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列漢諾夫《政治遺囑》的啟示

———蘇聯解體的政治文化緣由

黃軍甫

（東華大學公共管理系，上海200051）

摘要：俄國馬克思主義的先驅普列漢諾夫十月革命後不久便離開人世。但他在留給後人的《政治遺囑》中對布爾什維克黨及蘇維埃政權的分析、評價及對它們未來走向的預測，與後來的事實驚人的一致。普列漢諾夫的歷史洞察力是基於對馬克思主義理論、對十月革命這一歷史事件的總體把握，更是基於他對俄國特有的亞細亞社會政治、經濟及文化結構的深入考察。從這種意義上講，蘇聯解體的深層根源在於俄羅斯特有的政治文化。

關鍵詞：普列漢諾夫；政治遺囑；政治文化；亞細亞社會；布爾什維克黨

恩格斯在《「卡爾·馬克思在科倫陪審法庭面前」一書序言》中有段名言：「對歷史事件不應當埋怨，相反地，應當努力去理解它們的原因，以及它們的還遠遠沒有完全顯示出來的後果。但是對於那些做過這一切事情的人，完全有權要求他們不要指責別人是革命者。」[1]（P236）自1991 年12 月8 日葉利欽、克拉夫丘克、舒什克維奇三位前蘇聯加盟國共和國領導人在別洛韋日宣布蘇聯作為國際法主體和地緣政治實體不再存在以後，21 年過去了。其間，有太多的人，從太多的視角解讀這一重大歷史事件。不少觀點獨到、深刻、有見地，讓人讀之或震耳發聵，或如醍醐灌頂。然而，由於蘇聯解體無論是從時間還是從空間上，都離我們太近，所以，眾多分析蘇聯解體的材料往往不免摻雜著研究者的情感因素，太多道義譴責，太多主觀臆斷。這樣就影響了對事件背後「還遠遠沒有完全顯示出來的後果」的深入探究。基於此，我們本著恩格斯「對歷史事件不應當埋怨」的思想進路，並儘可能以價值無涉的態度，從俄羅斯傳統政治文化的視角，探究蘇聯解體的深層次原因。

一、普列漢諾夫《政治遺囑》及當下意義

1918 年5 月30 日，俄國馬克思主義的先驅普列漢諾夫悄無聲息地離開了人世。此時，十月革命才過去半年。而他結束37 年的流亡生活回到祖國才一年時間。然而，一年內，尤其是十月革命之後的半年時間內，普列漢諾夫思考了許多問題。其中，對於十月革命及革命後所建立的蘇維埃政權， 對列寧及其思想，普列漢諾夫的看法獨到而深刻。遺憾的是，普列漢諾夫的這些異常珍貴的思想，生前秘而不宣。

我們得以了解普列漢諾夫上述重要思想的契機是普列漢諾夫《政治遺囑》的公布。這已經是1999 年11 月的事情了。此時，普列漢諾夫已經辭世81 年，蘇聯解體也過去了8 年。《遺囑》全文近30000 字，指涉的問題很多，但最重要的問題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關於無產階級專政問題。普列漢諾夫談到，無產階級專政問題是列寧主義的核心問題之一。但在俄國，未來知識分子數量的增長將大於無產階級的數量的增長。無產階級的教育程度、文化程度等也會提升到知識分子的水準。因此，在知識分子數量不斷超過無產階級的社會，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和實踐將是不妥當的。

第二，資本主義是一個有伸縮性、靈活性的社會。在未來很長時間內，世界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因素會長期共存，互為補充。因此，資本主義的最終滅亡需要很長時間。

第三，關於十月革命後新政權的發展。普列漢諾夫認為，馬克思當年引用海涅的話「我們播下的是龍種，生下的是跳蚤」將會在列寧和布爾什維克黨身上應驗。因為布爾什維克黨是在客觀條件不允許的情況下奪權的， 革命前許諾的革命目標將被手段吞沒，暴力專政將成為政治制度的常態。而且，階級專政將逐漸演變為領袖專政，領袖專政最終變為個人專政。

第四，關於布爾什維克黨。由於勝利，黨的數量將成倍增長，但決不意味著黨的力量的相應增長。許多人入黨是基於利益的考量，他們並不了解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理，也根本談不上共產主義信仰。因此，布爾什維克黨及其黨員將會日益官僚主義化。

第五，關於國家。普列漢諾夫認為，國家是否偉大，不取決於它的歷史，不取決於它是否有遼闊的國土，而在於它是否有民主傳統，在於它的公民生活水平。只要公民還處於貧困狀態，只要沒有建立民主政治，國家就不會有真正的穩定，動蕩甚至崩潰隨時會發生。

