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省理工黃亞生：美國的民主何去何從？

紛擾了一年多的美國大選即將告一段落。在近代美國歷史上，從來沒有一屆選舉引起如此多的爭議，一個候選人能調動民眾如此多的情緒：困惑，驚訝，失望，失信，狂熱，甚至憤怒，五味雜陳。

蓋洛普的一項民調顯示，只有28%的美國人對自己國家的走向感到放心，60％不相信主流媒體報道的客觀和公正，50%不信任政府決策正確。《華盛頓郵報》曾報道，只有50%的美國人支持現有政治體制。民主體製得不到民眾信任，美國的民主政治怎麼了？

特朗普以權威領導人出現，難道是美國政治走向的歷史轉折？ 六年前，美國一位大學教授馬克·海瑟靈頓（MarcHetherington）在經過系統統計調查後，發現美國主流社會的暗涌，分化社會的不是傳統的黨派紛爭，不再是一直擾攘選舉、劃分陣營的三G話題：持槍權（Gun）、同性戀權益（Gay）和 上帝（God）。 他發現，跨越黨派、不分階級、不同教育程度和宗教團體的主流民眾對傳統美國社會秩序不斷被解構感到越來越憂心。

一直以來的美國夢——郊區社區里白色柵欄圍著綠草坪，中央小別墅里一家四五口人加一隻狗，卡通劇辛普森一家是典型中產主流代表。

然而，冷戰結束後，在過去二十多年的經濟全球化影響下，美國已經被深刻地改變。 產業外移和自動化升級，美國現在的經濟嚴重依賴資本和科技，造成貧富兩極分化日益嚴重。而人口結構也隨著社會多元化的發展日益改變，2015年，美國統計局預測：到2020年，白人嬰兒出生率將首次低於非白人；40年後，白人將成為少數民族。

海瑟靈頓教授在他的《權威主義和美國政治分化》一書里認為，民眾害怕傳統失序，害怕人口結構改變，害怕外來移民對文化和身份認同產生根本影響。因為對未來充滿不確定感，這些人開始期望出現強有力的權威領袖人物來維持舊秩序。

難道政治不正確的特朗普反而是傳統秩序的維護者？美國的民主政治將走向何方？ 帶著疑問，全球眼觀察員李蔚菁採訪了麻省理工大學的資深政治經濟學教授黃亞生。

美國的民主出了什麼問題黃教授：在美國民主歷史上，如特朗普如此瘋狂的人物，幾乎是史無前例的。 現在有賠率顯示，特朗普的贏面是8%，遠遠落後希拉里。大概率是特朗普不會贏得大選，這是美國的民主的選擇， 也是民主的勝利，這顯示不是美國民主制度出現問題，而是共和黨出現了問題，多年來共和黨形成了極端狀態，選出一個瘋子來競選總統。

特朗普在拉斯維加斯的集會上

《紐約時報》/CBS在投票前進行的最後一次民調顯示，超過80%的選民對這場選舉感到厭惡

在評論一個體制的時候，我們要把兩個話題分開來講。一個是民主制度本身，一個是美式民主。民主制度作為一種理想和實踐，從它開始存在到現在的二百多年裡，絕大多數民主體制下的人民，生活比以前權威和專制統治下更有尊嚴和自由，人身安全和財產得到保障。現在美國的民主制度，在兩黨分而治之狀態下，確實出現了很多問題，政府效率低下，例如，現在被很多人詬病的基礎建設問題。

但是我們要看到，效率低下並不是美式民主的一貫現象，以前那麼多的高速公路、基礎設施也是在同樣的政治體制下建設起來的。

《紐約時報》/CBS最新民調：85%的共和黨選民認為共和黨已分裂

我認為奧巴馬執政以來行政方面的種種挫折，幾乎百分之百是共和黨的錯。共和黨以前不是一個如此無恥的政黨，為什麼會變成現在這樣，需要檢討。我相信美國的選民最終會懲罰一個如此作惡的政黨，共和黨會有被分裂的可能性。如果被分裂，那麼在今後十年里，它的影響力就會銳減。在就像在市場經濟里，市場不會阻止一家公司犯錯誤，但是市場必將懲罰這家公司。在機制設置方面是否需要改變

