災荒與近代社會變遷——以陝北地區為中心的討論

06-11

梁嚴冰

　　【作者簡介】梁嚴冰（1970—），男，陝西延川人，延安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副教授，歷史學博士，碩士研究生導師。

　　【內容摘要】近代陝北地區的自然災害十分頻繁，其中光緒初年的大旱災、民國17—21年的大旱災以及陝甘寧邊區政府時期的災荒尤為嚴重。嚴重的自然災害對陝北地區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人口的大量死亡和流離，使得勞動生產力銳減，農業生產凋敝；災荒使陝北生態環境和氣候進一步惡化；災荒也加劇了社會的動蕩、衝突與失范；同時災荒造成的社會動蕩形勢，為革命思想在陝北的廣泛傳播及革命力量的發展壯大客觀上創造了有利條件。災荒發生的原因既有自然因素的影響，也有社會因素的破壞：首先，陝北地區地處西北高原，氣候乾燥，雨水稀少；其次，水利工程的失修和不完善；以及過度的開荒、造田、毀林使生態環境和農業氣候遭到破壞，自然災害頻頻發生。近代陝北的災荒給我們以諸多的借鑒與啟示。

　　【關鍵詞】災荒；近代陝北；社會變遷

　　從古到今，自然災害一直與人類同行。近代以來，陝北地區由於地瘠民窮，自然條件惡劣，因而成為中國自然災害種類多、分布廣、強度大的地區之一。以往關於陝北地區的研究大都側重於「延安時期」，但就整體而言，陝北近、現代歷史的研究仍相當薄弱，關於自然災害的研究即是其中之一。儘管學術界對其有一些考察與涉獵，但探討的空間仍然很大。本文意在通過對近代陝北災荒史料的重建，為急劇而頻繁變動的近代中國社會變遷和歷史的演進提供一觀察視野，同時關照在不同社會制度下的陝北災荒狀況、社會後果及其影響。

一

　　近代陝北地區的自然災害十分頻繁，從災害的種類來看，主要包括旱災、雹災、洪澇、霜凍、風沙災害等，其中尤以旱災最為嚴重，該地區素有「十年九旱」及「三年兩頭旱，一年不旱遭水患」之稱。據筆者初步統計，在1840—1949年的110年中榆林市(即現榆陽區)，共遭受旱災46次，雹災25次，霜凍11次，洪澇28次，風災12次，病蟲害10次，地震、滑坡10次，合計242次，頻度為0.45；［1］延安市(即現寶塔區)在110年中，共遭受旱災19次，水澇20次，雹災10次，凍災20次，蟲災3次，其它災害2次，合計74次，頻度為1.48［2］，兩相合計榆林市和延安市共遭受自然災害316次，頻度為0.38。當然這只是兩個市(區)的統計，不一定準確，但它大體可以反映近代陝北災荒的頻次。而大體在同一時期，據夏明方先生研究，陝西在19世紀共遭受水旱風雹霜各種自然災害共49次，頻度為2.04，20世紀上半葉為85次，頻度為0.59；河南淮河流域在19世紀遭受澇災147次，頻度為0.68，旱災125次，頻度為0.8，20世紀上半葉該地區洪澇80次，頻度為0.63，旱災89次，頻度為0.56［3］。由此可知，陝北地區的自然災害要比本省和黃河、淮河流域的其它地區自然災害頻繁、嚴重。

