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 | 國學入門讀他這一本書就夠了

章太炎（1869—1936），名炳麟，字枚叔，號太炎。他曾是叱吒風雲的政治人物，倡導民主革命，先後七次被追捕，三次入獄，其勇毅精神至死不撓，被譽為青年的楷范；他也是百年來最狂放不羈的國學大師，對中華民族文化遺產有精湛的研究，範圍涉及小學、歷史、哲學等，有經學大師的美譽。一生著述甚豐，有《章氏叢書》《章氏叢書續編》《章氏叢書三編》《國故論衡》《國學概論》《國學略說》等。

本文節選自《回真向俗：章太炎國學講義》

一部二十四史，人皆以《太史公書》第一。宋人乃以歐陽《五代史》比《史記》。其實何可比也？非徒文章不可比，即事迹亦不可比。《史》、《漢》本並稱，六朝、隋、唐已有《史》、《漢》優劣之論，方望溪必欲推尊《史記》，壓倒《漢書》，實非通論。要知《史》、《漢》各有優劣，史公《樂書》全采《樂記》，優於何有？《漢書·禮樂志》，樂不過郊廟之禮，禮是空論，至若叔孫通之《朝儀》，應入《禮書》，而二家皆不載。至今一無可考，史公、孟堅皆不能辭其咎也。

有古史如此作而後人不應如此作者，如《天文志》。古代史官，兼掌天文。《史記》有《天官書》，《漢書》亦有《天文志》。測天之法不同，應著《天官書》以明之。若僅采護陳文，指明星座，則陳陳相因，何所用之？地理本史家之要，而《史記》不志。《五行志》亦《史記》所無，而《漢書》有之。其實董仲舒輩所言，於今觀之，不值一笑。其後《符瑞志》更無謂矣。《明史·五行志》載牛生馬、角生背、人有兩頭諸怪事，不載應驗之言，似已明悟，實則《五行志》載生物之變異，可為生物學之參考，要亦無大用處。又史公重視遊俠，其所描寫，皆虎虎有生氣。班氏反之，謂之亂世之奸雄，其言實亦有理。是故《史》、《漢》之優劣，未可輕易下斷語也。

《史》、《漢》之後，首推《後漢書》。劉知幾作《史通》，不雲《後漢書》有曲筆，於《史》、《漢》卻有微詞。實則范蔚宗之修《後漢書》，時隔數代，直筆無妨。且蔚宗於史有特識，不僅直筆可貴，如伴食宰相，僅載本紀，不特立傳。在野有名之士，王符、仲長統之流，皆為立傳。其他官位卑微而入傳者甚多。朱文公作《綱目》，即采《范書》所載，如曹操自為丞相，曹操自立為魏公，加九錫，曹操進號魏王，皆采自《後漢書·獻帝紀》。華嶠《後漢書》今不可見，疑嶠書本善，而范書襲之，觀蔚宗自序，稱諸序論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減《過秦篇》，嘗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不稱敘事之善，而雲議論之美，恐敘事直筆，華嶠已然，故但稱己之序論而已。惟華歆破壁牽伏後，華嶠必不肯載。孔融臨死，二子圍棋，此事出吳人《曹瞞傳》耳。

陳承祚（陳壽）《三國志》，前人譏之，謂不應以魏為正統，清人為之回護。余不謂然。桓、靈之惡，甚於桀、紂。曹操代漢，政治修明。雖其初起時，孔融之徒有不滿之意，謂之正統，亦何不可？然司馬溫公謂劉備出於中山靖王后者，實亦如南唐之自稱出於吳王恪，則未必然。劉備之自稱宗室，若為詭說，曹氏應加反駁。曹氏不反駁，其為公認無疑。此蓋與光武為長沙靖王之後相同。惟光武世系明晰，中山靖王至劉備則不能數耳。然必雲正統，義有未安。桓、靈之當認為帝王與否？實為問題。而劉備之興，又與光武不同。光武名號官制，必復漢家之舊，謂之正統可也。劉備何嘗如此？故陳書三國鼎立，立意未嘗不公。然於吳、蜀尚有分別，稱蜀主死曰殂，稱吳大帝之死曰薨。吳夫人立為皇后，而稱之曰夫人，於蜀則稱曰後。此實不合史法，使後人為之，即成笑柄矣。