黃教授：民主體制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基石就是人要理智，人要去做判斷的時候，兩個人選誰不選誰，你要做研究、做調查，你要把他們背景材料等等這些東西都搞清楚。我不認為民主制度非得要有一個完美理智的人才能夠成功，為什麼？因為這個就是所謂群體的智慧，就是它並非要求每個人都那麼理智，只要有一部分人是理智的，和那部分不理智的人之間進行較量，只要有這麼一個過程，一個民主制度就可以運行下去，是不是非常順利運行下去我不知道，但是它還是可以運行下去。西方最發達國家也有很多人沒有受過教育，也有很多人不理智。種族的偏見、白人至上主義，在歐洲在美國現在開始有所抬頭，你不能否認現實，也不可能要求每個人都學物理，這個不公平，但是只要是兩種勢力能夠在一個正常的設置比較好的體制下較量，本身就會遏制極端主義的出現。

設計民主制度是非常關鍵的問題，美國的體制內有很多的利益衝突問題。從民主體制的原則來講，我認為導致問題的恰恰是因為美國還不是一個民主的國家。首先，美國政治和金錢的關係，現在處理得很不妥善。 政治高度地被金錢控制，不僅僅是政治遊說，還有它們後面代表的企業獻金。雖然從理論上來講，企業獻金不是一個大的問題，因為有各種各樣那麼多的企業。實際上是現在少數的幾個企業控制了整個過程，現在共和黨基本上幾個人就可以控制，三四個人就可以通過企業獻金控制共和黨。這是一種非常可怕的現象。其次，在美國的選舉制度下，裁判的中立問題一直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因為美國的聯邦選舉都是由地方政府組織，而這個地方政府不是州政府。比如說，我住的這個社區布魯克賴恩, 人口只有兩萬。 在這一級政府里，哪個政黨佔主要地位，執行選舉的人是否能夠超脫黨派鬥爭，是否有很高的政治覺悟，是否能公平監選，都是問題。 2000年選舉就出現了公平監選的問題， 在一個共和黨官員占多數的佛羅里達小鎮，很多選票都出現了問題，但是地方官員凱瑟琳·海利斯宣布選舉結束，選票因此沒得到檢驗。第三，是選舉人團制度的問題。設計的時候是為了保護小州的利益。在我看來這是莫名其妙的，為什麼要保護小州的利益，而忽視大多數選民的意願？2000年的時候，戈爾贏得普選多數票，但是因為選舉人票敗給小布希。如果那次選舉戈爾當選，現在的世界會有多麼不同！第四，是選區劃分。 政治家可以決定自己選區的邊界。選區劃分的權力在州議會，這使得州議會裡掌握多數議席的政黨能否佔便宜，以對自己有利的方式劃定選區，從而獲得較多的眾議院席位。這個問題從技術上來講，其實不難解決，只要設計一個隨機選擇的計算機程序，就能超越政黨和個人的政治選擇。另外美國有一個非常大的問題，美國的選舉周期太長。特朗普是去年6月份宣布參選，迄今已經一年多。美國大選的初選也非常成問題，美國有50個州，從哪個州先開始選很重要，因為你先開始選的話你就傳遞了一些信息，你在那個州獲勝的話，別的州看到他獲勝了，有很多人不是獨立看問題，會受別人影響。初選的時候最先開始的州，都是美國很小的州，像加州、紐約這種大的州是後來參與選舉過程。我並不是說非得從大州開始。我們為什麼不用現代經濟學的理論，每次選舉隨機抽樣就可以了。今年抽的是新罕布希爾州，那就從新罕布希爾州先開始，明年抽的是加州，就從加州先開始。隨機抽樣是最民主的，因為個人對這個過程沒有任何控制。將來要設計的話，可以有完全不同的設計。這種設計本身會解決今天美國很多的問題。最後，很重要的是美國的投票率低，只有60%，不及很多其他主要民主國家。在新加坡，選舉投票是法律規定公民必須執行的義務。 為什麼這麼重要？就是說，假如你我是總統候選人，如果我們知道投票是100%，這時候我們花的精力和時間要考慮我們怎麼迎合中位選舉人。因為在美國體制下面投票是自願的，選舉人要考慮怎麼讓支持我的那些人在選舉那天能夠出來投票，而不是在家裡待著看電視看球賽。 這時候如果有一個法律規定，你如果不投票你是一個犯罪的行為，要對你進行懲罰，這時候我想就不是說是不是只是讓支持我的那些人在選舉那天能夠出來投票，這是一個平均概念，一個中位概念。在任何社會裡如果你是一個中位的人，這個人基本上是比較溫和的，不能說他是理性的，他是比較溫和的人。在民主設置的時候，給它制定一些門檻。要維護大的自由，往往我們要犧牲小的自由，也就是我沒有選擇投票不投票的自由。什麼是理想的民主制度黃教授：有一點，我比較傾向權威主義的地方，就是我認為既然人民已經選出了總統，就應該賦予總統足夠的行政權力。這就像我們經營一個公司來講，董事會選了這個總裁，按說不應該是董事會每件事都要干涉。你選出他，你對他這個人是信任的，如果他的業績不符合你的要求，你就把他解僱就可以了。總裁有足夠的決策力，才可以進行有效率的經營管理。 美國立國的國父們，為了防止權力被濫用，設立了三權分立的機制。但是國會和行政之間應該有多少制約，既能夠防止濫權，又能增進政府效率，是應該研究的地方。怎樣看特朗普和共和黨黃教授：這個問題要從幾方面來看。出現像特朗普這麼極端的總統候選人，可能是美國歷史上頭一次。1964年美國共和黨選出的一名總統候選人Goldwater，其主張、建議和意識形態跟特朗普非常相似。但Goldwater還是傳統的政治家。特朗普不光是提出的政見極端，他整個人的歷史，他對少數族裔、婦女的極端立場很罕見，美國頭一次出現這麼一個人。但是純粹從他的政治主張來看，他並不是美國歷史上出現的第一個人，也不是唯一一個人。2008年時美國共和黨副總統候選人佩林，跟特朗普非常相似，講話語無倫次，而且明顯對國際事物、經濟、金融、科技沒有任何知識，以前是阿拉斯加的一個州長，當時有一個記者問她，如果競選勝利你對俄國的外交政策會如何？她回答是這樣的：我住在阿拉斯加，我從阿拉斯加幾乎就能夠看到俄國，我如果被選上副總統我可以制定非常合理的對俄政策。這種言論非常荒唐。

