
宋建隆三年(962年)詔令祭祀文宣王用正一品禮,立十六戟於廟門,屬於中祠。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加封孔子為玄聖文宣王,賜曲阜孔子廟桓圭,從上公之禮。崇寧四年(1105年),提高孔子廟級別,廟門改立二十四戟,孔子像也改為天子冕服,冕十二旒,服十二章,執鎮圭,並如王者之制,但祭祀等級未變。南宋紹興十年(1140年)將京師國子監文宣王廟祭祀升為大祀,籩豆增加為十二,但州縣仍為中祀,慶元元年(1195年)京師國子監孔子廟祭祀又恢復了中祀。
金大定十四年(1174年),確定釋奠制度,孔子及配享的顏子、孟子都是十籩豆、簠簋各二,牲用少牢,仍然為中祀。元代沿用中祀等級,但改為太牢。
明洪武四年(1371年)改八籩豆為十籩豆,成化十二年(1476年)升孔子廟為大祀,籩豆十二,舞八佾。嘉靖九年(1530年),釐正孔子廟祀典,又恢復為中祀。
清初沿用中祀等級,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再次升為大祀。民國三年(1914年)頒布的《民國大總統祀典禮令》明確規定,「春秋兩丁為祀孔之日,仍從大祀,其禮節、服制、祭品,當與祭天一律。」
二、祭祀名目
漢代時,孔子長孫「褒成侯四時來祠」(《乙瑛碑》),闕里孔子廟是每年四次祭祀。國學辟雍和郡、縣、道學校都是分別在十月舉行的養三老五更禮和行鄉飲酒禮時進行祭祀,國立各級學校都是一年一次祭祀。建寧二年(169年),魯相史晨奏准朝廷,曲阜孔子廟又按照社稷禮儀春秋兩次由王家出資進行祭祀,曲阜孔子廟祭祀增加到六次,即孔子嫡孫褒成侯春夏秋冬各一次,地方官員春秋各一次。
西晉泰始三年(267年)「詔太學與魯國四時備三牲祀孔子」,東晉太寧三年(325年)「詔給奉聖亭侯孔亭四時祭直如泰始故事」,晉代和南朝太學和闕里孔子廟都是每年四時祭祀。北齊規定國學和郡學每年春秋兩次祭祀,每月初一行禮。隋朝規定「國子寺每歲以四仲月上丁釋奠於先聖先師」,「州郡學則以春秋仲月釋奠」(《隋書》卷九《禮儀四》)。唐武德二年(619年)規定,每年四時祭祀,開元十一年(723年)改為春秋兩次釋奠,宋代增加四孟月釋菜,元太宗五年(1233年)增加每月朔日釋奠。明洪武元年(1368年)命春秋上丁釋奠,京府及附府、縣學文廟行釋菜禮。清順治元年確定月朔及進士釋褐釋菜,月望行香。從此開始,文廟定期祭祀名目有釋奠、釋菜和行香。此外,不定期舉行的還有國子監文廟的祭告和獻功,曲阜孔子廟的皇帝親祭幸魯、遣官致祭和遣官祭告。由於曲阜孔子廟具有孔氏家廟的性質,還有時享、祫祭、薦新、祭告等祭祀名目。
釋奠古代的祭祀典禮。《禮記·文王世子》說:「凡學,春,官釋奠於其師,秋、冬,亦如之。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鄭玄解釋說「釋奠者,設薦饌酌奠而已,無迎屍以下之事」,以牲牢進行祭祀。晉朝至唐初,國立學校每年進行四次,唐開元後改為兩次,每年春秋仲月上丁也就是夏曆的二月、八月的第一個丁日舉行,國學遇有大祭祀,改為中丁,州縣學校一律定為上丁,其後歷代基本都是春秋仲月上丁釋奠。
釋奠是文廟最高規格的祭祀活動,它有兩種情況,一種是定期的祭祀,一種是非定期的祭祀。
