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理想視域下馬克思主義與中國文化的差異融合

［摘要］共產主義和大同社會是兩種來自不同文化體系的社會理想，二者既有本質性差異又有特殊共通性，它們在特殊的歷史際遇下共時態地出現在中國共產黨人面前。同時受到兩種社會理想熏陶的中國共產黨人，在社會理想建構的過程中，把兩種社會理想創造性地結合起來，既堅持了共產主義理想的核心要義，又融進了大同社會理想的文化元素，開闢了一條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差異融合的具體路徑和特殊方式。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根源和邏輯依據就是共產主義理想，同時它又深深地根植於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土壤之中，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文化差異融合的當代體現。

［關鍵詞］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傳統文化；社會理想；共產主義；大同社會

［中圖分類號］D616［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6470（2017）01-0023-08

［作者簡介］金民卿，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研究員；李張容，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

本文系2016年國家社科基金後期資助項目「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思想邏輯」（項目編號：16KFS001）的研究成果。

新中國成立前夕，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講道：「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讓位給工人階級領導的人民民主主義，資產階級共和國讓位給人民共和國。這樣就造成了一種可能性：經過人民共和國達到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到達階級的消滅和世界的大同。康有為寫了《大同書》，他沒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條到達大同的路」{1}。在這裡，「共產主義」和「大同」這兩個來自不同文化體系的標識性概念奇特地融合在一起，被賦予了相同的社會理想內涵，成為新中國制度設計的目標性建構，形成了強大的目標牽引力量。毛澤東的這個論斷，不僅總結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進程，表明了中國共產黨人的政治制度取向，而且展示了中國共產黨人把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優秀傳統文化深度融合的內在邏輯和具體路徑。

一、兩種社會理想共時態地展現在中國共產黨人面前

社會理想作為人們嚮往和追求的美好社會制度和合理的人類生存狀態，無論是在馬克思主義的視野里，還是在中國傳統文化的視野中，都是一個極其重要的存在。共產主義和大同社會，這兩種來自不同文化體系的社會理想，恰恰在同一歷史時期、同一社會背景下共時態地出現在中國共產黨人面前。

（一）社會理想建構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發生之際必須解決的一個重大問題

近代以後，中國人為了實現政治變革和文化再生，不斷從中國傳統文化、國外「新學」文化中發掘各種資源，提出了各種社會理想，制定了各種變革方案，雖然經歷了曲折艱辛但沒有取得實質性成就，中國社會依然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道路上不斷下滑。

　　在政治變革和文化復興的雙重努力都遭遇了多次失敗後，一批用先進理論武裝起來的中國人組建了中國共產黨，接過了歷史接力棒踏上新征程，力圖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創造性地結合起來，引領中國走向光明的前途，拉開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大幕。

　　不論從歷史上還是從邏輯上講，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都包含著政治和文化兩個向度。不僅要把馬克思主義與救亡圖存、民族復興的政治實踐相結合，以實現政治制度的重建和再生，而且要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以實現中國文化的重建和再生。這兩個向度都聚焦於一個核心問題即社會理想，也就是說要用一種什麼樣的社會理想來引領人們，通過合理的制度建構和持續的實踐努力，擺脫近代以來災難深重的命運而實現人民解放、民族復興和國家富強，並不斷走向更加完善的社會建構和人本身的存在狀態。

　　社會理想是一個重大的理論和實踐問題。科學合理的社會理想建構，能夠形成強大的目標引領力量和實踐驅動力量，激發人們的歷史創造性，形成符合歷史發展方向的政策決策，動員和組織廣大民眾展開創造性實踐，形成宏大的社會歷史運動，實現社會的總體性發展。相反，不科學、不合理的社會理想建構，就會因其違背歷史發展趨勢，或限於某種認識狹隘性或階級局限性，而導致社會實踐的中途斷裂和最終失敗，近代以來的太平天國運動、洋務運動、維新變法、辛亥革命都已經證明了這一點。