《紐約時報》/CBS民調顯示，共和黨選民對特朗普的看法分裂

共和黨選出的眾議員和參議員有很多是極端的反科學。所以這次特朗普出來我覺得不是偶然現象。共和黨現在已經被一些極端分子控制了，他們反科學，例如，共和黨在全球變暖問題上完全是唱反調。有很多科學證據都表明，第一全球在變暖；第二，人在全球變暖過程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很多共和黨政治家不承認達爾文的進化論。基本上他們的思維模式是中世紀的思維模式，我並不覺得這是偶然現象，共和黨走到今天是必然的。特朗普本身很多有問題的表現，沒有阻礙他成為美國共和黨的總統候選人，這本身說明共和黨作為美國這麼重要的政黨，已經被極端分子控制的程度。如果是過去，有他這麼多的問題，即使是觀點得到選民支持，也不會被選上。這也說明支持他的那些人極端到什麼程度。特朗普的某些錯誤，從嚴格法律意義上來講可以說是涉嫌犯罪，例如他對婦女的侮辱，那些婦女可以在法庭上指控他。他犯的錯誤和涉嫌犯的罪都被忽視了。外界對他提出的極端主張沒有足夠警惕。我覺得這是美國過去20年、30年出現的一種非常可怕的現象。

民主制度能否成功，當然取決於制度的設計，包括選舉、言論自由等制度，但是非常重要的基礎是人要理智，選民要理智，政治家要理智。而現在美國有一大批選民不理智。共和黨的一大批政治家不理智，美國下一步怎麼走出這個狀況？我覺得這對於美國來說是非常大的問題。

如何看待華裔支持特朗普

黃教授：我注意到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就是反而我們大陸去的第一代移民很多人支持特朗普，他們的孩子也就是第二代的移民都反對特朗普。

