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前中央編寫黨史教科書的設想

[摘要]1942年開始的延安整風運動，使中共改變了革命家個人撰史的風氣.

編撰一部全面地完整地反映中國共產黨歷程的歷史教科書，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產黨黨史工作的一項重要任務，其歷史緣起可以追溯到20世紀50年代。新中國成立後，中共中央曾經設想並採取一些措施進行黨史教科書的編寫，其間伴隨歷史發展的曲折反覆而不斷變動、時斷時續，至「文化大革命」結束前，終究未能完成。

囿於史料的匱乏，這一研究課題長久以來未能納入黨史研究視域，在中共史學史著作中更屬空白地帶。龔育之在研究中共黨史教科書的審定模式時，憑藉個人記憶，記述了「文化大革命」前中共中央組織編寫黨史的活動，史實較為準確，唯失之於簡略。章百家在回顧中共黨史研究歷程時，根據老同志回憶，僅指出1964年前後中共中央考慮編寫一部權威性的黨史著作，亦語焉不詳。這些研究已經觸及黨史編寫的課題，構成了今天重新研究的基礎。

新世紀以來出版的一些中共文獻、高層人物傳記、回憶錄、著作等資料，已經提供了大量有價值的信息，在史源擴大的情況下，相關的歷史證據鏈條已經比較完整。本文致力於尋找隱藏在各類史料中的「蛛絲馬跡」，全面細緻梳理中共中央這一時期編撰黨史教科書的來龍去脈，總結黨史編寫計劃從提出到中間經歷反覆、直至最後夭折的經驗和教訓，填補中共史學史上的一段空白，為中共黨史編撰學提供歷史鏡鑒。

一、中共黨史教科書編寫計劃的提出

中國共產黨成立不久，黨內就有了書寫黨史的個人著述，但在延安整風運動之前，並沒有來自中央層面的集體學習、討論和研究黨史問題的行為。考察黨的早期革命家完成的黨史作品，如蔡和森的《中國共產黨史的發展》《黨的機會主義史》、瞿秋白的《中國共產黨歷史概論》、李立三的《黨史報告》、華崗的《中國大革命史》、張聞天的《中國現代革命運動史》（又名《中國革命運動史與中共黨史》）等等，首先表達的都是個人對於黨史的看法，並沒有經過中央全會的通過，也沒有作為黨的正式結論而下達全黨；其次並不是對黨的整個歷史、重大問題的總結，只是對某一段歷史、某些問題的看法。更有甚者，以王明為代表的一些「左」傾領導人將斯大林、聯共（布）中央利用撰寫黨史進行黨內鬥爭的做法照搬到中共黨內，以此達到改組中央領導層，為個人謀奪最高權力的政治目的。1930年，王明在上海撰寫的批判李立三的小冊子《兩條路線》（即《為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化而鬥爭》）就是一個典型案例。

在毛澤東的領導下，1942年開始的延安整風運動，使中共改變了革命家個人撰史的風氣，形成了黨內高層對於黨史的大討論。作為整風運動結束的標誌和成果，1945年中共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關於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以下簡稱「歷史決議」），標誌著黨史書寫進入根據歷史決議解釋黨史的新階段。此前，出自早期革命家之手的黨史著作，雖然熏染著黨內輿論，影響著一些黨史問題的看法，但既沒有黨內正式文件的權威性，研究的時段也十分有限，更沒有突出毛澤東在黨史上的地位，沒有形成完整的黨史敘述框架，自然不可能對黨史書寫發生決定性影響。相反，歷史決議藉助黨的高級幹部集體研討黨史的高潮，依據毛澤東對於一些黨史重大問題的定論，以《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為藍本，初步完成了以毛澤東為中心的中共黨史敘事框架的構建，成為黨內第一個全面總結黨的歷史經驗教訓的正式的權威的中央文件。

歷史決議通過後，毛澤東和中共中央不再停留在檢討歷史問題的思路上，將主要精力放在研究和處理現實的政治問題和軍事問題。歷史決議的起草，主要著眼於解決黨內的路線是非，統一全黨思想，加強全黨團結。中共七大後，在抗日戰爭勝利即將到來，戰後中國走向何處去的重大歷史關口，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的中心目標從歷史問題轉移到現實問題後，就沒有提出在歷史決議的基礎上再編寫一部黨史教科書的設想。