　　嚴重的自然災害在近代陝北歷史上共有三次：

　　第一次是光緒初年的1877—1878年，即歷史上所謂的「丁戊奇荒」。此次災荒遍及華北，波及蘇、皖、川等省，學術界對華北大旱災的研究已經取得了豐碩成果，在此不作贅述。而實際上陝北也是災荒的中心區域之一，特別是榆林府所屬之懷遠(今橫山縣)、葭州(今佳縣)、神木及綏德州屬之米脂、清澗、吳堡及靖邊、甘泉、宜川等縣最為嚴重。據記載靖邊縣「光緒三年(1877年)大旱，越明年，荒甚，民嚼草根，繼食樹皮葉，俱盡。又濟之以班白土，土柔無沙，掘地得之，老稚斃於脹肚者苟免黠者，又往往割飢荼臀，以延殘喘，甚有屠生人以供餐者，又掘大坑以掩殣骨，每日晡時飢犬餓狼叫號相聞，掘食殘骼，彌散原野間」。［4］(卷四·災異)橫山縣：「光緒三年懷遠(即今橫山縣)自春徂夏旱，無滴雨，赤野千里，斗米銀二兩，饑民僵斃者甚眾，……冬大雪，深二尺許。」［5］(卷二·紀事志)神木「光緒三年大旱，斗米錢二千，餓殍盈野。」［6］如此嚴重的災荒迫使人們離開家園，外出逃生，如甘泉縣：「光緒三年奇旱，饑饉而逃散死傷者去十之七八」，［7］甚至人相食及家人自相殘殺，如宜川縣「(光緒)四年夏，青黃不接，餓死甚眾，交川某家，大小九口自殺自食，終留一女人，各村均有殺人為食者，東家走西家，即有殘害者。」［8］(地理志·災異)再比如該縣「北赤鎮有一小飯鋪，開打火店，晚宿單客即殺而食之賣之，迨事發搜出一大坑內藏人骨十餘具，眾怒而殺之。」［8］總之，此次大災荒，使陝北「連旱三年(即1877年，1878年，1879年)，士憂懸磬，農嘆輟耕，工商皆苦於停業，」［1］對社會造成了巨大創傷，生產遭到嚴重的破壞。

　　第二次是民國17—21年，即1928—1932年。此次災荒持續時間之久，災情之嚴重，實為百年不遇。據記載從1927年開始，陝北就已旱象嚴重，到1928年「自春至秋，滴雨未下，井泉乾涸，樹木枯萎，秋田顆粒無收，麥每石60元銀幣無處可買，」［1］到1929年，災情進一步蔓延，並日趨嚴重，據1929年2月8日的《大公報》報道：「陝北二十三縣，從去年十月到今年一月，由於災情，大多數人口悉以逃亡，所余者惟不能出走之人耳，村市多以空虛，否則惟婦孺老弱殘廢不能出門者所居，」據統計「災民人數查有五十五至五十九萬，如一兩日內不得救助，則大多數當必死矣。」［9］大災荒最直接的影響就是糧食的短缺和糧價的上漲，從而導致嚴重的糧荒，以至於「小麥每230斤，價65元，若在平時。不過5－6元而已」，［10］人們為了求食，幾乎變賣了所有值錢的東西，包括土地、房屋、衣物等，有的連妻兒子女也賣掉，以換取食物，據統計僅民國十八年(1929年)，橫山縣就賣出人口1596人，其中男632人，女964人。［11］甚至出現了人相食的現象，災區極目哀鴻遍野，飢者相望於道。大旱之年，必有大疫，這幾乎在中國傳統社會是一鐵定的規律，當時陝北同樣如此，據記載1930年，陝北鼠疫大流行：「橫山、米脂、子洲、佳縣、吳堡、子長、靖邊、榆林、安塞等縣發病人數達3419人，死亡3107人，民國20年(1931年)，大流行區為橫山、米脂、子洲、綏德、定邊、吳旗、清澗、靖邊、榆林、安塞、吳堡等縣，發病9649人，死亡8732人。」［12］如果說災荒本身對人的生命威脅是一種緩慢過程的話，那麼瘟疫則要暴烈得多，因此其危害也更大，人口在短時間內的死亡也更慘重。總之，陝北在此次大旱災中又發生鼠疫，兩種災難交響影響，更進一步加劇了災荒的程度。

