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東成：信仰荒蕪的時代民族變得虛無

（中國青年政治學院王東成教授 圖片來源：藍希峰 攝）何光滬先生的新書《秉燭隧中》為作者2003年至今重要文章的首次結集，借著這本書的出版，鳳凰大學問聯手新星出版社和東方歷史評論，邀請了幾位中國目前思想界比較重要的學者共同組織了沙龍形式的發布會，共同探討宗教與中國社會的千年互動，追問中國人的「生命之惑」。以下是王東成先生的現場發言實錄，個人信仰色彩略重，請大家酌情參考：　　《聖經·創世紀》說：「上帝說："要有光"，就有了光。」何光滬就是一束光，一束溫暖、明亮的光，我祝賀他的書出版面世。光的最大意義是什麼？就是驅除黑暗，就是在驅除黑暗的過程中獲得存在的價值。像種子的命運和價值一樣，光的命運是悲劇性的，光的價值是悲劇的價值，因此，光的榮耀和成就，就是悲劇的榮耀和成就。我是一個知識分子，同時是一個委身教會的基督徒，我感覺當下中國很需要一些侍奉「兩會」的人，即侍奉教會和社會的人。有人信奉了基督教之後，就開始一味用「神言神語」說話，讓社會上的人根本聽不懂；同時，由於生存環境的險惡，他們不願意參與社會公共事務，覺得很不安全；同時覺得自己在世上就是一個寄居者，因此對大地上的事物不感興趣。我們錫安教會原有三大「異象」（使命）：「聆聽上帝的話語，建立基督化的家庭，推進福音的西進。」經過一段時間的歷練，我們又確立了一個「異象」：「培植大地的希望。」基督徒也是公民，也是社會的一分子，理應關註腳下的大地，關注大地上的人們。基督徒承擔著一種責任和使命，這種責任和使命就是愛與公義，而非個人的名與利。　　基督信仰在當下的中國還很邊緣化。比如說，我們為了長假調休而佔用了大量星期天；而星期天基督徒理應去教會敬拜上帝，佔用星期天實際上就剝奪了他們在周日做禮拜的權利。然而，在一個無神論的社會，這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從上到下、從官方到民間完全熟視無睹。這種「剝奪」也恰恰證明，今天的確是個信仰荒蕪的時代。　　我講一個親身經歷的事情。我去馬來西亞旅遊，一天，我們的旅遊車到加油站加完油便繼續上路了。我們的車已經開出去很遠，一輛摩托車追上來，從車上下來一個人對我們的司機說：「對不起，我忘記給你們找錢了。」當時我就想，如果這件事發生在我們的國家，我們回去找，人家承認有這回事兒就不錯了，就應該感激不盡了。我覺得這是一件很有意味的事，便問馬來西亞的導遊他們為什麼這麼做，導遊用手指著天對我說：「在我們馬來西亞人看來，我們做什麼事情，真主都知道。」我當時心裡一陣莫名的悸動：是這樣啊！我們的傳統文化中，不是也有「舉頭三尺有神明」、「人在做、天在看」嗎？然而，當下的中國人，還有這種敬畏嗎？還怕做了什麼壞事有報應嗎？只要為了錢，我們一些人什麼事情都敢做。當年我們到印度，一位瓦拉納西大學中文系畢業的印度學生向我們詢問一個問題，他說：「我們印度人是有信仰的，我們印度人的節日大都是不吃不喝的節日，可是你們中國人的節日幾乎全是大吃大喝的節日，難道一年365天，就找不出幾天靜靜地面對自己的靈魂嗎？」問得好啊。不過，我們真得先問問自己：我們還有靈魂嗎？我覺得這就是當下中國的狀況，這個狀況從本質上說，就是信仰的荒蕪。　　我們心中要有道德，沒有道德，人就不能叫人。我們心中的道德就是良知，從信仰的角度來看，這種良知是上帝植入我們心裡的。所以，最值得重視的事，就是大哲學家康德所說的我們「頭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位我上者，燦爛的星空；道德律令，在我心中」。在信仰荒蕪的時代，我覺得我們的民族變得虛無，我們的民族文化變得虛無。百年來，我們請「德先生」，請「賽先生」，就是沒有請「耶先生」，甚至打擊「耶先生」，連我們的精英知識分子（例如蔡元培等）都要大搞「禦敵於國門之外」的排斥「耶先生」的「非基」運動。在我看來，「耶先生」不僅是「德先生」、「賽先生」的「介紹人」，更是他們的「根」。「德先生」、「賽先生」是「耶先生」這個「根」長出來的樹榦和果實。令人痛心的是，這麼多年我們與它失之交臂，浪費了大好的時機。