新中國成立後，中共在全國全面執政，編撰一部黨史教科書成為適應黨的地位變化，滿足黨員、幹部和社會各界學習黨史，教育人民群眾的迫切需要。新中國成立初期，全社會掀起學習中共黨史和中國革命史的熱潮。1951年7月1日是中共成立30周年紀念日，中共中央決定開展一系列紀念活動。是年初，毛澤東為總結中共30年歷史，布置胡喬木寫一個「黨史大綱」。4月1日，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和胡喬木上報中央擬定的慶祝辦法（5條）和宣傳辦法（4條）中，宣傳辦法第2條是由馬列學院寫一篇黨史提綱，由中共中央宣傳部寫一篇中國共產黨30年紀念宣傳大綱，編一本供下級黨員用的介紹黨史的通俗小冊子。後來，上述3種材料合為一種，即後來由胡喬木執筆寫的《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5月30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作出周密細緻的安排，強調建黨30周年紀念活動要形成以黨為中心的群眾運動，要求在黨的支部中和勞動群眾中進行黨史的宣傳。在中共的組織和發動下，全黨掀起學習黨史的熱潮。

這次紀念活動對於中共黨史編寫的重要影響，主要表現在：

其一，胡喬木在1951年6月22日《人民日報》發表的《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堅持和發展了歷史決議，成為新中國第一本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觀點，完整地、系統地、簡明地敘述和總結中共歷史的權威著作，構成以後中共黨史、中國革命史教材的「母本」，對於中共黨史編撰和黨史研究產生久遠的影響。

其二，1951年7月21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收集黨史資料的通知》，標誌著黨內開始有系統地研究、收集和保存黨史資料。通知決定在中宣部下設黨史資料室，負責編印不定期的期刊《黨史資料》，搜集刊載有關黨史的各種資料、文件、文稿、回憶、傳記、圖片等，同時在北京故宮武英殿設立革命博物館籌備處，負責搜集鴉片戰爭以來、主要是五四運動以來的革命歷史文物、圖片、繪畫，加以整理陳列。這兩個機構成為當時最主要的整理黨史革命史資料的部門，為啟動編寫中共黨史教科書的計劃提供了最初的資料支持，如1951年11月16日，中宣部黨史資料室成立後，陸續編輯了黨史文件彙編（俗稱「三口袋」），後經增補出版了《中共黨史參考資料》。

胡喬木的《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發表後，毛澤東是否就認為黨史問題已經一勞永逸地解決了，中共中央沒有必要編寫黨史教科書呢？答案顯然不是這樣。畢竟，胡喬木個人的簡史著作並不能等同於以中共中央名義出版的集體編撰的黨史教科書。從筆者掌握的材料來看，國內黨史學習中暴露出來的一些問題和社會主義陣營開展黨史研究的狀況，引起中共中央對於加強黨史編寫工作的關注。

據新華社《內部參考》披露，在1951年紀念建黨的活動中，陝西西安機關幹部和湖南各地幹部在黨史學習中暴露了不少「錯誤思想」，很多人稱頌共產黨是光榮的、正確的、偉大的，但弄不清為什麼黨是光榮的、正確的、偉大的；有的認為黨是「窮人的黨」、「農民的黨」、「工農黨」，懷疑「共產黨是否是工人階級的政黨」；有的認為「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是過分誇大了共產黨的作用；有的認為「沒有工人階級的國家是可以產生共產黨的，因為馬克思主義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科學」；有的認為「黨內產生的『左』右傾機會主義的鬥爭是派別鬥爭」，「陳獨秀一貫執行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所以在他領導的時期內不是革命」；有的質疑「土地改革政策是否有過變化？毛主席的土改政策是否一貫正確」；有的懷疑「統一戰線是不是利用，是否有兩種（對敵對友）統一戰線」；等等。由於沒有統一的定論，國內還屢次提出陳獨秀在五四運動前後的歷史作用的評價問題，中宣部不得不於1954年12月2日給中央寫報告請求處理這個問題的意見。顯然，這些「錯誤思想」和歷史爭議問題的產生，同中共中央缺乏一部權威的黨史著作，一般的黨員、幹部對於黨史問題沒有統一認識分不開。

