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庫利：我的翻來覆去來自搖滾

06-11

肖恩·斯庫利1945年出生於愛爾蘭都柏林。戰後重要的國際抽象藝術大師。1975年移民美國，生活創作於美國紐約、西班牙巴塞羅那和德國慕尼黑。在美國、德國、英國多所藝術學院任教。

肖恩·斯庫利年輕時有過短暫的建築工人經歷，曾就讀於克羅伊登藝術學院與紐卡斯爾大學，1973年獲哈佛大學研究生獎學金，1983年獲古根漢姆獎金。

肖恩·斯庫利的創作形式包括油畫、雕塑、水粉、水彩畫、素描和攝影。他的作品，既簡單又複雜。簡單，是大都以刷子粉刷以排列組合重複出現的矩形和棋盤形圖案；複雜，是為幾何線條的構成主義作品帶來繪畫筆觸的感性氣息。

肖恩·斯庫利的作品有類似事先描述好的結構框架，但這並不影響他之後的創作，他把它轉變為更瘋狂的一些東西，譬如憑藉直覺去選擇一些顏色，依靠情緒去篩選力道。偶然性往往讓他覺得痴迷。

儘管人們對於肖恩·斯庫利使用「刷格子」的畫法各執一詞——有人認為過於簡單粗暴，也有人認為他用飽滿的情感，強調出手工繪畫的特質。《紐約時報》形容他的繪畫：一遍又一遍地刷過，故意讓所有顏色透露它們的底色，滲透出呼吸觸覺和一種親密的情感。

肖恩·斯庫利說：「我強烈的認為，我們的直覺是來自靈魂，這是我們真正能夠指導我們的一樣東西。然而我們碰到問題，不論是政治還是社會，往往是因為過度思考，而我們本來就知道什麼是對的，是真的，什麼是真實的。」

肖恩·斯庫利訪談錄

上世紀 70 年代你去美國，1981 年你的抽象也有所改變。在此之前是比較精細的網格，後來線條變得比較粗，邊界也沒那麼明確了。這種變化是如何發生的？

因為我經歷了一次危機。我一直是個想要與人們交流的人，有很強的同情心和換位思考能力。我希望我的作品既有具象的部分，又有屬於抽象藝術的自由表現。所以我想把人們從繪畫中去掉的東西放回其中。抽象畫的歷史就是不斷做減法的歷史，減法比加法容易，因為減法看起來更激進。但是什麼都減掉之後，繪畫就不再發出自己的聲音了。我想把比喻性、人文主義精神、情感和人際關係放回去。

可不可以把這種做法視為你對極簡主義的反思和批判？

是的，我是向極簡主義宣戰了。當時觀眾的反應喜憂參半，因為美國人在極簡主義藝術上投資巨大，所以當我反其道而行之時，出現了很多負面評價。但我要讓抽象畫對人們產生意義，為了挽救繪畫，不得不這麼做。

你說隨著年齡增長，把更多感性的東西放進了繪畫里。但是你也說過，希望自己的繪畫回到想法和觀念中去，而不是像表現主義者那樣沉浸在人性和情感之中。怎麼看這兩種不太一樣的觀點？

我認為不同的衝動是可以結合起來的，我允許它們同時作用，不需要相互妥協。拉斐爾是我很喜歡的畫家，他一方面繼承了達芬奇完美的線條、線性的藝術，一方面也有米開朗基羅式強有力的男子氣，他把兩者都充分發揮，創造出完美的藝術。我的追求也是如此，我既不向表現主義投降，也不搞那些死氣沉沉的唯智論。我兩者都想要。德國有很多評論將我的作品和尼採的哲學相比，尼采相信感情和思想可以同時充分發揮而且並存。不過他瘋了……我也許不久也會瘋。

