陝北札記

　　關於「聖地」

　　大半個世紀以來，人們習慣於稱延安為「革命聖地」。一提「聖地」，便令人肅然起敬，從心裡湧起一股神聖感，還不免要產生這樣的聯想：如潮水般涌動著的人群，他們的靈魂向「聖地」飛翔，在「聖地」凝聚，並由此得到純潔、得到提煉、得到升華。

　　「聖地」凝結著巨大而崇高的精神力量。「聖地」放射著光華，澄凈圓融，至高至尊，藹藹撫四方，赫赫出塵冥，給所有朝聖者注入強大的虔誠和忠貞。

　　「革命聖地」更應該是獨一無二的。它是革命的搖籃，也是信仰的中心。當人們革命意志衰頹，發生了道德乃至信仰危機，到「革命聖地」接受一番洗禮，便會重新恢複信仰和理想，燃起生活的熱情和勇氣。

　　我從藝術作品中和歷史資料里，了解的是過去的延安。曾經越看它，越想它，它就越像「聖地」。

　　延安先天就具備「聖地」的光環。從地理上說，三山（寶塔山、清涼山、鳳凰山）鼎峙，它居其中；兩河交匯，風水通達，它被擁戴。延安從來都是「三秦鎖鑰，五路襟喉」，從歷史上說，被尊為「人文初祖」的軒轅黃帝的陵寢，就安卧於延安境內的橋山之巔。誰敢不拜？誰敢說這兒不是「聖地」！還有吳起、蒙恬、范仲淹、沈括等古代名將、名臣，在此展示文韜武略，居功至偉，留下無盡的傳說和佳話。

　　此後盡人皆知，革命在此卧薪嘗膽，發展壯大，最終一舉成功，執掌大政。然而,眼下的延安城卻說不清是什麼誤導了我的感覺。

　　是延河缺水，失去了昔日的風光？是地產商密集的高樓，如尖刺般破壞了「三山鼎峙」的格局，遮擋了延安四周的天際線？抑或是我讀了太多的關於「聖地」的文藝作品，與現實脫節？

　　帶有宗教信仰的「聖地」，因其宗教不變，「聖地」的光環也不變。而「革命聖地」不同，革命在不斷變化、「與時俱進」，其「聖地」也必然是現實的、變化的。

　　革命成功後，革命本身也並未刻意把延安打造成自己的「聖地」。因此它是自然的，是平實的，至今引以為榮的仍然是兩個「點」：「長征的落腳點，抗戰的出發點」。若沒有這兩個「點」，長征不知道還要征多長、征多久？抗戰的勝利和全國的解放，自然也要往後推……凡世界上被稱做「聖地」的地方，都不是因為現實，而是因為它的過去。

　　延安是「革命聖地」，是歷史賦予的，是革命的命運決定的，不是現實形成的。無論社會如何發展，它都是「革命聖地」。革命者及其後人，要「朝聖」就得到延安來。

　　大生產

　　在棗園毛澤東的辦公桌上，放著一塊粗糙的鐵條，長約20多公分，寬不足3公分，磨得有些發亮。講解員說，1942年陝北革命根據地開展了「大生產運動」，從煉出的第一爐鐵中，裁選了這麼一塊，送給毛主席留做作紀念。

　　毛主席果然喜歡，當做鎮尺一直用到離開延安。我忽然聯想到，16年後毛澤東發動「大躍進」，舉國上下大鍊鋼鐵，其創意很有可能就來自這根鐵條。

　　1941年，中國革命面臨雙重壓力：一是日本侵略軍瘋狂推行「殺光、燒光、搶光」政策；二是國民黨對陝北根據地實行鐵桶般的軍事剿殺和經濟封鎖。在「要麼餓死，要麼解散」的嚴峻情勢下，陝北革命根據地展開了以自救為目的的「大生產運動」。當時喊出的口號也很單純：「自己動手，豐衣足食」。

