否定辛亥革命意欲何為？

發布: 2010-5-29 22:49 | 作者: 官耀官耀：都是敗國「理論」造成的惡果。文章來源：（《環球視野》2010年5月24日第293期，摘自2010年第5期《中華魂》）否定辛亥革命意欲何為？ 於 敬　 尊敬的《中華魂》編輯部老師：我是一個攻讀中國近代史的研究生。最近，我在《同舟共進》2010年第2期上讀到劉再復、李澤厚兩位先生以「對講錄」的形式發表的一篇文章：《孫中山評說》（附上該文的複印件）。本來，我是懷著向前輩討教的態來讀這篇文章的，及至讀完全文，感到迷茫、困惑和不解，就像看了當今盛行的一些戲說歷史片一樣，說一句年輕人不該說的話：完全是不負責任的信口開河，胡說八道。他們竟然說：「現在看來，當時如果選擇康、梁的改良主義道路會好得多，就是說，辛亥革命其實是不必要的」。還說，孫中山如果是一個深刻的思想家，「也許就會接受『虛君共和』的英國式道路，避免許多戰爭」。該文一再宣揚「要改良，不要革命」的思想。我們知道，辛亥革命是孫中山先生一生最主要的業績，為近代中國歷史的發展建立了不朽的功勛。現在，辛亥革命被這兩位先生輕浮的一筆勾銷了，剩下的就是他們所宣揚的抽象的人格魅力，而為了突出這一點，竟然把人民共和國偉大的締造者毛澤東同袁世凱、蔣介石這樣的歷史罪人捆綁在一起，都作為「缺乏道德光輝」的人物加以鞭撻。真是縱橫捭闔任其所為，一箭雙鵰打倒一切啊！我想像中的「文化大革命」，其思維方法和做法大概也不過如此，不同的是從極左跳到了極右。他們為什麼要這樣任意塗抹歷史，難道真的像他們所說的是「對歷史認識的深化」嗎？希望能得到你們的指點。 祝你們工作順利！ 青年學生 苗 真苗真同學：收到《中華魂》編輯部轉來你的來信之前，我也已看到了這篇文章，與你有同感。這些年來，這兩位先生不知疲倦地鼓吹「要改良，不要革命」的思想，說什麼：「革命容易使人發瘋發狂，喪失理性」，「革命是一種能量的消耗，而改良則是一種能量積累」。「改良可能成功，革命則一定失敗」。「中國在20世紀選擇革命的方式，是令人嘆息的百年瘋狂與幼稚」，等等。這種對革命的詛咒，發泄的是仇視革命的心理，謾罵的是近代中國對革命道路的選擇，這顯然已越出了學術討論的範圍。現在，他們又對辛亥革命這一偉大的歷史事件，孫中山一生最重要的歷史貢獻，一筆抹煞，這同樣不僅是對一個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的評價問題，而正像他們所說的是「涉及對20世紀中國歷史道路的評價」，也就是說，20世紀中國發生的辛亥革命、五四運動、新民主主義革命以至社會主義制度在中國的建立，都是一大堆歷史的錯誤。這確實關係到近代中國歷史發展的大是大非問題，關係到包括辛亥革命在內的中國革命運動的歷史必然性和合理性，而這種對歷史的評價也必然關係到今天中國的歷史走向的問題。對於這樣的問題，我很願意同年輕的朋友交換看法。歷史是不能任意擺弄的 我們並不否認，改良和革命都是社會改造的途徑。所謂改良，它不像革命那樣最徹底最根本地摧毀舊的事物，而是緩慢地、漸進地改造舊的事物。在一定的歷史時期這種改良具有進步的意義，像近代中國維新變法運動就有積極的歷史作用。但又不能否認，近代中國的改良雖然取得了成績，但最終都以失敗告終，這是近代中國的社會歷史條件使然。而當革命條件成熟，把根本改造社會的任務提上日程的時候，繼續鼓吹改良，反對革命，就會成為歷史進步的阻礙者。該文為了獨尊改良，貶損革命，不惜任意擺弄歷史，或者說處處表現了對歷史的「有意的無知」。因為對這兩位被一些媒體炒得非常著名的學者來說，用純粹的無知有點說不過去，但他們為了否定辛亥革命，確又表現了這種有意的無知。現就這一方面舉該文的一些例子加以說明。 例一：為了否定孫中山對革命道路的選擇，該文專門舉了「避免許多戰爭」的「『虛君共和』的英國式道路」來作為例證，表現了他們對世界歷史的無知。發生在17世紀英國的為確立資產階級統治的革命，最終形成了君主立憲的制度，難道真的像這兩位作者所說的是沒有衝突、沒有戰爭的改良道路嗎？小學生的常識告訴我們，英國資產階級、新貴族與封建專制制度進行了長期的鬥爭，其間經歷了1642—1646年和1649年兩次內戰。