從社會主義陣營來看，二戰以後的各國共產黨、工人黨大都按照《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的結構和觀點，從路線鬥爭史觀出發，評估本黨歷史。有些國家的共產黨建立了負責整理黨史資料和編寫黨史任務的中央一級的黨史研究機構。1954年4月，匈牙利黨邀請中共中央黨史研究機構負責人派人參加匈牙利工運史陳列館；1955年4月，社會主義陣營在波蘭華沙召開各國黨史研究院例會時，亦向中共發出邀請。此時，中共中央並未設立黨史研究機構，黨史資料的整理工作尚未著手進行，劉少奇在處理這類問題時，只得批示中共不派代表參加。在對外交往中，這種因黨史問題造成的窘境，顯然與毛澤東和中共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威望和地位是極不相稱的。

在這種背景下，毛澤東和中共中央認識到編寫一部完整的黨史教科書對於統一全黨思想、教育黨員幹部、發展社會主義國家關係的迫切性。至遲在1953年，中共中央把編寫黨史教科書作為召開八大的準備工作之一提上日程，安排高崗負責主持編寫。從有關材料來看，高崗表達的自己編寫黨史的思路和看法主要有：其一，關於編寫黨史的必要性，認為中共經過30多年的歷程，值得總結的東西很多，應寫出像樣的、反映實際的黨史，內容要比蘇聯黨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更豐富；其二，1945年的歷史決議應該修改，它只是反映黨史的一個片段，現在需要一部完整的黨史；其三，關於黨史的內容，主張對待黨史要有統一的認識，不能把黨的歷史分切成根據地歷史、白區歷史兩大塊，而應當是統一的革命鬥爭的歷史，強調把白區鬥爭和根據地鬥爭等起來相提並論是不符合實際的，歷史決議中關於劉少奇是黨的正確路線在白區工作中的代表的提法不對頭，需要重新作結論；其四，關於黨和軍隊的關係，認為黨是軍隊創造的，軍隊的黨是黨的主體。「高饒事件」發生後，這些看法被認作高崗為實現篡黨奪權陰謀而製造的「黨史二元論」、「軍黨論」謬論的一部分。1954年2月25日，周恩來在中共中央書記處召開的關於高崗問題的座談會上，所列舉的高崗分裂黨及奪取黨和國家權力的陰謀活動的「十大罪行」的第1條「軍黨論」，就是高崗硬說中國黨內對黨史有二元論，即所謂毛澤東代表紅區，劉少奇代表白區，中國黨的骨幹是軍隊鍛鍊出來的，白區幹部現在要篡奪黨，因而認為「編黨史要對黨內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加以修改，重下定論」。隨著對高崗的揭露和批判，黨史編寫工作暫時被擱置下來。

二、蘇共二十大與中共黨史教科書編寫設想的變動

1956年蘇共二十大後，社會主義陣營以批判斯大林個人崇拜為契機，掀起思想解放和探索改革的浪潮。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密切關注蘇聯重新改寫蘇共歷史的思潮，根據中國實際，提出「雙百」方針，作出不再編寫一部統一的黨史教科書的決定。

1953年斯大林逝世後，蘇聯進入以開展平反冤假錯案、批判個人崇拜為開端，到1964年赫魯曉夫辭職下台和1968年蘇聯出兵捷克斯洛伐克而告終結的「解凍」時期。從1953年至1955年，蘇聯《歷史問題》雜誌在歷史學家、編輯潘克拉托娃的推動下，發表了一系列文章和資料，打破《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的框框，力圖重新評價蘇共歷史問題。這股改寫歷史的思潮在中宣部《宣教動態》、新華社《內部參考》有不少反映，引起中共中央的關注。

對於蘇聯批判個人崇拜和抨擊《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的做法，毛澤東的反應是雙重的：既不應全盤否定斯大林、《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又要鼓勵黨史領域的「百家爭鳴」，反對編寫統一的黨史教科書。毛澤東曾將《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列為延安整風必讀文件和幹部必讀書目，評價它是「一百年來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最高的綜合和總結，是理論和實際結合的典型」。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一直將其放在案邊，時常閱讀。面對蘇共二十大否定這本書的傾向，1956年4月4日，毛澤東在中央書記處會議討論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的文章時，將斯大林及其著作看作一個整體，認為正確是主要的、第一位的，錯誤是第二位的，強調「他主持寫的《聯共（布）黨史》，其中是否有錯誤可以研究，但它畢竟是第一部力圖用馬克思主義觀點敘述共產黨的鬥爭歷史，總結蘇共革命鬥爭的經驗。這是國際共運歷史上第一部這樣的書」。毛澤東的這個立場，以後一直未變。