　　中國共產黨人走上歷史舞台後，就試圖以嶄新的革命實踐來改變近代中國歷史發展的曲線，這就首先要確立一種新的社會理想來動員和組織中國最廣大的人民群眾。當此之時，中國共產黨人呈現了兩種來自不同文化體系的社會理想。

（二）共產主義：馬克思主義理論中的社會理想

　　中國共產黨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根本指導思想的馬克思主義政黨。作為馬克思主義核心內容的共產主義，從一開始就成為中國馬克思主義者分析中國社會現實、規劃未來社會發展的遠大理想和奮鬥目標。

　　共產主義學說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靈魂，共產主義社會是根據歷史發展規律而提出的未來社會構想。馬克思和恩格斯根據歷史發展規律，深入分析了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的矛盾運動，特別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及其發展趨勢，深刻闡明了資本主義產生、發展、滅亡的歷史必然性，闡明了無產階級是最革命的階級、是資本主義掘墓人和共產主義建設者，得出了一個重大的歷史性結論：「資產階級的滅亡和無產階級的勝利是同樣不可避免的」{2}。在此基礎上，他們揭示了共產主義取代資本主義是自然歷史過程的科學真理，並對共產主義社會的一般特徵作了科學預測和設想。

　　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和恩格斯就提出，共產主義是一種個人自由得到全面發展的共同體，「在真正的共同體的條件下，各個人在自己的聯合中並通過這種聯合獲得自己的自由」；「它推翻一切舊的生產關係和交往關係的基礎，並且第一次自覺地把一切自發形成的前提看作是前人的創造，消除這些前提的自發性，使這些前提受聯合起來的個人的支配」。{3}在《共產黨宣言》中，他們系統闡述了共產主義學說的基本內容，明確提出共產主義社會的本質性內涵，「代替那存在著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裡，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4}。

　　在《哥達綱領批判》中，馬克思批判地繼承了空想社會主義學說的合理成分,進一步對共產主義社會做出了相對完整的描述：「在共產主義社會高級階段，在迫使人們奴隸般地服從分工的情形已經消失，從而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對立也隨之消失之後；在勞動已經不僅僅是謀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後；在隨著個人的全面發展，他們的生產力也增長起來，而集體財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後，——只有在那個時候，才能完全超出資產階級權利的狹隘眼界，社會才能在自己的旗幟上寫上：各盡所能，按需分配！」{5}

　　馬克思主義創始人所構想的共產主義社會理想，建立在對人類歷史規律的科學把握之上，建立在先前社會發展特別是資本主義社會生產力高度發達的物質基礎之上，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而不是個人的主觀想像，是科學分析後得出的科學結論而不是道德義憤下提出的空想。這個理想的社會狀態具有三大標誌性特徵，即物質財富的極大豐富、精神境界的高度發達、人的發展自由而全面。

　　共產主義絕不是簡單的理論抽象，而是一種在實踐中不斷走向現實的社會理想。列寧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創始人關於社會理想的觀點，明確地把社會主義界定為「共產主義社會的第一階段」，它「把生產資料變為公有財產」，但是仍然必須實行按勞分配而不是按需分配，「還需要國家在保衛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同時來保衛勞動的平等和產品分配的平等」。{6}在發展理論的同時，列寧將共產主義理想推向實踐，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並領導了社會主義建設。之後，社會主義運動在世界上蓬勃展開，共產主義理想越來越走向國際性現實。雖然從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遭遇了嚴重曲折，但這並沒有改變歷史發展不可逆轉的總趨勢，共產主義依然是世界無產階級和廣大人民群眾追求的美好社會理想。

（三）大同社會：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社會理想

中國共產黨人首先是中國人，不可避免地浸潤著中華民族的文化滋養，中國優秀傳統文化中的社會理想直接影響著他們的社會理想建構。

　　中華民族是富有理想的民族，自古以來就充滿著對未來美好生活和社會的嚮往，在數千年的歷史發展中形成了不計其數的社會理想，如孔子的「天下有道」、孟子的「王道」、老子的「小國寡民」、墨子之「尚同」、荀子之「尚賢使能，等貴賤、分親疏、序長幼」等等，其中尤以大同社會理想影響最大。

