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 石：做人民的服務員——談周恩來的忠誠（二）

　　1956年周總理在北京中山公園與遊園的老人交談

　　【編者按】2016年1月8日是敬愛的周恩來總理逝世40周年紀念日。我院連載水石的紀念文章《周恩來的忠誠》，以追思和學習周總理的崇高品質。此為第二篇「忠於人民」。

　　忠於人民。他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宗旨，把做人民的服務員作為一生矢志不渝的信條，為人民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周恩來在晚年，衣襟上總是掛著一枚「為人民服務」的徽章。這是他一輩子身體力行的座右銘，也是他一生的最樸質最真實的寫照。周恩來早年在旅法勤工儉學，尋求濟世救國真理的詩中就寫道：努力為生,還要努力為死，為民眾的幸福,為中華的崛起。這是他一生的奮鬥目標。1946年10月,他在上海紀念魯迅逝世十周年的會上說：「人民的世紀到了,所以應該象條牛一樣努力奮鬥」,「為人民服務而死」。周恩來認為，人民是國家的主人，政府工作人員是人民的服務員，衣食住行都是人民給的，沒有撈取個人財富的權利，只有給義務。總理應該是最大最好的服務員。他說：「我是總服務員。」「我是總理，就得什麼事也要管啊，管不好怎麼向黨、向人民交待！」他作為中共的領導人，國家的總理用自己特殊的方式踐行中國共產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和群眾路線，造福於人民。

　　作決策，站在人民的立場上考慮問題，把為人民謀利益作為黨的活動的出發點和歸宿。周恩來認為，為人民謀利益是黨和政府的根本任務。在他的一些講話、主持起草的報告和有關論著中，總是時刻不忘解決人民群眾生活問題，把為人民謀福利放在首位，作為考慮其它一切問題的基點。早在紅軍時代，周恩來就非常重視為人民謀福利。他指出：「黨的指導絕不要忽略群眾日常生活上許多未解決的問題。」「紅四軍經過許多群眾未曾發動的地方，不要只提一般的政治口號，應該細心去了解群眾日常生活的需要，從群眾日常生活鬥爭引導到政治鬥爭以至武裝鬥爭。」新中國成立不久，周恩來就指出：一定要堅持「為絕大多數人民的最高利益著想的人民立場」，「為最大多數人謀最大的利益」。他指出：「我們的一切工作都是為了人民的」，任何時候都要從億萬人民出發統籌安排工作。1956年，當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後，經濟建設已成為全黨全國的中心任務，但是經濟建設與人民生活的位置如何擺，是先生活後建設，還是先建設後生活，這確實是一個關係國計民生的大問題。周恩來提出了經濟建設的發展與人民生活的改善是相互一致的觀點。反對只顧當前生活、吃光用光的高消費，也反對不顧人民當前需要束緊褲帶搞建設。他認為，無論是從國家和人民的長遠利益看，還是從近期利益看，經濟建設的發展都要兼顧人民生活的改善，無論何時何地，兩者均不可偏廢。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是我們經常性的和根本性的任務。黨和國家關心人民的生活，並為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而奮鬥，是社會主義區別於資本主義的一個根本標誌。為此，周恩來曾作一副對聯，上聯是「先抓吃穿用」，下聯是「實現農輕重」，橫批是「綜合平衡」。周恩來在任期間，領導編製了四個五年國民經濟發展計劃，堅持把為人民謀福利放在首位，正確處理農輕重的關係，使國民經濟協調發展，實現國家建設發展與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統一起來。他把人民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件件放在心上。吃飯問題是人民生活中最大的問題。周恩來對這個問題操心最多。新中國成立伊始，他就指出：「農業的恢復是一切部門恢復的基礎，沒有飯吃，其他一切就都沒有辦法。」他高度關注水利工作，親自抓北方農業，都與解決吃的問題有關。特別是「大躍進」之後的三年困難時期，周恩來為解決糧荒，花了很大精力。他一方面統籌安排，由中國人民銀行支付大筆外匯，從國外進口大批糧食。另一方面，精心計算，親自抓糧食調撥，幫助嚴重缺糧的省份渡過難關。據周恩來的工作枱曆記載，從1960年6月到1962年9月，兩年零四個月里，周恩來關於糧食問題的談話達115次，還多次出京調查糧食情況，解決糧食調撥問題。從周恩來辦公室退給糧食部辦公廳的、現仍保存的32份報表中，周恩來的筆跡有994處之多。周恩來還設計了一張《中央糧食調撥計劃表》，由於長，被稱為「哈達表」。1958年中央決定加速首都城市建設，包括改造天安門廣場和興建十大建築。當時人力、物力、財力都很緊張。周恩來指示：「一定要同時注意解決人民居住問題，今年北京住宅的計劃少了，應增加二十萬平方米、八個月搞起來，不搞科學館、美術館，也要蓋住宅。」廣大群眾積極支持興建人民大會堂，當地許多居民主動搬遷讓地，投親靠友。周恩來非常關心這些群眾的，多次過問，並指示在和平里修建新住宅樓，妥善安置搬遷的居民。當他察覺住宅建設進度緩慢時，在一次會議上，專門談到這個問題，嚴肅指出：「你們光注意搞人民大會堂，不注意群眾的生活問題；大會堂蓋好了，群眾安置不好也不行！我們的人民群眾多麼好啊，我一想起他們就日夜不安。」由於周恩來的親切關懷，搬遷的居民很快住進了新樓。周恩來又指示有關部門：「人民大會堂建成後，要把全部搬遷的群眾請回來參觀，請他們看一場文藝演出。」1952年春，周恩來擔任中央防疫委員會主任。年底，中央決定把防疫衛生運動定名為愛國衛生運動，周恩來又擔任中央愛國衛生運動委員會主任。在他領導下，制定了「面向工農兵、預防為主、團結中西醫、衛生工作與群眾運動相結合」的衛生工作方針，並把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他直接過問許多疾病的預防工作。在他的辦公室里，存放著一張食道癌高發區發病分布圖。為了河南林縣（今林州市）食道癌的防治，他幾次深夜會見醫務人員，詳細了解情況，詢問林縣人民的生活習慣以及河流、山脈等地理環境同發病的關係，還要看生物標本，要醫生搞一個說明林縣食道癌分布情況的沙盤。70年代前期，他身患癌症後,對我國的腫瘤疾病狀況更為關心。當時,有關方面正在組織作全國腫瘤地區分布的調查,調查對象涉及800萬人，間接和直接參与這項工作的醫務人員近200萬。這樣的調查規模過去沒有過。他非常讚許，要求畫一個分布圖,作一個大沙盤,標出什麼地方有什麼腫瘤。這樣一看，就知道在北方,食道癌比較多；在廣東、廣西、香港一帶,鼻咽癌比較普遍。他在醫院病房裡經常看這個沙盤，了解癌症在我國的發生情況。