毛澤東主張對於有爭議的歷史問題，實行「百家爭鳴」，並將「雙百」方針推廣到黨史領域，放棄了編寫黨史教科書的計劃。1955年9月或10月，中宣部部長陸定一向毛澤東請示黨史編寫問題，毛澤東以「百家爭鳴」為由，反對再寫一本統一的黨史教材。1956年2月，中宣部給中共中央的報告中提出組織編寫中共黨史、哲學、政治經濟學、黨的建設等教材，用作高中級黨校和高等學校的正式教材。2月28日，毛澤東主張該件應提交政治局通過。到1956年5月26日，陸定一在中南海懷仁堂作「雙百」報告時宣布：「大家在等待中共中央編出一本黨史教科書來，然後根據黨史教科書來寫各種近代史。現在請你們不要等待了。中共中央不準備編寫黨史教科書，只準備陸續出版黨的大事記和文件彙編。」

毛澤東此時放棄編寫黨史教科書的計劃，原因不外乎兩點。首先，中共在蘇共二十大後切實看到官方編寫統一黨史教科書的弊端。這一時期，新華社《內部參考》的許多報道是毛澤東和中共中央了解蘇聯改寫歷史的情況及其國內國際反應的主要渠道。中共高層不難認識到《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代表的這種由黨的領袖親自修改、以中央名義審定出版的黨史教科書模式，雖然有利於統一全黨對黨史和馬列主義基本問題的認識，但容易造成黨的領袖壟斷黨史解釋權的不正常現象，約束黨史問題的自由討論和客觀研究。其次，從國內的實際情況來看，黨史資料的編輯和整理工作還很落後，黨史研究機構尚未建立，黨史各時期的分期研究和專題研究很薄弱，編寫一部完整的統一的黨史教科書既為時過早，又困難頗多。

中共八大後，按照毛澤東的決定，中央層面的黨史工作轉向編撰黨史大事記和黨史文件彙編。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田家英及政治研究室歷史組具體負責此項工作，鑒於自身力量不足，採取協作方式，陸續從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黨史系）、解放軍政治學院、中共中央馬恩列斯著作編譯局、共青團中央團校、上海科學院歷史所等有關單位借調人員。據參與者介紹，編寫黨史大事記和文件彙編的工作按歷史時期分配任務，大概每人負責一年半的任務，工作地點先後在中央檔案館、中宣部辦公大樓，實行嚴格的政治保密措施，規定工作人員只能看、不能抄、也不能說、更不能公布，可以做卡片摘錄但不能帶出檔案館。這項工作一直開展，到1962年七千人大會後，絕大多數借調人員都回到原單位。

對於地方、文教單位層面的黨史編寫工作，毛澤東是鼓勵、支持的態度。1958年「大躍進」時期，毛澤東和中共中央號召地方編寫地方黨史，全國各地編了不少黨史本子。例如，20世紀60年代初，中共北京市委委託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鬍錫奎主持、組織中國人民大學中共黨史系部分師生編寫《中共北京地下黨鬥爭史》（未公開出版），還組織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大學、北京市委黨校等一些院校的黨史教師，以北京市高等學校黨史講義編寫協作小組為名義編著《中國共產黨歷史講義》（1961年印製討論稿）。到1963年，全國約有30本黨史、現代史教材，其中正式出版、公開發行作為教科書的有6本。這些教材內容比較雷同，口徑一致，內容乾巴，都是根據胡喬木的《中國共產黨三十年》和《毛澤東選集》的框框，或簡單或浩繁，無法滿足黨員、幹部、黨史工作者和學生的不同需要。