　　在孔子的「天下有道」、孟子的「仁政」「井田」「王道」等思想的基礎上，儒家在秦漢之際形成了比較完整的「大同社會」理想模型。《禮記·禮運篇》描繪道：「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閑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為大同。」這個以「天下為公」為核心的大同社會理想是傳統儒家學說的重要內容。千百年來，中國知識分子都對此孜孜以求。

　　大同社會理想同中國文化中的「三代治世」理想密切相關。孔子在其思想中就高度推崇堯、舜、禹，把他們作為聖賢的代表，把他們的時代視為「治世」的楷模，這種三代「治世」理想同大同社會理想的所指基本上是相同的。宋代以降，儒家越來越把「三代」塑造為社會理想範式，當然這時候的三代著重是指夏商周時期，但其文化內涵仍然是指理想化的社會狀態，主要包括寓兵於民、教民養民、官師合一、聖王合一、天下為公、風俗醇美、人心淳樸、王道政治等。這也反映了中國文化中社會理想的建構模式，即「向後看」的尚古史觀模式。

　　大同社會理想在數千年的歷史演變中日益浸透到中國文化的底蘊當中，不僅成為知識精英的文化價值追求，甚至成為社會大眾對現實社會的判斷標準，在幾千年的歷史發展中呈現出不同的形態，構成了中華民族發展的強大理想牽引力量。尤其是以洪秀全的太平天國、康有為的《大同書》、孫中山的民生主義為代表的近代發展形態，對早期中國馬克思主義者的社會理想建構產生了重大影響。例如，青年毛澤東就深受康有為《大同書》的影響，他在1917年8月23日給黎錦熙的信中就對康有為大加讚賞，認為他已經找到了改造中國和世界的「大本大源」。毛澤東在信中講道，孔子「立太平世為鵠，而不廢據亂、昇平二世」；「大同者，吾人之鵠也」；人們要達到「共躋聖域」的理想境界，「彼時天下皆為聖賢，而無凡愚，可盡毀一切世法，呼太和之氣而吸清海之波」。{7}這些說法同康有為《大同書》中的描述近乎相同。由此，我們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麼30多年後，毛澤東在籌劃新中國社會制度時還提及康有為及其《大同書》。

二、兩種社會理想的異同比較及其差異融合的可能

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產生於不同社會基礎和歷史時代，存在著本質差異，它們提出的社會理想具有明顯區別。但是，同樣作為對人類未來的理想設計，馬克思主義的共產主義理想同中國傳統文化的大同社會理想也有某種程度上的共通性。本質上差異與特殊共通性並存的狀況，就有可能使得同時受到兩種社會理想熏陶的中國共產黨人，把兩種社會理想創造性地結合起來，實現社會理想建構上的差異融合。

（一）共產主義理想與大同社會理想的本質差異

　　首先，兩種理想形成的社會歷史條件根本不同。兩者有著巨大的時間落差和本質區別。共產主義理想產生於資本主義已經有了相當發展的19世紀40年代。在工業革命推動下，社會生產力突飛猛進，資本主義無法克服自身的根本缺陷，私人佔有制同社會大生產之間的內在矛盾日益突出，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之間的鬥爭日益尖銳，資本主義滅亡和社會主義勝利的歷史必然性日益凸顯。正是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馬克思和恩格斯創立共產主義社會理想，集中反映了無產階級和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和價值追求。大同社會理想產生於中國的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建立在農業文明和小農經濟基礎之上，主要是基於社會不公和動蕩狀態提出的，集中反映了農民階級的平均主義道德倫理追求。