　　工作中，尊重人民群眾、相信人民群眾、依靠人民群眾。堅決克服脫離群眾路線的各種弊病。周恩來堅定地相信人民群眾在社會歷史中的偉大創造力量，號召全黨樹立馬克思主義的群眾觀點。他指出，要相信群眾的力量，力量的源泉是人民。要貫徹黨的群眾路線，必須反對官僚主義。對於執政黨來說最大的危險是脫離群眾。而脫離了基本群眾，就會喪失黨的群眾基礎，沒有了基礎就成了沙灘上的建築物。他將脫離群眾稱作為「搞社會主義的大病。」 1956年5月17日，他在關於崑曲《十五貫》的座談會上發表講話，對新中國成立後一些領導幹部在工作中存在的官僚主義作風進行了嚴肅批評：「現在有個風氣，對領導不稱首長就會有人怪」，「老百姓想見做『官』的是多難啊！」我們做「官」的人，應該想一想，自己「是不是真正在為人民服務」。1963年5月29日，他在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直屬機關負責幹部會議上，列舉了官僚主義的12種表現，並細數了其種種危害，認為「官僚主義的態度和作風已經給我們的工作造成許多損失，如果聽其發展，不堅決加以克服，必將造成更大的危害」。同時，他告誡黨的各級領導幹部，「絕不能容許官僚主義再繼續發展下去」。對親屬和身邊工作人員他更是嚴格要求，無論誰犯了官僚主義的錯誤，他都要對其進行嚴厲的批評，並責令改正。他身體力行深入群眾調查研究解決問題，做到「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1954年，群眾反映北京公共汽車太擁擠。為了解公共交通情況，周恩來帶著秘書上了公共汽車，下來後又上無軌電車，在北京城轉了大半圈。回到西花廳後，他很快同有關人員討論並制定了解決公共汽車擁擠問題的具體措施。1970年4月，周恩來視察北京地下鐵道，對道軌、路基、車廂、站台一一作出具體指示，甚至連車廂里座位窄了點，胖人坐不下也想到了。周恩來一直把防災救災看成關係人民生死、關係治國安邦的大問題。他不避艱險，親臨一線部署救災、防災、抗災工作。哪裡有了事情，有了問題，有了危險，他就到哪裡去。五十年代，鄭州舊黃河鐵橋發生歪斜，他立即趕去。有人建議用鋼繩拉正，他認為不妨一試，便親自參加拉鋼繩，人們勸阻，他說，大家能拉，我為什麼就不能拉？1966年3月8日，河北邢台地區發生了強烈地震。3月9日，大地還在顫抖，周恩來到了震區隆堯縣；3月10日，他又到極震區白家寨公社。他詳細查看災情，深切慰問災民，親自指揮救災。3月22日，邢台地區再次地震。4月1日，周恩來又先後到寧晉縣東汪公社與耿庄橋公社、束鹿縣王口公社、巨鹿縣何寨公社、冀縣馬頭裡公社視察災情，慰問群眾。4月2日至5日，又到邯鄲地區跑了魏縣、大名縣、臨漳縣、成安縣、磁縣的許多社隊，對當地的旱情以及如何抗旱打井、治理海河進行了深入具體的考察。