他們的父母1980年代1990年代去美國後定居下來，這些人在美國拿了各種各樣的學位，中國一般去美國都是深造，我自己認識很多這樣的人，非常支持特朗普。但最終是無所謂的，因為這些人群體太小了，他們投票不會影響整個結果。

非常有意思，我現在也在收集這方面的數據，很多支持共和黨的人，自己住在民主黨的州，如果你支持共和黨，就沒有話語權，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為什麼大陸第一代人受教育水平很高，反而非常支持特朗普，而美國大部分受教育高的人群都反對特朗普。我不敢說我有一個非常滿意的解答，因為沒有做這種研究，都是印象式的證據，是跟幾個人交談以後形成的看法。

一部分特朗普的華裔支持者放飛橫幅我是這樣解釋的。大陸去美國的這群人，他們的政治烙印在中國形成，中國政治文化裡頭比較崇尚強大的領袖。很多支持特朗普的第一代移民跟我講，他們支持他什麼？特別欣賞特朗普的不考慮所謂政治正確不正確的言論，他們欣賞這種人：我是一個強人，我的話、我的行為不受民主體制的約束，我想做什麼就做什麼。我覺得，根源就是他們從內心深處更欣賞強人政治。這有點像俄國，從歷史上來看，很多人是強人政治，像普京，就得到很多俄羅斯選民的支持，他們就喜歡這種說做就做。我現在回想起，在1980年代1990年代有時候看改革的電視劇，某個領導或廠長說做就做非常果斷，我在特朗普身上看到了這種人的表現，因為我們這種文化是崇尚強人的文化。雖然我也是屬於第一代移民，但我完全支持希拉里，而且完全支持民主黨。從主觀上，我要求自己獨立思考，我崇尚思想的權威，而不是權威者的思想。如果這個人是權威，他說出的話我要考慮一下，是對還是錯，這是科學精神。科學怎麼能取得進步？實際上都是後人推翻前人，如果你崇尚權威者的思想，科學不會有進步。我自己不是自然科學家，我自己在思考政治問題、思考經濟問題、思考社會問題，至少主觀上，讓我自己有一套科學的思維方式。很多中國人非常有意思，我跟他們交流發現，他們可能是很好的科學家，學物理學數學的，但只要不在他這個專業領域，他們思維方式沒有任何科學思維，完全憑感覺。美國社會很有意思，就是它的教育體制，無論學文學還是歷史，這種討論的文化，都是要求講證據、事實，民主社會的精神就在於此。正是因為這樣一個體制，不可能有一個強人要求你如何思維。不可能說你不這麼思維我就把你關起來。我怎麼說服你？我一定要講證據一定要講邏輯。也有另外一種辦法，用一些煽動性的語言贏得支持，在我看來用這種辦法是非常危險的。當然很多人做不到這一點，也不能夠完全強求每個人都有邏輯性的思維，我覺得比較可悲的是，中國很多受過很好教育的人，他們自己被內心原始的思維方式、原始的感情，牽著鼻子走，而不是用科學的思維方式來指導他們的行為，我覺得這是非常可悲的。怎麼看待希拉里黃教授：要討論這個問題，我先把大家對這兩個總統候選人的看法總結一下，大家一般認為這兩個人都有極大的問題，特朗普有剛才咱們說的那些問題。希拉里也有她的問題，一般看法就是說她不值得信任，比如用私人電郵；另外共和黨方面講利比亞事件歸責到希拉裡頭上；還有說她1990年代有各種各樣的事情。我覺得這些看法有一定正確性。確實，希拉里不是一個十全十美的人，但是退一步來講，在美國政界不可能有一個十全十美的人。民主政治是這樣一種政治——有時候你就得做一些違心的事情，你要讓這些人支持，你必須要講出一些話，雖然這可能是你認為不能做的事情，不應該講的事情。另外美國政治裡頭也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政治和商界之間的界線非常模糊，你可以在政界獲得一些資本，以後出來賺錢。