　　自己動手的目的，就是為了吃飽穿暖。生存的需求，加上背水一戰，同仇敵愾，「大生產」有了大回報，革命隊伍不僅沒有「餓死」，沒有「解散」，反而強壯了筋骨，獲取了「東征」的資本和時機。因此可以說，陝北的「大生產運動」，取得了振奮人心的成功。

　　新中國成立後，受到以美國為首的強權世界的孤立和封鎖。後來在跟蘇聯的關係交惡之後，毛澤東有延安「大生產運動」所提供的膽氣和經驗，藉助朝鮮戰爭和反右派的勢頭，一鼓作氣發動了「大躍進」。

　　「大生產」煉出的鐵條，還可以給毛澤東當鎮尺用。「大躍進」煉出來的成千上萬噸廢鋼渣，卻留下後遺症至今還經常會泛起「泡沫經濟」。

　　歷史就是這樣曾反覆地向人類證明：經驗是不能重複的。

　　周恩來的右臂

　　關於周恩來的右臂是如何受傷的，至少有三個版本。

　　有不同的版本，就給民眾和歷史留下了可以想像和創造的空間，更便於流傳，形成佳話。古今中外的許多神話，就有兩個或多個版本。

　　但，我還是相信另外一種說法：1939年7月的一天，江青沒跟任何人打招呼，也沒有遵守規定向有關部門報告，就私自帶人出去了。這在當時很不安全，有人報告了周恩來，他立刻帶人騎馬去找。不想中途遇險，坐騎受驚，將他摔於馬下，右臂受傷。

　　——這合情合理，也符合周公的性格。他向來以「主席的管家」自謙，不管江青是出於任性，抑或是負氣出走，既然周恩來得到了報告，就一定會去找的。

　　無論是哪一種說法，周恩來右臂受傷都跟江青有關，這成了他們關係的一種標誌。

　　周恩來的右臂摔得很重，小臂的骨頭從肘關節處支了出來。先由中央衛生隊的醫生做了治療，後又經三名印度醫生做了手術，卻總是不能復原。他是僅次於毛澤東的風頭人物，到處奔波，東跑西顛，常常比毛澤東還要活躍，卻挎著一條傷臂……毛澤東還曾叫他去蘇聯重新做了手術，結果依舊不理想，那條傷臂再也無法伸直了。

　　共和國成立後，周恩來出任國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長，風度優雅，謙和睿智，很快成為國際舞台上的風雲人物。那條彎曲的右臂不僅沒有給人以殘疾感，反而成為一種風度，一種魅力和個性。

　　然而，這條曲臂，又成了某種政治關係象徵，老是理不順，總有點擰巴著。所以才有了「文革」中「評水滸」、「批投降派」等公開指向周恩來的一次次政治運動。即便在他處境艱難的時候，那條能彎能曲的右臂，仍舊醒示著一種韌力，激發人們聯想。

　　——就這樣，周恩來這條驚世駭俗的「曲臂」，凝聚了一段歷史，形象地代表了一代政治偉人間，極其錯綜複雜的微妙關係。

　　這種關係又遠遠地超出了個人間的恩怨。個人恩怨會影響政治選擇，但政治利害永遠大於個人恩怨。為了政治利益，生活中恩將仇報的事情太多了，過去有，現在也還時有發生……

　　毛澤東的洒脫

　　中央的領導集體，是在延安形成並成熟的。甚至可以說，在延安時期的中央領導集體，是歷史上最好的一個階段。團結一致、富有成效。否則就不會有後來的全國解放和共和國的建立。這自然取決於領導集體的靈魂——毛澤東。

　　他除去具有令人無法比肩的才華和定見之外，還相當的洒脫、隨和，富有浪漫的詩人氣質。這無疑增加了他的個人魅力與親和力。當時他欽敬和喜歡的人很多，喜歡誰就能夠由衷地稱讚誰。他贊朱德：「朱毛朱毛，沒有朱哪有毛？」詼諧而親切。

