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學家眼中的中國文學風景

　　作者：張知依

　　你站在橋上看風景/看風景的人在樓上看你 明月裝飾了你的窗子/你裝飾了別人的夢

　　——卞之琳 《斷章》

　　當代文學在觀察生活，外國讀者也在通過文學觀察中國。就像是一千個讀者眼中有一千個哈姆雷特，同一個文本，不同的讀者會解讀出不同含義，文化背景的差異會使解讀變得更加複雜。

　　幾天前，廣西作家東西作品國際研討會在位於南寧的廣西民族大學舉行，評論家和學者們就東西的《耳光響亮》、《沒有語言的生活》和《篡改的命》等小說中的現實觀察與底層視角展開討論。中山大學教授謝有順說：「東西的小說有豐富的精神維度：一面是荒謬命運導致的疼痛和悲哀，另一面他卻不斷賦予這種荒謬感以輕鬆、幽默的品質。他的小說超越了現世、人倫的俗見，有著當代小說所少有的靈魂追問……」這是中國評論家對作品的評論範式。

　　與會的除了國內評論家，還有三位遠道而來的國際漢學家，美國杜克大學教授羅鵬、捷克翻譯家李素、韓國外國語大學教授李永求。漢學家眼睛裡看到的中國當代文學和我們自己所看到的有所不同，在這些遙遠的目光中，「寫風景」的中國作家，本身也是中國的風景。

　　《世界文學》主編高興在接受青閱讀記者專訪時，談到他曾多次帶中國作家代表團出訪，他目睹了中外作家之間日漸形成的更有效的交流。與此同時，據他的觀察，外國作家、漢學家，以及對中國文學有興趣的讀者，看待中國文學的視角與中國評論家的關切不盡相同，他們更關心作品的題材，城市化、鄉村生活和涉及政治生活的書寫，都是外國讀者熱衷的。「很多時候，外國人在電視上看到北京、上海、深圳，以為中國已經是一個發達國家，但現實的鄉村和老區人民的生活並不是這樣，所以外國讀者希望通過文學看到中國的現實，他們對此頗感興趣。」

　　那麼，世界舞台上的中國文學是什麼面貌？外國讀者怎樣看待被諾貝爾文學獎照亮的莫言？漢學家是怎樣挑選和譯介中國當代文學的？中國文化「走出去」的願望能通過文學翻譯實現嗎？帶著這些問題，青閱讀記者訪問了三位相聚在南寧的漢學家。幸運的是，三位學者來自不同的國家——在漢學領域佔據話語權的美國，誕生了「布拉格學派」的捷克，和我們同處亞洲的韓國。地理位置、話語位置，以及不同的漢學傳統，賦予了他們不同的視角。值得我們思考的，不僅是漢學家們的看法，也包括這些看法背後的歷史和現實因果。

　　捷克：一些讀者對中國作品有偏見

　　李素（Li Zuzana）：1975年出生。1993開始在捷克帕拉茨基大學攻讀英美語文學和中國語文學專業碩士學位，這期間赴北京語言大學攻讀現代漢語，2003年在北京大學中文系做研究，師從溫儒敏。現為自由出版人、中文作品的捷克語譯者。主要譯作：姜戎《狼圖騰》、閻連科《炸裂志》、蘇童《妻妾成群》、劉震雲《我不是潘金蓮》和《我叫劉躍進》、張愛玲《金鎖記》等。

　　很少有人知道，遠在中歐的捷克有著優秀的漢學傳統。雅羅斯拉夫·普實克教授是「布拉格漢學學派」的奠基人，1937年，他翻譯的魯迅的小說集《吶喊》在捷克出版，這是世界上最早的魯迅譯文之一。普實克教授帶領學生翻譯了魯迅、茅盾、老舍、丁玲、趙樹理、周立波、孫犁等許多現代作品，也翻譯了話本小說和傳奇。在上世紀四五十年代，捷克斯洛伐克出版老舍《駱駝祥子》首印數達50000冊，茅盾《子夜》第一版印數達10750冊，第二版則高達34000冊。在新一輩捷克漢學家李素看來，當年，對於小小的捷克圖書市場而言，連通俗的暢銷書都達不到這麼高的印數。「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幾乎每一家圖書館、每個捷克家庭都會有幾本中國文學翻譯作品。」但是，在社會主義時期形成的翻譯高潮非常短暫，中蘇關係破裂，加上1968年「布拉格之春」後，普實克和他的學生因為反對蘇聯入侵而被開除黨籍或解僱，一時間無法再翻譯出版中國作品。到了1989年，捷克發生劇變，看似文學市場相對自由，但因為經濟的困難、政治的偏見和翻譯的學術性，中國現當代文學被捷克忽視了。「很可惜，普實克創造的漢學傳統中斷了。」李素說。