在起義士兵和人民群眾強大壓力下，1649年1月國王查理一世被處死。後來又經過長期的復辟和反覆辟的鬥爭，才在1688年建立了大資產階級和土地貴族聯盟的君主立憲政權。難道能夠把這樣的歷史叫做沒有戰爭的改良道路，要求孫中山加以效法的唯一的榜樣？如此望文生義，把英國君主立憲制的確立說成是改良道路，這就輕易地否定了英國資產階級的革命。如果是這樣，那麼美國的獨立戰爭、法國的資產階級革命等等，都要—一加以否定了。這可以說是任意擺弄歷史的一個「創新」。 例二：他們說，孫中山如果有梁啟超那樣深刻的思想，就會選擇「康、梁的改良主義道路」，「辛亥革命其實是不必要的」。把革命的發生歸結於某個歷史人物的思想，而不看作是歷史的客觀要求，這是時下某些人否定革命的慣用的說法，是典型的主觀唯心主義的歷史觀。恩格斯曾經指出：「革命不能預先隨心所欲地製造，革命在任何地方都是完全不以個別政黨和整個階級的意志和領導為轉移的各種情況的必然結果」。列寧也針對考茨基指責左派「製造革命」的謬說，指出：「革命是不能『製造出來』，革命是從客觀上（即不以政黨和階級的意志為轉移）已經成熟了的危機和歷史轉折中發展起來」。歷史告訴我們，古今中外的任何革命的爆發，都不可能是人為製造出來的。只有在一個社會發展到統治者無法照舊統治下去，人民群眾也不能照舊生活下去，革命的主客觀條件都已經成熟了的時候，革命才有可能發生。晚清社會已處在國困民窮，內外交迫，風雨飄搖之中，中國布滿了乾柴，大有一觸即發之勢。對於這種情況．不妨引用當時一位官吏給朝廷的奏摺來說明，他寫道：「士為四民之首，近已絕無生路，農、工終歲勤勞，難謀一飽，商賈資本缺乏，揭借者多，獲利維艱，倒閉相望。城市村落，十室九空，無業游民居其大半，弱者轉於溝壑，強者流為盜賊，土匪蠢動，此大彼興，民不聊生，何堪搜刮。加以各省水旱蝗蝻，農鴻遍野，徐、海饑民數百萬，遮蔽江、淮，困苦流離，生無所賴。萬一揭竿並起，滋蔓難圖……大患豈堪設想」。由此可見社會危機之嚴重，更何況由於清廷腐敗無能，割地賠款，外患日亟，這不但造成了日益嚴重的民族危機，也加深了社會危機。在這種情勢下，是不是有可能通過統治者的主導來緩解和解決這些矛盾呢？不能。一般地說，革命多是在其他道路走不通的情況下，被逼上梁山的。當時的革命者也多有這樣的經歷。像孫中山、章太炎等人都曾經上書李鴻章，要求改弦更張，改良朝政，振興國家；康有為、梁啟超領導的維新變法運動，更是直接依靠光緒皇帝，圖強求富，從表面上看搞得有聲有色。著名史學家范文瀾對這場改良主義運動給予了很高的評價，他指出：「變法運動代表著中國社會發展的趨勢，賦有進步的意義」，「戊戌變法運動是思想的第一次解放」。但結果呢？這些努力不是被拒絕就是遭到失敗。歷史表明，近代中國已經失去了通過改良的道路實現國家獨立富強的可能。正是經歷了戊戌變法運動的失敗，一些仁人志士才逐漸認識到「無兵枋者之不能變政」 的道理，走上了革命的道路。這正像民主革命宣傳家陳天華在1905年12月《絕命辭》中所寫的：「去歲以前，亦嘗渴望滿洲（指清王朝）變法，融合種界，以御外侮。然至近則主張……欲使中國不亡，唯有一刀兩斷」。孫中山則堅定地向民眾指出：「今天我們要來挽救這個中國，要從哪一條路走呢？我們就是要從革命這條路去走，拿革命的主義來救中國」。革命，是人民群眾的盛大節日，但也會伴隨著反對者、懷疑者的指責和謾罵。發生在1906—1907年的革命派和立憲派的論戰，中心問題就是要不要用暴力革命推翻清王朝。立憲派攻擊革命是內亂，會造成流血慘劇，革命派回答說，革命固然難免殺人流血之慘，但在情勢所迫，「非行疾雷不及掩耳之革命」不能獲得新生的時候，如果害怕流血犧牲而不敢革命，那「何異見將潰之疽而戒毋施刀圭」。革命派還指出，「革命者，救人世之聖葯也。終古無革命，則終古成長夜矣」。「吾因愛平和而愈愛革命。何也？革命平和，兩相對待，無革命則亦無平和。腐敗而已！苦痛而已」！這就是說，革命固然會流血，而不革命則會使更多的人死於非命，革命的犧牲將會換來社會的新生，真正的和平。怎麼能夠因為這種代價而指責革命殘暴、殘忍呢？ 例三：把改良的希望寄托在統治者發善心上，表現了對晚清統治集團腐朽性的無知。統治中國達半個世紀之久的慈禧太后，是維護封建秩序的代表者。