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嚴：是「學風問題」還是「歷史的錯位」(東方早報 2010-4-1)

肖嚴讀了王彬彬《汪暉的學風問題——以<反抗絕望>為例》一文，我感到十分震驚。王彬彬拿出學者條分細縷的研究精神，下了不少實證工夫，為我們呈現出了《反抗絕望》的一種千瘡百孔的面相，令人瞠目結舌：為何這樣低級的「錯誤」居然沒人發現過，以至於讓汪暉在精神界「潛伏」了這麼久？錢理群先生半夜回應記者採訪，認為所謂抄襲只是引文不規範。在我看來，這不是錢先生替汪暉推脫，上世紀八十年代學術研究的確沒有那麼多形式上的規範與講究，引文、注釋不統一，甚至缺失，也很常見。舉個我見過的比較極端的例子：藍棣之先生《現代詩的情感與形式》一書，裡面收的文章通篇看不到什麼注釋。後來我查資料的時候才發現，由於當時並沒有現成的文集，藍棣之先生引用的文獻很多來自《中國新詩》和《大公報》等民國報紙和雜誌，但藍先生做了很多史料工作，文章里卻沒有註明出處，甚至引號也沒有。這種情況，一方面是藍棣之先生本人的詩人氣質帶來了他行文上的隨意性，另一方面也是因為當時沒有現在這麼嚴格的論文格式要求。如果是現在，誰不願意自己的論文底下滿是密密麻麻的注釋，越冷越生僻越好，以此昭示自己的文獻功底？王彬彬指責汪暉多處「參照……」就是抄襲的一種方式，不但是有意不談上世紀八十年代學術習慣，也是對不熟悉八十年代學科規範的讀者之誤導。王彬彬指斥汪暉文風晦澀、文理不通，並舉出一些例證。王彬彬摘抄的那幾個句子雖然拗口，但對於我這個經常讀書的人來說，這些語言的表意仍然算得上明白。甚至十分熟悉那種語言糾結的原因。論文的語言不是暢銷小說的語言，怎麼可能平白如水？當密集的思想蜂擁而來時，寫的人只能艱難地從語言的叢林中殺出一條險路來呈現自己的邏輯。比如王彬彬舉出這樣一句話：「……這樣，人的存在的根本問題被置於哲學思考的中心，並成為哲學的基本問題之一和哲學的出發點……」這句話並不費解，僅僅是重複了一下「我是誰，我從哪裡來，要到哪裡去」這一哲學的基本追問。王彬彬作為中文專業學者的閱讀和寫作功底是毋庸置疑的，他怎麼會讀不懂？既然不是真的不懂，那為何要故意違拗與曲解？還有這樣一處：「……正史固然塗飾太厚，如密葉投射在莓苔上的月光，只看見點點碎影，不易察出底細，但野史雜記卻瞭然得多。」王彬彬認為是汪暉的語感不好，導致了語病。事實上，無論是學者，還是作家，在寫作中出現不符合語法邏輯的錯誤現象都是常有的事情。關於這一點，可以諮詢任何一本書的責任校對，無論是普通作者還是當代名家，都有漏字、錯字、別字的時候，否則這世界上不可能出現「校對」這一職業。具體到該處，應該追究的，不是汪暉的語感，而極有可能是校對的失誤。但是對於包括此種錯誤在內的，以及本文在前面提到的那種「文理不通」，王彬彬都將其上升到了一個很嚴重的批評高度：「一個人經常性地文理不通，說明思維過程中有著經常性的障礙，說明邏輯感不夠好。而這樣的人，能夠提供多少深刻的、新穎的、有獨創性的思想，是不免令人懷疑的。」以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的學科規範視之，八十年代的現代文學研究仍有尚待完善之處。因此，如果具體到《反抗絕望》以及汪暉的學術研究，應該還有更沉潛的反思，至少可以把八十年代的所有研究，包括《反抗絕望》一書，視作「歷史中間物」吧。但王彬彬帶著一種發現者與勝利者的驕傲姿態寫作此文，看不到他作為本學科學者對他所「揭露」的「學術抄襲」事件的警醒。可能他不願意把這些正面的關懷帶進這篇戰鬥力和殺傷力都很強的文章里吧！王彬彬所在的南京大學曝出過不少學術醜聞，而中國學術腐敗之現狀也是眾所周知。王彬彬耳聞目睹了多少，又感到了怎樣的心灰意冷，他必將學者醜態揪之而後快的心意有多迫切，都是可以想像的。不過這一揪可不得了，揪出的是學術界、思想界之「大腕」汪暉，而在王彬彬看來，這位在學術界有著至高聲望的大腕兒，他的「第一桶金」得來的多麼容易，但又是多麼拙劣呀！但正如魯迅所說，有瑕疵的戰士也是戰士，沒有瑕疵的蒼蠅仍然是蒼蠅。把歷史的種種錯位統統歸納為「學風問題」，未免理解得促狹了點。如果學術「反腐」的目的，不是為了反思與建設，不是為了知識分子能作為一個群體、能夠烙上共同的精神印記，能夠在這個時代還有所堅持，而是捏虱子一樣的互相捏，以至於耗費了心力，也遮蔽了知識分子應該擔當的憂患與真誠，讓人看不到精神的力量，看不到靈魂的出路。這就是今天敢作敢為的「知識分子」嗎？作為後學之輩，我為此感到心痛，更感到心涼。（作者系青年學者）http://www.dfdaily.com/node2/node24/node619/userobject1ai216800.shtml坐井觀天推薦：王彬彬：汪暉《反抗絕望》的學風問題(南方周末 2010-3-24)王晶晶：著名學者汪暉成名作被指抄襲真偽待鑒(中國青年報 2010-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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