第六，關於新生政權的未來命運。基於以上判斷，普列漢諾夫預言，蘇俄未來險象環生，危機不斷。危機大體有四種：饑荒危機、社會經濟危機、意識形態危機和崩潰危機。[2]

令人十分震驚的是，普列漢諾夫的預言幾乎全部成為事實！

我們知道，十月革命勝利只有幾個月時間普列漢諾夫便去世了。在如此短的時間裡，對一個新近發生的歷史事件及其政治後果，做出如此準確的判斷和預測，絕對不是偶然的。事實上，普列漢諾夫作為俄國最早也是最傑出的馬克思主義者， 他對馬克思主義，對俄國革命道路的看法，不同時期是有變化的。從大的方面講，普列漢諾夫的思想變化大致以1903 年為界，前後分為兩個階段。1881 年3 月，作為民粹主義者的普列漢諾夫為了躲避抓捕逃離俄國，流亡西方。不久接受了馬克思主義。1881—1903 年間，普列漢諾夫為宣傳和在俄國傳播馬克思主義做了大量工作，並培養了包括列寧在內的大量的俄國青年成為馬克思主義者。這一時期，普列漢諾夫對社會主義及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都是非常正統的。正因如此，普列漢諾夫對俄國社會，對俄國革命的道理的理解，都是嚴格地基於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這一時期，他不認為俄國社會總體而論有異於歐洲發達國家的地方，社會更替的方式也同於歐洲文明國家。普列漢諾夫這一時期的思想在實踐上的體現就是和列寧一道從事了大量的革命活動。其間，作為導師和同志，普列漢諾夫與列寧心靈相通，關係融洽。俄國社會主義事業也因此日漸興盛。但是，1903 年3 月，伴隨著布爾什維克黨和孟什維克黨在思想及組織上的分裂，普列漢諾夫與列寧漸行漸遠。在列寧以不容置疑的態度宣傳和貫徹自己的路線和主張的過程中，普列漢諾夫的思想開始發生變化。而這一變化，最有價值也最引人注目的是對俄國社會及俄國未來革命道路的看法。也許是基於對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深入研讀，也許是基於對俄國歷史的進一步考察，也許是二者兼而有之，普列漢諾夫逐漸認識到，俄國社會無論從經濟結構還是從政治結構上看，都與西歐國家存在相當差別，歷史演進的方式也完全沒有遵從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到資本主義社會的依次更替的規律。俄國有自己獨特的文化，有自己特有的傳統。俄國未來革命的道路也因此必然有別於馬克思、恩格斯早年設定的經典道路。

二月革命後，當列寧決意按照《共產黨員宣言》和《哥達綱領批判》提供的版本在俄國設計自己的社會主義藍圖時，與列寧前後回到俄國的普列漢諾夫不斷地向列寧發出最嚴厲的警告。在曾經的民粹主義的信奉者並因此對民粹主義教義十分熟悉的普列漢諾夫看來，在如此落後，如此與眾不同的當下俄國強行推進社會主義，必然是民粹主義裹挾下的俄羅斯傳統因素的全面復活。十月革命後，普列漢諾夫的看法更堅定了，也更悲觀了。的確，如義大利歷史學家克羅齊所言，一切歷史都是當代的。普列漢諾夫之所以在其《政治遺囑》中精準地把握十月革命後俄國歷史的走向，完全是基於對俄國歷史及馬克思主義的準確理解。

二、馬克思、恩格斯及其他思想家理解的俄國社會

法國近代著名思想家托克維爾在《論美國的民主》一書中，曾就美國和俄國做過比較和預測。他寫道：「當今世界上有兩大民族，從不同的起點出發，但好像在走向同一目標。這就是俄國人和英裔美國人。這兩個民族在神不知鬼不覺之中壯大起來。當人們的視線只顧他處的時候，它們突然躋身於各國之前列，而全世界也幾乎同時承認了它的存在和強大。……美國人在與自然為他們設置的障礙進行鬥爭，俄國人在與人進行搏鬥。一個在與荒野和野蠻戰鬥， 另一個在與全副武裝的文明作戰。因此，美國人的征服是用勞動者的犁進行的，而俄國人的征服則是靠士兵的劍進行的。……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美國人以個人利益為動力，任憑個人去發揮自己的力量和智慧，而不予以限制。而為此目的，俄國人差不多把社會的一切權力集中於一人之手。前者以自由主義為主要的行動手段， 後者以奴役為主要的行動手段。……它們的起點不同，道路各異。然而，其中的每一民族都好像受到天意的密令的指派， 終有一天要各主世界一半的命運。」[3]（PP.480-481）