定期的釋奠唐初以前四次,在夏曆二月、五月、八月、十一月的第一個丁日舉行,唐開元改為兩次後,分別在二月、八月的上丁舉行。春秋仲月上丁釋奠,歷代相因,因此春秋釋奠又稱為丁祭。但上丁釋奠並非一成不變,個別時候可以改用中丁,元朝就明確規定,釋奠「日用春秋二仲月上丁,有故改用中丁」(《元史》卷七六《祭祀志》),延佑六年「二月丁亥朔,日有食之,改釋奠於中丁」(《元史》卷二六《仁宗本紀三》),明洪武七年二月上丁因為日食,釋奠也改在了中丁。
非定期的釋奠主要由皇帝、皇太子或在遣官祭祀時舉行。記載最早的非定期釋奠是魏正始二年(241年)二月,齊王曹芳因講通《論語》命太常以太牢祭祀孔子於辟雍,其後五年正月因講通《尚書》、七年十二月因講通《禮記》也都派太常以太牢致祭。兩晉時,皇帝和皇太子的非定期釋奠主要是在講通儒經後舉行,由皇帝或皇太子親自行禮。武帝泰始七年(271年)、咸寧三年(277年)、太康三年(282年)、元康三年(293年)、元帝大興二年(319年)皇太子分別因為講通《孝經》、《詩經》、《禮記》、《論語》親自到太學釋奠。皇帝親自釋奠始於晉咸康三年(337年),成帝因講通《詩經》親自到太學釋奠,其後昇平元年(357年)三月穆帝因講通《孝經》、寧康三年(375年)七月孝武帝因講通《孝經》也都親自釋奠孔子。但是由於距離太學較遠,皇帝沒有親自到太學致祭,而是將正堂臨時作為太學釋奠。非定期釋奠,在南朝至唐代時,主要是由皇太子行禮,如唐開元七年,皇太子入學齒胄,釋奠孔子,獨自親行三獻禮,而在宋、明、清則主要由皇帝親自行禮。
東漢時,「辟雍禮未行,祠先聖師,侍祠者孔子子孫」,太學釋奠由孔子長孫褒成侯主祭。魏國以太常主祭,從晉朝開始改為以學官主祭。唐初國學仍以儒官為祭主,祝文也直書博士姓名,貞觀二十一年(647年)經中書侍郎許敬宗奏准,國學釋奠以祭酒為初獻,司業為亞獻,博士為終獻,祝文稱皇帝謹遣,以皇帝派遣官員的名義祭祀;諸州學校釋奠以刺史為初獻,上佐為亞獻,博士為終獻;縣學釋奠縣令為初獻,縣丞為亞獻,因為博士沒有品秩,以主簿或縣尉為終獻。歷代基本都是採用唐朝的制度,個別時期偶有不同。唐開元二十八年(740年)曾命國學春秋釋奠以三公攝行事;遼神冊三年(918年)曾命皇太子春秋釋奠國學孔子廟;宋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曾命以太尉、太常、光祿卿充任三獻官;明洪武元年曾定春秋釋奠以丞相為初獻,翰林學士為亞獻,國子監祭酒為終獻,司、府、州、縣、衛學以各提調官行事;萬曆二十三年曾定國學春秋釋奠前皇帝御殿傳制,遣大臣祭孔子與四配,翰林官二員分獻十哲,國子監官二員分獻兩廡。但是,在絕大數時期,國學都是學官以皇帝名義致祭,地方學校以地方最高行政長官主祭。明清時,地方最高級別的學校是府學,省府所在地的府學釋奠就由地方最高行政長官總督或巡撫正獻,以道員二人分獻兩序(十二哲),知府、同知分獻兩廡先賢先儒,督學主祭崇聖祠;監司所在府學釋奠由監司主祭;其它府州縣學釋奠由當地長官正獻,副職及屬官為兩序和兩廡分獻,崇聖祠由教諭正獻。
國學定期釋奠有時由皇帝或皇太子親自主祭,這都是從唐朝開始的。唐高祖和唐太宗曾經分別在武德七年二月的釋奠和貞觀十四年二月的釋奠時親自行禮,宋、金、清時,釋奠日皇帝親自祭祀的情況時有發生,如金承安二年(1197年)春丁釋奠,章宗自任初獻,命親王攝亞、終獻,皇族陪祀,文武群臣助奠。但在明朝,皇帝親自釋奠刻意避開春秋仲月上丁,《明史》記載的十三位皇帝的十六次釋奠全都不是春秋釋奠的丁日。皇太子主持國學釋奠是從唐初開始的,皇太子為初獻,祭酒為亞獻,司業為終獻。