由於缺乏一部權威性的黨史教科書，黨史教學面臨很大的困難。1950年代的中共黨史講授主要參照蘇共黨史，如胡華所言，學習黨史「最好多參看聯共（布）黨史的結構及講述」。1959年1月，中央教育工作會議召開，提出在高校開設中共黨史這門政治理論課程後，由於沒有適合的教材，黨史教學難以開展。1960年10月25日，中宣部副部長周揚到中國人民大學訪問時提出：「馬列主義基礎，過去是以聯共黨史為課本，現他們否定了，現在的教科書我們也不能同意。原來的聯共黨史還好些，我們的黨史沒寫出。毛澤東思想怎麼教，可以議一議。按中國自己的共同理論課怎麼教？怎麼開？由誰開？怎麼編？誰編？編哪些要有計劃，一個學校不能沒有專業教科書，教科書可每年改。」1961年4月，中宣部、高教部召開全國高等學校文科教材編選計劃會議，制定了《改進高等學校共同政治理論課教學的意見（草案）》，決定中國人民大學承擔編寫中共黨史全國統編教材的任務。1962年，中共八屆十中全會後，形勢發生變化，黨史統編教材的編寫工作被迫停止。

在黨史學界，何干之、黎澍、李新、胡華等人充分認識到黨史教學面臨的「窄、空、難」問題。「窄」指研究對象局限於黨自身的歷史、特別是中國革命史，以正確路線和毛澤東思想為主；「空」指教員講課和研究主要依據中央文件和毛澤東著作，內容和觀點有些空洞，形成「以論帶史」乃至「以論代史」的現象；「難」指史料難找、研究禁區多、成果難發表，各種限制多。面對黨史書籍往往寫得比較簡單、單調，結論、概念較多，缺乏豐富充實的史實和生動活潑的內容之現狀，他們共同的想法是黨史工作者應該逐步轉向「寬、實、易」的中國現代史研究。1963年，中宣部副部長周揚的思路也是如此。這年6月，中宣部、高教部根據周揚的意見，規劃中國人民大學辦學方案時，提出黨史太微觀，人民大學有困難，不如讓中央高級黨校去研究，人民大學的中共黨史專業調整為中國現代史專業。這種辦學方案得到人民大學歷史系主任何干之的支持，但在該校討論時發生爭議，最終放棄。以後，黨史工作者大都懷有「等待」思想，即中共黨史要等待中央編寫黨史教科書後，才能有根據地開展教學和研究。

由上述可見，1956年毛澤東放棄編寫黨史教科書之後，黨史編寫在中央層面和地方層面都有所推進，但因為中共中央沒有編寫一部黨史教科書，造成黨史教學和研究的困境。隨著中共中央部署開展「反修防修」的鬥爭，黨史教科書的編寫被重新提上日程。

三、反修防修與1964年中共黨史教科書編寫的重啟及夭折

1962年中共八屆十中全會後，毛澤東重新提出階級鬥爭問題，黨史編寫成為中共開展「防修反修」鬥爭的一項重要舉措。中共中央認為，進行反對和防止修正主義的鬥爭，是整個過渡時期黨的一項根本任務。編寫一部闡明毛澤東思想、介紹中共豐富鬥爭經驗的黨史教科書，對於系統地研究和傳播毛澤東思想、教育國內外群眾以及反對修正主義，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為了適應國際國內現實鬥爭的迫切需要，1964年，中共中央重新啟動黨史教科書編寫的工作。

從國際上看，中蘇關係從蜜月走向破裂後，編寫中共黨史有利於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提高毛澤東的威望，擴大中共的國際影響，教育各國人民反對修正主義，推動世界革命。儘管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領域的影響力不斷增長，如1957年匈牙利共產黨有人認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思想領導由蘇聯已轉到中國了，但在黨史編寫方面卻大大落後於其他共產黨國家。

就黨史機構而言，到1957年，蒙古國人民革命黨、匈牙利共產黨、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已經設有中央黨史研究所。對比中共，不僅沒有設立中央級的黨史研究機構，而且地方層面的黨史機構幾近空白。據筆者對現有各類中共組織史資料、黨志的爬梳，「文化大革命」前設立的省級黨史研究機構的僅有三個：一是1958年12月12日河北省委成立的黨史編輯委員會；一是1958年10月黑龍江省委成立的黨史研究委員會，下設黨史研究所（1959年3月成立），1965年6月改為省委黨史資料研究室；一是1957年8月廣東省委成立的廣東地區革命歷史研究委員會（主任古大存），1962年3月改稱廣東省黨史研究委員會（主任區夢覺）。從中央到絕大多數地方黨委沒有專門的黨史機構，自然影響到有計劃有組織有領導的黨史編寫工作。

