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潮怪相：法國富人忙避稅 我國有人忙逃罪

移民在國際上始終常態，並非過度引人關注。但近兩年有兩個東西方大國的移民潮，卻引起人們的極大興趣。這兩國大國分別為中國和法國。

我發現一個有意思的問題，中法兩國的移民潮，誘發點截然不同。法國富豪紛紛出走他國，相當多的人純粹是為了少繳富人稅。而在我國，富人官員們的移民或外逃很複雜，卻大都觸動著體制弊端這個敏感話題。

先看法國的「高稅逼富」移民潮

自去年中後期法國新執政的社會黨總統奧朗德要實施對富人征75%高稅的舉措，激起國內富人階層的強烈反彈。

法國社會黨是西歐最大的左翼黨，「一戰」後受十月革命影響，黨內多數派另立法國共產黨，餘下的少數派仍為社會黨，歷史上也是一波三折。但該黨能審時度勢不墨守成規，幾十年來民間影響力反而大於法共，甚至幾次成為執政黨。我記得上世紀「文革」的70年代，法國社會黨首密特朗訪華，曾被我國黨報報道稱作「法國同志」，這讓我當年著實吃驚。不過這倒讓我看到當年自家同志法共加入所謂的「反華大合唱」後，法國社會黨在反倒成為我國執政黨眼中的戰友了。當然，還有另種原因，法國社會黨在經濟上比較關注社會公平和社會福利，很容易得到中下層選民的支持，而且在當時西歐國家與我保持友好的少數左翼黨的根本原因。

去年5月6日，「我不喜歡富人」的社會黨候選人弗朗索瓦·奧朗德，打出了迎合民眾渴望改變現狀的訴求的「改變，就在現在」競選口號，在民選總統第二輪投票中戰勝了名聲不太好的前總統、右翼政黨人民運動聯盟候選人薩科齊，當選新一任總統。

應該說，經濟議題始終是法國大選的核心議題，也是奧朗德競選綱領的主要內容。奧朗德將法國當時的經濟狀況歸罪於薩科齊，他推出包括60項涉及經濟社會諸多領域的競選綱領，強調擴大公共支出、提高就業、改革稅制和監管金融等。但新政府加大公共支出提高社會保障，不僅與時下歐盟諸國普遍採取緊縮政策應對債務危機趨勢相抵觸，而且面對法國低迷的經濟環境，奧朗德政府硬著頭皮要一一兌現其「劫富濟貧」施政方針，隨之而來向年個人收入百萬歐元的富人徵收75%高稅，就是奧朗德政府踐諾的行動之一。

法國是擁有17個國家的歐元區的第二大經濟體，僅次於德國。全法約有260萬百萬富翁，是歐洲百萬富翁最多的國家。但是法國的經濟一直停滯不前，目前失業率超過10%，是13年來的最高水平。奧朗德曾指責薩科奇是富人的總統，他希望富人要為法國擺脫時下高赤字和經濟滯後多做貢獻。去年9月，上台不久的奧朗德政府呼籲對富人和大企業徵收更高的稅收，試圖削減預算赤字推動停滯不前的經濟。奧朗德呼籲在未來兩年中對那些收入上限達到100萬歐元的人徵收75%稅收。這個舉措一公布「幾乎是普遍性恐慌」，頓時受到法國商界領袖和右翼反對派的強烈反對，許多法國富人已經表示要移民避稅抗議，頗有些像1981年社會黨人密特朗當選總統後的情形。

許多輿論譴責這項「殺雞取卵」政策，《費加羅報》就批評奧朗德政府是在挑起「仇富」是在「亂上添亂」。很多經濟學家也認為，這是一個不鼓勵企業發展精神和創造財富的計劃，在經濟陷入困境的當今，法國社會需要富人的投資，而不是逼迫富人卷錢外遷，75%高稅的承諾是一項很不明智的舉措。批評人士認為高稅率意味著法國不喜歡有錢人。企業界認為此舉不利於企業投資和增加就業。右翼組織稱奧朗德的稅務政策是「業餘水平」。但法國總理馬克?埃羅對預算提案的公正性進行了辯護，他說是「在和債務進行一場鬥爭」……

看來以「劫富濟貧」形象上台的奧朗德在競選期間許下的承諾，儘管這項計劃草案去年底被法國憲法委員會認定「違反法國憲法」遭否而受挫，被前總理菲永嘲笑為「憲法委員會決定是對奧朗德7個月以來的稅務大棒政策的制裁」。但奧朗德決意已定，在新年電視獻詞仍表示不改初衷，將向議會重新提交修改案，為此還遭到西方媒體如法新社、英國《衛報》等的一番揶揄。