四史之後，人以南北史最佳。宋、齊、梁、陳諸史繁簡不當，《魏書》又有穢史之目。惟《北史》是非最為公正。唐人心理，以北朝為正統。以唐承隋，隋承周故。然南北史並立，南方帝王死，《北史》書之曰殂，北方帝王死，《南史》書之曰崩，此其病也。

唐人所修，前有《晉書》，後有《隋書》，其他尚有《梁書》、《陳書》等。《隋書》以志見稱，以其皆為專家所作也。《史通》雲撰紀傳者顏師古、孔穎達，撰志者于志寧、李淳風、韋安仁、李延壽、令狐德棻，皆一時之選也。《晉書》專記逸聞，體近小說，然後人亦有稱之者。蓋自《史》、《漢》以下，可於列傳之中看出其人性質產地者，首推《晉書》。觀《史記·司馬相如傳》，可知其為四川人。觀《屈原傳》，可知其為兩湖人。至於《晉書》列傳各人之性質風度，無不栩栩欲活，安得以輕薄而少之？

《舊唐書》、《舊五代史》體例本不甚佳，劉煦、薛居正伴食宰相耳，與雅擅文名之歐陽永叔、宋子京相較，寧止天淵？然吳縝作《新唐書糾謬》，駁正四百餘事，真所謂百孔千瘡矣。案子京《新唐書》文省於前，事增於後。唐人小說悉以為載筆之資，實則小說悠謬之詞，何足信賴？何如《舊唐書》之一依官書為可信哉？是以司馬溫公修《通鑒》采《舊唐書》多，采《新唐書》少。於《五代史》亦然。夫歷代史籍皆由官修，獨《新五代史》為私家著作。私家採訪，必不能普及，故至於清代，兩舊史仍列入正史。《新唐書》竭力摹擬昌黎，《新五代史》竭力摹擬《史記》、《春秋》。目標愈高，筆力愈不易到。論其事實，舊史實勝於新史。即以《新五代史》職方考、司天考而論，當十國錯亂之際，職方固甚重要，司天亦何用哉？

其後《金史》有元遺山手稿，尚足稱道。《宋史》繁瑣，凡宰相必列傳，官位稍高亦無不列傳，甚至一人兩傳，何其蕪雜也？《元史》僅修一年，蒙古人名氏易混，一人兩傳，尚不足怪。短中取長，惟《遼史》耳。

《明史》大半取諸萬季野《明史稿》。今萬氏原稿不可見，聞但有多傳，而無表志。近朱逖先買得原稿，其為真偽不可知。惟列傳多於今之《明史》。又王鴻緒《明史稿》傳後無贊，今通行本每一傳後有贊，事實與原本無異，恐亦如范蔚宗之書原本於華嶠也。

《明史稿》所以優於《明史》者，福王、唐王、桂王事為之特敘。《明史》則附於《三王宗室傳》中，先後倒置，眉目不清，此其一也。《明史稿》於府縣設置之沿革，備著年月，甚見清楚。重修《明史》皆刪去之，此其二也。

今之《清史》，袁金鎧、金梁等不知而妄作，更多著無關重要之事，體例至不純粹。且清室遺老秉筆修史，是非必不公允。即如皇太后下嫁一事，證據確鑿，無可諱飾，今一概抹殺，何以傳信？最大之病在不列世紀。紀清太祖之初起，壹似草澤英雄，有乖實錄甚矣。然則《清史》非重修不可。今以《清史稿》開罪聞人，禁不發行，不知史之錯誤有二。小節出入，錯誤之微末者也，不難加以修正。大體乖違，則錯誤之深重者也，非更張不可。如以努爾哈赤寫作草澤英雄，焉可以信今而傳後哉？要之《清史》較《宋史》、《元史》稍優，不致有一人兩傳之誤，然比《明史》尚不逮。余謂今人修史，如文章欲力追秦、漢，則古今人不相及。

無論《史》、《漢》，即范、陳亦不易及。前人稱南北史為優，其實《隋書》、《明史》亦尚可觀。如能與方駕，已為上乘。讀史不必問文章之優劣，但須問事實之確否。至於議論，各人有其特見，正不必以人之議論為己之議論也。