就黨史著述來說，各國共產黨在蘇共二十大後開始重估黨史問題，加快了本國黨史的編撰。1957年2月，捷共中央黨史研究所在捷共中央任命的黨史編輯委員會領導下，出版了第一本反映從捷工人運動開始、捷共產生到1948年為止的全部歷史的著作——捷共黨史提綱，並計劃在今後一、二年內寫出正式的捷共黨史教程。捷共中央黨史研究所所長維色利宣稱：「到目前為止，只有蘇共有自己的黨史，而現在捷共也有了。現在只有蘇共和捷共有自己的黨史」，「這一點是可以值得驕傲的」。1957年11月，越南總理府財貿辦公廳主任裴公澂在《人民報》發表文章，也公開表達了對越南黨史的新看法，如第一次強調了吳嘉自在創立越南勞動黨的前身——東洋共產黨中的重要作用，第一次明確了1945年公開宣布解散東洋共產黨的做法是錯誤的，第一次檢討了1952年以前土地改革問題上的缺點。自1956年8月21日蘇共中央通過《關於黨的教育系統的學年總結及新學期中黨組織的任務》的決定後，蘇共中央宣傳鼓動部著手編著新的黨史教材。到1962年6月，蘇聯《真理報》刊文宣布蘇共中央馬克思列寧主義研究院根據蘇共中央委員會決議準備出版六卷本的《蘇聯共產黨歷史》，計劃在1967年即十月革命50周年前完成，並稱鑒於《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對黨史的歪曲，該多卷本主要以蘇共二十大和二十二大的決議以及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二大的報告所提出的原理和結論為基礎，保證在黨史科學中完全克服對斯大林的個人迷信的任何影響，恢復全部歷史真象，全面闡釋二戰以後的蘇共黨史，揭示蘇共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中的作用。在這場社會主義陣營內部興起的黨史書寫競賽運動中，具有偉大光榮歷史、擁有崇高國際威望領袖毛澤東的中國共產黨，當然需要檢討尚未建立中央黨史機構，放棄黨史編寫計劃的做法，以改變黨史編寫中的落後狀況。

從國內來看，中共中央要求以「防修反修」為綱，開展中共黨史、中國現代史的研究工作。1963年10月26日至11月16日，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召開第四次擴大會議，明確了哲學社會科學研究要以反對修正主義為綱的新方向。10月26日周揚所作的《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的戰鬥任務》和11月13日劉少奇所作的《關於國際形勢和反對現代修正主義問題的報告》，號召重新學習毛澤東著作，以「反修」為綱來研究現實，研究黨史、現代史，研究中國革命的經驗，這是黨史工作者的任務。但在現實中，當時已出版的關於黨史的讀本約有50多種，其中公開發行的約有40種。除個別本子經中央審定外，絕大多數質量不高，有些書還存有政治性錯誤。

為了提高黨史研究水平，由中共中央出面組織編寫黨史教科書已經是黨史工作者的普遍願望。1962年上半年，胡華給中國人民大學黨史進修班和本科畢業生作報告時，明確提出：「如果編出一本適合的教科書，那對教育本國和各國人民有很大的意義。我想可以超過斯大林編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的影響，但目前還沒有。這需要我們在理論上、教材上進一步提高，突破現有水平，突破現有框框，使之有權威性，自然這要中央負責同志挂帥，但目前他們很忙，沒有顧得上。」1964年3月3日、4日，胡華出席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現代史研究會議」時，進一步提出黨史、現代史理論性、政策性強，需要有領導有組織地開展研究工作。

