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風：必須在學術上「驅逐韃虜、恢復中華」 | 人物周刊 | 閱讀時間

受訪人簡介：秋風，本名姚中秋，當代「大陸新儒家」代表性人物、北京航空航天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教授、天則經濟研究所理事長、弘道書院山長。著有《華夏治理秩序史》卷一《封建》、卷二《天下》及《重新發現儒家》《國史綱目》《儒家憲政主義傳統》《嵌入文明：中國自由主義之省思》《為儒家鼓與呼》等。

「儒教」主張，已構成儒家復興的重大觀念障礙

新浪歷史：儒學復興和「大陸新儒家」的出現，是當下非常突出的思想文化現象。在許多重大問題上，您與作為儒門同道的蔣慶先生意見相左。例如，蔣慶先生認為儒學是嚴格意義上的宗教，但您不這麼認為，至多認可儒學是「文教」。但據亨廷頓對各大文明分析後所指出的：世界上的文明基本上是在宗教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偉大的宗教是偉大的文明建立的基礎。您怎麼看？

秋風：亨廷頓錯了。我覺得，過去一百多年來最可怕的事情是，中國人，尤其是讀了二三手西方知識的人，總是以神教文明中產生的概念和思維方式來思考中國、思考世界。西方整個思想都是神教式的，儘管其現代思想採取了世俗化版本。今天，我們要負責任地思考中國的前景和世界的前景，必須走出這種思維的牢籠。

我認為，中國文明比西方文明最為高明的地方就在於，早早走出了虛幻的神教迷信。中國文明在其起步之時，也就是五帝時代，尤其是堯舜時代，完成了一次精神的躍遷，那就是「絕地天通」。神不再行走於大地，不再鬼混於人世。中國人走出了神靈迷信、神人雜糅的狀態，確定了對天的信仰，而天沒有人格。由此，中國人走出了虛幻的神教迷信，這樣的中國文明是高級文明，相比之下，西方神教文明還停留在原始狀態。

人應當法天而生，但天沒有人格化存在，「天不言」，那麼，人如何法天而生？這就有了「觀乎天文」。天不言，天只是呈現為文。人觀乎天文，而把握人生之道。由觀乎天文，而得到「人文」。這就是道德、道理、禮樂，以及各個領域中的法度，總而言之，文。也就是說，經由天的信仰之確立，「文」成為中國文明的核心。順便說一句，只有中國有文明，西人或許有「神明」，但沒有「文明」。

這就是儒家之為文教的淵源。中國從一起步，就是文教天下。孔子承上啟下，將文教發揚光大。孔子之教就是「學文」，《論語》的第一個字是「學」，這與其他主要文明完全不同：他們的關鍵字是「信」，信神。但孔子從沒教人信神，孔子之教就是「博學於文，約之以禮」。因此，在孔子那裡，人的成長就是通過學文，「下學而上達」。孔子之後，儒家的主要任務就是興學，施行文教。

據此，我認為在孔子那裡，以及孔子之後，儒家都不是宗教。主張儒家是宗教，既沒有任何義理基礎，也沒有任何歷史依據。文教是儒家存在的基本形態，歷史上如此，今天也必然如此。事實上，今日初現之儒家復興正是採取了文教的形態，而不是儒教的形態。

主張儒教，在我看來，是把儒家看小了。儒家本來可以在諸教之間又在諸教之上，儒教只能在諸教之中廝混，而儒教在這個方面是沒有任何競爭力。你本來就沒有神，怎麼跟別的神競爭？

事實上，在我看來，今日主張儒教，已構成儒家復興的重大觀念障礙。你主張儒家是儒教，那憑什麼政府推動儒家經典進入學校教育體系？很多自由主義者正是基於政教分離原則反對儒家經典進校園的，「儒教」說恰恰坐實了這種質疑和反對。所以，為了儒家復興，不要再說儒家是宗教了。