釋奠是學校最高級別的祭祀,所以歷代都非常重視。唐開元二十一年(733年)命刺史、縣令主祭孔子,朝廷按照祭祀制度頒給明衣;宋崇寧四年(1105年)專門制定祭服制度並頒給州縣,祭祀孔子一律用法服行禮;元至元四年(1267年)命春秋釋奠時執事官員各依品序公服配位。唐貞元二年(786年),詔令國學釋奠時宰臣以下全部參加,宋嘉泰二年(1202年)詔命釋奠時武臣一體拜謁孔子廟,清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命直省同城大小武職官員在文廟釋奠時按照文職官員的制度一體到文廟行禮。
釋菜是以芹藻為祭品舉行的祭祀。《禮記·文王世子》說「始立學者,既興器用幣,然後釋菜」,孔穎達疏說「釋菜有三:春入學釋菜合舞,一也;此釁器釋菜,二也;《學記》皮弁釋菜,三也」,後來釋菜成為學校的祭祀名目之一。
正史中,「釋菜」一詞最早見於南齊昇平二年(358年),豫章王開館立學,「行釋菜禮」(《南史》卷四二《齊高帝諸子列傳》上)。永明三年(485年)詔有司商議釋奠、釋菜當行何禮,尚書令王儉說:「中朝以來,釋菜禮廢,今之所行,釋奠而已」,當時已經不知道釋菜的禮儀。北魏天興四年(403年)、永熙三年(534年)也曾舉行釋菜禮,但不知所行何禮,而新、舊唐書則將釋奠和釋菜相混。宋代時規定在四孟月進行釋菜,元豐七年(1084年)還制定了四孟釋菜儀。大觀元年(1107年)規定貢士入學在辟雍行釋菜禮,明洪武四年(1371年)令進士釋褐時詣國學文廟釋菜,洪武十七年敕每月朔望祭酒以下行釋菜禮,國學文廟每月初一、十五釋菜,清順治元年(1644年)規定月朔及進士釋褐時行釋菜禮,各級學校文廟都在每月初一釋菜。因正月初一各官行朝賀禮,釋菜改在第二天進行。
清代釋菜時只有芹、棗、栗三種祭品,各置豆內,祭祀時上香獻爵。朔日釋菜,國子監文廟由祭酒主獻,國子監丞、博士、助教、學正、學錄分獻。府、州、縣學文廟以教授、教諭、訓導等學官行禮。曲阜孔子廟由衍聖公主獻,大成殿、兩廡、寢殿、崇聖祠、啟聖祠同時行禮。新進士釋褐釋菜禮由第一甲第一名主獻,第二名、第三名分獻十二哲,第二甲第一名和第三甲第一名分獻東西兩廡。
元至元四年(1267年)規定,地方行政長官朔望日要去文廟拜謁孔子,大德元年(1297年)規定地方官到任首先拜謁孔子廟,然後依次拜謁其它神廟。
行香行香本來是禮佛的形式,洪武十七年令祭酒每月朔望在國子監文廟釋菜,郡縣長官每月朔望詣學行香,每月的初一、十五兩次到文廟上香。清順治元年(1644年)規定文廟月朔釋菜,月望行香,將文廟上香改為每月一次。
行香不設祭品,只上香行禮。國子監行香由司業正獻,助教、學正分獻兩序和兩廡,另一助教在崇聖祠上香,直省、府、州、縣學文廟由教授、教諭、訓導等學官上香,曲阜孔子廟由衍聖公率領族人在大成殿、崇聖祠、啟聖祠行禮。