　　上世紀90年代，李素開始在捷克帕拉茨基大學哲學院攻讀中文，這是捷克兩所設立中文系的大學之一。「我小時候學的是俄語、英語和德語，對歐洲文化有基本的了解，上中學時偶爾接觸到中文的基本知識，我認為學習漢語可以為我打開另一扇門。」李素告訴青閱讀記者，起初她的學習以捷克語譯本為主，中國古典文學和現當代文學都有涉及，臨近本科畢業，她便可以閱讀中文原文。求學期間她在北京語言大學、北京大學做了長時間的交換生，博士畢業後回到捷克，成為中國現當代文學的主要譯者。

　　「現在捷克出版界對中國當代作家的作品知之甚少，他們沒多大興趣，賠錢的風險很大。」李素說，今天的捷克讀者對中國文學抱有兩種態度，對古代中國的佛、禪、道的崇拜，以及對當代中國的政治偏見。「由於特殊的歷史背景，普通捷克讀者對中國文學所謂的『認識』要麼帶有五六十年代的強烈的政治色彩，要麼散發著神秘抒情的『遠東』香味，中國的海外作家在捷克往往有更多的出版機會。」李素表示，老一輩捷克讀者因為經歷過捷克與蘇聯的複雜時期，會有比較強烈的政治立場，對中國現當代文學存有偏見，「不過新一代年輕人的態度更加開放。」

　　2012年，捷克維索納（Verzone）出版社決定做出改變，繼承普實克的翻譯傳統，重新開始系統推廣中國現當代文學作品。2012年，李素翻譯了張愛玲選集，收錄《色·戒》、《金鎖記》、《傾城之戀》、《封鎖》、《茉莉香片》等小說，出版後受到了評論界的好評。「這個出版計劃一直在繼續，我們每年出版兩本中國小說家的作品，蘇童的《妻妾成群》、余華的《活著》、李洱的《花腔》和殘雪作品集等都已出版，捷克讀者都很喜歡。」李素表示，捷克讀者其實對中國當代文學是有好奇心的，「閱讀異國文學作品的主要目的，不是為了了解某個國家真實的歷史現實，而是希望在小說中追求一種精神共鳴。」一些中國的暢銷小說也在捷克引起反響，「比如《狼圖騰》，這本書是少有的出版社主動找到我，讓我抓緊時間翻譯的書，銷量很好。」

　　在捷克最出名的中國當代作家當屬莫言和閻連科。「捷克人並不特別關注諾貝爾文學獎，但每逢頒獎報紙上還是會有比較公正的評論，不是歌頌也不是批評。比如，一般都會寫莫言是第二個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華人。有人批評諾獎頒給一個體制內作家很荒唐，也有人覺得這證明諾獎消滅了意識形態和政治的界限。莫言獲獎後，出版社趕快翻譯出版《豐乳肥臀》，首印3000冊，這已經是不錯的成績了。至於閻連科，捷克讀者很喜歡他的故事，他的作品是人類共同命運的中國版本。」

　　韓國：讀者喜歡針對社會現實的中國作品

　　李永求（Lee Young Koo）：韓國外國語大學中文系教授。20世紀70年代起投身中國文學研究，發表了《關於葉聖陶小說的研究》、《關於嵇康的研究》、《東西敘述下層階級的常用手法研究》等論文，著有《竹林七賢》、《中國現實主義文學論》、《中國當代短篇小說》等作品。

　　中國與朝鮮半島山水相依，中韓兩國往來密切。但是20世紀，隨著韓國的「西學東漸」，加上日本侵華戰爭，漢學研究在韓國逐漸式微。1954年，韓國外國語大學成立了中文系，這是第一個由韓國人在本國大學中建立的中文系。此後由於政治及戰爭原因，韓國對中國文學的研究經歷了一段艱難時期，直到1992年中韓正式建交之後，才又重新步入正軌。