你的繪畫方式，是動手之前已經形成全面的想法，還是邊畫邊想？

我是個經驗性的藝術家，如果我有一個想法，我就能在腦海中看到一件完成了的作品。但是真正創作的時候，還是會有意料之外的事情發生，因為這是我允許的，也是我努力達到的目標之一。這次為喜馬拉雅美術館的展覽做的大雕塑，尚未完成時我完全不知道它最後會如何，會不會有意義。我是憑著直覺的信念在工作。我通常不會先做一個小作品當做草稿，如果不錯，再做一個大的；我通常先做一個大的，如果成功了，再做小的。在創作過程中，會有一些真實的東西、美麗的東西以及我所不了解的東西出來。我有很強的理性，但同時我也很熱血。

聽說你作畫有時候很快，有時候很慢，有一幅畫甚至畫了十幾年，原因是什麼？

我想那些花了很長時間才完成的作品，一開始我就知道要花很長時間。因為它們通常是為了應對一些難以解決的問題、無法調和的兩種本體，它們是關於問題的創作。而那些畫得很快的，多半出自非常真實的原始的衝動，出自我們最初了解事物的直覺。直覺是與靈魂相連的，它能夠指引方向。有時候當我們想得太多、太糾結於概念，就會遇到政治和社會方面的問題，但其實每個人內心都知道什麼是對的，什麼是真的。我試圖不做矯正、直接地表現這一點，這是我現在相信的東西。

你曾說年輕人沒辦法很好地在作品中表現情感，以你的經驗，當年紀漸長，反而更加擅長將情感融入作品之中。通常大家都認為年輕人才是情感充沛的，那麼你所指的情感是怎樣的情感？

嗯，是個好問題。我想還是從年輕人說起。年輕人擁有情感，往往是因為他們活在當下，感情容易爆發。這對文明的生命力是很重要的，就是要由年輕人來反對權威。我以前也做過很多類似的事情，比如在倫敦參加反南非種族隔離的示威遊行，還被警察揪住頭髮打過，那次抗議還頗有成效。但我發現，作為一個藝術家，年紀大了之後，反而在某種程度上更加自由，擺脫了追求自己職業發展的野心，因此在創作上能夠隨心所欲。

作為抽象藝術家，你也受到過蒙德里安的影響，聽說你現在看《百老匯爵士》這幅名作的感受，與第一次看時很不一樣？

我年輕的時候更喜歡蒙德里安。現在不喜歡他死板的條條框框，也不喜歡純粹性。經歷了大半人生之後，我變得能夠容忍很多事情，了解有些力量是自發地運作的，並且有很多不同，但同時發揮作用的力量。這種包容性更能代表現在的我。因為我認識到，很多事情可能同時都是對的，一件事是真的，不代表另一件事是假的。但在蒙德里安那裡並非如此，他是通神論的擁護者。我與他相反，我不會有意模仿任何意義上的完美，我相信不完美。

你說到包容性，的確你現在的作品都沒有堅硬的邊緣，像一條毯子，甚至讓人聯想到莫蘭迪。

我寫過關於莫蘭迪的文章。我想人類始終有一個深層的問題，就是事物是如何相遇的，不同的人、國家、概念、信念是如何碰撞的。我試圖通過作品來隱喻這個話題，即各種方式的融合與並存。就像之前說的，不是讓步、調整，而是通過作品讓它們並存。這源自我內在的人文主義信仰。

你的許多作品都以愛爾蘭作家塞繆爾·貝克特為題，你們見過嗎？

沒有，我還在讀書時他就去世了。但我喜歡他的作品，覺得和他之間有某種天然的關聯，關於他，我也寫過很長的文章。我們之間有很多相似性，我們不僅僅是愛爾蘭人，而且是英格蘭的愛爾蘭人，既自律又充滿怒火，有一種「憤怒的簡潔」。貝克特的創作方式是非常嚴謹的，但前提卻是瘋狂，這是他的偉大之處。這也是我的方式，我作品中翻來覆去的重複，來自我早年喜愛的搖滾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