儒生當然可以入黨

新浪歷史：您在闡述儒家的「文教」特性時，曾經說過儒生可以有自己的宗教信仰，即可以成為儒家佛教徒或儒家基督徒等，那麼儒生可以入黨嗎？您的「文教」論是否隱含著體制依賴？

秋風：儒生當然可以入黨。可以有儒家佛教徒，也可以有儒教基督徒，也就可以有儒家自由主義者，儒家左派，儒家馬克思主義者，儒家社會主義者等等。

這裡涉及儒家作為文教的一個非常奇妙之處。我前面說了，中國文明之主體從一開始就是文教，儒家也是文教。但這絕不意味著中國就沒有神教了。當然有，而且相當多。恰恰因為儒家不是宗教，儒家主導的中國才可以出現各種各樣的宗教共存之格局，我將此稱為「一個文教，多種宗教」。

在這種格局中，存在著文教與神教的雙向滲透：一方面，儒生可以信奉各種宗教，而並沒有什麼不妥：儒生可以信奉佛教，可以拜祖先，可以拜城隍爺，可以信奉基督教、伊斯蘭教，也可以信奉各種現代意識形態。比如，現代歷史上介入政治較深的儒者，梁啟超、張君勱等人，差不多都是西方意義上的社會主義者。

另一方面，儒家價值也滲透到各種宗教中，比如，唐代佛教完成中國化，其實就是解決了與儒家的衝突，此後這一過程持續，到人間佛教，其核心價值與儒家已沒有多大差異了。歷史上，基督教、伊斯蘭教也都有儒家化過程。今天，對於這兩種宗教的信徒，對於共同體的團結和繁榮而言，至關重要的事情就是繼續這一進程。

我相信，「一個文教、多種宗教」是世界上相當獨特的文明現象。這是中國得以在歷史上持續生長的根本原因，中國也因此而充分，而多樣。在中國，宗教寬容已是幾千年的歷史事實。由此，中國人是世界上心胸最為開闊的。中國就是好世界的雛形，這個天下是「和而不同」。所有神教文明及其世俗化版本所構想的世界秩序，比如黑格爾、福山編造的歷史終結論，其要旨都是「同」，消滅人世間一切差異，建立一個同質世界。這是讓人返祖，重回前文明狀態的野蠻力量。和而不同，才有文明天下。

通過文化認同，建立政治認同

新浪歷史：習近平一年內三次親近儒家文化，您也曾提出「世界歷史的中國時刻」這一個命題，請問您如何看待執政黨提出的「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這個目標？

秋風：2012年秋冬，我提出「世界歷史的中國時刻」命題。我認為，中國正在極大地改變世界，並必然從根本上改變世界秩序。世界將因為中國而進入大調整時期。但我也追問：中國做好準備了嗎？我的回答是沒有。

最根本的問題是，中國沒有文化。過去一百年來，中國人，主要是各色精英，不遺餘力地破壞中國文化。左右各派在政治上可能殺得你死我活，但在一點上是相同的：破壞中國文化。直到今天，依然如此。在反對國家博物館前立孔子雕像問題上，毛派和啟蒙自由派堅定地站在一起。很奇怪，其實很正常。兩者共享著同樣的進步主義和歷史終結論觀念。

當中國強大之後，中國就成了問題。很多「公知」將此歸結為制度。但富裕起來的中國人在全世界旅遊，到處遭遇恥笑。這與制度無關，僅僅因為沒有文化，沒有溫良恭儉讓。

問題還不止此。沒有文化，中國就沒有能力提出具有道德感召力的世界秩序想像。中國人只能重複西方人發明的國家間弱肉強食法則，這恰恰印證了西方人對中國的擔心，其結果將是衝突甚至戰爭。可以預料，在這樣的戰爭中，中國必然失敗。

因此，在世界歷史的中國時刻，不論對於中國還是對於世界而言，最為重要的問題其實是中國之「更化」，也即中國自身的文化重建。通過文化重建，中國將會變好。中國人將會具有道德意識，發現自己老祖宗提出的「和而不同」的世界秩序構想。這樣的中國將給世界帶來觀念的增量，帶來好處而不是壞處。

