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榮慶日記》:末代文人終無用

榮慶

　　1887年的一個暮春午後，天色晴和，山青無翳，一位二十來歲的年輕書生行至京城西直門外藍靛廠北島附近的養水湖，此地乃其表弟寓所。只見「湖闊頃許，南面上山，北種柳樹，湖中宜蓮與稻。湖北築室三楹，窗軒面湖，後進為土洞，有陶淵明遺風。洞上平坦，可遠眺，盡觀本湖境；洞後為土山，過山，西為玉泉山，東望羅綺橋；北則昆明湖並草湖、西湖環焉。一望水鄉，煙波浩渺，令人有出世之想。」美景助雅興，主人不禁賦詩一首：

　　我有雞足山，山下百重泉，

　　泉甘而土肥，宜隱且宜仙，

　　不如早歸去，毅然絕世緣。

　　不過，這兩位翩翩少年的歸隱之志皆未能如願。主人後來成為清末改革急先鋒，先後出任兩江、直隸總督，最後殞命蜀中，他便是端方。客人亦非泛泛，從小小京曹一路飄紅，升至軍機大臣，曾掌管刑、禮、戶諸部。此君不是旁人，正是清末重臣榮慶。

　　想必大家對於端方之事迹已是耳熟能詳。但若是提及其表兄榮慶，估計絕大多數人會有霧裡看花之感。這也難怪，榮慶此人一生「持躬謹慎」，故時人對其記述甚少，加之無文集函牘留世，《清史稿》雖為其立傳，然僅有寥寥六百餘字，令後人乏實據可考。因之榮慶雖位列中樞，其形象卻長期模糊不清。

　　好在史學前輩謝興堯先生於上世紀80年代曾整理出版《榮慶日記》一部，對我們了解榮慶大有裨益。筆者近讀該日記，另結合相關資料，試對其人其事略作勾勒。

　　一

　　榮慶(1859——1917)，字華卿，號實夫，蒙古正黃旗人，與那桐、端方並稱「旗下三才子」。與那、端不同，榮慶進入官場，並非靠祖上恩蔭，實憑個人過硬的應試能力。他於光緒九年(1883)會試中式，三年後又中進士，時年27歲，可謂少年得志。這在清末滿蒙權貴中堪數鳳毛麟角。也正因飽讀詩書，榮慶具有一身的文人習氣，嗜好風雅之事，這在其日記中比比皆是：

　　光緒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一日 枕上得句：「卅年兩度掛朝冠，萬事浮雲眼底寬。稚於無知仍課學，高堂幸健強為歡。無官夢覺心原泰，解事人稀語卻難。松柏後凋曾自礪，莫教零落在初寒。」

　　光緒三十二年十一月初二日 畫賈到，購洪北江鐵線篆一聯十元，祁文端聯二十二金、張詩舲聯一四元，陳希祖聯一四元，翟文泉隸書聯一三元，題趙次珊夫人書面幀。

　　光緒三十四年四月十一日 晴朗，休息日，招抱冰老人，范孫、瑞臣兩侍郎，……向咸東園雅集。或圍坐清淡，或倚欄閑話，或臨水，或據石。主賓直率，形跡不拘，極終日之樂。他日當倩林琴南圖之，以志鴻雪，六鍾客散。

　　宣統二年六月初六日 五鍾起，步至護國寺口，策車至萬生園，步至咖啡館，負柳陰，對荷花久坐。登曠然亭觀秧田，折東行自如庄一帶，路旁均有荷。

　　愛吟詩，好古玩，喜交遊，樂山水，榮慶全然一副名士做派。然而極具文人范兒的榮慶，卻既不出自顯宦門下，更非富賈之後，他七歲喪父，家境凄涼，「陋巷逼迫，非復閥閱矣」。供職翰林後，榮慶之生活似乎未見任何起色。有清一代，京曹官最為清苦，他們時常入不敷出，只得借貸度日。彼時之榮慶，便是這般境況，於是便成為京城當鋪和錢莊的常客。如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三月初八日，他「以馬館百五並贄銀百五還大德通。己丑(1889年)八月初一借款，其餘二百，另為立據付息。負債纍纍，今始清二十分之一也。」