在這種形勢下，1964年5月15日至6月17日舉行的中央工作會議正式提出應當抓緊時間，儘快編寫一部像樣的黨史，並且決定由董必武擔任黨史編委主任。董必武為了完成這一編寫任務，進行了思考和研究，同各方面進行了協商。1965年10月19日，董必武同周揚等人談編寫黨史的具體問題。董必武建議成立一個編寫班子後，陳伯達、周揚和胡繩考慮將馬列主義研究院作為這個編寫班子的輔助工作機構，具體進行研究黨史的工作。馬列主義研究院同蘇聯黨史編寫機構——中央馬克思列寧主義研究院的名稱相同，以原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為基礎，從1964年開始籌建，是中共中央培養理論幹部和理論研究的機關。

1965年11月4日，陳伯達、周揚和胡繩向中央提交請示報告，正式提出馬列主義研究院以研究中共黨史為中心任務，輔助黨史編委會儘快寫出一部可供國內外普遍應用的、比較完整的、有分量的黨史。

1966年1月10日，中共中央批轉了陳伯達等人的請示報告，正式決定中共黨史編纂委員會以董必武為主任、陳伯達為副主任，依靠馬列主義研究院做具體工作。

馬列主義研究院因為籌建不久，黨史研究人員不夠，編寫黨史需要同有關單位建立廣泛的協作關係。1965年11月，其研究工作人員僅有130多人，其中1964年畢業的大學生和研究生就佔了90人。董必武向中央軍委、總政治部尋求幫助，得到葉劍英的支持，葉劍英表示軍事科學院的黨史班子和材料都可轉給黨史編纂委員會。但陳伯達表示自己工作很多、很忙，推脫黨史編寫的工作請中央決定。由於沒有確定協助董必武工作的人選，黨史工作進展緩慢。直到1966年4、5月份，才以陳伯達、胡喬木、胡繩等人名義，起草了給中共中央的請示報告。

恰值「文化大革命」爆發前後，毛澤東的主要精力放在如何醞釀發動這場「革命」上，雖然表示了對此項工作的關心，但沒有給予實質性的支持。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召開後，「文化大革命」正式發動，原來黨史編寫工作的負責人中，陳伯達擔任了中央文革小組組長，周揚、胡繩已經受到批判，胡喬木亦處境艱難，黨史編寫陷入停頓。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見到董必武時，主動詢問了編寫中共黨史的情況，並提出黨史編委會負責人的人選，要他與陳伯達再商談。

在毛澤東的督促下，董必武很快起草了一份給中央的報告，說明了毛澤東的談話內容，就編寫中共黨史問題提出多項建議：一是編委會的組成，應由中共中央各部、中央辦公廳、監委的負責人，工、青、婦群眾團體的負責人及國務院各部門的負責人以及各中央局負責人組成，其任務是確定編寫方針、審定編寫大綱和審定編成的稿子；二是設立編輯工作委員會，請中央指定陳伯達負責，並選定若干同志參加，其任務是起草編寫黨史大綱，初審修改編寫的稿子；三是以馬列學院（應為馬列主義研究院——引者注）為主設立編輯工作的班子，並建議中央、各省級黨校每校抽調一名教師參加工作，以便在編輯過程中與地方聯繫，成書後便於回去進行宣講。這個報告送上後，中共中央書記處已處在難以工作的境地，沒有對此進行研究。

1966年10月，董必武在中共中央召開的工作會議上發言，再次提出中共黨史的編寫問題，並重新說明了8月18日毛澤東與他談話的內容。董必武的發言得到一些領導人的支持。例如，譚震林插話說：「我支持編寫中共黨史，總結歷史經驗。我同意由你主持編寫，黨的歷史是非很多，很複雜，你可以公正地說明這些問題，總結些東西，不要讓有些人編歪了。」由於會議的主題是討論「文化大革命」，編寫黨史的問題沒有提上議程。以後，某次董必武看望毛澤東時，再度提及編寫黨史之事，毛澤東針對陳伯達一再推脫這項工作的態度，表示：「既然人家（陳伯達）不同意，那隻好等等再說。」由《董必武傳》披露的這些史實，可以看出，毛澤東心目中理想的黨史編委會負責人應是陳伯達。此後，中央層面的黨史編寫工作停頓下來，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結束後的1980年1月，中共中央決定成立中央黨史委員會、中央黨史編審委員會、中央黨史研究室後，才重新啟動黨史編寫工作。