　　生活里，平易近民，自覺與人民群眾打成一片，關心愛護人民群眾，為人民群眾排憂解難。周恩來雖身居高位，但從來都把自己視為勞動人民的普通一員，始終與人民同呼吸共命運。戰爭年代，周恩來與幹部戰士同甘共苦。長征過草地時，周恩來患了重病。在杳無人煙的草地上，紅軍只有一點點青稞作軍糧。開始，每到宿營地，紅軍戰士就用臉盆煮一碗青稞面，算作一餐，一日三碗。後來，糧食越來越少，一日三碗變到一日二碗，最後一日二碗變到一日一碗。所有的野菜都挖光了、所有的皮帶都煮著吃掉了、最後甚至連心愛的戰馬也都被忍痛吃掉了，能吃的物品已經所剩無幾了。戰士們餓得全身發軟，走起路來搖搖晃晃。健康人尚且如此，病中的周恩來自然更加難受，但是看到戰士吳生開餓倒了，他不顧自己的病體，將自己節省下來的半碗青稞面送予了戰士，並鼓勵：「這就是革命。我們今天吃點苦，將來，人民就可以不吃苦。為了革命，我們還要準備吃大苦」，戰士感動地流著淚說：「我只要還有一口氣就要跟著黨，跟著您走出草地，革命到底……」

　　建國後，擔任國務院總理的周恩來平等待人，不擺官架子。周恩來一有空就深入群眾中間，親切地詢問百姓冷暖，傾聽群眾心聲。從1962年到1966年，周恩來三次到大慶油田視察，走了29個基層單位，同數萬名工人、幹部和家屬見面，同許多人親切握手談話。在大慶北二注水站，周恩來看到幾個工人正在搶修水泵，就走過去跟他們握手。有個工人手上沾滿油污，想往身上擦一擦，可是周恩來一把就抓住了他那油手，緊緊地握起來。他登上鑽井台觀看工人操作，泥漿濺到身上毫不在意。他聽到鐵人王進喜帶領鑽井隊開展勞動競賽，趕超打井世界先進水平的事迹非常高興，高度讚揚大慶油田堅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用「兩論」起家，獨立自主，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為國爭光的精神。1970年8月，王進喜病重住院，周恩來親自過問他的病情，指示醫生精心治療。11月15日晚上周恩來正在參加一個會議，得悉王進喜病危，立即趕到病房，聽取醫生彙報搶救情況。王進喜逝世後，周恩來十分悲痛，看望王進喜家屬，詢問後事安排情況，指示有關領導要逐件落實，還要求醫院負責人把王進喜家屬的病治好。聽了周恩來這樣溫暖細緻的安排，在場的同志都感動得流下了熱淚。1973年8月，周恩來在聽北京市公用局領導工作彙報時了解到，全國勞動模範時傳祥因曾經與劉少奇握過手照過相，被帶上「工賊」「糞霸」的帽子，被打成反革命，遣送回鄉。周恩來非常氣憤地說：「難道文化大革命要打到一個掏糞工人嗎？」他當即指示公用局領導把時傳祥請回來，給他平反，道歉，治病。周恩來三次到山西大寨視察。他在田間坡頭和社員促膝談心；在青石窯洞和社員同坐一條炕，同吃玉米餅，同喝小米粥；在幼兒園裡和孩子們唱兒歌。1973年4月，周恩來陪同墨西哥貴賓第三次到大寨。他不顧重病在身，和陳永貴、郭鳳蓮、賈存鎖等大寨黨支部同志一起登上虎頭山，在軍民池畔，指著大寨的七溝八梁一面坡和新農舍，給外賓介紹大寨的新變化，讚揚大寨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的精神和愛國家、愛集體的共產主義風格，講了幾十分鐘。同來的鄧穎超風趣地說，你都成了大寨的講解員了！周恩來說，我來大寨三次了，對這裡的情況還是了解的。我說得不對，請永貴同志補充嘛！

