肉體溝通+精神溝通 唐代妓女遠比政客和商人高尚

唐代詩人和妓女之間的關係，不僅僅是肉體上的溝通，更有精神上溝通。唐代詩人對妓女把精神上的滿足重於純性慾的滿足，除唱詞外，很多妓女有相當的文學修養，能作詞，詞多清麗、宛楚、纏綿，楚楚動人，有的甚至能對客揮毫，倚馬可待。

唐代人才選拔晉陞，盡由科舉，尤重進士。進士最出風頭，在初及第的時候，必攜妓游宴，這在當時成了不成文的規矩。新科進士與歌妓邊飲酒邊唱詩，成為令人艷羨的時刻，張籍詩云：「無人不借花間宿，到處常攜酒器行。」

長安名妓劉國容有姿容，能吟詩，與進士郭昭述相愛，「他人莫能窺也。後昭述釋褐，授天長簿，遂與國容相別。詰旦赴任，行至咸陽，國容使一女僕馳矮駒賚短書曰：『歡寢方濃，恨雞聲之斷愛：恩憐未洽，嘆馬足以無情！使我勞心，因君成疾，再期後會，以冀齊眉。』長安弟子多諷誦焉」（《開元遺

事》）。

唐代娼妓都是「官妓」。「官妓」的來源有三，《唐律》載：奴婢賤人律比畜產；二是誤墮風塵；三是罪人家小籍沒。為了管理數目龐大的妓女，唐代妓樂籍貫，先隸太常，後屬教坊。

唐朝詩歌強盛，是因科場以詩歌取士，因此上至皇帝將相，旁及販夫走卒，外之僧尼女冠，以及坊曲妓女，幾無一人不能詩。娼妓為了事業發展，除了傳統的歌舞兩項技能之外，還須寫得一手好詩。娼妓能詩的，亦以唐代為最多，往往有集行世。諸如江淮名妓徐月英之《送人》：「惆悵人間萬事違，兩人同去一人歸。生憎平望亭前水，忍照鴛鴦相背飛。」寫的便是與才子間的糾纏恨事。

娼妓既多工詩，對當時詩人尤敬重。白居易《與元稹書》說：「……及再來長安，又聞右軍使高霞寓者欲聘娼妓，妓大誇曰：『我誦得白學士長恨歌，豈同他哉？』由是增價。又足下書云：『到通州日，見江館柱門有題仆詩者』，復何人哉？又昨過漢南日，適遇主人集眾娛樂，娛他賓，諸妓見仆來，指而相顧曰：『此是《秦中吟》、《長恨歌》主耳！』自長抵江西三四千里，凡鄉校、佛寺、逆旅、行舟中，往往有題仆詩者，士庶僧徒孀婦處女之口，每有詠仆詩者。此誠雕蟲之戲，不足為多。然今時俗所重，正在此耳……」（見《白氏長慶集》及

《舊唐書·本傳》）白居易的詩娼妓不僅知道，而且還認識白居易，自然「喜形於色」。

元稹以監察御史身份到蜀地考察，名妓薛濤如雷貫耳卻難得見面。路岩私下知道後派薛濤前往，以「賄賂」上司。等到元稹進了翰林，薛濤隱居在浣花溪，薛便造小幅松花箋百餘幅，題詩獻給元稹，元稹寄詩與薛濤：「長教碧玉藏深處，總向紅箋寫自隨。」

李白的《對酒》：「玳瑁筵中懷裡醉，芙蓉帳底奈君何？」李商隱的《碧城三首》之二：「紫鳳放嬌銜楚佩，赤鱗狂舞撥湘弦。」都是寫娼妓之樂。白居易的《江南喜逢蕭九徹，因話長安舊遊，戲贈五十韻》將妓院的環境、妓女的服飾、妓女的歌舞和宴會場面、嫖客和妓女的親昵做愛等，繪聲繪色地描寫得淋漓盡致。至於享譽千年的《琵琶行》更是借歌妓之杯盞，澆心中之塊壘，將娼妓文化與詩歌創作推向藝術的巔峰。