讀史之宜忌

讀史之士學力不同，識見亦異。高者知社會之變遷，方略之當否，如觀棋譜，知其運用，讀史之效可施於政治，此其上也。其次考制度，明沿革，備行政之採擇。正史所載，未必完備，典章制度，不得不參考《通典》、《通考》諸書，譬如地理、職官二門。職官須明許可權之異同，不得但據其名。地理應知交爭之形勢，道里之遠近，要知歷史上之地理，不與今之地質學、地文學相同。今人講地理，建置沿革尚能通曉，惟有一說疑不能明。《漢書》述諸夏區域東西一萬三千餘里，南北九千餘里。歷代相沿此說不變。宋土逼窄，猶作此語。漢尺短，用清營造尺比漢尺，則漢一尺得清營造尺七寸四分。漢一萬里為清七千四百里。今自蒙古至瓊州只六千里，焉得有九千里？明尺即今木尺，一尺等於營造尺九寸，則萬里當有九千里，數亦與今不符。漢人之言，猶可諉之測量未精，故有是誤。晉裴秀為司空，作《禹貢地域圖》十八篇，已知測量之法矣。六朝時遵用之，唐賈耽則有《禹跡圖》、《華夷圖》，劉豫刻之西安，今存西安府學，觀其里數亦覺過大。蓋當時雖知測量，仍不知北極測地之法也。《周禮》職方氏所云九州之內東西南北相去七千里，其外相去一萬里。以漢尺七四計，尚得五千一百八十里。本部南北相去斷無此遠，古今人皆以為疑。近人廖季平乃謂職方氏是指全地球而言。實則自漢至明，里數總不確實，凡為測量未精不知北極測地之法故也。

職官之學有職官沿革表可供參考，然有名同而實異者，不可不加審辨。如唐之六部與《周禮》六官不同，此前人已知之。《周官》冢宰乃唐之尚書令，非唐之六部也。《周禮》天官，大宗伯在漢為九卿，至清大理、太常、太僕則虛名耳。明太僕寺尚須養馬，清則無其事矣。光祿寺不知起於何時，清光祿勛本郎官，不知何以變為庖廚之職？漢之鴻臚如後之理藩院。此皆名同而實不同者。古今職官名實相同者僅有縣令，清之知縣猶是漢之縣令也。以知府比太守，即已不符。顧亭林謂太守如督撫，此語良然，以其有兵權也。日本人譯西洋官制之名，於台灣、朝鮮則曰總督，稱印度、香港之最高長官即曰太守，不知是否西洋文之本意如此？抑故意作此譯名也？實則守之大小，本無規定。明代總兵鎮守邊陲，亦稱曰守。以故印度總督可比太守，香港只可比巡檢司而已。漢之太守與後之知府，不但名不同，實亦不同。研究職故官不應取其名，務須稽核其實。古今官制，屢改不一改矣，決非但見其名相同即可謂是同一職掌也。

他如古今度量衡之變遷沿革，亦不易知。要之考制度以裨有政，乃讀史第二等事，其效已次於職方略知運用也。

讀史所最忌者，妄論古人之是非是已。宋人往往好以當時之是非衡量古人，實則古人之安危利害，不應以後人之目光判斷之。後人所應糾正古人者，乃如華歆，魏晉人均讚揚之，魏之代漢，歆顏色不悅，曰我本漢臣。此之矯揉造作，而曹子建信之，何也？又如古稱揚雄，幾於聖人，司馬溫公尚然，而後人訾之。以余觀之，雄不過常人而已。

複次借古事以論今事，所謂借題發揮者，亦讀史所忌。王船山《讀通鑒論》，於範文正貶官，歐陽修、尹師魯、余靖與之同去，以為好名。後之朋黨，即由此起。實則宋之朋黨起於神宗時，范、歐四賢曷嘗有此心哉？明懷宗時流寇猖獗，朝臣多議南遷，光時亨曰「國君死社稷」，以此而止。船山於時亨不加訾議，乃力斥李綱，以金人來侵，綱力主迎戰，與時亨同也。不知南宋遷亦亡，不遷亦亡。其時宗澤尚在河北，所以不能成功者，以黃潛善等沮之也。如船山之言，南遷而守東都，東都亦豈易保哉？船山史論常以宋事影射明事，後之讀史者往往以此矜誇。夫作詩有寄託，發感慨。原無不可，然非所語於讀史也。讀史當論大體，以為判案，豈可逞臆而斷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