告祭曲阜孔子廟稱祭告,是國家有大事時皇帝遣官到文廟報告的祭祀。告祭始於唐代,乾封元年(666年)因追贈孔子為太師、維修曲阜孔子廟和免除孔子長孫賦役事派遣司稼卿扶余隆專程到曲阜孔子廟祭告。元代祭告大興,皇帝登基、追封孔子、改變文廟祀典、維修文廟都要遣官祭告。元至大四年(1311年),仁宗登基遣官至曲阜孔子廟祭告,以後成為慣例,直到清末,每一位皇帝即位都要派人到曲阜孔子廟祭祀。大德十一年(1307年)追封孔子為大成至聖文宣王、至元五年(1339年)維修孔子廟工竣都遣官祭告,明清相沿不改,明成化十三年(1487年)升文廟為大祀,嘉靖九年釐正文廟祀典也都遣官祭告。清代祭告最多,平定叛亂、祈求豐年、皇帝登基及逢十大慶、皇帝或皇太后逢十大壽、皇帝南巡、皇帝及太后升配禮成、追封孔子五代先人為王、立國儲、立正宮、孔子廟大成殿上樑出現慶雲都遣官祭告。乾隆一朝祭告最多,不計皇帝八次到曲阜親祭,還有十六次。
國子監文廟告祭舉行的次數不多,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因將朱熹升為先哲、雍正元年(1722年)因加封孔子五代先人遣官各舉行一次,乾隆二年(1737年)、三年、三十二年、三十四年分別因文廟改用黃瓦、有若升為先哲、詔修文廟和文廟告成遣官告祭。遣官告祭後三次由大學士主祭,祭品為鹿脯、鹿醢、兔醢、榛、栗、葡萄、桃實、蓮實,禮行三獻,上香,讀祝,祭祀禮儀與遣官丁祭相同。
遣官致祭皇帝親自到文廟的祭祀不多,大多情況下是派遣官員作為代表致祭。除遣官至國子監文廟致祭外,也遣官至曲阜致祭。遣官曲阜致祭始於北魏皇興二年,獻文帝派遣中書令高允到曲阜孔子廟以太牢致祭。唐、宋、金三朝遣官致祭很少,元末最頻,惠宗每隔幾年就遣官致祭一次。明清遣官致祭仍然很少,明弘治十二年(1499年)、清雍正二年(1724年)曾遣官慰祭,都是因孔子廟遭受雷擊被焚。
獻功三代以來,獻俘、受降都是在太廟、社稷,獻功文廟為清代首創。康熙三十五年、四十三年、雍正二年、乾隆十四年、二十年、二十四年、道光八年分別因平定噶爾丹、朔漠、青海、金川、準噶爾、大小金川、回疆獻功文廟。康熙、乾隆朝都是遣官致祭,唯有道光皇帝是親自祭祀。乾隆皇帝平定金川、準噶爾的御制碑還刻立在曲阜孔子廟內。
幸魯本意是指皇帝到山東,因曲阜是魯國故都,後來特指皇帝到曲阜孔子廟祭祀孔子。歷史上曾經有十二個皇帝十九次到曲阜孔子廟祭祀。首開先河的是漢高祖劉邦,他在高祖十二年(公元前195年)南征過魯,以太牢祭祀孔子,後世儒家推崇儒家思想,說漢家四百年基業全在於此。東漢時建武五年(29年)光武帝劉秀、永平十五年(72年)明帝、元和二年(85年)章帝、延光三年(124年)安帝至魯,都祭派遣官員祭祀孔子及其弟子,明帝和章帝還親自向孔子獻爵。其後北魏太和十九年(495年)孝文帝、唐乾封元年(666年)高宗、開元十三年(725年)玄宗、後周廣順二年(952年)太祖、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真宗,都曾到曲阜孔子廟親自祭祀孔子。清康熙二十三年,聖祖專程到曲阜祭祀孔子,親行三獻禮,在迎神、送神時三跪九叩,在初獻時一跪三叩。到曲阜孔子廟祭祀孔子最多的是清高宗,他八次親臨曲阜孔子廟,六次釋奠,兩次拈香,在孔子廟除第四次拈香兩跪六叩外其它都是親行三跪九叩大禮,在孔子墓前也一跪三叩。
三、祭品