托克維爾對俄國人的描述和預測同樣令人稱奇！蘇聯在二戰後異軍突起，和美國冷戰對峙，各主東西方世界的一半。然而，半個世紀後歷史終結了，俄國人敗下了陣。其中原因，其實托克維爾早已暗示：蘇聯與西方文明的傳承者美國相比，其道路、傳統是不同的，這種不同， 最主要的是文化尤其是政治文化的不同。集權和奴役的高揚及認同是俄國人政治文化的精髓。

而蘇聯這種政治文化在政治制度上則表現為官僚主義和專制主義。其基本特徵就是非程序性和多變性。社會和政治的發展也是治亂交替，變動不居。很少形成制度化的規則和穩定政策。政治生活中，當權者往往好大喜功、誇大其詞，而且因對政權被顛覆的恐懼而不斷訴諸暴力， 為了維穩而不斷實施政治清洗。俄國人的獨特性，對西方人來講十分不可思議。正如19 世紀斯拉夫主義詩人費奧德爾·丘恰切夫所言：單憑才智不能理解俄國，對它不能用常理推測，它有獨特的性格，你必須相信俄國的一切。

那麼， 俄國政治文化的獨特性是如何形成的呢？馬克思、恩格斯認為，它導源於俄國特有的亞細亞生產方式。

馬克思、恩格斯在構建其理論大廈時，思想材料多取自西歐，他們關於社會發展、演進的道路的描述因而也多以西歐為對象。正是在這一意義上，馬克思指出：「資本主義制度的基礎是生產者與生產資料的徹底分離」,「整個發展的基礎是對農民的剝奪」，因此，「這一運動的歷史必然性明確地限於西歐各國」。[4]（P268）馬克思開始更多地關注東方社會的契機是巴黎公社革命之後。馬克思曾預言巴黎公社革命之後不久西歐就會迎來新的革命高潮。但，這一高潮始終沒來。與此同時，俄國自稱為社會主義者的各種政治勢力， 不斷地掀起革命巨浪。馬克思因此開始深入研究俄國及其他東方大國。這一研究使馬克思驚奇地發現，俄國、中國、印度等國，歷史上存在著與西歐完全不同的道路和生產方式。

馬克思把存在於這些國家的獨特的生產方式稱為亞細亞生產方式。亞細亞生產方式在經濟結構方面的特徵是以農村公社為基礎的國家所有制。也就是說，亞細亞社會不存在西方意義上的私有制，也不具有基於這種所有制的私人產權意識。馬克思、恩格斯認為這一點非常重要， 是了解東方社會的一把鑰匙。後來， 雖然一些國家發現存在一定形式的私有制，但它完全不同於西方意義上的私有制。因為這種私有制從屬於國家、君主的最高所有權，所謂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它實際上是一種國有制。這樣的經濟結構決定了亞細亞社會政治上層建築的兩個特點：因中央政府對大規模公共工程式控制制所形成的官僚主義和因村社的孤立性、散漫性而形成的專制主義。

毫無疑問， 俄國作為一個本質上的亞細亞社會，表現出了亞細亞社會的所有特徵。與其他東方社會一樣，俄羅斯的專制主義導源於它大量存在的村社所有制。研究俄羅斯歷史的人知道，俄國村社存在時間之長，影響之大，是任何國家不可比擬的。18 世紀末19世紀初，俄國儘管進入了新舊交替、激烈變動時期，但它的村社仍舊在全國範圍內存在。直到20 世紀初，它的村社仍舊是占統治地位的基層組織。這種村社的所有制特點，以及由此表現出的散漫性、孤立性、野蠻性，它的手工業和農業結合的自然經濟特點等，必然表現為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上的專制主義。當19 世紀的俄國民粹派思想家讚歎村社天然的社會主義精神時，馬克思卻在給查蘇里奇的信中直言村社必然產生專制主義。他說：「農村公社的孤立性、公社與公社之間的生活缺乏聯繫、保持與世隔絕的小天地，並不到處都是這種最後的原始型的內在特徵，但是，在有這一特徵的任何地方，它總是把集權的專制制度矗立在公社的上面。」[5]（P445）恩格斯則更加明確地指出：「在有的地方，如在亞洲雅利安民族和俄國人那裡，當國家政權出現的時候，公社的耕地還是共同耕種的，或者只是在一定時間內交給各個家庭使用， 因而還沒有產生土地私有制，在這樣的地方，國家政權便以專制政體而出現。」[4]（P541）