高稅政策負效應自去年後期到今年初立馬顯現：

許多法國富人紛紛出售房產或豪宅移居國外，躲避即將開始實施的高稅率政策。在巴黎和其他地區，豪宅上市量增加。由於供應量增加，巴黎大型公寓房價格過去兩三個月下跌5%。

而出售股份的資本所得稅增加，是促使富人離開法國的主要因素。在高技術行業的勤儉創業資金積累的計劃也遂成泡影，一些創業者開始帶著家眷離法，搬遷到他國或地區去尋求總部設立地。相比先前，移居海外富人的身份有變化，從有閑富人階層變為更年輕的大型跨國企業管理者、企業家和投資人。受青睞的新移居地包括英國倫敦、美國紐約、瑞士日內瓦、比利時布魯塞爾以及加拿大、以色列和新加坡等。

為逃避高額稅收，許多名流紛紛放棄法國國籍。僅去比利時逃避高額稅收的法國人就高達2800人。這些逃稅人中有不知名和名望顯赫的富人。法國首富、奢侈品集團LVMH老闆阿爾諾以「家庭遺產繼承」為由搬至比利時，隨身帶走數10億英鎊財富。曾支持奧朗德上台的名流諾阿，與網球隊隊長弗爾熱共同選擇成為瑞士人。LVMH集團行政總裁伯納德·阿諾特也申請入籍比利時避稅，但由於他在當地未住夠三年已遭拒絕。法國名廚迪阿蘭·杜卡斯和名模蕾蒂西婭·卡斯塔分別移居摩洛哥和英國，另有不少富豪遷往瑞士。

最風光的莫過於今年1月3日，《大鼻子情聖》主演、法國國寶級演員傑拉爾·德帕迪約受到俄國歡迎。俄羅斯總統普京親自簽署授予他俄國國籍護照，並稱其為「商人和朋友」。德帕迪約為抗議法國政府向富人徵稅計劃，曾威脅要放棄法國國籍移民到比法國稅收低的比利時，後遭比利時拒絕，但被普京高規格接納。「大鼻子情聖」的移民產生了「多米諾效應」，一些法國金融界巨頭也紛紛宣稱要效仿老德移民到倫敦等地避稅。

剛剛1月23日英媒報道，法國前總統薩科齊也想要出走英國倫敦避稅。他若兌現移民計劃，必然造成的震撼比「大鼻子情聖」還要「強大1000倍」。不過針對此條消息，老薩助手闢謠稱：這是有人蓄意編造。……

大批法國富豪忙逃高稅紛紛出走，但也有一些法國富豪適得其反。2011年8月，美國「股神」巴菲特致信國會，呼籲對年收入超過百萬美元的富人徵收額外稅，對年收入超過1000萬美元的「超富階層」理應徵收更多。受巴菲特影響，隨即16名法國富豪聯名上書，呼籲自家政府設立「特別貢獻」稅，增加超富階層對國家的納稅額。這些富豪主動申請繳納更高的稅率，願意一次幫助國家渡過經濟慘淡的非常時期，這些富豪中包括歐萊雅化妝品集團公司女掌門貝當古，法國最大廣告商、陽獅集團公司董事長英里斯·李維等名牌富豪。有媒體說，這些富豪大多曾是薩科奇的支持者，他們之所以這樣做目的在於換取好處。

前兩年，美國奧巴馬政府預先就想向美國富人征高稅。而「巴菲特稅」尚未實施一些窮州就已動手向富人增稅了，以致招致大批美國富豪逃離紐約，遷往美國南部的佛羅里達州等地，有的乾脆不要國籍遷居國外，其中就有個人資產達數十億美元的「臉譜」聯合創始人薩維林放棄美國國籍入新加坡國籍的爆料。據統計，2010年，總計有1780名美國人放棄美國國籍，而2009年只有742人，2008年為230人。

交稅可以，交高稅不可以。50%的高稅尚能勉強接受的話，那更高的稅率就會引起強烈反彈。我曾看了一段黑人影星威爾.史密斯與電視節目主持人關於納稅對話視頻，很能代表富人對75%高稅的態度。開始史密斯慷慨表示贊成富人應多繳稅，自己拿多少都心甘情願。但主持人讓他繳稅75%時，史密斯頓時大吐血，驚訝道「75%!!!哇哦…這…就不同了……這是另一碼事了」，「75%啊，呃…那個啥…上帝保佑我大美利堅」，表示根本接受不了。

看來，早先的美國，以及西歐一些國家征高稅都曾得到富人的起先支持和隨後的抵制。結果忽而出爾反爾，忽而過猶不及，似乎與政治局勢因素不大，全為經濟錢財利益所困。看來不是我不愛國，而是政府太操蛋的逼迫，「代表資產階級利益」的總統自上而下搞「殺富濟貧」舉措，自然讓大批資產階級寄生蟲受不了，結果通病都是「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的拔腚走人。但像法國這樣以75%稅率著實把富人嚇一跳，引起更大移民騷動和影響似乎更力拔頭籌。