漢高祖劉邦經過魯國,以太牢——牛羊豬三牲——祭祀孔子,這只是俎中祭品,除此之外還應有其它祭品,史書無載,難以考證。東漢永平二年(59年)命學校皆祀周公、孔子,牲以犬,元嘉三年(153年)朝廷批准曲阜孔子廟「春秋享禮,出王家錢,給犬酒直」,說明在漢代地方學校和曲阜孔子廟以犬作為主要祭品,但是京師祭祀仍然是用太牢,「辟雍禮未行,祠先聖先師,侍祠者孔子子孫……河南尹給牛、羊、豕、雞□□各一,大司農給米祠」(《禮器碑》),祭品還有雞、米等。唐以前祭品史書無載,只能從文獻中去推測。齊永明三年(485年)朝廷討論釋奠禮樂時說「金石俎豆,皆無明文」,最後議定「牲牢器用,悉依上公」,永泰元年(498年)詔書說「祀典陵替,俎豆寂寥,牲牢莫舉」,梁敬帝太平二年(557年)詔書說「敬神之寢,簠簋寂寥」,北魏延興二年(472年)詔書要求曲阜孔子廟「公家有事,自如常禮,犧牲粢盛,務盡豐潔」,看來祭品有犧牲粢盛,禮器有簠簋籩豆,與唐代祭品、禮器相似。
唐開元禮規定:國學「春秋釋奠於孔宣父,先聖、先師籩豆十,簋二,簠二,登三,鉶三,爼三。若從祀,籩豆皆二,簋一,簠一,爼一」,用太牢;州縣學校春秋「釋奠於先聖、先師,籩豆皆八,簋二,簠二,俎三」,用少牢。十籩盛以石鹽、稾魚、棗、栗、榛、菱、芡、鹿脯、白餅、黑餅,十豆盛以韭葅、醓醢、菁葅、鹿醢、芹葅、兎醢、筍葅、魚醢、脾析葅、豚胉。八籩減少白餅、黑餅,八豆減少脾析葅和豚胉。(《新唐書》卷一二《禮樂志》二)歷代雖有變動,但是不論禮器數量和祭品名稱都變化不大,只是孔子升為大祀時增加為十二籩豆,金代將三俎改為兩俎,元代增加三登三鉶,明清改為一登二鉶。
配祀祭品從唐宋金元一直到明代,配享籩豆數量與孔子相同,不同的是俎和登,明清時孔子太牢,用牛羊豬三牲,而四配少牢,用羊豬二牲,明清時比孔子少登和其中的太羹。
兩序哲位在唐代視同從祀,籩豆各二,簠簋俎各一,宋代依然。元代改為籩豆各一,簠簋俎各一,明清時改為籩豆各四,簠簋俎鉶各一,東序、西序各設一俎,俎中左羊右豕。
從祀先賢先儒,唐宋元時均為籩豆各二,簋簠爼各一,金代改為「七十二賢、二十一先儒每位各籩一豆一爵一」,明代從祀先賢先儒改為每四位一壇,每壇四籩四豆一簠一簋四盤豬肉,清代改為每二人一壇。
崇聖祠祭品在明代時仿照大成殿,主祀比孔子少太羹(容器為登)和牛,配享比十哲多一個豬頭,從祀比配享少一盤豬肉。清代時正位與大成殿四配相同,配享、從祀與大成殿哲位相同。
四、祭祀音樂
國學釋奠用樂始於東漢,「建武五年,乃修起太學,稽式古典,籩豆、干戚之容備之於列,服方領、習矩步者委它乎其中」(《後漢書》卷七九《儒林傳》上),既然有舞蹈(干戚即盾和斧,武舞時舞者所執),不可能沒有音樂。南朝宋元嘉二十二年(445年),皇太子釋奠「樂用登歌」,孔子廟祭祀已經採用本朝制定的樂歌。南齊永明三年(485年)朝廷議定國學釋奠設軒縣之樂,採用第二等的音樂。梁大同七年(541年)首先為孔子廟祭祀製作專門的歌詞,此年皇太子釋奠國學,「時樂府無孔子、顏子登歌之詞,尚書參議令之偉制其文,伶人傳習以為故事」(《陳書》卷三四《杜之偉傳》),杜之偉首先創作了國學祭祀孔子的歌詞。此歌詞原來認為失傳,《舊唐書·音樂志》收錄有祭祀孔子廟的兩首歌詞,「迎神」為「通吳表聖,問老探貞。三千弟子,五百賢人。億齡規法,萬載祠禋。潔誠以祭,奏樂迎神」,「送神」為「禮溢犧象,羞陳俎豆。魯壁類聞,泗州如覯。里校覃福,胄筵承佑。雅樂清音,送神其奏」,題目作《又,享孔子廟樂章二首》,注說「太樂舊有此詞,不詳所起」。