即使是這樣一個歷史人物，我們也並不是說她一點好事也沒有做過，但就其基本的、主要的方面說，她的一生是誤國賣國的一生，是鎮壓人民、把國家推入極端貧窮落後境地的一生。當時清王朝腐朽、黑暗的統治已成為中國進步的最大障礙物，而慈禧及其所代表的統治集團的所作所為，就在於竭力維護、延續這個反動統治。她不惜採取囚禁皇帝、屠殺維新派的血腥手段，扼殺了改良主義的要求。她為了應對革命的危機，在她生命的最後階段，還安排一套虛偽的維新和立憲的鬧劇。這就是被今天這兩位先生及其同道奉為圭臬、寄以厚望的所謂君主立憲之路。其實，這是歷史已經揭穿的一個把戲。我們僅舉按照慈禧生前安排於1910年9月成立的資政院來看，它雖然被說成為議會奠定基礎，實際上只是諮詢性質的一種擺設。在這資政院200個「議員」中，有一半是欽定議員（其中有「宗室王公世爵」 48人，各部院官員 32人），另一半是「互選議員」，即由各省咨議局議員中推選出來，並經各省督撫核定的。資政院的總裁、副總裁，皆由朝廷指派王公大臣擔任。僅從資政院人員的組成和產生的程序來看，它維護封建王朝的性質就十分清楚了。不僅如此，在清王朝黑暗的統治下，它不但沒有帶來民主，反而給人民帶來禍害。各地正是在推行新政、預備立憲的名義下，趁機巧立名目，搜括民脂民膏。一位御史在奏摺中寫了當時的情形：「其苛捐擾民也，不思負擔若何，唯恐搜括不盡，農出斗粟有捐，女成尺布有捐，家蓄一雞一犬有捐，市屠一家一羊有捐，他如背負肩挑瓜果、菜蔬、魚蝦之類，莫不有捐，而牙行之於中取利，小民之生計維艱，概置弗問……似此辦理地方自治，其人既多敗類，其費又多虛糜，苛取民財，無裨民事，怨聲載道，流弊靡窮。若不量為變通，嚴加整頓，臣恐民怨日積，民心漸離，大亂將興，何堪設想。」難怪在這場鬧劇開張不久，武昌起義的槍聲就響起了。 例四：否定辛亥革命的必要性，是對辛亥革命歷史意義的無知。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是20世紀中國發生的第一次革命運動。它作為一次歷史巨變，推翻了清王朝，結束了統治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專制制度，是它的成功方向；它建立了民主共和國．但卻遭受了巨大的曲折，沒能夠改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性質和人民的悲慘境遇，是它的失敗方面。應當肯定，這場變革，深刻改變和影響中國的面貌：封建君主制度的被推翻，為中國走向獨立和解放的道路掃除了一個巨大的障礙物，這使以後無論是袁世凱稱帝還是張勳復辟，都只能是過眼雲煙，必定遭到中國人民的反對而以失敗告終；它在中國人民中傳播了民主觀念，使得國家主權屬於國民全體的民主共和成了正統，活躍了社會政治生活，激發了人民群眾中的民主精神。辛亥革命失敗的方面，也為後人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成為繼續奮進、改造中國的歷史經驗。這一切，都有助於人們洞悉後來獨裁者的面目，數年之後就爆發了五四運動，這不是偶然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民主革命正是對辛亥革命的繼承和發展。對於這樣一個引發歷史性巨大變化的革命輕易地加以否定，作為學者難道不顯得過於輕浮了嗎？由上可見，這種「有意的無知」達到了何等可怕的地步，這顯然是出於他們難以啟齒的目的的一種偏見。對歷史的無知固然可悲，而對歷史的偏見更是可悲又可鄙，因為偏見比無知離真理更遠。讓人未曾料到的是，在中國革命勝利60年的今天，革命是「好得很」還是「糟得很」卻又成了問題。讀了那些類似「糟得很」的文字，禁不住會想起1927年湖南農民運動中跑到上海、長沙的土豪劣紳的尊容和話語，雖然比起他們會裝得斯文一些。這確實令人啼噓不已。否定歷史往往是為了否定現實 否定歷史往往是為了否定現實，這是歷史虛無主義者的一個帶有共同性的特點。他們或是明目張胆，肆無忌憚，或是曲筆隱晦，旁敲側擊。