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根廷墮落為發展中國家內幕

在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降臨之前，全世界最富裕的十個經濟體，阿根廷排得上號。19世紀末，阿根廷和美國都很年輕，都有著富饒的農場，數百萬渴望逃離貧窮家鄉的義大利和愛爾蘭移民都曾在兩者之間猶豫：是去布宜諾斯艾利斯還是紐約？是去南美洲的大草原，還是北美洲的大草原？

國家不是偶然致富的，它們的選擇決定了自身經濟走向的道路。沒有哪一件單獨的事情決定了阿根廷的未來，或者決定了它會和美國不同。在特定時刻，哪條路才是正確的，不見得總能看清楚。

美國把新的土地劃成小塊，分給個人和家庭，阿根廷則將之交到了少數富有的農場主手裡，最初的一步走錯了，要想繞回來就難了。

經濟的抉擇：大地主還是拓荒者

從經濟上看，美阿兩國的情況都差不多，都是不斷向西部蠻荒草原拓展疆界的農耕國家。但靠近看，巨大的差異在此顯現：美國是把新的土地劃成小塊，分給個人和家庭；阿根廷則將之交到了少數富有的農場主手裡。

自打殖民地成立之初，美國便幸運地輸入了北歐國家的不少農耕實踐及其人民的豪情壯志。東北部幾個人口稠密的州如「新英格蘭」的農民，主要是從英國、德國和荷蘭來的——全都是人口多、耕地少的國家。這些移民帶來了從前的傳統：依靠純熟的農業技術，以小塊土地為生。反觀阿根廷則繼承了西班牙及其貴族精英帶來的歷史：少數富有的農場主掌握大量財產，它也存在勞動力短缺的問題。19世紀後半葉阿根廷出現了大規模的移民潮，但在此之前，它只能靠著少量的人手來擴展疆土。

兩個國家都朝西部擴展，美國朝著太平洋，阿根廷朝著安第斯山脈，但方式方法有所不同。它們面臨著同樣的問題：複雜而陌生的地形，是土生印第安人手裡的重要武器。考慮到雙方在技術上的巨大差異，土生印第安人不可能阻擋得了西部擴疆的步伐，來複槍和左輪手槍必定會打敗斧頭和弓箭。而且移民們遭遇的抵抗，反而有助於定居點的形成。

美國支持拓荒者，阿根廷支持大地主。由於缺乏資金，又拚命要西進，布宜諾斯艾利斯發現，鼓勵移民的最好辦法就是提前把尚未從土生印第安人手裡奪來的土地賣掉，或許下軍隊會打前鋒的承諾。這是績效薪酬的一種極端形式：打不贏就沒農場。可等戰爭打贏了，勝利者們也耗得筋疲力盡了，優秀的農業勞動力短缺，從西部到東部海岸線的距離又是那麼漫長遙遠。大部分新土地所有者只好把大片的草原用帶刺的鐵絲網圍上，把它們變成牧場。放養牛羊所需的勞動力相對較少，但用化肥和機械提高生產效率的空間也小。最初的一步走錯了，要想繞回來就難了。

特權由此得到了強化，少數有權勢的富裕家庭控制了人口稀少、面積龐大的牧場。阿根廷的拓疆並未改變這一本質，那些從歐洲來的移民，原本是為了逃避舊大陸上貴族掌控土地的局面，但來到阿根廷，一切還是老樣子。阿根廷和歐洲的相似之處可不光存在於表面。農業商品化的早期歲月，即19世紀六七十年代，莊園主們以輕蔑的態度對待農耕生活和農業勞動。很多人在城裡過著與世隔絕的優雅生活，在沙龍里沉浸於歐洲的文學和音樂當中，他們根本懶得親自打理自己的農場。就算部分新移民終於躋身精英階層，後者仍把他們當鄉巴佬看。

大莊園主們讚美田園生活的最大努力，無非是把馬球——田園追求的貴族版——提升成了阿根廷高雅運動的象徵，而且仍然選擇的是一種精英、排外的形式：布宜諾斯艾利斯最出名的賽馬會，成立於19世紀80年代。這一套果然奏效了：到19世紀末，一些莊園主把孩子送到最頂尖的英國貴族特權學校伊頓公學就讀，還有少數人甚至把獲得英國貴族頭銜作為終極目標。