我認為,這組孔子廟樂章就是杜之偉的作品。《隋書·音樂志下》說:「開皇九年平陳,獲宋齊舊樂,詔於太常置清商署以管之。求陳太樂令蔡子元、於普明等復居其職」。既然隋平陳獲得宋齊舊樂,而宋杜之偉的孔子廟樂章「伶人傳習以為故事」,那麼開皇九年(589年)平陳時就應該隨宋齊舊樂進入隋朝。由於隋朝有為孔子廟釋奠專門製作的樂章,杜之偉的樂章存而未用,所以到唐朝時才會「太樂舊有此詞,不詳所起」了。從歌詞內容也可以推知為杜之偉所作。「迎神」首句為「通吳表聖」,說的是這樣一個故事:吳國攻佔越國會稽,得到一節有一車長的骨頭,派人去問孔子什麼骨頭最大,孔子說大禹在會稽山召見群神,防風氏晚到,被大禹殺死,「其節專車,此為大矣」,吳國使者讚揚說「善哉聖人」。能夠反映孔子知識淵博的故事很多,而與吳越有關的很少,梁都建康,古屬吳國,這就是作者偏偏將它挑選出來寫入歌詞的原因。杜之偉撰寫的歌詞使孔子廟釋奠形成了歌、舞、樂、禮四位一體,雖然除了歌以外都還不是專門為孔子廟所創作。
從隋朝開始,每個王朝都為文廟制定專門的音樂和歌詞。隋代樂曲名諴夏,取《尚書》「至諴感神」之意,有樂有歌,歌詞雖然只有一章,但加上國家規定國子寺四仲月上丁釋奠、州郡學校春秋二仲釋奠,已經使孔子廟釋奠有了獨自的樂、歌、禮。唐代樂曲以和為名,孔子廟釋奠為「宣和之樂」,皇太子釋奠之曲迎神、行走用永和之樂,登歌獻幣用肅和之樂,迎俎、酌獻用雍和之樂,文舞出、武舞入用舒和之樂,武舞用凱安,詞與冬至祭祀圜丘相同,送神也用永和之樂,詞與迎神相同,五章六奏,加上武舞的凱安,實際上是六章七奏。
宋景佑元年(1034年)詔釋奠用登歌,迎神、送神用凝安之曲,初獻、升降用同安之曲,奠幣用明安之曲,酌獻用成安之曲,配位初獻用成安之曲(哲宗時增加),飲福用綏安之曲,原為六章,哲宗時增為七章。大觀三年(1109年)制定了新的釋奠樂章《凝安九成之樂》。政和元年(1111年)又制定了新的釋奠禮儀:皇太子釋奠迎神奏崇安之樂,跳文舞《天縱將聖之舞》;升降奏翼安之樂;奠幣奏成安之樂;酌獻奏恭安之樂;兗國公酌獻奏憲安之樂;亞獻前文舞退,武舞入,奏宣安之樂;亞獻奏肅安之樂,跳武舞「無思不服之舞」;飲福奏介安之樂;送神奏崇安之樂;八樂九奏,文武舞並用,至此為孔子廟專門製作的禮、樂、舞、歌四位一體釋奠儀式全部完成了。
金初期使用北宋釋奠樂章,大定十四年(1174年)才制定了金朝的釋奠樂章:迎神奏來寧之曲,姑洗宮;初獻、盥洗奏靜寧之曲,姑洗宮;升殿奏肅寧之曲,南呂宮;奠幣奏和寧之曲,姑洗宮;降階奏安寧之曲,姑洗宮;兗國公酌獻奏輯寧之曲,姑洗宮;鄒國公酌獻奏泰寧之曲,姑洗宮;亞獻、終獻奏咸寧之曲,姑洗宮;送神也奏來寧之曲,九章九奏。明昌六年(1195年)重新頒定釋奠歌章:迎神奏來寧之曲,姑洗宮;盥洗奏凈寧之曲,姑洗宮;升陛奏肅寧之曲,南呂宮;奠幣奏溥寧之曲,姑洗宮;酌獻、亞獻、終獻、兗國公酌獻、鄒國公酌獻都是奏德寧之曲,姑洗宮;送神奏歸仁之曲,姑洗宮;改為六章九奏。