青樓在古代文化傳播中是個非常重要的集散地。無論是繁華都市，還是偏僻小城，青樓所處位置大都是人群最為聚集的地方，各種資訊消息，通過青樓妓院而傳播；各種文藝詩詞歌賦，很多也通過妓女們的吟唱而傳誦。我們今天能讀到的精彩的唐詩，正是她們不斷的傳唱，才把詩人們的精華作品保留下來。

同時，詩人的文筆之毀譽也往往關係妓女的興衰。

王灼《碧雞漫志》對唐代歌妓以文人詩歌譜入樂曲有過詳細描述：白居易做杭州太守，元縝贈詩說：「休譴玲瓏唱我詞，我詞都是寄君詩。」白居易也戲諸歌妓說：「席上爭飛使君酒，歌中多唱舍下詩。」開元年間，詩人王昌齡、高適、王之渙到旗亭飲酒，梨園伶官也招歌妓聚宴。他們三人私下打賭，以歌妓唱詩定詩名的排行榜。結果，一歌妓唱王昌齡的絕句「寒雨連江夜入吳……」；一歌妓唱高適的絕句「開篋淚沾臆……」；一歌妓唱王之渙的詩「黃河遠上白雲間……」由此可知，當時的歌妓們將名士的詩歌作唱詞已成為風氣。

唐代妓女們為了生存，也為了展示自身的價值，她們將才藝與肉體奉獻給士大夫階層。由於娼妓能寫詩、頌詩、解詩的緣故，中唐以後「香奩體」新文體詞的產生，妓女們功不可沒。新文體詞是專寫男女戀情、閨情直至床第交歡之情的艷情詩

歌，到了韓偓到達了極至。這些作品中有許多是源發於和妓女交愛的內容。而溫庭筠和韓偓亦也成為唐代妓女文學的代表人物。胡適在《詞的起源》中說：「依曲拍做長短句的歌調，這個風氣，是起於民間，起於樂工歌妓。」

起始，妓女的溫柔風情，是士大夫房間里軟性的小擺設。當他疲憊時，他會用你來擦一把臉；煩躁時，或許會一腳踢開。被踢開的妓女，就是遺落在牆角裡帶著男人汗臭的抹布。久之，妓女的體貼理解，是士大夫的空調器和按摩椅。她們不斷地調換自己的溫度，以適應士大夫的需要；在士大夫想需要撫慰的時刻按准穴位。

唐詩宋詞的璀璨，妓女居功甚偉。妓女，造就了中國古典文學最高雅的峰巔。

許多的文人雅士在創作了大量文學作品的同時，又缺乏文字以外的傳媒平台，妓女就客觀地搭建了一種市場化的舞台，成為傳播文人雅士文學作品的主渠道。「一手寫詩，一手擁嬌」，性是美妙的，文人雅士用美妙的事情，調劑多彩的生活，創造出耀眼的詩曲。沒有詩，對於文人雅士，妓女是不受歡迎的「萬花桶」；而對妓女，沒有情的性慾，文人雅士則是「廢物」

的太監。

在這個舞台上，文人與歌妓們均為雙贏，各得其所，既扮演著各自的角色，又相互融合，相得益彰。文學在這個時候滲透給妓女，而妓女又將其反作用於文壇。這種蛻變和升華使妓女成為了一種文化內容，飽滿而人性化。

唐詩類同於如今的流行歌曲，詞曲家創作的歌曲要流行，需要一線歌星的演唱；有了不同歌星演唱，自然要出新意，要有創新，要有不同風格。妓女既時時與詩人接近，便要讓他們幫忙修改訂正曲譜，代她們作樂詞，而長短句詞乃崛興。反覆切磋的過程，除了雲雨之歡外，難免不心靈溝通。這種「一條龍」的產業鏈日趨成熟，到了晚唐，更出現如溫庭筠之類的詩人，他們和妓女情投意合，甚至和妓女們組成「利益共同體」，「能逐弦歌之音，為側艷之詞」。

在詩的理解和傳播上，唐代的妓女遠比政客和商人高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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