這篇評說雖是曲筆但不隱晦，他們否定辛亥革命的必要性，也就否定了作為民主革命先行者的孫中山，剩下的就是他們所稱頌的抽象的人格魅力，這種所謂的道德力量也就失掉了時代的、歷史的內涵，這對於這位歷史偉人又有什麼意義呢？且不說他們把孫中山還不可避免帶有的某些歷史局限性的表現，諸如對建立革命軍隊認識不足，對袁世凱的妥協，等等，都作為個人的「道德光輝」，更重要的是，他們這樣做是為了襯托毛澤東缺乏這種「道德光輝」，甚至不惜把他和袁世凱、蔣介石捆綁在一起，誣衊成為「拋不掉對個人專制的興趣」。 值得注意的是，近些年來一些歷史虛無主義論者帶著仇視的眼光看待人民革命，其手法之一，就是把革命的領袖描繪成專制、獨裁，來達到否定人民革命和人民政權的目的。實際上，這是中國共產黨問世以來就面對的誣衊和謾罵，不同的是，過去是用「匪徒」、「共產共妻」一類惡毒的字眼，現在則換成專制、獨裁。史評自有人心在，不是某些人說了就能算的。反動勢力把共產黨、毛澤東塗抹成青面繚牙的兇惡野獸，人民群眾則把他們看作是「救窮人，脫苦難」的人民救星。毛澤東的一生，是爭取人民主權、捍衛人民主權的一生，即使他晚年的錯誤，也是在追求國家的富強、人民政權的純潔性的探索中犯的錯誤。他一生無私奉獻，為了國家把自己心愛的兒子送上戰場，犧牲後同其他烈士一樣埋在異國他鄉，他沒有給自己子女留下財富，更沒有留下權力，而要求他們成為普通老百姓中的一員。天底下難道有這樣的專制獨裁者嗎？！難怪毛澤東逝世30多年來，在廣大人民群眾中「毛澤東熱」仍然持續出現，這正表明毛澤東的偉業和人格魅力深深地紮根於中國人民的心中，這是任何人推翻不了、改變不了的。 不僅如此。他們還用孫中山曾提出《實業計劃》，提出想修十萬英里鐵路的藍圖說事，由此引出孫中山比毛澤東懂經濟，他懂得「鐵路交通乃工業之母、實業之母這一道理，幾十年前孫中山就認識到，可是毛澤東和好些領導人一直沒有認識到，這就限制了工農業的現代化」。「1949年以後的幾十年和平時期修路很少，直到改革開放後才有所改變」。用一個還僅僅是藍圖的設想，就輕易地否定了新中國鐵路交通，並以此指責「限制了工農業的現代化」，從而否定整個經濟建設成就。真是頂級的大膽假設，而不必小心求證，這未免武斷得太過頭了。 孫中山一生致力於國家的民主和富強，期望徹底改變中國經濟長期落後的面貌，使我們中國成為「至完美的國家」。他在20世紀初就提出了利用大好資源建設國家的設想，並「草擬了許多計劃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使國家工業化的計劃」。（宋慶齡：《為新中國有斗》第 104頁）民國初年他將政權交給袁世凱後，便聲明他將以民國國民的身份，集中心力從事振興實業的活動，提出了用十年時間修築二十萬里鐵路以奠定中國富強之基礎的宏偉設想。這確實反映了這位革命先行者為祖國富強而奮鬥的真誠願望，表現了為人民的幸福生活而彈精竭慮的崇高精神；但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也反映了當時革命派普遍存在的對袁世凱面目還認識不清、抱有幻想的軟弱的一面，這使孫中山為之奔走呼號的建設方案不能不成為一紙空文。 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作為孫中山先生事業的繼承者，深刻總結前人的經驗，他反覆指明：「沒有獨立、自由、民主和統一，不可能建設真正的大規模的工業。沒有工業，便沒有鞏固的國防，便沒有人民的福利，便沒有國家的富強」。「一個不是貧弱的而是富強的中國，是和一個不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而是獨立的，不是半封建的而是自由的、民主的，不是分裂的而是統一的中國，相聯結的。在一個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分裂的中國里，要想發展工業，建設國防，福利人民，求得國家的富強，多少年來多少人做過這種夢，但是一概幻滅了」。「中國人民的生產力是應該發展的，中國應該發展成為近代化的國家、豐衣足食的國家、富強的國家。