元大德十一年(1307年)制定了釋奠樂章《宣聖樂章》:迎神奏凝安之曲,黃鐘宮三成,大呂角二成,太簇征二成,應鐘羽二成;初獻盥洗奏同安之曲,姑洗宮;初獻升殿奏同安之曲,南呂宮;奠幣奏明安之曲,南呂宮;捧俎奏豐安之曲,姑洗宮;孔子酌獻奏成安之曲,南呂宮;四配酌獻各奏成安之曲,南呂宮;亞獻奏文安之曲,姑洗宮;飲福受胙奏同安之曲(與盥洗同),姑洗宮;徹豆奏娛安之曲,南呂宮;送神奏凝安之曲,黃鐘宮;望瘞奏同安之曲(與盥洗同),姑洗宮。該釋奠樂章又名大成樂,《元史·禮樂志》記載共十六章,除郕國公曾子和沂國公子思酌獻歌詞為新創外,其它十四章幾乎是完全照搬北宋大晟樂府擬撰未用樂章,但是沒有終獻,這是不可能的,宋大晟樂府釋奠樂章為亞獻、終獻為一曲一詞,元代也應該是這樣。元代大成樂是內容最多、宮調最為複雜的釋奠音樂,僅初獻就演奏九成,使用了黃鐘宮、大呂角、太簇征、應鐘羽四種宮調,而全部樂章交替使用了七種宮調。孔尚任《闕里志·樂舞志》將亞獻曲作終獻,另有亞獻文安、大呂宮一章,此外還有分獻十哲成安、南呂宮和分獻從祀成安、太簇立宮兩章,但這三章都不是國家禮制規定的。該書《禮儀志》「儀注」收有元代釋奠儀注,標明為張須考定,從儀注看,當終獻開始時分獻十哲和從祀,奏分獻成安之樂。張須是至元三十年(1293年)來曲阜任孔顏孟三氏學教授的,元貞二年(1296年)秩滿去職,那時元朝尚未制定釋奠樂章,所以曲阜孔子廟制定了自己的樂章,有人將孔尚任《闕里志》所載的元代曲阜孔子廟釋奠樂章當成元代國家釋奠樂章是不正確的。
明洪武元年(1368年)定製春秋二仲上丁釋奠孔子,樂六奏,次年命春秋釋奠只行於曲阜和國子監,不必天下通行,遭到刑部尚書錢唐和侍郎徐程的反對。徐程認為「孔子以道設教天下,祀之非祀其人,祀其教也,祀其道也」,錢唐認為「孔子垂教萬世,天下共尊其教,故天下得通祀孔子,報本之禮不可廢」,但朱元璋並沒有接受,直到洪武十五年才命天下儒學通祀孔子。明代文廟釋奠樂章是洪武六年制定的,迎神奏咸和之曲,奠帛奏寧和之曲,初獻奏安和之曲,亞獻、終獻奏景和之曲,徹饌、送神均奏咸和之曲。六章六奏,歌章幾乎全部選自宋代大晟樂府撰寫而未用的樂章,只有幾個字有所改變。洪武二十六年「頒大成樂於天下郡縣之學,於是始皆用樂」,令各級學校文廟釋奠一律都用樂舞,將文廟釋奠樂舞推向了全國。
清順治二年(1645年)詔定釋奠樂章,六奏,用平字,十三年欽頒釋奠文廟樂章六首,迎神奏咸平之曲,奠帛、初獻奏寧平之曲,亞獻奏安平之曲,終獻奏景平之曲,徹饌奏成平之曲、送神奏咸平之曲。康熙年間定名為中和韶樂。乾隆六年改為迎神奏昭平,奠帛、初獻奏宣平,亞獻奏秩平,終獻奏敘平,徹饌奏懿平,送神奏德平,歌辭選自孔尚任創製的《大成樂章》,一字未改,六章六奏,春祭以夾鍾為宮,秋祭以南呂為宮。清代雖然仍為六章六奏,但迎神、初獻、亞獻、終獻、徹饌、送神各為一章,比明代亞獻、終獻為一章要合理得多。
民國初立,於1915年頒布了新的文廟釋奠樂章。新樂章以和為名,迎神奏始和,初獻奏雍和,亞獻奏熙和,終獻奏淵和,徹饌奏昌和,送神奏德和,六章六奏。祭祀規格為大祀,「其禮節、服制、祭品,當與祭天一律」。
樂曲的名稱大都取自經典,「安」取自《詩經·大雅·序》的「治世之音安以樂」,「寧」當取自《周易》的「萬國咸寧」,「和」取自《禮記》的「大樂與天地同和」,只有清朝的「平」沒有取自經典,而是頌美本朝「削平寇亂以有天下」。
宋代以前的孔子廟釋奠樂譜今已不存,宋、元、明、清和民國的現在都還保存著,學者們已將它們譯成了五線譜和簡譜。