　　其次，兩種理想提出的理論依據根本不同。共產主義理想建立在唯物史觀和剩餘價值學說之上，依據的是人類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唯物史觀闡明了社會發展的基本矛盾即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矛盾運動，揭示人類社會發展的基本規律和總體趨勢；剩餘價值學說闡明了資本主義產生、發展、滅亡的自然歷史過程，共產主義最終必然勝利的歷史必然性。正是通過這兩個偉大發現，馬克思主義實現了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飛躍。大同社會理想建立在唯心史觀之上，依據的是人們的主觀願望，雖然也抨擊了現實社會的缺陷，但只是一種道德和理論上的控訴，雖然也提出了一種天下為公的理想，但只是一種主觀上的願望和心理上的平衡；正是因為缺乏對歷史規律的把握和對社會現實的科學分析，這種美好的空想願望往往把人們的希望引向並不存在的「三代治世」。

　　再次，兩種理想的實現路徑根本不同。共產主義的核心標誌和根本基礎是社會生產力的高度發達，在此基礎上實現精神境界的高度提升和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大同社會理想的核心標誌和根本基礎是「大道之行，天下為公」的道德狀態，在此基礎上實現「道不拾遺，夜不閉戶」的生活情境。這種區別決定了兩種社會理想的實現路徑也存在著根本性差異：共產主義理想首先注重的是客觀條件即社會生產力高度發達，其根本路徑是通過無產階級掀起社會主義革命和改革，推動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在此基礎上不斷實現精神文明發展和人自身的自由全面發展，最終進入階級消滅、國家消亡的共產主義社會。大同社會理想首先注重的是主觀條件即人的道德水平高度發達，其根本路徑是通過每一個人的道德修養，達到所謂的君子人格，通過整個社會的道德提升實現物質上的平均主義，人倫關係上的和睦相處，達到沒有剝削、沒有壓迫、人人平等的理想境界。

　　最後，兩種理想的依靠力量根本不同。實現共產主義理想的根本力量是無產階級及其領導的廣大人民群眾。馬克思恩格斯深入分析人類歷史發展的總體進程和資本主義社會的階級對立後指出，無產階級是代表先進生產力的階級，它產生於並不斷推動著現代工業文明的發展，具有其他階級所沒有的特殊先進性；無產階級是最革命的階級、是資本主義掘墓人，它的歷史使命就是推翻資本主義制度建立和發展共產主義（及其第一階段即社會主義）。「無產階級用暴力推翻資產階級而建立自己的統治」，「無產階級將利用自己的政治統治，一步一步地奪取資產階級的全部資本，把一切生產工具集中在國家即組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手裡，並且儘可能快地增加生產力的總量」。{8}當然，無產階級推翻資本主義、建設社會主義、實現共產主義的實踐，不是孤軍奮戰，而是根據具體的歷史條件建立強大的同盟軍一起奮鬥。實現大同社會理想的主體力量是所謂的「聖賢」「君子」，中國傳統文化歷來強調「上賢」與「下愚」、「君子」與「小人」、「勞心者」與「勞力者」的等級差分，「君子德風」而「小人德草」，只有依靠聖賢君子的引領，社會大眾才能提升道德境界，整個社會才能共躋聖域而實現大同。

（二）共產主義理想與大同社會理想的共通性

　　儘管兩種理想在社會基礎、理論依據、實現途徑、依靠力量等方面存在著本質區別，但是二者在建構方式、構成內容、價值指向、社會功能方面，又有著某種程度的共通性。

　　首先，兩種理想的建構方式具有共通性。雖然兩種理想針對的具體時代現實不同，但都是對自身所面對的現實不足的一種克服和超越，都是立足於現實而又超越現實的理想建構。大同社會理想針對的是「大道既隱」「天下為私」「禮崩樂壞」、貧富不均、社會動蕩的現實，旨在通過聖賢政治、君子引領，消除現實的不足，達到天下為公、人倫和諧的圓滿狀態。共產主義理想針對的是資本主義生產關係日益制約生產力的發展、嚴重的階級剝削和壓迫日益限制人的發展、人類生存狀態和生命體驗陷入普遍性異化的現實，旨在通過無產階級革命打碎不合理的現存社會狀態，建立一個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共同體」。