FBI再查「郵件門」，對希拉里的選情造成了一定的影響希拉里的丈夫柯林頓退任以後，希拉里退任以後，都到華爾街演講掙了很多錢。我們對他們的批判，一種是說他們人不好，還有一種批判是體制出問題了。作為一個研究者，我可能更重視體制的因素，因為在這種體制下任何一個人放在同樣一個位置他會做一樣的事情。你要去改變這種狀況，要重新設置這個體制，就是說，政界和商界應該有一個更清晰的防火牆。另外，我們看一些問題的細節，柯林頓和希拉里確實是在他們離任後賺了很多錢，但他們的很多錢很多的時間和精力都是為了柯林頓基金會，這個柯林頓基金會現在是世界上數一數二、非常傑出的慈善組織，在非洲做了很多非常有益的工作，比如說瘧疾的治療，預防和治療艾滋病，一系列的工作，教育等等，他們投了巨額資金幫助海地，海地出現地震災難的時候他們做了很多工作。他們確實有政商不特別明晰的地方，但是你看細節的話，他們都是用他們政治上的資本獲得捐款給他們的基金會，然後他們基金會最終的是做慈善。而你現在看特朗普也成立一個基金會，他讓他這個基金會出資買什麼東西？買他自己的肖像，他讓他這個基金會出資買斷佛羅里達的政府官員，因為政府官員上訴特朗普大學沒有做任何慈善工作。柯林頓夫婦每年收入很多，但是他們收入相當一部分捐獻給了慈善事業。當然他們自己過得也很好，這個我覺得沒有什麼可指責的地方，他們做了很多對社會有益的事情。

蓋洛普民調顯示，52%的美國選民認為媒體偏向於希拉里

她用私人電子郵件的事情，當然是不對的。話說回來，她的前任鮑威爾也是用的私人電子郵件，沒有用政府的賬號。美國這個體制里有一個東西叫公共知情權，你如果用政府的電子郵件發這些信息，公眾有權獲得這些信息。但是你看現實是作為政府做這個很難，在我看來有時候這些決策如果公眾有知情權的話，會妨礙決策的有效性。在我看來，一個比較合理的制度是什麼？你把選舉制度制定得非常非常合理，天衣無縫，你選出這些人基本上民眾是信任他的，對他做出具體的東西你不要設置很多的知情權，你基本上信任他，如果你不信任他，下次選舉給他選出去就可以了，你選擇他的話你就要信任他。民主制度也是這樣的，民主制度的話實際上選民就是董事會就是持股者，他選出這些總裁你就應該去信任他，讓他有充分經營業務的自主權。

她確實在使用電郵方面有過失，但是沒有任何證據表明她這麼做危害了美國的安全，而且她所有的這些行為完全沒有構成能夠指控她的標準。我們得相信美國的法律程序，美國法律程序已經做了這樣的判斷，她做的事情是不應該的，道理上來講她應受譴責，但是從法律上來說她完全沒有出格沒有觸線。

希拉里出席班加西事件聽證會

班加西事件中，四個外交人員被殺害，共和黨歸罪到希拉裡頭上，因為她當時是國務卿，說她領導不力，說利比亞的領事館多次提出要求要加強保衛措施，希拉里不同意。我現在把真實事情跟大家說一下。希拉里做國務卿的時候，她到國會去要求國會增加撥款，改善美國所有大使館的設施。因為美國三權分立，你作為行政機構你有花錢的權利，但是你花錢的範圍和許可權是立法單位給你決定的，你多花一塊錢你立法單位經過批准才可以，而立法單位是被共和黨控制的，希拉里要求在保安方面採取措施，每一次她的要求都被共和黨控制的國會否決掉了，使她沒法採取加強保安的措施。班加西事件的責任，在我看來主要在共和黨。班加西事件由共和黨控制的國會進行調查，對這件事情的調查所花的時間超過了美國對尼克松水門事件調查的時間，最後得出一個結論，希拉里在這個問題上沒有任何責任，共和黨控制自己國會的調查，進行了一次美國歷史上耗費時間最長的調查，最後得出結論希拉里沒有責任。當我跟別人討論希拉里的時候，經常碰到有人說我不喜歡希拉里，她怎麼著怎麼著，我覺得我們都應該問一下自己：你為什麼不喜歡？