　　他贊彭德懷：「誰敢橫刀立馬？唯我彭大將軍！」還有他贊女作家丁玲：「纖筆一枝誰與似？三千毛瑟精兵……昔日文小姐，今日武將軍。」

　　當時的毛澤東，既能夠接受鋪天蓋地的頌揚，也承受得起批評和咒罵。有一次參加群眾集會趕上了雷雨，聽到身邊一個農婦惡毒地詛咒：「咋不讓這雷把毛澤東給劈了！」他扭臉問道：「你認識毛澤東？」那農婦說：「不認識。」「你不認識他，為啥這麼恨他？」「自從他來了以後租子多了，稅也重了，俺們苦得沒法活了嘛！」

　　陝北是窮地方，人口也不多，紅軍的到來自然給當地百姓增加了很重的負擔。毛澤東沒有還嘴，沒有發怒，也沒有詢問那農婦的姓名，回到窯洞就召開會議，在根據地掀起了減租減息的土地革命。隨後又發動了發展經濟、保障供給的「大生產運動」。

　　在待人接物上，他的坦然隨意，常常變成佳話流傳開來。1940年初夏，著名愛國華僑陳嘉庚，帶著海外華人捐助的財物回國支援抗戰。先到重慶，受到國民黨一擲千金的「熱情款待」。卻讓他的心裡大不以為然，抗戰那麼艱苦，重慶竟然還這麼奢華。後來陳嘉庚又輾轉來到延安，毛澤東就在楊家嶺自己的窯洞前擺了小桌招待他。從坡下自己的小菜畦里拔來新鮮青菜，主菜是鄰居大嫂送來的一隻雞，這頓飯卻讓吃過見過大世面的陳嘉庚大為感動。他正是通過這頓平時很難吃得上的飯菜，看到了革命的希望，看到了中國的希望。

　　斯諾在《西行漫記》里也記述了第一次見到毛澤東時的情景。當時陝北高原上的氣候還有點涼，但窯洞外面的陽光倒很溫暖，毛澤東就和他對坐在小院的太陽地兒里，開始了中國歷史上非同尋常的一次長談。

　　幾乎沒有什麼客套，毛澤東就進入正題，談話直截了當，又生動多智。隨著他的談興越來越旺，身上開始發熱，便不經意地解開了褲腰帶，一邊說著話，一邊將手伸進褲腰裡捉虱子。捉到吸滿了血的虱子，就用指甲擠破，啪啪作聲。他在做這一切的時候極其自然，就像是交談中必不可少的動作，能給談話助興，還可以加強話里的意味。

　　俗云：「窮生虱子富長疥」。黃土高原本就乾旱缺水，又處於異常艱苦的戰爭環境，連毛澤東也沒有條件經常洗澡，身上不可能不生虱子。令對面的美國人大為驚奇的是，在毛澤東生平第一次接見外國的記者的時候，竟能這麼無拘無束、坦坦蕩蕩地處理自己身上的這些寄生蟲，格外洒脫自如，顯示出一種特殊的魅力。難怪會有那麼多人追隨他，紛紛從四面八方投奔革命，投奔延安……

　　毛澤東身上有種東西能使人的靈魂著迷。也真難為這位美國記者，毛澤東不拘小節地當著他的面捉虱子，反倒征服了他，令他著迷。看來人只要放得開，「土」有土的魅力，「洋」也會有洋的味道。

　　毛澤東要去重慶跟蔣介石談判，卻沒有一身稍微能看得過眼的行頭，大家幫著跟一個剛從內地投奔到延安的人借了件中山裝，找蘇聯軍事代表借了皮鞋和帽子……臨上飛機前穿戴起來，「總導演」周恩來卻怎麼看怎麼不順眼，問他自己感覺如何，他也覺得不大自在。

　　周恩來靈機一動，回窯洞翻出自己在法國戴的博士帽，往毛澤東的腦袋上一扣，效果登時大變，這頂帽子竟然把整個人都給抬起來了。

　　眾人一說好，毛澤東自己感覺也自在了許多。他有一張著名的照片，站在飛機的舷梯上揮動著白色博士帽。從此，那頂帽子便成了他鄭重其事時一個標誌。

　　單從人文角度說，以毛澤東為靈魂的中央領導集體，在延安期間或許才是鼎盛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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