來到阿根廷的移民沒有一套類似「美國夢」那樣的激勵文化，1850~1930年間，只有5%的移民歸化成了阿根廷國民。

移民的抉擇：布宜諾斯艾利斯還是紐約

儘管美國的西進拓疆運動也不乏專橫、霸權和野心，但的確更為民主。政府有意識地鼓勵家庭持有土地的制度，拓荒者一拿到適合全家人定居的土地，所有權就獲得承認，這就為西進的移民創造了大規模效法的動機。這裡的農場主們除了放牧，還把適合耕作的土地種上了小麥和玉米。美國大規模的西進運動，把東海岸地區騰了個空，受夠了歐洲貧窮和絕望生活的移民們緊隨而至。截至19世紀50年代，美國一年要輸入25萬移民。移民們也到阿根廷，不久之後，移民在總人口中所佔的比例比美國還要大。但這部分移民來得晚，沒什麼技術。就算越過了大西洋，低端農業勞動力能拿到的工資也不怎麼誘人。生產效率低意味著工資低，這就決定了願意大規模移民的主要是貧窮、受教育程度低的歐洲人。阿根廷移民潮——主要是沒什麼技術的義大利和愛爾蘭人——於19世紀最後十多年到來。到1914年，1/3的阿根廷人仍是文盲。

來到阿根廷的移民，也沒有一套類似「美國夢」那樣的激勵文化。義大利和西班牙移民多數都是「候鳥」，他們幹完了收穫季就回家鄉。1850~1930年間，只有5%的移民歸化成了阿根廷國民。1934年，義大利靠著隊里的三名阿根廷選手贏得了世界盃足球賽。由於他們都有義大利血統，於是義大利便認為他們都是自己的國民，「順理成章」地從阿根廷國內聯賽里徵用了他們，你能想像英格蘭隊徵用有英國血統的美國球員嗎？

美國本土出生的工人也曾聯手反對引入更多移民，但最終，經濟發展的迫切需求佔了上風。要是蛋糕明顯地越變越大，再守著老一份打打鬧鬧毫無意義。美國不是一場零和博弈。

與此同時，阿根廷在錯誤的軌道上越走越遠。本土和外來勞動力太少，大量的土地無法有效利用。但在根基腐敗暴露之前，它順利地進入了20世紀，豐富的自然饋贈長時間地遮住了它的缺陷。

1880~1914年間，全球商品、資本和人力市場就開始出現大融合。歐洲的和平帶來了城市的發展，城市消費群亦隨之壯大。全球貿易體系以驚人的速度建立起來，運輸成本直線下降。對新大陸農民來說，那是一段美好日子，阿根廷和美國，再加上澳大利亞和加拿大，站到了同一陣營，成為高效、賺錢的新大陸農業出口國。依靠新的技術、生產大規模擴張，新鮮的美洲牛肉轉眼就出現在歐洲的餐桌上。有了不斷擴大的市場和成型的供應鏈，集中生產牛肉和小麥等少量產品變得順理成章。到了19世紀末，按人頭來算，阿根廷的經濟強過了法國，比義大利更是高出1/3。倘若加以明智利用，出口繁榮創造的利潤本可以讓阿根廷一直跟美國並駕齊驅。可惜大部分收入都落入了擁有大片牧場的莊園主手裡，僱工始終拿著低工資。而莊園主們一般把錢用來購買進口消費品，或是購買更多的土地。要想從商品市場的繁榮中受益，阿根廷不僅需要進口技術，也需要從國外借貸。但在當時看來這似乎無關緊要，英國人就在手邊，他們把錢和專業知識大把大把地投在打開潘帕斯草原的鐵路上，就跟在澳大利亞、加拿大和美國一樣。

阿根廷從英國貸了款，但美國還從英國人那裡學到了經驗。美國選擇了工業化，阿根廷卻在堅持單一出口的老路。

工業的抉擇：歐洲觀念還是歐洲外債

如果說此時的阿根廷好像走的是美國道路，那它也不過是囫圇吞棗，而不是融會貫通。阿根廷從英國貸了款，但美國還從英國人那裡學到了經驗。單純依靠農業，經濟上不去。英國為世界指明了下一個發展階段：工業化。