　　其次，兩種理想的社會功能具有共通性。它們都能夠讓人們在理想的對比下看到現實的不足，奮而展開對現實的批判和鬥爭，通過打破現實而走向更高階段，因而具有現實批判功能；都能夠給人們確立一個發展的方向和追求的目標，形成強大的理想信仰力量，使人們在對理想的信仰中超越個體性生命而獲得永恆化存在，產生主體創造力量，因而具有目標牽引功能；都能夠使人們在理想的號召和凝聚下，組織起來形成整體，朝著共同的目標而努力，因而具有社會動員功能。

　　再次，兩種理想的內容構成具有共通性。它們都是一個內涵豐富的總體性建構，都包含著物質生產、精神道德、政治治理、人倫關係、人格發展等方面的內涵。大同社會理想在物質方面追求財富充盈使所有人「皆有所養」，在人倫關係上追求和睦相處、互助互愛，在社會關係上追求天下為公而不必為己，在社會治理上追求選賢與能、講信修睦，等等。共產主義理想，在經濟基礎方面追求生產力高度發達基礎上的生產資料公有制，在社會關係方面追求沒有階級壓迫和剝削的無階級狀態，在人的發展狀態上追求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等等。

　　最後，兩種理想的價值追求具有共通性。兩者都把立足點和歸宿點放在人本身，體現了對人的高度重視和終極關懷。共產主義絕不是一個「人不在場」的物化狀態，而是一個以人為本的崇高理想，馬克思主義的出發點就是「現實的個人」「社會化的人類」。正是通過對現實的人的存在狀態的分析，馬克思主義揭示了人的本質和歷史發展規律，並依據社會現實運動和歷史發展趨勢，構想了一個消滅階級壓迫和剝削、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社會願景。中國傳統文化本身就是以倫理道德為核心的「人本」文化，大同社會理想的核心標誌就是天下為公的人類存在狀態，其價值旨歸就是實現人際關係的圓滿和個人與整體的內在統一。

（三）兩種社會理想差異融合的必要與可能

特定歷史際遇下共時態存在於中國共產黨人面前的共產主義理想和大同社會理想，雖然有著本質的差異，但也有著特殊的共通性，二者的差異融合不僅必要而且可能。

　　一方面，兩種社會理想的差異融合，不論是對於大同社會理想、共產主義理想還是對於中國共產黨人，都具有特殊的必要性。首先，大同社會理想落後於時代，缺乏科學的理論支撐、強大的主體力量、有效的實現路徑；僅僅依靠這種傳統的社會理想，無法形成強大的社會動員力量，無法引領中國的政治和文化變革，近代中國多次政治和文化變革運動的失敗已經證明了這一點；大同社會理想必須要獲得新的文化要素來改造和豐富自身，而馬克思主義正是最先進的科學理論和文化體系，能夠使得千年社會理想獲得新生並釋放出強大的文化號召力和凝聚力。其次，共產主義理想雖然具有先進性和科學性，但畢竟是從國外引進來的文化，必須要獲得本土知識分子和社會大眾的認同，才能落地生根；而中國傳統的社會理想已經深入到民族精神結構深處，成為中國知識分子的先驗性知識結構，成為中國社會大眾的日常思維。如果強行以外來的社會理想取代長期存在於中國文化系統中的社會理想，必然會引起強烈的文化反抗，使外來社會理想難以立足。再次，中國共產黨人雖然接受馬克思主義指導，毫不動搖地堅持共產主義理想，但是不可能完全切斷同中國傳統文化的聯繫，他們必然要立足於本國具體實踐和本土文化傳統來實踐和發展共產主義理想。