當然，其他亞細亞社會因治水工程的普遍存在而形成的官僚主義制度特點和政治文化特性在俄羅斯不能說明問題。但是，俄羅斯官僚主義形成的背景卻是其他亞細亞社會相同的。從地理環境上講，俄國處於歐洲和亞洲之間， 夾在農耕民族和游牧民族之間，不像西歐諸國和一些亞洲國家那樣有固定國界。它的東部地區處在游牧生存圈內，驃悍的游牧民族時常經過生存圈對它騷擾。而它的西部則受到北歐人的不斷入侵。13 世紀更是受到蒙古人的長期蹂躪。15 世紀後，新興的俄國雖然最終擺脫了蒙古人的統治，但仍要不斷應對瑞典人、波蘭人、立陶宛人及日耳曼人的挑戰。縱觀俄羅斯歷史，大部分時期，戰爭都是國家的主要事情。為了戰爭的勝利，必須集中人力和物力，舉國之力，方才有制勝的可能。官僚主義的制度體系因此生成，與之相適應的官僚主義政治文化也因此出現。

1861 年的俄羅斯農奴制改革儘管催生出現代性因素，但由於它的不徹底性，因而並沒有觸動俄羅斯社會的基本結構。俄羅斯官僚主義和專制主義的政治文化特點絲毫沒有變化。

這就是俄羅斯的歷史。未來的社會主義革命如果不從內部根本上改變這種經濟結構、政治結構和文化結構， 如果不從外部藉助於西方文明對它加以衝擊，那麼，這種革命必然是毫無意義的，必然是亞細亞社會以某種形式的復活。而且，在傳統君主制被推翻後，新近出現的共和國若再次被推翻，傳統社會中舊的因素一旦復活，將更加頑固和可怕。……任何人陷入這樣的苦境，都是無可救藥，註定要失敗的，於是他就不可避免地陷入一種無可救藥的進退維谷之境：他所做的事，是和他一向的整個主張、他的原則、他的黨的利益不相容的，他所應做的事，則是無法實現的。

三、列寧晚年的擔憂

普列漢諾夫為什麼在二月革命後極力阻止列寧的革命計劃，為什麼十月革命後對列寧布爾什維克黨發出最嚴厲的警告？ 其實，如果熟悉普列漢諾夫晚期的一些著作，人們一定會發現，他是在擔心革命會陷入不能自拔的困境中， 擔心亞細亞生產方式的復活。當普列漢諾夫發現， 在十月革命後僅半年時間內，布爾什維克黨即背棄原來的理想和承諾，開始建立比沙皇帝國還要強大的國家機器，建立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嚴厲的新聞檢查制度，並以最嚴厲的手段對付政治反對派，這時候，他徹底絕望了。他從1918 年的事實中洞悉出了十月革命後新生政權的幾乎所有後果。其實，十月革命最可怕的後果就是亞細亞生產方式的復活。這是普列漢諾夫《政治遺囑》的全部價值和意義所在。

十月革命前，列寧顯然是否認俄國社會的獨特性的。他與民粹派論戰的力作《俄國資本主義發展》極力證明， 俄國在1861 年農奴制改革後無論就國內市場發展還是國外市場發展看，都已經走上了資本主義道路。這與中國共產黨人在20 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中國社會性質論戰中極力證明中國資本主義此時已經充分發展的邏輯十分相似，都是為了給各自國家未來的社會主義革命尋求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合法性。所以，十月革命後，列寧及布爾什維克黨一開始的確是試圖按照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資本論》等著作中對未來社會的描述而構建俄國理想社會藍圖的。列寧及布爾什維克黨因此一度出於「直接過渡」的想法把全部的生產資料從有產者手中剝奪， 取消全國市場（盧布因此失去貨幣功能）， 廢除警察制度和常備軍，國家工作人員實行供給制等。

然而，國內外敵人的反撲使列寧很快明白，十月革命根本不是在馬克思設定的條件下勝利的， 因此，革命後推行馬克思所期望的措施無異於自殺。列寧陷入了恩格斯當年所論述過的困境：「這是一個極端黨派的領袖所難以應付的最糟的事情了。如果這樣一個領袖在自己所代表的階級進行統治的時機還未成熟，為了這個階級統治必須貫徹一切措施的時機還未成熟，而這個領袖在這一時期被迫出來掌握政權，這是最糟不過的事了」。[6]（P3-4）列寧向來認為政權是革命的目標，為了這一目標，「必須善於毫無例外地掌握社會活動的一切形式。」基於這樣的理念，列寧無疑會在實踐面前選擇前進。但當列寧和布爾什維克黨凱歌行進的時候，馬克思主義的理想和布爾什維克黨原來對歷史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