不過，「耶先生」並沒有放棄我們，還是以各種各樣的方式眷顧我們這片苦難的大地。　　中國第一流的文學家是「天問」型的作家。魯迅先生就是這樣的作家。他在《祝福》中，通過「祥林嫂」的口發出了中國文學史上的「天問」：「人死後，是不是還有魂靈？」。魯迅先生對現實的黑暗與罪惡的批判一點都不比陀思妥耶夫斯基差，但是，由於他在天國的大門停住了腳步，因而心中仍然有激憤的怨毒，有濃重的幽暗，缺乏應有的寬恕與明亮，乃至臨死的時候都是這樣：一個也不寬恕。信仰太重要了，它在最根本的意義上，決定一個人的層次、質量與成就。　　信仰是個人化的，基督信仰是在任何時代都能夠存在的，只要有一個人，基督信仰就能夠存在。在一定意義上說，保羅一個人創造了基督教，因為本質上說，是上帝通過他在做工。基督徒做事情，是救贖自己的靈魂，是回報和榮耀上帝。而為民族、社會、國家做出了貢獻，其實都是拯救自己靈魂的必然結果。一個靈魂得以救贖的人，怎麼可能不是一個好公民呢？怎麼可能不為著愛與公義在世上「道成肉身」、知行合一地「做光做鹽」、「帶光行走」呢？現實生活中有大量的事實證明了這一點。人，最大的罪過是「無所畏懼」，是把自己當作上帝而裁判一切、決定一切。他們恣意揮霍巨大的權力，給一個社會、一個民族和一個時代造成了巨大的災難。斯大林是這樣，希特勒是這樣，薩達姆是這樣，卡扎菲是這樣，紅色高棉是這樣，現在的有些人還是這樣。這些人特別需要信仰的救贖。　　我們每個人都應當不僅敢於直面慘淡的人生，敢於正視淋漓的鮮血，而且敢於直面和正視自己靈魂的幽暗和罪惡，認識到自己是罪人，不是義人。我們要謙卑，要追求永恆的價值，要承擔在世的使命。而這些東西的核心，是在大地上寄居的時候，像南非圖圖大主教說的那樣，伸開雙臂擁抱一切。用什麼去擁抱一切呢？用愛，用公義。在印度，人們最崇拜的不是尼赫魯，而是聖雄甘地，是泰戈爾，是特蕾莎修女。拯救自己的靈魂，這比什麼都重要。靈魂被拯救了，生命放射出來的光芒，自然可以照亮別人，乃至照亮國家。這樣的人，這樣的光，我們中國還不夠多。但是，請朋友們注意，當年有一個傳教士說過這樣一句話：我們要用遍地的墳墓喚醒中國。我去北歐的時候，一個七十多的老人站在碼頭上向我門分發簡體漢字的福音單章。他告訴我們，有許多北歐人到中國傳福音，至今沒有回來，到現在連親人也不知道他們的下落，他們把自己完全獻給了那片土地。我知道，上帝愛我們，上帝眷顧這片土地。我真誠地希望大家關注何光滬這樣的基督徒學者。　　提問：我想問一下兩位老師，對官方話語體系中的邪教怎麼看？　　王東成：我可以最簡單地說兩點：第一，我從來不敢輕易說哪個信仰是邪教；再一個，我認為判斷邪教的權力，絕對不能交給政府。政府沒有權力定哪個宗教是邪教，政府只有權力依法平等地保護、對待各種宗教信仰並依法制裁各種犯罪行為。哪個人、哪個團體犯罪了，就依法制裁哪個人、哪個團體的犯罪行為，絕不可以制裁信仰本身，信仰本身不犯罪。所以，千萬不能把定義邪教的權力歸政府所有，千萬不能制裁信仰本身。政教分離，上帝的歸上帝，凱撒的歸凱撒。說得極端一些，如果一個人把狗屎當作他的信仰，但是他沒有犯罪，政府也沒有權力制裁他。他是信仰意義上的罪人，但不是法律意義上的犯人。他有信仰狗屎的權利，這屬於信仰自由。別的公民有權利批評他，平等地與他討論，這屬於言論自由；但不可以強制他，更不可以打擊、迫害他。　　何光滬：正和邪是一個宗教的概念，因為邪教是相對於正教來說的，比如我認為我的宗教正，你同我講的不一樣，我覺得你講得不對、很低級。很多教徒會認為別的宗教對某一派別是一端，其他宗教也會有這個情況。比如佛教、伊斯蘭教，甚至基督教裡面也有這種現象。這都是必然要發生的。從法律的觀點來看，只要違反了法律，不管他是不是宗教信徒都要受到制裁。所以這個關於邪教的說法，把它用在政治和法律上，是非現代的說法。這個詞是中國古代的皇帝說出來的，那個時候沒有法治觀念。很多人曾經把佛教看作是邪教，同樣也把這些名聲加到基督教的身上。但是現在是一個前現代的制度，在現代的制度下，邪教這個詞不應該用在法律上，而應該用在制裁上。是什麼罪就治什麼罪，不論是基督教的原因，還是佛教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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