這就要解放生產力，破壞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正是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束縛了中國人民的生產力，不破壞它們，中國就不能發展和進步，中國就有滅亡的危險。……革命是幹什麼呢？就是要衝破這個壓力，解放中國人民的生產力，解放中國人民，使他們得到自由。所以，首先就應該求得國家的獨立，其次是民主。沒有這兩個東西，中國是不能統一和不能富強的」。這是近代中國歷史證明了的一個顛撲不破的真理。那麼，新中國建立之後，在毛澤東領導時期，是不是像他們所說的不懂經濟，沒有成就呢？就以他們樂道的鐵路交通為例，毛澤東是把交通運輸視為經濟建設的先行部門加以重視的，在四個現代化目標的最初提法中，就有現代化的交通運輸業（後改為科學技術現代化），在《1956年到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中，也明確規定：「按照各地情況分別在5年、7年或者12年內，基本上建成全國地方道路網」。在實際工作中，國民經濟恢復時期，工業中的重點就是發展交通運輸，特別是鐵路運輸，不但原有鐵路得到恢復暢通，還新建了總長1263公里的三條鐵路線，公路、航運也得到相應發展。在 1958年到 1965年期間，全國新增鐵路通車裡程7200多公里，有12條幹線建成或部分建成，使全國除西藏外，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都通了火車，公路、航運和郵電通訊事業也有了很大發展。即使在「文化大革命」經濟建設受到嚴重干擾時期，全長1058．8公里的西南重要交通線成（都）昆（明）鐵路全線通車，此外還新建了湘黔、襄渝、南疆、青藏等鐵路線。這一切表明，當年孫中山所夢寐以求的建設藍圖在新中國的條件下逐步化為美好的現實，難道這能夠否定得了嗎？ 這篇評說，不只是對具體的歷史人物、歷史事件的評價，用他們的話來說，是「涉及對20世紀中國歷史道路的評價」，在他們看來，近代中國應該走的只能是「虛君共和的英國式道路」，也就是淪為保皇黨的康有為、梁啟超所提倡的君主立憲的改良主義道路，孫中山沒有接受這條道路，所以辛亥革命搞錯了。比照他們所規劃的這樣一條道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更是錯上加錯了，革命錯了，上地改革錯了，又不懂經濟那麼新中國的現實還剩下什麼呢？他們究競要回到哪裡去？生活在21世紀的這些君子們，卻抱著慈禧太后這具殭屍不放，把中國的民主、富強的希望寄托在她身上，真是讓人哭笑不得。當然，他們還是帶有新的時代特徵，他們貶損毛澤東「缺少一點孫中山的近代思想和近代精神」，這是什麼樣的近代思想和近代精神？就是他們所認定的「孫中山對西方民主有信念，他真誠地相信西方的民主制度、民主精神」。我們姑且不論孫中山在當時要在中國建立資本主義民主制度的歷史進步意義，也不論孫中山後期思想的變化，問題在於，在時代前進到今天，在社會主義制度已經在中國確立並初步顯示了它的優越性的今天，仍然要求走西方的道路，這難道不是地地道道的開的歷史的倒車？應當說，這就是他們這篇評說的實質。 寫到這裡，就不難回答你感到迷惑的問題：這究竟是不是他們所說的「對中國基本問題認識的深化」？如果說他們過去對辛亥革命和中國近代歷史的發展還有過起碼的常識，那麼現在這種變化，是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一些「聰明人」對革命失掉了信心，需要另找出路的一種表現。這不是對歷史認識的深化，而是一種淺化、退化，他們需要到西方另找出路了。這是並不奇怪的一種歷史現象。你作為一位在讀的研究生，有這樣明辨是非的能力和追求真理的精神，我作為一個老年教師，感到十分欣慰。祝你健康成才，不斷進步。 你的老年朋友 於 敬（《環球視野》2010年5月24日第293期，摘自2010年第5期《中華魂》）版權所有 @ 環球視野編輯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