敗給奧巴馬，苦戰特朗普，希拉里的白宮之路殊不平坦

你就問一下為什麼，然後他會說這個那個，然後再問他具體的，我發現基本上事不過三，很多人回答不了你問的第三個追問的問題，因為他們根本不知道細節。作為一個至少有責任意識的公民，很多的事情如果我不知道的話，我是應該先去了解事實，然後才產生我對這個問題的看法，而不是說先有看法，然後根本不去了解事實本身是怎麼回事。你把很多事情都了解清楚你再來跟我說你為什麼不喜歡她，這是比較理智的做法，你連基本的事實都不知道，你怎麼有這麼強烈對希拉里的看法。

完全沒有事實支持的看法，在中文和英文里有一個詞叫「偏見」。偏見是什麼？這個看法不是建立在事實、數據的基礎上，完全是基於個人主觀的原因，所以你不喜歡希拉里，我不知道你為什麼不喜歡，因為她是婦女或者怎麼著，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完）

採訪、撰寫 | 李蔚菁 （全球眼觀察員）

黃亞生教授簡介

黃亞生是美國麻省理工斯隆管理學院政治經濟和國際管理教授,並任該學院中國經濟和商業國際講座教授。他同時也是復旦管理學院兼職教授和湖南大學榮譽教授。黃亞生教授歷任密歇根大學、哈佛大學教職和世界銀行顧問。研究領域涉及國際商務管理、政治經濟學和制度經濟學。

黃亞生教授曾獲在研究領域享有重大聲譽的研究金支持，如斯坦福大學的國家研究基金和社會科學研究協會的麥克阿瑟研究金。黃教授兼任清華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研究員，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研究員，密歇根商學院威廉大衛遜學院研究員，世界經濟論壇研究員。在麻省理工斯隆管理學院, 黃亞生教授創辦了」中國實驗室」和」印度實驗室,」 目的是幫助中小企業提高管理. 他是幾家盈利性和非盈利性組織的顧問委員會的成員。

採訪瑣記

天氣已經進入深秋，冷風來襲。麻省理工的校園學生來往穿梭。

1960年代末，學生運動在這裡如火如荼，反戰和要求更多參與民主議政，哈佛和麻省理工的學生佔領了各自的校長辦公室，佔領了哈佛廣場，「劍橋人民共和國」的戲稱因此在學生運動中應運而生，或者是被「現實美國包圍的劍橋」。

自1960年代起，美國社會逐漸形成一套社會互動的潛規則，隨著一代一代的學生從校園走向社會，逐漸成為社會主流價值觀，後來在1990年代逐漸被《紐約時報》冠名為「政治正確」。 在「政治正確」的語境里：民主、人權、言論自由是價值觀的基石。 具體表現為相信社會多元，尊重不同宗教信仰和不同政見，尊重和保護少數族裔和弱勢群體，關心環境保護和動物權益。

「人民共和國」里的人們有自己的活法，很多人騎自行車和坐公車來往，即使高收入的知識經濟精英如扎克伯格也不會去開一輛法拉利上街拉風（簡直會被鄙視，哦，他開的是價值三萬美元的大眾）。特朗普的現世功利學在這裡顯得格格不入。沒人會相互攀比名車，豪宅，漂亮花瓶老婆（限男性）。當然比較還是會有的，會比誰活得更酷，探索了多少未知領域，參與了什麼很牛逼的公益項目，去了哪個國家體驗人生。麻省理工的研究課題，要附帶社會責任解釋，宗旨是：To Make the World a Better Place.

當然這裡並不能代表介於紐約和洛杉磯之間的廣大「真正」美國，但是有自由主義傳統的大學是社會良心的守護地。作為一個少數族裔的我生活在美國，如果遇到種族歧視，我可以理直氣壯回擊。如果沒有社會力量對政治正確的堅持，今天被特朗普針對的是墨西哥裔和穆斯林，但是明天輪到的，誰知道會不會是我呢？

黃亞生教授在冷風瑟瑟中騎自行車趕來。黃教授講：「騎車既鍛煉身體，也環保。」

在他看來，校園應該是學術自由，包容不同的觀點地方，你可以相信民主體制，或者權威主義，也可以相信其他，但是論據必須有數據和邏輯支持。（李蔚菁）

不了解世界｜就無法了解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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