另一方面，兩種社會理想的差異融合也是完全可能的。首先，馬克思主義早期譯介的經驗教訓給中國共產黨人提供了借鑒。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學說早在20世紀初就被梁啟超等人介紹到中國文化界，並嘗試把它們同中國傳統文化相結合，但是他們沒有抓住馬克思主義的精髓和共產主義理想的要義，沒有完整準確理解共產主義理想的總體性內涵，沒有洞悉兩種不同社會理想的本質性差異，更沒有找到實現共產主義理想的主體力量，而只是簡單地把二者進行對接和比附，把社會主義簡單地等同於大同社會、井田制、均貧富等，當然也就不能很好地把兩種文化結合起來，這個歷史教訓成為早期中國馬克思主義者的鑒戒。其次，中國共產黨人具有對二者進行差異融合的理論資質。中國共產黨人都有比較深厚的中國傳統文化積累，對大同社會理想也有比較精準的把握，同時也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精髓有深刻的理解，對共產主義理想有堅定的信仰，這是把二者差異融合的基本條件。再次，中國共產黨人具有對二者差異融合的高度理論自覺。他們走上歷史舞台就把改造中國作為自己的歷史擔當，為此一開始就謀求把馬克思主義同包括傳統文化在內的中國具體實際有機結合起來。

三、確立共產主義理想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文化差異融合的一條具體路徑

中國共產黨人確立共產主義理想，是近代以來中國人社會理想建構的邏輯結論，是中國先進分子把中國文化同馬克思主義差異融合的一種特殊方式，開闢了一條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具體路徑。

（一）近代中國社會理想模式的轉變與共產主義理想的確立

鴉片戰爭以後，中國社會進入了一個急劇變革時期。中國人致力於將中國傳統社會理想同外來文化相結合，形成符合中國社會變革需要的社會理想建構，大同社會理想開始向近代社會理想模式過渡，以特定的形式成為社會動員的旗幟。

　　洪秀全在領導太平天國起義中頒布的《天朝田畝制度》，明確提出要建立一個理想的「太平天國」：「有田同耕，有飯同食，有衣同穿，有錢同使，無處不均勻，無人不飽暖」。這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把大同社會理想同中國傳統社會的平均主義追求、基督教的平等思想結合起來而提出的。維新變法的改良派思想家康有為，把大同社會理想同《春秋公羊傳》的學說、近代西方空想社會主義思想混合，把社會歷史發展分為「據亂世」「昇平世」「太平世」三個時期，指出「神明聖王孔子早慮之憂之，故立三統三世之法，據亂之後，易以昇平、太平，小康之後，進以大同」{9}；他詳細列表闡述了「大同始基之據亂世」「大同漸行之昇平世」「大同成就之太平世」的情況，明確提出「太平世」是理想社會的最高階段，其特點是「無國界而為世界」「人民皆為世界公民」等。1913年，他在《不忍》雜誌上發表了反映其社會理想設計的《大同書》的甲乙兩部，即「入世界觀眾苦」和「去國界合大地」兩個部分，系統闡述其改良主義的空想社會主義社會理想。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特別是「民生主義」學說，就是把大同社會理想、近代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思想雜糅的產物：「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又名共產主義，即是大同主義」{10}；「實行社會主義之日，即我民幼有所教，老有所養，分業操作，各得其所」{11}。

　　可以看出，這些社會理想模式都試圖把大同社會理想同國外各種社會理想融合起來。但是，因為這些社會理想模式所借鑒的理論資源本身缺乏科學性和先進性，再加上對中國近代以來社會主要矛盾的把握不準確，難以形成強大的社會動員力量和理想引領力量，都在實踐中遭遇了失敗的命運。面對這些失敗，先進的中國人並沒有停下探索的腳步，新文化運動又開始了新的探索。新文化運動的發起者陳獨秀在為《青年雜誌》創刊號所作的《敬告青年》一文中就開宗明義地指出：「予所欲涕泣陳詞者，惟屬望於新鮮活潑之青年，有以自覺而奮鬥耳」，並努力創造一新「社會」。{12}陳獨秀眼中的新「社會」既夾雜著對西方民主主義的推崇，又包含著對歐美民主社會弊端的超越，加入了社會主義的因素。