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在我看來，關鍵就是文化復興、文化重建。把多樣的人群聯結為中華民族的紐帶，就是中國文化。在中國，靠暴力，不能維持中國這個共同體。靠憲法，也不行。所謂憲法愛國主義，只可以解決西方小國寡民的共同體之凝聚問題。在中國，文化是紐帶，通過文化認同，建立政治認同；通過文化身份，確定國家身份。

時間永遠在儒家一邊

新浪歷史：董仲舒的「更化」方案是在對漢代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問題提出全面解決方案的基礎上提出的，您認為當下能否提出類似的方案，以推動一場儒家式的新「更化」？

秋風：今日中國正在「更化」中。這場「更化」，正是儒家過去三十年來不懈努力的結果。

漢代之更化，從高祖時代就開始了，陸賈作《新語》，叔孫通為漢家製作禮儀，諸多儒者也以教育養成精英。同時，幾代儒者依據經學，發展出諸多理論，提出「更化」方案。比如，賈誼就曾在漢文帝時提出過一套完整的「更化」方案。在董仲舒之前，推動漢武帝「更化」的儒生，是魯申公的兩位弟子，王臧和趙綰。董仲舒是推動「更化」的漢代儒者中較為突出的，但絕不是唯一的。

因此，儒家從來都是群體發揮作用。因為，儒家影響政治一定是緩慢的、漸進的，需要經過相當長的時期。儒家的道理不能立刻帶來看得見的好處，短視的統治者常嗤之以鼻。他們更願意尋找立竿見影的捷徑，就好像今天的富豪，不耐煩聽儒生講道理，更願意相信裝神弄鬼的「大師」。只有當統治者把所有的捷徑都試了一遍，都走不通，走投無路，才會被迫轉到儒家。而儒家對自己充滿信心，所以儒家不急，時間永遠在儒家一邊。

今日中國之歸儒就經歷了漫長的歷史過程。1950-1970年代，儒家被徹底打倒。1980年代，儒家終於不再挨打。梁漱溟、馮友蘭等老先生開始講儒學，尤其重要的是「港台新儒學」迴流大陸，滋潤中國學界。儒家慢慢恢復元氣，並在社會各個領域具有影響力。儒家的地位不斷提升，今天，知識界所有人再也不能無視儒家了。同樣，精英們也認真對待儒家了。正是在這種大勢之下，執政黨歸向儒家。

但我不相信，有誰能夠提出一攬子方案。漢代的「更化」不是董仲舒一人的方案所造成的。比如關於「興太學」，公孫弘貢獻極大。我想，生當這一時代，儒者是幸運的。但據我觀察，儒學界對於自己的使命，還缺乏清楚認知，也沒有做好準備。比如，今天，沒有發展出一套新的經學體系，也沒有什麼像樣的儒學體系。這樣的儒學，無力引導這個時代、「更化」當下的制度。這是我十分憂心的。希望同道多多努力。

尤其是，希望有更多從事人文社會科學各門學科研究的學者歸儒。當年宋明儒出入佛老，今日經學、儒學發展，也需要出入西學，化用新知，以成新學。

國家的作用是輔助社會治理

新浪歷史：您在《華夏治理秩序史》中提出「家—國—天下」的概念，你認為應該如何劃定國家治理與社會治理的界限，藉以保障個體的權利不受公權力和資本的侵害？

秋風：對「個體」這個詞，應當有所反思，有所保留。人當然是分別地出生的，但人生而在家中。你不可能沒有父母，有父母的前提是有夫妻，有父母，則有父母與子女、兄弟等人倫。因此，個別的人生而在人倫中，這才是人存有之基本狀態。家中的個人，這應當是關於人、關於秩序的思考之原點。所有撇開這一點展開的討論都把人野獸化，而鼓勵人們脫離家的信仰、觀念，都是非人的。

這樣，社會治理必然始於群體中的個體，而以家的治理為基礎，進而向更大的群體擴展，也就是《大學》所說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是文明人治理之普適原理，不可能有第二個。