　　上世紀70年代，李永求在韓國外國語大學攻讀中國文學，而韓國大學裡的漢學研究主要集中在古典文學上。「我研究的主要是宋代話本小說。後來又前往台灣留學，研究竹林七賢里的嵇康。」李永求記得，當時中文系學生最愛閱讀的現代文學是魯迅的作品,「那個時候，我們的社會不夠開明、不夠民主，所以我們鍾愛那些表達愛國思想的獨立文學，魯迅的文字給我帶來了極大的啟發。」

　　80年代，李永求向學生講授魯迅、文學研究會、創造社，他開設的課程更多偏向於中國現代文學。直到90年代中韓建交初期，研究中國現當代文學也不是學界主流。「當時因為各種原因，研究中國當代小說家的論文想要發表頗具難度，學界同仁認為研究那些已故的中國作家會比較穩妥。但我認為了解中國當代的文學世界極為重要，所以我鼓勵學生們多讀多寫，並指導學生撰寫關於莫言、東西、葉兆言、余華、蘇童、趙本夫等作家的論文。」李永求告訴青閱讀記者。

　　新世紀來臨之後，在韓國從學界到讀者，都對中國現當代文學產生了濃厚興趣。「說到底，韓國與中國的文化同宗同源，文化上的親切感能夠讓我們更好地理解中國作家的作品。比如莫言出生在山東高密，他寫了很多關於故土的故事，書中的很多情況和現代化之前的韓國農村十分相似，韓國讀者喜歡從這樣的作品中找到與自己的聯繫。」李永求介紹說，如今大部分韓國讀者是從影視劇出發，與中國作家進行第一次親密接觸。「比如莫言的《紅高粱》、東西的《天上的戀人》（小說原名《沒有語言的生活》）、余華的《活著》、蘇童的《大紅燈籠高高掛》（小說原名《妻妾成群》）、劉震雲的《手機》、趙本夫的《天下無賊》……很多韓國讀者都是在觀看了電影產生興趣之後，才會買來原著閱讀，而這些著名作家的作品也都在韓國出版發行了韓譯本。」

　　除去文化上的親切感，兩國在發展上面臨著相同社會問題，這也成為韓國讀者鍾愛中國現當代文學的原因。讀者會從題材出發，來選擇中國文學作品進行閱讀，希望從小說中找到適合自己國家的藥方。「韓國很多年輕人在今天同樣很難找到屬於自己的位置。他們不知道『我到底是誰』，『我要到哪裡去』，也會同樣面臨沒有經濟能力買房的困難。所以大家喜歡從文學中學習中國的經驗。像余華、劉震雲、徐則臣、東西等作家，都是針對社會現實來書寫自己的小說，這些也都是韓國讀者所喜好的內容。」

　　讀者往往是憑藉興趣來閱讀，但是漢學家的譯介和研究工作不能只為市場服務。李永求說，韓國學者和翻譯家在譯介中國作品時，更著重於考慮作品的文學性和社會性。比如他曾將東西的《沒有語言的生活》介紹到韓國。「應該讓韓國讀者了解更多具有現實描寫能力的中國作家的作品。」除此之外，社會思想也是譯介的考量標準之一，「因為韓國讀者還是會對這樣的作品感興趣」。

　　如今，中國網路文學也在海外擁有極大市場，特別是在亞洲，比如越南，中國網路文學代表作品差不多都被翻譯成越南語出版。那韓國是什麼情況呢？李永求告訴記者，中國的網路文學已經在韓國引起了學界的關注。「我所指導的博士畢業生就將中國網路文學作為研究對象。了解中國文壇現狀，不能忽視那些在網路上從事創作的作家。」

　　美國：「華語語系文學」成了漢學新熱點

　　羅鵬（Rojas Carlos）：1970年出生。美國杜克大學教授。著作包括《裸觀：關於中國現代性的反思》、《長城：文化史》等，新作《片段的統一：成龍和香港電影》即將於香港出版。