　　第三次是在陝甘寧邊區政府時期。這一時期各種災害連年不斷，甚至一年之中多災並存，縱橫交錯。據統計1939—1944年，邊區受災面積達7，649，607畝，損失糧食576，820石，受災人口1，055，470人，［13］災情主要集中於陝北地區，該地區在1940—1943年，遭受旱、水、雪、凍、風、霜、蟲、瘟等災害多次，導致死傷2351人，房屋倒塌3478間，牲畜損失(洋)40，677，965元。［13］但有災不一定有荒，與前兩次不同的是，並未出現饑民載道，餓殍遍野，甚至人相食的悲慘景象。對於嚴重的自然災害，中共中央和陝甘寧邊區政府予以高度重視，並積極幫助災難民度過難關，恢復生產，如1940年3月30日，邊區黨委政府聯合發出了《關於賑濟工作的決定》，1941年5月27日，陝甘寧邊區民政廳又發出了《關於賑濟災難民的指示信》，要求各地各級政府認真對待災荒，並務必將救濟糧款落到實處，並開展形式多樣，方法靈活的救災、防災工作。1939年至1944年5月30日，邊區政府共撥救濟糧7227.4石，救濟款809，746.8元。［13］這一時期，為了妥善安置災難民，邊區政府還組織難民積極墾荒，創辦災難民工廠，僅延安創辦的難民紡織廠、難民硝皮廠、難民農具廠三個工廠即吸收災難民1600人。［14］災荒期間極易引發病疫，如不及時預防和治療，還容易產生人畜交叉感染。對此，邊區政府高度重視，於1941年發布了《陝甘寧邊區獸疫防治暫行辦法(草稿)》，1942年5月13日公布了《預防管理傳染病條例》，1942年5月29日又頒布了《陝甘寧邊區防疫委員會組織條例》及《延安市各防疫分區委員會組織暫行規劃》。並派出醫務人員到災區進行防疫、醫療和宣傳教育，有效地遏制了疫病的傳染。為了防災，邊區政府還積極興修水利，如1943年修成了靖邊的楊橋畔水利工程，全長5公里，水量每秒一立方公尺，每一小時可灌溉田60畝，總計灌溉田地10080畝。［15］清澗縣折家坪鎮，修成水渠10里，工程浩大，可灌田200畝，［15］延屬分區以裴庄渠灌溉面積最大，據1943年統計，能放水灌溉1072.5畝，其它如富縣在1943年修成水地1097畝，甘泉修成100畝，延安修成80畝，安塞修成31畝等，截止1943年陝北地區共有水地13647.6畝，共增收細糧13647.6石，可供9098人一年食用。［15］總之，陝北地區儘管在這一時期遭受了嚴重的自然災害，但與前兩次相比並未出現嚴重的災荒。

二

　　近代陝北歷史上嚴重的災荒，對該地區社會變遷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概括起來，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人口的大量死亡和流離，使得勞動生產力銳減，農業生產凋敝。前面已提及災荒最直接的影響就是糧食的短缺和糧價的上漲，由此造成人口的大量死亡和流離，而為了謀生逃離家園的人又大多是青壯年勞動力，青壯年勞動力的逃離又使災後大量農田無人耕種，進而農業生產進一步敗壞。如在光緒初年的大旱災中，據統計陝北大部分地區「光緒二年(1876年)，夏秋禾田被旱，秋田三、四分收成，三年(1877年)春至六月不雨，米脂、橫山、清澗、吳堡等縣甚旱，綏德大飢，人相食，餓殍載道。本境(指子洲)小夏田一二分收成，高粱一分收成，豆子二分收成，穀子等籽種未回。」［16］普遍的糧食的短缺致使糧價騰涌，「斗米1.6兩，無處可買，饑民四起」［17］，故而「鬻男棄女，不計其數，人互食，道殣相望，死者大半，十有七八家破人亡，」［18］人口大量減少，有的地方甚至「村莊成墟，戶絕煙火，」［11］這種人口的大量死亡和逃離，對農業生產的影響是深遠的。有的地方甚至在災荒後好長時間人口數難以恢復到災前水平，嚴重影響了農業生產的勞動力。如在1928—1932年的大旱災中，橫山縣在災前的1924年人口量125236人，戶數不詳，災荒中的1931年是75073人，13473戶，而到1938年即時隔6年後，人口才達到81354人，13516戶，［11］仍遠遠未達到災前1924年的人口數；佳縣在災前的1927年人口為118374人，而一直到時隔20年後的1949年，人口才達到110831人，［19］仍未達到災前1927年的水平。陝北地區，本身地瘠民貧，耕作粗放，靠天吃飯，即使在正常的年份，農民也全靠投入大量的勞動力才能勉強維持生計，一遇災荒發生，便陷於極度饑饉，使農業再生產的可能性極端縮小，甚至全部停滯，因為在災荒期間，農民為了生存，只好變賣耕牛與牲畜，或吃掉種子，或變賣犁耙與生產農具，以維持暫時的生存，致而惡性循環，根本無力更新和補充農業設備，反而帶來了農業生產的日益凋敝，甚至整個社會處於癱瘓狀態。正如鄧雲特先生所言：「災荒發生之結果，非但陷農民大眾於饑饉死亡，摧毀農業生產力，使耕地面積縮小，荒地增加，形成赤野千里，且使耕畜死亡，農具散失，農民與死為鄰，自不得不忍痛變賣一切生產手段，致農業再生產之可能性極端縮小，甚且農民因災後缺乏種子肥料，致全部生產完全停滯。凡此種種現象，無不籠罩於災荒區域，其所表現者，非僅為暫時之生產物減少，而實往往為長期經常之生產事業之衰落。換言之，災荒最直接之結果，即造成整個農村經濟之崩潰……」［20］