　　早期中國馬克思主義者大都是受新文化運動的影響而成長起來的一代，他們對中國未來社會理想的建構是新文化運動邏輯發展的必然結果。「改造中國」雖然已成為新文化運動以來中國知識界的基本共識，但在改造中國的思想指導和方式方法以及未來新社會的方向和要求方面，中國先進知識分子則有不同的看法。隨著十月革命勝利的信息傳入中國，馬克思主義開始大規模傳入，加上中國在巴黎和會上的外交屈辱，五四時期的中國知識界已經開始摒棄資本主義，傾向俄國十月革命道路和共產主義的發展方向。其中以李大釗、陳獨秀、毛澤東等為代表的一批最先進的中國知識分子，迅速把馬克思主義作為改造中國的理論指南，組建了中國共產黨，共產主義社會理想也隨之確立，中國近代以來的社會理想建構進入到了一個新的階段。

（二）確立共產主義理想體現了馬克思主義同中國文化的差異融合

從歷史進程上看，中國共產黨人確立共產主義理想，是近代以來中國社會理想建構的邏輯和歷史的必然結果。從思想內涵上看，中國共產黨人所確立的共產主義理想，堅持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指導，把握了共產主義理想的基本要義，同時也融進了大同社會理想的文化元素，體現了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傳統文化的差異融合。

　　一方面，中國共產黨人的社會理想建構，是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確立的，體現了共產主義理想的核心內涵。1920年，第一個早期中國共產黨組織制定的《中國共產黨宣言》就提出：「要按照共產主義者的理想，創造一個新的社會」，即「創造共產主義的社會」。{13}1921年7月，中共一大明確提出：黨的綱領就是「以無產階級革命軍隊推翻資產階級，由勞動階級重建國家，直至消滅階級差別」；「採用無產階級專政，以達到階級鬥爭的目的——消滅階級」，「廢除資本私有制，沒收一切生產資料，如機器、土地、廠房、半成品等，歸社會所有」。{14}之後，中國共產黨人多次談到未來社會理想和奮鬥目標。例如，「消滅內亂，打倒軍閥，建設國內和平」，「推翻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達到中華民族完全獨立」，「統一中國」；「引導工人農民參加國民革命」，「更進而加入世界革命，解放全世界的被壓迫民族和被壓迫的階級」；「打倒國際帝國主義的侵略」，「推翻國內的軍閥」；等等。{15}這些論述表明，中國馬克思主義者明確了自己的奮鬥目標和遠大理想就是實現共產主義，其實現路徑就是首先推翻資產階級統治，實現生產資料的社會公有制，經過無產階級專政最終達到消滅階級，完全符合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

　　另一方面，中國共產黨人的社會理想建構，也承襲了傳統中國社會理想的諸多要素，浸潤著大同社會理想的文化因子，當然是被加以改造提升後吸收的大同社會理想的文化因子。1925年，毛澤東在批判國民黨右派時，就明確講到共產黨人就是要堅持馬克思主義，堅持國際主義，「建設各革命民眾統治的國家」，最終「消滅全世界的帝國主義，建設一個真正平等自由的世界聯盟」，這裡的核心就是「人類平等、世界大同」。{16}1937年，在同史沫特萊談到中國共產黨人的主張時，毛澤東再次強調，中國共產黨人是國際主義者，「主張世界大同運動」{17}，當然這個世界大同必須建立在中華民族獨立的基礎之上。1949年，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毛澤東直接把共產主義、階級的消滅與世界大同相提並論。當然，他也明確指出了傳統的大同社會理想的缺陷，即缺乏理論上的科學性和有效的力量支撐及現實的實現路徑，因而只是一種美好的空想；只有按照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在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的領導下，經過革命實踐才能實現科學的大同理想即共產主義理想。