　　同時，由於出身寒素，無背景無後台，榮慶之仕途亦頗艱澀。據《清史稿》載，自高中後，他「遷轉遲滯。榮慶當引見之時，或諷以乞假。謝曰：『窮達命也，欺君可乎。』」

　　要錢沒錢，要權無權，十餘載京官，榮慶堪稱慘淡。

　　二

　　既然榮慶難入諸位勢利上司之法眼，那他又究系憑何發跡？透過其日記，大致有如下三方面。

　　首先，辦事認真。供職翰林院期間，榮慶多從事雜務，雖頗瑣碎，但他卻能做到一絲不苟，勝任愉快。一次，他負責監督發放薪俸事宜。援照先例，榮發現每年分發薪俸之數目，都存在或大或小的漏洞。於是他加以變通，「將應分名單，與銀封外名簽，有重複者兩張，且均無承辦者愔記，始知其弊之所在也。」後調至詹事府，光緒口諭整理清秘堂藏書。榮慶不辭勞苦，親力親為，妥善安排下屬分工辦理，「從此舊書可保無遺……將來歸入不全、蟲蝕、殘缺各書，另簿存儲，以免遺失。數年心愿今日始了。」不久，榮慶因整理之功蒙皇上召見，從而給光緒留下較好印象。

　　其次，清廉自律。按理說，京官清苦，倘有他人孝敬，自應笑納以解燃眉。榮慶則不然。終其一生，他潔身自好，殊為難得。但凡他人之禮，榮都一律拒收：

　　光緒三十年十二月十一日 平陰進學生張際華到，璧其贄，拒其請。

　　光緒三十二年三月二十九日 門人到六十餘人，均壁其儀。

　　最典型的一次乃清末巨貪周榮曜以厚禮向榮慶行賄，榮不為所動，堅決璧還。事後回憶此事，榮還頗為得意，自認「當年不為所誤，並非有先見之明，不過義利一關早覷破耳。」榮慶堅拒賄賂，或許尚有防授人以把柄的考慮，不過此種作風確為他在官場換來極好的口碑。

　　再次，善結人脈。朝中有人好做官，此話無論放在何年何月，似皆適用。1899年春，朝廷外放榮慶為山東學政，恰好不久袁世凱出任東撫，二人遂結識並來往密切：

　　十一月二十三日 出西關，袁署撫前旌已至，即同毓中丞跪請聖安。袁撫小坐行，毓撫亦即行，與司道稍談入閣。

　　十二月十八日 慰亭中丞到，謁慈見子女。薦醫李少庚，未服其葯，少魯入診。

　　十二月二十日 治公牘，午初封印……中丞饋慈人蔘鮮花，兒女輩服物。

　　母親病重，袁世凱推薦醫生、饋贈物品，實令榮慶感激不盡。不久，榮母去世，袁世凱先是「送經並焰口」，後待榮慶扶柩抵津，令「部下劉直牧永慶來吊，並代辦火車一切。」如此殷勤周至的舉動，怎能不讓榮慶將袁視作至交。

　　並且，榮慶還通過袁之關係，投靠榮祿門下。榮赴魯之前，遍覽日記，未有一處提及榮祿，而返京後，「略相」、「仲相」便頻繁出現在日記中。1900年夏，義和團與列強之間已是劍拔弩張，開戰在即。榮慶此時力主解散義和團，與列強議和。五月二十三日，榮「聞郎岱(廊房)已開仗，陳仲相條陳以散拳民事，並以無與各國一齊開釁之理，仲相答以『予之言，我之心也。若再分辯，視為叛逆矣。』灑淚而散。」短短數句，可知二人政見一致，且榮祿已將榮慶引為心腹，有意保護，以待重用。

　　果不其然，不到一年，榮慶便「奉旨署理倉督」。榮慶深知獲此「不次之擢」，榮祿定於幕後出力尤多，於是致函坦露心跡，表示不負栽培，「惟一點血誠，不願讓前人獨步，而識力魄力，究不知撐到幾分。」

　　至此，榮祿已儼然成為榮慶身後牢不可撼的靠山。

　　榮慶確也能幹，任職倉督一年多，「以剝船盜米，改由火車逕運，並倉廒，增經費，杜領米弊端，裁稽查倉務御史，(朝廷)皆如所請行。」1902年，清廷破格提拔榮慶任刑部尚書，旋即又調禮部尚書，復調戶部，拜軍機大臣、政務大臣。至1905年，榮慶晉協辦大學士。僅僅六七年工夫，榮慶完成了普通京官需要數十年甚至一輩子都遙不可及的升遷之路。這在晚清，實不多見。此時的他，才四十來歲，正值壯年，自然被人們寄予厚望。

　　三

　　然而，自從進入中樞，榮慶之政績便乏善可陳，甚至令人側目。

　　1903年10月，陝西道監察御史王乃徵曾上書彈劾軍機處諸位大佬，之於榮慶，寫道：

　　至如榮慶者，外貌軒昂，極似有才，胸中實毫無經緯。自上年充管學大臣，即以驕矜疏忽，為執事人訕議，本年充會試總裁，臣亦蒙恩派充同考官，偕赴汴梁。其衡文一切，本無學識。而自滿自足，凌厲同官，無不怨憤。尤日與張英麟構隙，廣眾之前，互相嘲詬，無復大臣體統。