　　第二，災荒使陝北生態環境和氣候進一步惡化。據史籍記載，陝北地區在周秦之際，林草茂盛，牲靈盈野，到處鬱鬱蔥蔥。至西漢時期，雖然墾殖面積擴大，但畜牧業仍在該地區居於舉足輕重的地位，司馬遷在《史記·貨值列傳》中記載：「天水、隴西、北地、上郡……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為天下饒。」［21］東漢虞詡在《議復三郡疏》中說：「上郡等地水草豐美，土宜產牧，牛馬銜尾，群羊塞道，」「雍州(陝北屬古雍州—筆者)之域，厥田惟上上，且沃野千里，谷稼殷積」。［22］另外，清澗、綏德出土的漢畫像石狩獵和放牧圖，也生動逼真地描繪了當時陝北地區良好的生態環境和植被狀態。以後，隋唐至明清間，因種植業大規模興起，加之戰亂紛起，植被逐漸被迫壞，沙石綿延，沙漠日益擴大。近代以來，尤其是經過光緒初年的大旱災，民國17－21年的大旱災及陝甘寧邊區時期連年的災荒，使得這一地區生態環境破壞更趨嚴重，氣候日漸惡化。特別是災荒期間，由於持續長時間的乾旱，使得井泉乾涸，樹木枯萎，滿目荒涼，赤地千里，並且在短時間內很難恢復。加之由於災荒，大量饑民為了求生，又大面積的墾荒，毀林造田，使本已十分脆弱的生態和植被進一步惡化。據研究，延安在20世紀20年代前後，延河南北均廣泛分布著天然次生林。民國18年(1929年)後，北方地區大旱，災民到延安到處墾荒，次生林屢遭破壞，塬、梁、峁地區的侵蝕量到解放初期，已發展到平均每年流失土層大致1厘米，平均森林覆蓋率只有7%，水土流失嚴重。［2］另外，筆者查閱地方志，這一時期延川、延長、甘泉、安塞、富縣等地，均有大量災民來逃難墾荒。