再看我國移民潮的成因特點

應該說，「文革」後至今，我國大的移民潮起碼有三次。前兩次基本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移民的成分基本以民間為主，移民的動力主要是歷史政治因素、教育水平因素、高額收入因素和環境寬鬆因素等為主，兩次特點分別為留學型和技術型。

第三次就不同了。上本世紀末到本世紀初，社會體制弊端、改革停滯不前、轉型時期漏洞和法律道德文化下滑問題愈發凸顯出來，既給一些人以非法手段獲取或盤奪財富提供了方便陡產暴發戶。「讓一部份人先富起來」的政策嚴重扭曲，成為官商勾結暴富的特權的依據有恃無恐，根本沒有帶動占絕大多數的窮人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有分析家認為，多數中國企商大亨多依靠與政界的潛規關係，短期內非法積累了巨額財富，如已被查處有較大影響的案件代表人物周正毅、賴昌星、徐明等暴發戶。中國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估計，現在中國每年"灰色經濟"產值達1.47萬億美元，並且這一數據還在繼續增長。同時，不足1%中國人掌握了這個國家約70%的社會財富。這已經威脅到了中國經濟發展的基礎和社會的穩定。這種財富過度集中極少數人手中的病態現象，讓社會不公和貧富差距懸殊拉大，我國的實際基尼係數早已持續超過國際標線已達危機瀕臨點，社會各種不穩定風險加劇矛盾升溫激化，「仇富」「仇官」意識積澱稍有不慎就會引發大規模動亂。

這種憂慮讓移民的成分與先前兩次移民潮相比發生巨大變化，更多的富豪和官員家庭加入了移民隊伍。在這次大規模移民潮中，海外投資移民已成為移民的重要組成部分，富裕階層和知識精英正成為新一波移民主力軍，隨之而來的是大量資產被帶到國外，而且移民人口組成日益偏向中產階層以上。

我國富豪外移原因很複雜，但始終不存在高稅逼迫富人移民的條件基矗我們地方發展經濟需要「築巢引鳳」請各路財神大駕光臨造福一方。款爺盼都盼不來，哪敢高稅嚇走人家?於是只有不平等的各類降門檻「優惠政策」出台哄著供著。這種趨勢必然導致偷稅漏稅社會不公貧富拉大官商勾結弊端。近二十年來地方官商勾結共同利益抱團，成為時下最大收益者或超規模的利益集團，與這種弊端關係極大。所以各地乃至壟斷利益集團總和勢力，足以能左右國家政策走向，出台的政策多傾向富人呈惡性循環也就不奇怪了。我國實際實行的是「均賦稅」，即大款與小販、「工薪族」稅額率比重幾乎在同等線上，反倒是後者是國家納稅的主力軍和頂樑柱。此刻不正常稅負條件下，再若大談對富人征高稅云云，無疑是外星人來地球的雞對鴨說，既沒先例也連想都不敢想，更不會出現像法國、美國那樣，逼迫富豪為純經濟出走為主導因素。有法國媒體稱，在決定「出走」的法國富人有兩種：一種是出於純粹的經濟原因為少交稅;另一種是對奧朗德稅收政策所體現的社會「仇富」心態的失望。

所以因高稅富人出走，與我國富人官員移民絲毫不相干，有的甚至截然相反。前幾年，我國著名國際影后鞏俐入籍新加坡，曾很傷國人自尊。近兩年一直瘋傳著名小品演員趙本山舉家辦理入加國籍。其實這些已不重要。眾多名流不是傻蛋，，明白自己那點花拳繡腿在國外無法施展，自然懂得手握外籍護照在國內繼續賺錢的關鍵重要性。所以鞏俐繼續在國內大秀廣告，張鐵林、斯琴高娃大演「帝王」「母后」，大S婆婆「俏江南」富婆張蘭繼續斂國財，蔣大為央視大唱「紅歌」做樣等等見怪不怪現象，也就成為中國獨特的一道合理合法「外商賺內錢」風景線。至於眾多的「裸官」悠然自得高吭「主旋律」，私下卻不擇手段盤奪公共資源轉移國外享用，就更不在話下啦。

如果再加上外資「做空中國」的說法有一定道理的話。那麼，外資賺的中國資金外流，再加上富人、貪官捲走的本土資金，應該也算是我國近年來經濟趨勢不景氣的起因之一。2011年我曾看到一個國內官方報道資料，據保守估計，在1999年以後的10年間，我國國內有200萬人合法獲得外國綠卡。僅2010年我國流向海外國家的移民資金就高達100億元人民幣。這不能不引起國人的密切關注。