從而也就確定了國家與社會的界限。「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個體自治其身，這是社會治理的原點，自治其身的個人發動和參與自己熟悉領域的治理，進而進入更廣泛的領域，這就是社會自治。在此基礎上，國家發揮作用。也就是說，國家的作用是輔助社會治理。

但需注意，這樣的國家不是「必要的惡」，而是不可或缺的善。國家提供一些社會自治體無力提供的公共品，沒有這些公共品，社會自治將無法運轉。因此，對國家，不能只想著防範其侵害。這種敵對意識無助於公共之善的達成。相反，應當激勵官員自治其身，應當選賢與能。

同樣，對資本，也不應以敵意看待。有資本積累，才有投資，才有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文明的積累。對掌握和使用資本的人應予以教化，讓其「富而好禮」，富而愛人。

總而言之，相互疏離的原子化個人預設必定讓人始終停留在叢林狀態，即便自以為進入文明狀態，也必定充滿敵意，充斥階級鬥爭意識。擺脫原子化思維方式，天地自然寬。

平等、自由不是「現代」價值，「仁」才是普世價值

新浪歷史：有人認為平等與自由等現代價值已深入人心，儒家卻強調尊卑貴賤的禮制。您認為儒家憲政是否與平等精神兼容？

秋風：這裡的「有人」，也就是半瓶子醋的知識分子，他們根本沒有研究過儒家思想，而是道聽途說了一星半點，就開始以終極審判者的口氣說話。這些人其實也不知道平等和自由是什麼含義。至於說平等、自由是「現代」價值，這簡直就是笑話。分出現代、古代，然後審判古代，這種巫術式思維方式經常出現在哄孩子的童話中。

儒家的核心道理是「仁」。「仁」的意思是，每個人都是人，其他人都是人。每個人把自己看成人，也把他人看成與自己完全相同的人。這裡面同時涵攝了平等、自由、愛，而可以避免光禿禿的平等、自由、愛必定造成的嚴重弊端。所以，我主張，「仁」是普世價值，可以普適於人間所有人。

儒家憲政就是仁政，仁政就是每個人相互對待為人之「政」，就是創造條件讓每個人成就為真正的人之「政」。這樣的「政」必定可以做到平等、自由、互愛，但比這些更多、更好：仁政讓人平等，而不是同質，依然保持不同；仁政讓人自由，但不疏離；仁政讓人互愛，但不必先拋棄親親之愛，而是親親而仁民，由近及遠地愛。

所以，仁政是大道，中國當走仁政之大道。

人民儒學並不主張人民主權論，而是主張「民本」

新浪歷史：看到您和幾位學者探討「人民儒學」的問題，有些人本能地聯想到了民粹主義，您怎麼看？

秋風：對人民的警惕，失之於過。美國政治的基礎原理就是「人民主權」。當然，人民主權論確實很容易導致民粹主義。尤其是民主，跟民粹主義之間，只是一張窗戶紙。民主之所以在有些國家沒有墮落成民粹主義，僅僅因為，它被置於共和框架中。美國就是這樣。所以，二戰後，美國人說其國家是民主國家，讓人驚訝。因為，聯邦黨人設計憲法就是為了防範民主，而建立了共和制。今天美國學界神化民主，要麼是無知，要麼是別有用心。

人民儒學並不主張人民主權論，而主張「民本」。一個美好的人間，不應存在主權者，本來也不存在，只不過神教思維者喜歡想像出一個主權者。「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天下是天下人之天下，所有人共同治理天下。人民就是所有人，人民共同治理天下，這是天賦之義。天下人都是人民。其內部當然有各種各樣的差別，但萬民一體，天下一家。階級鬥爭理論是非人的理論，把人變成物，變成禽獸。「四民」不過是職業之別，而非等級之差。四民中每個人都在人格上平等，都有治天下之義。