　　羅鵬是從大學三年級開始轉向中國文學研究的，「我在康奈爾大學的專業是比較文學，本來研究的是英文、法文、西班牙文跟一些後殖民地地區的文學傳統。到了大學三年級我想學一種新的語言，所以就開始學中文。說實話，我當時對中國文學理解得不多，我一邊學語言，一邊學其文學、文化傳統。」羅鵬還記得，剛學中文那年，老師的評論讓他吃驚不已：「我記得特別清楚，教授給我們上課的第一天，就說除了魯迅以外，現當代中國沒有任何比較好的作家。我當時覺得老師那樣說特別奇怪，而且後來我發現值得注意的作家多得很。」

　　在後來的學習和研究中，羅鵬用自己的感受發掘中國的好作家。他第一本譯成中文的專著《裸觀：關於中國現代性的反思》，主題是與性別和視覺影像有關的中國敘事，涉及19世紀以來的一些中國作家作品，如李汝珍、陳森、魯迅、張愛玲、無名氏、金庸、王朔、朱天文等。「他們都是很好的中國作家。」談到對中國文學的評價，羅鵬認為，很難僅僅用水平高低來做簡單的評論：「文學有很多不同的標準，如果想對某種文學作品進行評價，就必須考慮到其類型、目標、社會狀況及文學傳統。目前被國際文學獎認同的中國作家包括莫言、閻連科、余華和王安憶。」

　　如果拋開學術研究，美國普通讀者對哪些中國作家的作品感興趣呢？羅鵬告訴青閱讀記者：「美國讀者最感興趣的是中國當代文學，特別是反映現當代中國一些社會現象的作品，關注性別或者性慾問題的作品也很受歡迎。探索某一歷史事件（像南京大屠殺）或者反映當代中國社會一些荒唐現象的作品也會受歡迎。」

　　大眾的閱讀離不開譯介，羅鵬把余華、閻連科、賈平凹，以及馬華作家黃錦樹的作品帶給英語世界的讀者，這些都是他很喜歡的作家。羅鵬說：「在美國，中國當代文學的譯介是靠兩個主要的因素：市場跟譯者的興趣。有一些中文書是出版社主動地買版權，找譯者，如果譯者不願意花時間翻譯，出版社就沒辦法；另外一些書是譯者決定要翻譯，然後自己找合適的出版社，反過來說，如果出版社覺得讀者不會感興趣，他們當然也不願意出版。」此外羅鵬還提到，「出版社和譯者的翻譯工作，肯定會受一些意識形態的影響，不過情況是比較複雜的。」談及譯作的銷量，羅鵬欣喜地告訴記者，「我與其他譯者共同翻譯的第一本小說是余華的《兄弟》，英文版賣得非常好，特別是跟別的漢語作品譯本相比，我最近翻譯的閻連科的小說也賣得相當不錯。 」

　　除了譯介和研究，大多數漢學家還會承擔國際文學獎的評審工作，羅鵬去年給美國紐曼華語文學獎當過評委，入圍短名單的有餘華、閻連科、格非、張貴興和朱天文，最後評委們共同選擇了朱天文。羅鵬也很喜歡莫言的作品，聽說他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很為他開心。他告訴記者，在國外的漢學界，莫言得獎以後也引發了一些爭論，「因為有些學者希望莫言能利用諾貝爾獎獲得者的身份，成長為葛蘭西所說的那種『有機知識分子』，更直接地對當代中國一些社會政治問題發出意見。」

　　美國在當前的漢學研究中擁有最大的話語權，甚至直接影響到中國學界的研究。那麼美國漢學目前關注的熱點是什麼呢？羅鵬表示，近年來美國漢學界比較關注和生態環保有關的問題。「另外，英語世界的漢學家比較關注的是所謂『華語語系文學』，即來自全世界各個華語地區的文學作品。比如說，我剛把黃錦樹的小說集翻譯成英文，名為《開往中國的慢船》。黃錦樹是馬來西亞華人，現在生活在台灣，是最傑出的馬華作家之一。」

　　談到蓬勃發展的網路文學，羅鵬說，一些中國網路小說已經有了英譯本，「最近美國剛剛出版了20世紀90年代的網路小說《北京故事》，它被關錦鵬導演改編成電影《藍宇》。」他本人也十分關注中國網路小說的發展，「我最近用中文寫了一篇文章，討論中國網路文學中基於《紅樓夢》創作的同人小說。」（張知依）

來源： 北京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