美國學得很快。儘管受益於農產品貿易和英國投資，但它從來不像阿根廷那樣依賴這兩者。它從英國進口的最重要東西，既不是資金也不是商品，而是觀念。儘管由於市場規模和迅猛的發展，美國已經成了世界上成長最快的資本輸入國，但它自己也存了不少錢。外國資本在美國的投資總額中所佔不過10%~15%，而在阿根廷卻佔了30%左右。這並不是因為阿根廷有意識地斷然拒絕了同一條道路，它不可能不發展自己的製造業。只不過，當工業化正式降臨之時，主流的偏見限制了它，推遲了它。阿根廷的精英們拒絕了工業化所必需的心智和行動，既然能安安穩穩地從農場這個「黃金奶牛」擠奶，何必拿自己的地位和生計到多變又危險的工業化世界裡冒險呢？

阿根廷把農業部門那一套僵化的保守和寡頭政治傾向照搬到了工業化上，喜歡受政府法令和條例保護的舒適、安全的壟斷事業，而不喜歡競爭殘酷的有風險的行業。初生的工業實際上是被國家經濟的其他部分拖著往前走的，它本身沒什麼動力。

阿根廷在黃金時代發展迅猛，但不穩定。它的健康要依賴農作物價格相對於工業製成品的價格穩定，以及全球市場的繼續開放。可來自新技術和新出口市場的推動力，會帶著經濟拋開農業，進入製造業，它不能保證和維持國家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

19世紀90年代，美國商業、金融和產業體系在確立過程中也經歷了一波恐慌。不受管制的金融資本主義似乎令掌握強權的少數人越發富足，卻讓其他人在經濟動蕩中飽受折磨。

但通過調整和適應，美國的制度得以延續。與此相反，阿根廷卻在堅持老路。在經濟上，它有一個單純依靠需求的世界級部門，資本和技術都從國外進口。事實證明，這個選擇很糟糕。

1890年，布宜諾斯艾利斯得以一瞥未來的曙光。當時，英國著名的巴林銀行，由於對阿根廷放貸過多，幾近破產。依賴海外借款的阿根廷政府，不得不在1891年宣布延期償付債務。像美國這樣的經濟——有著靈活、高生產率的工業部門正領先一步，而像阿根廷這樣的經濟——大舉外債，向外國市場輸送小麥和鮮牛肉，卻變得肥胖又自滿。到了19世紀末，幾乎所有的肥沃土地都用光了，再沒有更多的邊疆可以向前推進，故此，儘管人口穩定增長，農業生產效率不斷提高，但阿根廷的農業還是把國家從競爭力成績榜上給活生生地拽了下來。剛剛進入20世紀的時候，美國或許還是個農業國家，金黃的麥浪一望無邊，從東海岸綿延到西海岸。但事實上，它的未來躺在芝加哥、匹茲堡和克利夫蘭等黑乎乎的工業地帶，就跟英國當年曾靠著曼徹斯特、謝菲爾德和格拉斯哥起家一樣。

美國把企業放到世界市場上去直面激烈的競爭，阿根廷卻與世界經濟切斷交往，而不是讓國內企業做好競爭準備。

美阿的最終抉擇：世界頭號強國與偽希望之國

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一樣，美國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在道義和金融上都打了勝仗。二戰後的整整30年，它都跟全球貨幣體系掛鉤，在布雷頓森林會議的安排下，美元成了硬通貨。

這一期間，阿根廷正在關起門來搞工業化。大規模的關稅壁壘圍繞它的新興產業建立起來。20世紀60年代初，它的關稅平均為84%；而在同期的歐洲發達國家之間，以及歐洲與澳大利亞、美國與加拿大之間，關稅均大幅下跌到了個位數。除了徵收進口稅，它還收出口稅，阿根廷的商品僅供阿根廷。這個19世紀末全世界經濟最開放的國家，出口銳減到國民總收入的2%。而在美國，截至1970年，同一數字稍低於10%，而且還在快速增長。