不過，並不是每個人都有這個意願，都有這個能力。所以，要「選賢與能」，最好的制度就是天下由人民中最為賢能的人治理，真正的賢能治理就可以避免民粹主義。

由此就有了「治人者」、「治於人者」之別，「治人者」要對「治於人者」負責，「民為邦本」。但兩者不是敵對關係，「治人者」要生產和供應公共品，要維護秩序，更要養民，其中包括教化民眾。經由教化的民眾皆自治其身，通情達理，也就不會有民粹主義情緒。

民粹主義的泛濫，皆因為政治的物質化。現代西方政治理念基本上都把人當成動物，最多只是高等動物，其本質就是慾望和追求滿足慾望之物的理智。這樣的人必定讓民主墮落成民粹。黑格爾、科耶夫、福山所謂歷史的終結，就是人終結於動物狀態。

只要學君子之道，都可成為士紳

新浪歷史：政府現在推動「鄉賢」群體的重新構建，聽說您也參與了浙江德清的鄉賢參事會建設，您在探討儒家的治理秩序時，多次提到「君子」和「士紳」，甚至想塑造現代士紳，那麼現代士紳的主體應該是誰？

秋風：現在政府推動「鄉賢」參與基層社會治理，很好。不再迷信國家控制，也不再迷信民主投票，總算走回正道，讓各個領域中的精英在基層社會中發揮作用。但現在的鄉賢，未必稱得上「賢」，因為大家普遍沒有學過君子之道，因而對於參與公共事務，缺乏熱情。所以，在推動鄉賢參與社會治理時，需要同步建立精英學習機制，學習君子之道，喚醒公共精神。浙江德清推動成立「鄉賢參事會」，我只是提了些建議，具體如何激活鄉賢資源，發揮「本土、外出、外來」等各類精英作用助力基層社會發展，目前已在積極探索中，值得肯定和期待。

兩千多年來，中國社會治理的主體都是士君子，經由儒家興辦的教育養成庶民為士君子，其中一部分進入政府，成為士大夫；其餘仍在社會，或者由政府返回社會，成為士紳。士紳在基層社會組織各種自治組織，創建和維護公共生活。宗族就是自治組織，祠堂就是公共空間。其實，這種制度是十分現代的。

20世紀以來，這套秩序鬆動，而後被國家權力摧毀，20世紀中期形成「新秦制」，由黨化的國家權力直接統治每個人。結果行不通。1990年代以後，又引入村民民主選舉制度，結果仍然行不通。

兩種西方現代統治術都試過了，都行不通。還是得回到中國治理之道。今日中國欲重建基層社會秩序，就必須重建以士紳為中心的基層自治制度。這不僅適用於鄉村，也適用於城市。城市基層根本就沒有社會，比農村更差。在這樣一套行之有效的治理模式中，士紳是核心。有了士紳，就可以創建出制度。沒有士紳，一切無從談起。

那麼，士紳從何而來？孔子興學，開放包容，任何人都可通過學成為士君子。因此，任何人，只要學君子之道，都可成為士紳。教師，官員，企業家，白領，所有人，只要有道德自覺，學君子之道，積極發起和參與公共事務，就可以成為士紳。中國的士紳不需要貴族身份，這也是中國文明特別高明的地方。

這也提醒我們，目前的精英培養體系須加入君子養成內容。各級黨校、行政學院，各大學的法學院、商學院，要開設中國經典研讀課程。官員、企業家群體中也應當形成學習機制。政治局學習，黨委中心組學習，各種單位、企業的學習，這是很好的社會治理機制。中國式治理，基礎在學。但學習內容應當有所調整，必須加入君子養成內容。這樣，基層社會所需要的士紳，就會源源不斷地生成。

立法者和司法者需要具有教化意識

新浪歷史：最近，習近平在講話中指出要禮法合治、德主刑輔，引發熱議。今天依法治國迫切需要解決的是哪方面的問題，未來的方向或趨勢是什麼？

秋風：法治很重要，但法律之治之於優良治理的意義，在中國(也許還有別的文明中)，不同於閃族文明——至於其理由，比較複雜，在此無從展開。

因此，儒家向來認為，德禮政刑並用，方可通往通往優良治理。重要的是，德禮刑政其實都涉及規則，在儒家看來，用於治理的規則完全可以是多元的。法律之治是重要的，但對於優良治理而言並不完整，甚至不是最重要的，還有更多規則可以發揮更為基礎的作用。如果忽視這些，也即忽視教化，忽視風俗的養成，法律將會因為缺乏必要的基礎而無效。