樂器用金石絲竹匏革土木八音。南齊永明三年確定設軒縣之樂,「諸侯軒縣」,屬於諸侯的禮制,三面懸掛樂器。隋代「釋奠則唯用登歌,而不設懸」。唐開元二十七年(739年)追封孔子為文宣王,「王宮縣」。大曆元年(766年)國子監文廟開始設置宮縣,將樂器由軒縣三面改為宮縣四面。宋以後,文廟釋奠又改為軒縣。南宋紹興十年(1140年)孔子祭祀升為大祀,用凝安九成之樂,但郡邑行事奏樂只有三成。
五、祭祀舞蹈
國學釋奠用舞始於東漢,「建武五年,乃修起太學,稽式古典,籩豆乾戚之容備之於列,服方領、習矩步者委它乎其中」(《後漢書》卷七九《儒林傳》上),舞具為干戚(盾牌和斧子),舞蹈自然是武舞。北魏天興四年(401年)命樂師入學習舞,釋菜於先聖先師。齊永明三年(485年),朝廷議定國學宣尼廟釋奠用「六佾之舞」,從此文廟釋奠除個別時間外基本上都是六佾舞。唐代皇太子釋奠文武舞並用,先文後武,文舞在迎神至初獻飲福階段進行,武舞在亞獻至送神階段進行。宋代專門為孔子廟釋奠創作了舞蹈,文舞名《天縱將聖之舞》,在迎神至初獻階段表演,武舞名《無思不服之舞》,在亞獻至送神階段表演。明代改為只用文舞,成化十三年(1477年)孔子升為大祀,國學舞蹈改為八佾,郡縣仍為六佾,嘉靖九年(1530年)釐正文廟祀典,國學也改為六佾。清代國學和各級學校文廟一律用六佾舞,光緒三十二年祭祀孔子升為大祀,恢復了文武舞並用,宣統元年(1909年)為完善禮制,頒發了祭祀武舞譜。1914年,民國政府規定釋奠孔子仍為大祀,「禮節、服制、祭品當與祭天一律」,也是文武舞並用,但是這兩次大祀執行的時間都很短,沒有真正舉行過幾次。
祭祀舞蹈貫穿於祭祀的全過程,但是並不是每個祭祀程序都有舞蹈。唐宋時文舞三成,從迎神開始;武舞三成,從亞獻開始。金元有樂無舞。明代文舞,奠帛、初獻、亞終獻有舞。清代改為奠帛初獻、亞獻、終獻有舞。民國改為初獻用武舞,亞獻、終獻用文舞。現在明以前的舞譜已經失傳,只有明、清、民國三個時期的舞譜還保存著。
六佾舞為舞蹈六行,每行六人,但明代的六佾其實是小八佾,也就是縱八行,每行六人。明成化時改為八佾,八行,每行八人,弘治九年(1496年)改為大八佾,縱八行,每行九人。
中國文廟的祭祀制度還影響了中國的近鄰韓國、朝鮮、越南、日本和琉球(即今日本沖繩),韓國、朝鮮、越南、日本、琉球歷史上孔子廟祭祀基本採用了中國的祭祀制度,採用中祀的規格,在二月、八月上丁舉行釋奠,基本相似的祭祀儀注,基本相同的祭品。但是,由於種種原因,外國文廟祭祀還保存著中國早期的內容,韓國文廟祭祀至今還基本採用中國宋朝的釋奠樂舞和儀注,越南在20世紀初仍然採用明朝的音樂和儀注,日本現在文廟祭祀還保存著中國唐代的三鼓三管等。
19世紀末開始,隨著封建制度的消亡,亞洲各國的文廟祭祀相繼中止。進入20世紀以後,隨著各國對傳統文化的重視,文廟的祭祀又相繼恢復。特別是近年,隨著各國經濟的飛速發展,文廟祀典也越來越受到重視,中國政府已經申請將文廟祀典列為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韓國學者也成立了韓國釋奠學會,並發起籌備成立世界釋奠學會。我們應該加強對文廟祀典的研究,為逐步恢復的文廟祀典服務。(全文完)
原載《孔子文化季刊》總第3期
作者:孔祥林,孔子研究院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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