　　特別需要強調的是，陝甘寧邊區時期由於災荒頻繁，大量災難民再一次逃到延安等地墾荒種植。據黃正林先生研究，抗日戰爭時期逃入邊區的災難民共63850戶，266619人，［23］(其中絕大部分在陝北地區落戶—筆者)如此眾多的人口湧入該地區，又大規模墾荒種田必然使植被進一步破壞，加之國民黨的經濟封鎖，邊區軍民開展了規模宏大的大生產運動，使陝北的植被、生態再一次遭到毀滅性的破壞。從而植被面積越來越小，這不但破壞了生態環境，影響了農業生產的氣候，而且使陝北北部的沙漠不斷南進，昔日物產豐富的綏德、米脂地區，許多地方被沙漠吞沒，［15］據1940年6月陝甘寧邊區組織的森林考察團的實地調查，陝北地區大片森林被「掃蕩」一空，如志丹、靖邊，已成「大地裸裸，童山濯濯」，尤其是洛河、延河、大理河等地支流地區，1938年還是柏樹成林，到1940年已是砍伐殆盡。大量的毀林造田、墾荒，使延安的三十里鋪，到1943年已無森林的蹤跡了。［24］這種大規模的開荒、毀林、造田，雖然解決了災難民的生計、吃飯問題，但也造成自然環境和氣候的進一步惡化，客觀上使陝北原有的脆弱植被進一步破壞，生態進一步失調。

　　第三，災荒加劇了社會動蕩、衝突與失范。晚清民國時期，天災人禍相互關聯，相互作用，統治階級政治腐敗，官吏貪污腐化，在災荒時期，地方官員不但不積極賑濟，反而挪用賑款，中飽私囊，致使百姓黎民得不到妥善安置和救濟，在持續的生存危機面前，農民往往鋌而走險、揭竿而起。晚清、民國的陝北大災荒中，災民聚集一起，攻擊地主劣紳與「大戶」現象非常普遍。如在光緒初年的大災荒期間，據記載米脂饑民萬般無奈，城東馮家渠村的饑民數十人聚集一起問楊家溝馬姓地主等富戶索要糧食，「逐各攜囊袋載糧而去，四鄉貧民聞風竟起，咸向富家掠食。半月之間，紛起著已數千人矣，逐屯聚於楊家溝村。楊家溝馬姓者，綏郡一屬之巨富也。」［17］靖邊縣鹽場堡鹽戶無以為生，遂300餘人擁向花馬池花定鹽總局要求貸款度荒。［25］軍隊因缺糧，往往發生嘩變，1878年(光緒4年)8月，清軍營弁湯炳勛在瓦窯堡(今屬子長縣)石灣發動兵變，殺死陝西駐防北山統領蜀軍陝安延道黃鼎。［25］1928—1932年的大災難時期，陝北農民再一次以無比憤怒的心情，用中國農民最傳統的反抗形式向國民黨政府表達了無以復加憤恨，如在這一時期，綏德縣定仙墕20多個村莊的數百名農民組成「神團」武裝，抗拒苛捐雜稅；宜川人民以狗頭山為民營，組織了幾千人的「紅槍會」，打土豪吃大戶；神木縣北鄉百餘人徒手進縣城，抗拒徵收羊圈稅；橫山縣響水鎮周圍幾十村上千農民圍斗縣長，要求免稅放糧救濟災民。［26］這些鬥爭，儘管是中國傳統的農民為爭取生存而採取的鬥爭方式，也沒有新的、更高的理論作為指導，但它卻顯示了晚清民國社會的急劇動蕩不安和社會生活秩序的一種失范，預示了各自不同歷史時期政權的腐敗、沒落和最終崩潰的歷史命運。