表面看，國內投資環境拘緊縮、「原罪」積累後怕及保護自家人員和私有財富是個「移民」主要因素。再探究一層，也有國外良好的教育資源、安全的投資環境、高生活品味，出入境方便、活的有尊嚴、養老有保障等等的強大誘惑力。而最為敏感的深層次的要害因素，我認為卻是對我國政治、經濟、人際和環境的失望甚至絕望，尤其是政治走向的弔詭多變不明朗。這才是第三次移民潮的最最關鍵的因素。

早在去年初，中國銀行發布的《2011中國私人財富管理白皮書》調查顯示，我國大陸資產凈值較高族群中，1/3擁有海外資產，海外資產在總資產中的平均比例為19%。而近來最新報告顯示，我國已有近三成的億萬富翁移民海外，有近五成正在移民意向中。據說近60%的千萬富翁已完成投資移民或有意向。前不久香港鳳凰台副總編何亮亮在《有報天天讀》中說，我國大陸半數富豪通過正當或不正當手續，都已辦好移民手續。即便這些年國外提升了移民辦理費用，但高投資費用仍難擋我國富人不惜成本投入的移民決心。

這裡不得不談及格外矚目的反常動向，即大量國家公職人員特別是一些政府官員、國企高管加入了這個移民潮流，更有不少大小貪官趁機漏網逃之夭夭。從近幾年官方和媒體公布的消息和數據看，這些大小官員或國企高管「移民」，除了一些合法手續的外，許多人或通過漏洞採取不正當手段洗錢把公款轉移國外、或隻身國內做「裸官」將家眷移至國外、或攜帶巨款外逃隱匿，讓第三次移民潮顯得極為不正常。

官員攜款外逃早不是什麼新聞。至少在上世紀1980年代末那起風波發生後，隨著局勢的反覆多變使官員捲款外逃成趨勢，到2012年達到歷史最高的巔峰狀態。據去年有官方統計，25年來我國內陸外逃貪官共捲走資金2.4萬億，其中僅上海大東江公司原董事長蕭洪彬一人就捲走62.27億。中國社科院調研資料顯示，上世紀1990年代中期來，外逃貪官約1.8萬人，捲款達8,000億。此前有消息稱，2012年僅從北京外逃官員354人攜款3000億元人民幣。

另據不完全統計，2010年非法資金外流達4120億美元，2011年升至6000億美元，2012年估計有可能突破10000億。2013年仍是未知數。中紀委去年12月13日的《反腐敗鬥爭工作的新動向》通報中說，去年12月上旬被提取92.46億美元等值外幣，11月也被提取146.44億美元等值外幣，也就是說去年最後兩月，外逃貪官捲走238.9億美元(約合人民幣1500億)資金。儘管國內外統計數據對外逃官員數量及捲款數額有差異，但攜巨款外逃官員絕不在少數卻是共識。這些官員在移民外逃前，通常會憑藉權力對社會進行瘋狂掠奪和百姓壓榨，不但給國家和人民造成巨大經濟損失，也給執政黨帶來極大負面效應。

黨的十八大後，又出現國家公職人員和國企高管出現一股拋售豪宅、別墅的新動向。近期網路和媒體不斷曝光的「房嬸」、「房叔」、「房妹」、「房嫂」等腐敗案例，讓不少官員預感名下超標的房產已成「自我爆炸」的累贅，也是急於變現隱匿不得不為之的無奈之舉。

當這之前的去年「中秋」和「十一」期間，出境的公職人員有1100多人沒有按時返回，其中714人確定為外逃。而中紀委、中辦、中組部去年底約見近120多名現任高官，就拋售住宅、註銷假名、匿名帳戶等現象「打招呼」，起到敲山震虎的威懾作用，但也加快了貪官們想方設法洗錢外逃的趨勢。這大約與十八大後局勢難以預料、緊鑼密鼓的反腐局勢緊張、大批貪官密集落馬有關。

移民潮帶來的不光是社會財富的外流，更是大量的精英人才的流失。2002年到2011年，僅美國就有28萬中國人變成了美籍華人。這還不包括其它大量入籍加拿大、澳大利亞、英國、紐西蘭、新加坡等國曾經是我國的同胞，其中不乏我國極為需要的各界精英人才。難怪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去年在哈佛大學演講稱「20年後中國將成為世界上最窮的國家之一」。她談了6個中國難以克服問題的依據，首條就是中國90%的官員家屬和80%的富豪已申請移民或有移民意願。

有專家對大量富人和知識精英移民很樂觀，認為他們是「心在曹營心向漢」，是一種像當年台灣、日本等國家或地區的暫時「過渡」現象。我不這樣認為。因為他們忽視了我國短期內難以改變的環境等因素。

法國富人移民，主要原因是擺脫對富人的徵收高稅而不是其它。

不難看出，我國富人官員移民潮，與法國富人移民潮有著本質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