　　與此同時，實現共產主義理想的進程也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差異融合的具體探索。共產主義社會理想確立之後，中國馬克思主義者就持續不斷地為實現這一遠大目標而奮鬥。在這個過程中，中國馬克思主義者既是理想主義者也是現實主義者，正確處理最低綱領和最高綱領的關係，是他們在奔向遠大理想道路上不斷取得革命、建設、改革事業新勝利的重要經驗。建黨之初，中國共產黨直接照搬馬克思主義的原理而沒有充分考慮中國的具體情況，宣布要剷除資本制度，直接進行社會主義革命。黨的二大改變了上述主張，更加準確地理解和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將中國革命分為兩步，第一步是與資產階級建立聯合戰線並實現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第二步是實現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革命，從而「漸次達到一個共產主義社會」{18}。這種實現遠大理想的路徑選擇，也體現了中國傳統文化把至高理想同現實路徑有機結合的特徵。中國傳統文化雖然倡導理想追求但卻不耽於空想主義，強調要把放眼長遠與從實際出發、追求理想與從小處著手統一起來，以理想為牽引，以務實為根本，既要達到「明明德」「新民」「止於至善」的理想境界，又要堅持腳踏實地地做到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實現了形而上的至善追求同形而下的務實追求的結合，既有拯救家國社會天下之宏願，也有從小事一步步做起的耐心。

（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文化差異融合的當代體現

　　中國共產黨在共產主義社會理想這一遠大目標的指引下，通過設定階段性的目標並為之不懈奮鬥，形成了為實現共產主義接續奮鬥的歷史進程，不同歷史時期設定的階段性目標也就是這個時期的共同理想。在現階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是奔向共產主義社會的階段性目標，是現階段我國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這就是要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在馬克思主義尤其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理論指導下，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把中國建設成為一個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的理論根源和邏輯依據就是共產主義理想。社會主義是共產主義的第一個階段，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就是共產主義第一階段的初級階段。以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為總依據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其邏輯依據和思想起點就是共產主義理想。正如習近平所說，「我們依據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理想確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制度，這樣整個邏輯才成立。如果前提都不要了，就完全變成了實用主義。要回到我們的本源上去認識」；「社會主義是共產主義初級階段，共產主義是我們的最高理想。我們現在做的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事情，但不能忘記初衷，不能忘了我們的最高奮鬥目標」。{19}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秉持了共產主義的基本原則和根本要求：公有制的主體地位、人民當家作主的目標設計、馬克思主義政黨的領導、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指導、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遠大目標等。共產主義、社會主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構成了一個不能切斷的邏輯鏈條。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深深地根植於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土壤之中，內含著中華民族長期以來的理想追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中的「富強」，以全體人民的共同富裕為特徵，這是對中國傳統文化中富民思想的繼承與超越；「民主」強調的是人民當家作主，與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民本思想相溝通；「文明」強調的是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建設與追求，與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仁愛」思想相一致；「和諧」強調的是構建一個人與人之間、人與社會、人與自然之間和諧相處的社會，與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和合」思想相一致。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習近平強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植根於中華文化沃土，反映中國人民意願，適應中國和時代發展進步要求，有著深厚歷史淵源和廣泛現實基礎」{20}。

　　總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既是實現共產主義理想的一個特殊階段和過程，又是對中國傳統文化中理想的一種繼承，體現了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相結合的特徵。在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征程中，我們要不斷從歷史與現實、理論與實踐的統一中探索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優秀傳統文化深度融合的現實路徑，不斷實現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推進21世紀中國馬克思主義發展。　

注釋：

{1}毛澤東選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71.

{2}{4}{8}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3，53，43、52.

{3}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71、574.

{5}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05-306.

{6}列寧專題文集:論社會主義[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4、35.

{7}毛澤東早期文稿[M].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72-78.

{9}康有為.大同書[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7.

{10}孫中山全集:第9卷[M].北京:中華書局，1986:355.

{11}孫中山全集:第2卷[M].北京:中華書局，1982:523.

{12}陳獨秀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89-90.

{13}{14}「一大」前後: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前後資料選編（一）[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2、4，9.

{15}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冊[C].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115、166、395.

{16}{17}毛澤東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5，484.

{18}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冊[C].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115.

{19}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講話文章選編（內部發行）[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6:133、338.

{20}習近平談治國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156.

責任編輯：李瑞山

（本文發表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研究》雜誌201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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