　　第四，災荒造成的社會動蕩形勢，為革命思想在陝北的廣泛傳播及革命力量的發展壯大客觀上創造了有利條件。1928—1932年的大旱災期間，正值陝北紅軍和陝北革命根據地的創建、發展時期，共產黨人利用災荒造成的社會動蕩形勢，積極發動群眾自救，並利用災荒造成的社會動蕩局面、自覺地宣傳黨的理論和思想，宣傳災荒的社會根源和成因，以發動廣大民眾瓦解國民黨的黑暗統治。特別是1927年10月和1928年夏震驚西北的清澗起義和渭華起義失敗後，劉志丹、謝子長等人回到陝北繼續為陝北紅軍和陝北根據地的創建、發展作艱苦而細緻革命工作。1928年7、8月間，隨著災情的進一步嚴重黨組織還不失時機地提出要進一步加強領導，並明確要求：「陝北黨應加緊黨的主觀力量，加強領導，建立幾個口城市(三邊、府谷、神木、榆林、綏德、米脂、延安)工作」，「努力重要城市附郊的農民鬥爭，災民鬥爭，開始武裝的訓練和組織，並要時刻注意農民武裝的集中」。［27］基於黨組織的要求，各級黨的領導認真執行，並開展了富有成效的鬥爭。這一時期災民在「吃大戶」、「分糧」、「抗稅」、「交農」名義下的反抗鬥爭中，到處都是共產黨人的身影，如1928年10月，中共黨員朱俠夫等組織、領導五、六百饑民聚集在鎮川「吃大戶」，先後吃了申、艾、等大戶口財主。［1］211929年初，國民黨安塞縣政府貪污救濟糧款，置農民死活於不顧，共產黨員陳鴻賓領導饑民包圍了縣政府，並散發宣傳小冊子，縣長康壽迫於人民壓力，給饑民放糧，［28］1929年7、8月間橫山「民飢無賑，官府強索民糧，在中共黨組織的鼓勵下，黑木頭川、響水、油房頭等地千餘名農民手執農具，湧進縣城，樹下棲身，圍街抗糧，縣長張斗山被迫許免，歷時3天。」［11］131929年6月，中共延川區委發動農民開展「吃大戶」和「交農」鬥爭。7月，近千名農民圍城四晝夜，迫使國民黨減免田賦捐稅，開倉賑濟災民。［29］在此期間，規模最大的一次「交農」運動，爆發於1932年春的橫山，該年春，在連年災害，民眾衣食無著的情況下，縣政府不思賑民之策，卻在地金錢糧上追加「丁糧」，激起民憤，怨聲載道，面對這種情況，中共陝北特委書記趙伯平親自到橫山，決定在響水一帶發動「交農」運動，並責成特委團委書記魯賁以及共產黨員張毅忱配合行動，6月初，在黨組織領導下，一萬餘名農民手持農具將區公所圍得水泄不通。縣長裘潔忱倉皇而逃，［11］抗糧鬥爭取得了勝利。

　　這些遍布陝北各地生生不已的各種反抗鬥爭，極大地打擊和動搖了國民黨的現存統治，並將其一步步地推向了四面楚歌的境地，客觀上為革命力量的發展、壯大營造了良好的形勢和局面，也為日後黨中央、中央紅軍落腳陝北奠定了組織上、思想上、群眾上的基礎。［30］

三

　　如前所述，近代陝北歷史上遭受了嚴重的災荒。災荒不僅給該地區的社會變遷產生了重要作用，其影響是深遠而廣泛的；而且給民眾的心態投下難以磨滅的陰影。時至今日，陝北的一些老人談起晚晴民國的災荒仍是談虎色變。如此嚴重的災荒其成因，既有自然因素的影響，也有社會因素的破壞。

　　首先，陝北地區地處西北高原，氣候乾燥，雨水稀少。陝北北部為中溫帶亞乾旱氣候，南部為暖溫帶亞乾旱氣候，全區最高氣候可達40℃，春季到4月中旬至5月上旬，溫度很不穩定，冷空氣活動頻繁，風速較大，水份蒸發速度快，降水偏少，很容易出現乾旱。而到秋末至早春，又往往受北方乾冷氣團干擾和控制，降水極少，一旦降水，又以雷雨、雷陣雨為多。因此降水少且集中，不降雨則乾旱，一降雨則形成洪澇，對農業生產極為有利。因而「十年九旱」，「三年兩頭旱，一年不旱遭水災」是這一地區長期以來相傳之警語。