退出世界經濟體系的惡果來了：阿根廷在出口市場遇到了報復性關稅。這激怒了農民，按世界標準來看，他們本來不乏競爭力。世界各地的農業貿易保護門檻素來很高，至今仍然如此。但它並沒給城市群眾添多少堵，他們只想著阿根廷的產品留給阿根廷人，別送到外國去。阿根廷可能實現了工業化，但仍然落在後面。在19世紀的農業爆炸式發展期間，阿根廷的經濟趕上了跟英國一類的領先國家；而在它落後的工業化進程中，阿根廷的年增長率約為2%，遠遠低於世界平均水平。

1950年，阿根廷的人均收入約為前殖民宗主國西班牙的兩倍；到1975年，西班牙人平均比阿根廷人富裕兩倍；20世紀50年代，阿根廷差不多比日本富裕3倍；到80年代初，這個對比卻倒了過來。阿根廷的進步脆弱而表面化，並且蒙蔽了相對退步的實情。就好像布宜諾斯艾利斯城中心那些義大利風格的優雅建築，表面上看起來是國家成就的感人象徵，但只要你稍微往外看看，便可發現城市周邊布滿大型的貧民窟。

阿根廷走的並不是美國那樣的道路，而是先靠著關稅壁壘發展國家工業，然後就把企業放到世界市場上，讓它們去直面激烈的競爭。進口替代模式的根本用意，就是把阿根廷跟世界經濟的其他部分切斷開來，而不是讓阿根廷的企業做好競爭準備。

過了一段時間，一個又一個國家意識到：進口替代的整個模式都存在缺陷。進口替代會搞得經濟雜亂無章，停滯不前。消費品進口可以封鎖，但工業生產所需的原材料和部件必須獲准進入，它們的價格一過海關便因為收稅而大幅上漲。由於出口受到阻礙，沒有政府的巨額補貼，產品在國際市場上往往不具競爭力，這意味著阿根廷會反反覆復地陷入貿易支付差額問題，出口產品掙不回國家購買進口品所需的美元。

投資者開始從阿根廷撤出資金。阿根廷在容易生存的時候借了太多錢，世道一不好，日子便更加難過。由於美元流出，比索供應量必然下跌。對自己控制貨幣的國家（如美國），碰到2001年全球經濟發展放緩，它可以迅速降低利率（也即金錢的價格），將損失控制在最低限度。2001年，美聯儲大幅削減借貸成本，令得美國經濟只經歷了一次短暫而輕微的衰退——儘管科技公司誇張的股價來了個高台跳水。

而阿根廷的貨幣是跟美元掛鉤的，外匯儲備中美元短缺，會令硬通貨（此時供給有限）的需求飆升，從而帶動利率猛漲。阿根廷陷入死亡螺旋。高利率碾碎了企業，逼垮了家庭。絕望中，布宜諾斯艾利斯把賭注翻了倍，從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借了數十億美元，指望能把經濟拉上去。它沒能說服阿根廷仰仗的投資者，2001年12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切斷了電源。阿根廷被迫進入歷史上最大的政府破產困局。在過去兩百多年的發展歷程中，歷史的軌道曾出現過數十個分岔口，每一個都能造成截然不同的未來局面。甚至有這樣的可能：為了避免又一次破產，華盛頓瘋狂地借英鎊、借歐元、借比索，於是，英國投資者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的法庭對美國提起了訴訟。

事實上，就算到了今天，你也不能說這種情況純屬妄談。20世紀90年代到21世紀初，美國的經濟出現了越來越大的貿易赤字，全靠國外借貸支撐，而最近一輪美國金融危機也是因為過於寬鬆的借貸監管。

毀滅一個國家是場浩大的工程，尤其是像美國這樣一個靈活、適應力強的國家。但是它的崛起並非老天註定，能否持續繁榮下去也不是什麼板上釘釘的事兒。

美國與阿根廷，這兩個19世紀末西半球的希望之國，在20世紀，一個成功了，一個停滯了。當年，是歷史與抉擇——而不是命運——決定了它們的前途。今天，歷史與抉擇還將決定它們一個世紀之後的未來。（前英格蘭銀行經濟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