在「文化大革命」期間，1966年10月陳伯達在中央工作會議上作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的兩條路線》的講話和1969年林彪在九大的講話，一度構成以路線鬥爭敘述建黨以來至「文化大革命」歷史的「權威」論述。軍隊、院校和各地根據當時流行的兩條路線鬥爭觀點，編寫了各種版本的黨史講義、教材，有些甚至就以兩條路線鬥爭史冠名，歪曲、閹割乃至偽造歷史之風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1970年林彪任主任的「黨內兩條路線鬥爭史編輯委員會」編寫的《黨內兩條路線鬥爭史（初稿）》，就是典型案例。在十年動亂中，一部中共黨史被簡約化為個人崇拜史、毛澤東史、11次路線鬥爭史。

此外，關於中共黨史編撰，值得追記的還有兩件史事：一是1969年7月19日（一說20日），毛澤東通過女兒李訥傳話給范文瀾：「中國需要一部通史，不僅是古代的、近代的，還需要現代的，希望你能用新的觀點，重新寫一部中國通史。」范文瀾組織修訂和續寫的班子，制定計劃，包括將他的《中國近代史》整個拆散和大規模補充重寫，以及邀請何干之、胡華、李新續寫中國現代史部分（1919年—1956年部分）。1969年7月29日，范文瀾病逝，此事無果。毛澤東主張以新觀點編寫中國現代史，雖然不是直接針對中共黨史，但也大致反映了他對這一段歷史書寫狀況的不滿意。

再就是張春橋對於黨史編寫的「熱情」和「指示」，是考察「文化大革命」時期黨史書寫的另一條重要線索。據有的材料披露：1971年夏，張春橋告訴上海市委寫作組負責人朱永嘉：「我有一個野心，就是要寫一部《毛澤東傳》。」不久，朱永嘉向張春橋彙報復旦大學工農兵學員要求解決黨史教材問題時，張春橋指示：「中央最近不會編黨史，董老、康老年紀都大了，不會搞了；要搞，你們自己搞。地方先搞起來，將來中央再搞。中央搞可以有兩個辦法：一是從各地編的黨史中挑選一本好的；二是從各地黨史班子中選人到中央來編。」又說：「斯大林主編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也是先民間後中央的辦法搞出來的。你們先搞起來再說。」張春橋的這些意見雖然未必代表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的立場，也多少透露出高層在黨史編寫問題上的某些實情。根據張春橋的意見，朱永嘉在上海建立了復旦大學中共黨史教材編寫組，提出「我們的班子拉得最早。要努力把這部黨史編好，爭取將來被中央選中。」編寫組從1971年8月開始工作，1973年付印第一版。這本《中共黨史講義》教材的編寫情況、工作進度等事項，朱永嘉向「四人幫」彙報，張春橋、姚文元提出過意見，並要求加快步驟。全書共分七章，從1919年五四運動寫到1966年「五一六通知」發出為止。「文化大革命」結束後，關於該書出現兩種不同性質的認定：一種認定這個活動從頭到尾是為大學工農兵學員編寫黨史講義，稱為「編寫黨史講義說」；一種認為「私編黨史說」，屬於為「四人幫」服務的「幫黨史」。

結語

歷史對於任何一個現代政黨及其領袖來說，都是極為重要的。編寫、改寫或修訂黨史，歷來是中國共產黨統一全黨認識，增進全黨團結，開展政治鬥爭和意識形態鬥爭，教育廣大人民群眾，擴展國際影響力的重要載體。

由歷史過程來看，中共中央重視中共黨史教科書的編寫工作，有過設想、計劃和舉措，對於黨史教科書具有的統一思想、增進團結和教育群眾的功能性認識已經相對比較成熟，但終究因為歷史環境、歷史條件和政治運動的制約，未能在改革開放前完成既有的編寫計劃。

中共中央編寫黨史教科書的曲折歷程表明：第一，沒有中國共產黨高層對於黨史的大討論，沒有黨的領袖人物對於一些黨史重大問題的定論，黨史的統一、順利的編寫是不可能的；第二，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的正確與否，關係到黨史編寫的成敗，決定黨史的科學性和黨性能否達到統一；第三，中國共產黨歷史編寫需要具備一些客觀的條件，包括設立黨史業務部門、系統整理黨史資料、貫徹「百家爭鳴」方針、加強黨史研究、進行研究協作、開展對外學術交流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