　　第二，水利工程的失修和不完善。中國自古以來是一個自然災害頻發的國家，但有災不一定有荒。一個社會如果有一個較好的防災、救災的機制，就能夠有效地預防災荒地發生，即使遇到十分嚴重的自然災害，也能夠將其危害程度控制到最低，不致使整個社會呈現出一種持續的生存危機。而晚清至民國時期，由於政治昏聵，吏治敗壞，水利工程很不完善，以及舊有的水利工程嚴重失修，致使發揮不了其應有的作用。陝北地區的水資源除黃河外，還有大理河、小理河、無定河、洛河、延河、清澗河(秀延河)、汾川河等，這些河流經過的地方，民眾和當地政府也曾採取一些簡單的方式引水灌溉，比如修干堆石壩等方式。［31］但是隨著晚清至民國社會環境的不斷惡化，如政治動蕩、戰爭頻繁、經濟凋敝等，原有的水利設施不斷遭到破壞。再比如，清代在榆林北紅石峽曾築一水壩，留一泄水道，水大時，可由泄水道流出，不致毀田。峽上水可灌溉田幾千畝，但到民國時期的20年代，由於蒙古草原變成浩瀚的沙漠海，以及峽上水利年久失修，僅能灌溉榆林西地一二千畝，榆林南三岔灣灌田用的水越來越少。［32］

　　第三，過度的開荒、造田、毀林使生態環境和農業氣候遭到破壞，自然災害頻頻發生。關於這一點，前面已經提及。這裡要強調的是，尤其是1928—1932年的大災荒及陝甘寧邊區政府時期，［33］人們為了生存不斷地開荒，大規模的毀林造田，從而造成人類賴以生存的自然環境的危機和惡化，環境的危機和惡化反過來又使自然災害頻發不斷，據統計抗戰時期，陝甘寧邊區的耕地面積平均每年以70萬畝的速度在增加，抗戰初期的1937年邊區的耕地面積是862餘萬畝，到1945年抗戰結束時是1425餘萬畝，八年增長了560餘萬畝。［15］85－86過度開荒，使人們解決了生計，度過了災荒，但也使得陝北地區的生態環境付出了慘痛的代價。據研究，晚清以前陝北地區平均每16年發生一次自然災害，到陝甘寧邊區政府時期由於毀林開荒，植被和生態遭到嚴重破壞，其自然災害發生的周期比以前大大縮減了，幾乎是年年都發生自然災害。［34］

　　當然，造成近代陝北災荒嚴重的原因還有晚清至民國時期社會本身的動蕩不安，土匪蜂起；以及晚清、民國政府的政治腐敗，救災措施不得力，甚至救濟糧款中飽私囊，貪污腐化等。這些都促使了災荒的發生，並在災荒發生後由於政治制度本身的腐朽，從而進一步加劇了災荒的程度。

　　總之，近代陝北遭受了嚴重的災荒，其時段跨越了晚清、民國和陝甘寧邊區政府時期，由以上論述，我們可以得出如下結論：

　　(1)晚清、民國時期一旦遭受災荒，整個社會呈出一種持續的生存危機，進而社會動蕩、失范，這一方面彰顯了社會矛盾的尖銳性和統治秩序本身的不合理性；另一方面，也說明了社會變革勢在必行。

　　(2)有災不一定有荒。陝甘寧邊區政府時期與晚清、民國時期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儘管陝北在陝甘寧邊區時期遭受了嚴重的自然災害，但由於黨和政府積極的防災救災，執行了一系列以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為至上的執政理念，充分體現了以人為本的救災思想，故而陝北人民在這一時期一掃過去舊制度下遭災時的饑寒交迫，餓殍遍野的慘狀。令人值得深思的是陝北地區的「星星還是那個星星，月亮還是那個月亮」，但兩相比較，災民生存境遇截然不同，其因何在?我想最重要的原因是社會制度的變革與根本不同。

　　(3)近代陝北嚴重的災荒，進一步說明了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重要性。人類在任何時候的行為一定不能超越人類賴以生存的自然環境的承受能力。陝北現在是國家確定的能源重化工基地，在經濟大發展的同時，如何進一步正確、科學地處理人與自然環境的和諧關係，以保持經濟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仍是擺在我們面前的重要課題。因此，科學地總結歷史上防災救災的經驗教訓，對我們今天仍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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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延安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年2月第34卷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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