話說回來，法律本身也是一種教化手段。但法律發揮這種作用，需要立法者和司法者具有教化意識。令人無法理解的是，中國的法學家普遍具有排斥道德的強烈傾向，他們相信，現代社會就該用法律治國，道德、倫理根本不應當涉入法律中。比如，《婚姻法》的修訂就越來越荒唐，越來越明顯地表現出破壞人倫的傾向。婚姻法的名目本身就是荒唐的，應當制定《家庭法》。

法官也受到這種毀人倫傾向的影響，做出一系列有悖情理的判決，比如南京彭宇案，以及類似案件。這就導致了法律之治與民情的緊張。這個時候，我會問：法治讓人放心嗎？人們之所以對法律不信任，對法院不信任，不僅僅因為司法腐敗，也不僅僅因為司法不獨立。

中國建立法治，恐怕需要對兩個根本問題進行思考：第一，法律之治在整個社會治理體系中的地位究竟是什麼樣的？明白本分，才有可能演好角色。第二，法律之治內嵌於多個構件組成的治理體系中，它如何與其他構件相匹配？

沒有比儒家更完整的治理理論體系

新浪歷史：傳統中國的治理經驗與智慧，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為「治理現代化」提供思想資源和現實助力？

秋風：傳統中國的治理體制本來就是現代的。歷史終結論童話的編造者福山說，秦朝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現代國家。漢武帝大幅度地改進了秦的制度，那豈不是更現代了？

具體地說吧，「治理」這個政治現象，在中國，至少已存在兩千年了。治理相對於統治而言，儒家對於社會秩序的思考，恰恰形成了一套治理思想體系，而不是統治的思想體系。漢武帝以後，儒家塑造的社會管理模式就是治理，而不是統治，也即，不是依靠國家權力統治民眾，而是以民眾的自治為秩序之基礎，國家權力發揮輔助作用。這足夠現代吧？

所以，今天推動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就該回到儒家義理，回到傳統中國的治理實踐。這個世界上，再也沒有比儒家更完整的治理理論體系了，再也沒有比中國更豐富的治理實踐了。進入儒家義理，進入中國治理實踐，面對現實，可以發展出最為高大上的現代治理理論。撇開儒家談治理，就是在繞開西施找美女。

我們必須在學術上「驅逐韃虜、恢復中華」

新浪歷史：清華大學國學院劉東教授在最近出版的新著《再造傳統》中呼籲：激活「中體西用」路徑，思考中國文明新立場，熬出中國文化新傳統。甘陽先生也在最近有關「新康有為主義」的討論會上強調：張之洞才是現代中國的立法者。您也曾經表述了「中體西用，資相循誘」的路徑來會通古今中西，建立「中國式現代性」。您和甘陽在這一問題上的同和異主要有哪些？

秋風：的確，張之洞是現代中國歷史上奠基性的人物，至少可與康有為並肩而立。康有為提出了現代中國不能不處理的所有問題，但他提出的解決方案基本上都是荒唐、甚且具有破壞作用的，比如他的儒教說、孔子創教說。張之洞則第一個發展了現代中國的保守主義思想，從而既為改制拓展出空間，也堅守了中國之道。張之洞所設計的「癸卯學制」貫徹了這一思想。如果堅持下來，也許可以避免20世紀的諸多災難。可惜，蔡元培之流掌權，迅速摧毀了這一教育體系，讓中國教育走上反中國文明之路。

我化用陳寅恪先生評價張之洞的一句詩，「中西體用資循誘」，提出「中體西學，資相循誘」的命題，我認為，這是中國在開放的世界建立優良秩序之不二法門。在這一點上，我與甘陽先生沒有什麼不同。