　　又八月下旬，在刑部尚書任內，以無禮之語，當堂斥辱司員，致秋審十數員，同日告假辭差。經侍郎沈家本遍詣代為謝過，其事乃解。旋即轉升禮部，眾謂其自求遷避耳。乃未久忽拜樞臣之命。

　　王氏之言辭雖不免激烈，倒也有理有據，絕非捕風捉影。「胸中實毫無經緯」，可謂一語道盡榮慶之本質。不妨再舉一例，看看這位清廷重臣的作為如何。

　　1906年夏，圍繞是否預備立憲之問題，京城內新舊兩派針鋒相對，勢若水火。一派引袁世凱、端方為頭領，力主學習西方，推行立憲；一派則以鐵良、榮慶為魁首，極力抵制立憲，橫加阻撓。然而極富諷刺意味的是，慈禧最終卻將草擬立憲懿旨的重任交予榮慶。一時間，各派勢力頻頻與之往來：

　　七月初八日，未正至外部公所，醇邸、孫、世、那三相、冶秋尚書、慰亭直督同本處公閱出洋大臣折件。申後歸，慰廷來訪，夜有所擬。

　　七月初十日，入值，邸已到……巳歸，飯後眠起，所擬脫稿。

　　七月十一日，未初至外部公所，同閱擬諭，慶邸決定。

　　七月十二日，卯初見，與慶邸再談……飯後與寶臣訪慰亭夜話。

　　至於懿旨具體文字，看後實在令人大失所望：

　　各國之所以富強者，實由於實行憲法，取決公論，君民一體，呼吸相通，……時處今日，惟有及時詳晰甄核，仿行憲政，大權統於朝廷，庶政公諸輿論，以立國家萬年有道之基。但目前規制未備，民智未開，若操切從事，塗飾空文，何以對國民而昭大信。……著內外臣工，切實振興，力求成效，俟數年後規模粗具，查看情形，參用各國成法，妥議立憲實行期限，再行宣布天下，視進步之遲速，定期限之遠近。

　　既然要「詳晰甄核，仿行憲政」，卻強調必須「大權統於朝廷」，那「庶政公諸輿論」豈非空談？又以「規制未備，民智未開」為由，堂而皇之地將立憲步伐無限期順延。想必榮慶費盡心機、搜腸刮肚所草擬的懿旨，既沒有體恤天下民意，也未考慮同袁、端間的哥們情意，完全是揣摩老佛爺聖意。根據「最高指示」辦事，此即榮慶的為官之道。

　　四

　　1908年11月14、15日，光緒、慈禧相繼殯天，這對身為滿蒙權貴的榮慶而言，不啻天雷轟頂。他曾一度「神志昏迷」，疏於日記撰寫。此後，政局急轉直下，幾位顧命老臣相繼離世，更使其萌生大勢已去、力不從心的感慨：

　　宣統元年八月二十二日 聞冰(張之洞)耗殊耿結，……為冰老痛，為吾道憂也。

　　十月十七日 聞孫燮老(孫家鼐)仙逝，老成凋零，又弱一個！

　　十二月十五日 入署，三大臣定分數，與范孫商課本。喬、林來酌，瑞臣亦到，嚴又陵又來商酌。暮前歸，茲事重要心力為瘁。

　　自宣統二年十月十二日，至是年底，《榮慶日記》幾乎通篇俱為追述早年蜀中生活及諸位故友情誼的詩文，絲毫不見其對時局政務的關注。一個剛過知天命年紀的清廷大臣，終日沉浸於往日回憶之中，不思振作，其心態之消極頹唐可見一斑。

　　辛亥革命爆發後，清王朝進入覆亡倒計時。面對這一巨變，榮慶既無良方挽狂瀾於既倒，又無認同共和之覺悟，只得「心如枯井」，作觀時局。1912年2月10日凌晨，榮慶夜不成寐，頗為感傷的「和淚」寫下七律一首：「棖觸前情血淚漣，攀號有願愧遲延。委衾幼主名空擁，大賚慈皇德可傳。傾廈幸能支一木，偷生無補已三年。每逢人處都無語，惟有心中百感煎」。抬望眼，天色漸亮，「與三年前相似(光緒、慈禧去世之時)」。兩日後，清帝宣布退位。他自然淪為前朝遺老。

　　1913年二月初八日，當聽聞隆裕太后去世的消息，寓居津門的榮慶不禁撰詩誌哀：

　　陽九厄中厄更多，觚稜北望感如何。我年未老心先死，不盡哀歡夢裡過。

　　前清之所以厄運連連，終致傾覆，恐怕與榮慶在朝時的庸碌無為亦有關聯吧？正值當打之年的榮慶，也唯有在夢中追憶曾經無限風光的前塵往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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