　　1957年春天，周恩來陪外賓到杭州西湖樓外樓餐館吃飯。負責接待的姜師傅陪同。吃飯時，聽到周恩來嘴裡咔嚓一聲，大家關心地問，「怎麼了？」周恩來把嘴裡的一口菜肴吐在盆子里，若無其事地說，「沒事，一粒小沙子。」就把盆子遞給了姜師傅。等周恩來和外賓走後，姜師傅檢查了盆子里的東西，發現一顆扁形的硬塊。他將此交給了領導。當天下午公安的同志找到姜師傅說，經檢驗，那顆扁形的硬塊是半顆金屬鑲牙的碎片，並問他鑲牙有沒有脫落。姜師傅摸了摸自己的牙齒，感覺有點異樣，一時也說不清。公安同志就認定是他的了。姜師傅感到這件事很嚴重，覺得對不住周總理，心裡忐忑不安，準備接受處分。過了幾天，公安局的張局長找到姜師傅說：「這幾天你心裡不好受吧。」姜師傅說，「沒什麼。」張局長說，「哈哈！你沒什麼，周總理可為你著急哩！他要我們看望你，向你道歉！」姜師傅愣住了，「怎麼回事？」張局長講了事情的原委。那天，公安局的同志將鑲牙的碎片的事告訴了總理的秘書。在回京的飛機上，秘書向總理彙報了。周恩來一聽思索了一會，突然摸了摸自己的牙齒，發現一顆鑲牙缺了一塊。周恩來十分著急，馬上指示秘書從飛機上發了一封電報。回京後，又催促秘書發了第二封電報，要公安廳派人去慰問姜師傅，表示道歉。一周後，周恩來又陪外賓到杭州參觀時，專門看望姜師傅，當面向他道歉，並請姜師傅吃飯。每當回憶起此事姜師傅都熱淚盈眶，周總理工作千頭萬緒，還為一個普通的服務員受委屈而掛在心上，周總理對人民群眾是多麼深厚的感情啊！

　　人民遇到疾苦，常使他陷入痛苦的自責之中。1973年他重返延安，目睹人民貧困的情景，禁不住潸然淚下，痛心地自責，我對不起老區人民。1975年2月，他作大手術治療時，聽到雲南箇舊這個被稱為「錫都」的地方，發生肺癌的工人較多。他還沒下手術台,就把腫瘤醫院院長叫來說:馬上派人到那裡的礦區去，了解是什麼情況。他抱病去看望譚震林同志時說：「死我並不怕。古人說，人活七十古來稀，我已是七十七歲多的人了，也算得上是高壽了。可是這二十幾年的時間，總應該把國家建設得好點，人民的生活多改善一些，去馬克思那裡報到，才感到安心。現在這種狀況去報到，總感到內疚、羞愧。」

　　1976年1月7日深夜，他的生命已經走到盡頭。在彌留之際，他對大夫說:我這裡沒什麼事了，需要你的人很多，去吧。這就是他最後的遺言。這使在場的工作人員無不哽咽。

　　（來源：崑崙策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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