只不過，到了今天，光做張之洞是不夠的。南皮的時代，中國文化之體尚在，經史之學仍為主脈，故南皮只需守「中體」即可，更重要的工作是化用西學。過去百年，中國文化遭到嚴重破壞，經史之學基本中斷，西學已反客為主，大喇喇地坐在中國之堂，對中國文化吆五喝六。這時，我們沒有什麼可堅持之「中體」了。我們必須重建「中體」，在學術上「驅逐韃虜、恢復中華」。也就是說，今天，負責任的中國學者要做思想學術上的孫文，要進行一場概念的革命，思考方式的革命，學術範式的革命，總而言之，學之革命，以恢復中國之學的主體地位。

應該說，蔣慶先生20年前的《公羊學引論》、10年前的《政治儒學》，也許就是這場革命的第一槍。左右各派共同反對北京大學的「燕京學堂」項目，則是一場思想上的大規模起義。接下來，這場革命將會繼續擴展到各個學科。在我看來，哲學、政治學等學科的革命態勢是比較明朗的。

就好像當年孫總理在革命成功之後並沒有排斥滿蒙，而是讓其回歸正位而已，我們說思想學術上的「驅逐韃虜」，也不是自我封閉，而是讓西學歸到「用」的地位。否則，中國在思想觀念上永遠都是殖民地，而偌大中國在這個世界上做思想觀念的殖民地，不僅十分可笑，對世界也是大災難。

中國有良心的學者最終都必歸於儒

新浪歷史：您以前是以自由主義學者著稱，後來卻轉身為儒家，讓很多人感到意外，也是很有象徵性的現象。您心目中的儒學與自由主義是什麼關係？有些左派認為你從自由主義轉到儒家，是「儒家之賊」，你如何回復？而有些儒者認為您把歷史上的儒家治理描畫得太好，是否對儒學復興的現實困難過於低估？儒家、自由主義、左派之間未來可能的會通在哪裡？

秋風：一百多年來，中國有良心的學者最終都必歸於儒。

當然，這本身是很可悲的。中國人本來天生就是儒家，我們在家庭生活中如此，而一旦我們接受教育，就進入了一條強有力的「去中國化」流水線中。過去一百年多年的中國教育，從幼兒園開始，都在不遺餘力地去中國化。結果，受教育程度越高，越不是中國人。中國學者滿腦子都是一些半生不熟的西方價值、觀念，甚至信仰，比如神教思維方式根深蒂固。

有了一定閱歷，有了一些反思之後，我們不能不轉型，不能不「背叛」。但其實這是回歸。可悲的是，大多數學者仍在虛幻的觀念牢籠中，拿著西方的真理，居高臨下地判斷中國。他們看我，當然不解。但我坦坦蕩蕩。我們本來是中國人，卻蹩腳地用別人的方式，思考別人的問題，這很可鄙。比如，左右派之爭，就是很可憐的事情。某人主張階級鬥爭，有些人大聲反對。但他們的言行其實就是在與自己的敵人進行階級鬥爭。這種左右派之爭，就是神教思維導致的觀念和政治現象。中國知識分子不幸傳染了這種思想的「埃博拉病毒」。中國被他們撕裂。所謂的左右兩派都崇尚鬥爭，他們的方案都是通往地獄之路。他們爭論的問題其實是，怎麼惡才好看，怎麼死才美麗。

由他們去爭吧。我對此沒有任何興趣。我既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我是儒者。但我相信，他們中會有一些人幡然悔悟，因為，儒家是正道。我看到，過去十年，左右兩派都有不少人回歸正道，成為儒者。如果越來越多的人成為儒者，左右兩派的死法之爭就消散了。如果越來越多的中國學者成為儒者，世界就有救了。至於歷史會怎麼樣，咱們走著瞧。但我相信一點，時間永遠在儒家一邊。（受訪時間/2014年10月28日，感謝杜吹劍先生對此次訪談做出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