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現代著名演講陳獨秀

近現代著名演講(6)陳獨秀 陳獨秀的抗戰演講　　陳獨秀(1879—1942)，字仲甫，號實庵，安徽懷寧人。他不僅是中國近現代史上偉大的愛國者、革命家與改革家、民主主義者和啟蒙思想家，還是一位口才卓絕、極富感染力的天才演說家。從青年時代在安慶藏書樓發出「安徽革命第一聲」，到晚年在江津聚奎中學做最後的抗戰演說，陳獨秀一生的演講足跡遍及安慶、北京、天津、武漢、上海、廣州和重慶等各大城市，對當時的社會各界影響甚大。尤其值得稱道的是，陳獨秀自南京老虎橋監獄出獄後，沿長江溯流西上，遷武漢，入重慶，最後寓居江津石牆院。在人生最後的時光里，陳獨秀依然秉持「滄海何遼闊，龍性豈能馴」的個性，「身處艱難」仍投身於抗戰救國，在大後方多次留下了膾炙人口的精彩演講，為抗戰發出了強有力的吶喊。　　武漢——剛出牢獄就全身心投入到抗戰宣傳中　　1937年8月23日，身陷囹圄5年的陳獨秀因抗戰全面爆發而提前獲釋出獄。此時全民抗戰浪潮席捲全國，國共合作漸呈佳境。陳獨秀在南京短暫休憩後，於9月12日來到中國抗戰中心武漢，居住在武昌城雙柏廟后街的一幢舊式民居中。此時的陳獨秀開始全身心投入全民抗戰的宣傳中，從1937年10月6日到11月21日的一個半月時間裡，他先後應邀在華中大學、武昌藝專、漢口市立女中、漢口青年會和武漢大學等處發表抗戰演講，在青年學生中引起很大反響。陳獨秀在武漢的首次演講是在武昌華中大學的禮堂里。據《大公報》報道，1937年10月6日晚7點左右，華中大學的禮堂內已經擠滿了青年學生，大門外站著兩個黑衣警察，執槍阻止一片黑壓壓的群眾進門。這時，陳獨秀「從猛烈的掌聲中，由華中大學學生抗敵工作團的同學陪伴著走上講台」，「群眾的狂熱使他微微有點興奮，枯乾的面色泛著紅。他老了，頭頂禿了半個，發已斑白，留著短須。??倔強的風骨隨時表露著，一件灰色袍子，失去了光的皮鞋，依然是寒士風度」。　　陳獨秀上台後開宗明義地說道：「全國要求的抗日戰爭已經開始了。為什麼要抗戰?一般的說法，是因為日本欺壓我們太厲害。這話固然不錯，可是未免過於膚淺了，一般民眾尤其是知識分子，應該明了更深一點的意義，抗戰不是基於一時的感情，而有深長的歷史意義。」他進而深刻指出：「此次對日戰爭，乃六七十年來改革與革命的大運動之繼續，第一次李鴻章改革、第二次戊戌維新、第三次辛亥革命、第四次北伐運動，今日的抗戰乃是第五次。」他告誡台下的學子們：「此次中國抗日戰爭，我們不能看作南京和東京政府的戰爭，而是被侵略的中國人民對於侵略的日本帝國主義的戰爭，全國人民都應該拿出力量來援助抗日戰爭，除非甘心做漢奸。」針對當時有少數人「以為中國如是之大，不致滅亡」的僥倖思想，陳獨秀一語中的：「殊不知日本帝國主義者滅亡中國，並非採取直接管理全國的笨法子，乃是以分化手段，在南北製造各種名義的政治組織，利用親日派做傀儡，間接統治中國，把不願充當傀儡的人們趕到川雲貴山中和苗大哥作伴，這不是亡國是什麼?」此後日本在南京扶持汪精衛傀儡政權，正為陳所言中。講到動員民眾參加抗戰這個問題時，陳獨秀指出：「關於組織民眾一事，在目前我希望黨政當局，下一個絕大決心，完成自上而下的改革??要做到全國總動員」，「使民眾蜂擁起來，瘋狂起來，熱心抗戰，要做到政府徵兵一萬，報名的有二萬」，「自願地參加戰爭，那麼不但正規軍之補充不成問題，並且還有大量的游擊隊，輔助正規軍作戰，這才是人力的總動員」。如此，「中國政府手中的軍力和財力之弱點，是可以由全國民眾之奮起及全世界革命的國家革命的民眾(日本的民眾也在內)之援助來彌補」。　　至於怎樣才能夠廣泛發動民眾投身抗戰，陳獨秀於11月21日在武漢大學做《怎樣才能夠發動民眾》的演講時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第一，必須解除民眾自身的痛苦;第二，必須讓人民有經常的組織;第三，必須讓人民有政治的自由。」如果能「切切實實做到上述這三件事，發動民眾當然不成問題。」為了增強民眾抗戰必勝的意志，陳獨秀在漢口青年會大禮堂發表了《我們要得到怎樣的勝利及怎樣得到勝利》的演講，宣稱「我們並不要日本割地賠款，我們只要交還我們的主權，把在中國侵略去的交還我們，這就是我們最後的勝利」。而「要達到這個目的，必需能夠支持長時期的抗戰」。他認為「勝利的因素」是：「第一，從國外得到大量軍火之接濟;第二，全國民眾蜂湧起來，做到全國財力人力之動員。再加上政府軍隊的力量，這才能夠保證最後的勝利屬於我們。」　　重慶——發表演講提振戰時民眾的抗戰意志　　1938年7月2日，日軍占徐州，襲安慶，陷九江，進逼武漢。局勢急劇變化，陳獨秀只得攜妻子潘蘭珍坐輪船溯江而上來到重慶。遷居山城10天後，7月14日，陳獨秀應邀前往上清寺的國民黨中央廣播電台做入渝後的第一次抗戰演講。在這次題為《抗戰中川軍之責任》的演講中，陳獨秀又一次展示了自己的演說天賦。他慷慨陳辭，滔滔不絕，在具體分析了敵我形勢後，隨即拋出自己的觀點，認為「敵人利在速戰速決，我們利在延長戰爭;戰爭愈延長，我們固然愈加破產，敵人也愈加困難」。這一觀點，與同一時期毛澤東提出的「持久戰」思想有異曲同工之妙。對於「在長江南北兩岸和敵人血戰和防守」的川軍，陳獨秀在演講中更是給予極大的信任和激勵，讚譽「最後的長城，乃是我們四川的大批生力軍」，高呼「川軍是我們國家民族的最後長城。這便是抗戰中川軍的責任，也就是川軍在歷史上不朽的榮譽」。即便「萬一不幸，武漢失守，在經濟上、文化上，也只有四川能夠領導雲、貴做復興中國的安哥拉」(安哥拉，即英語中的Angel，指「天使、拯救者」——作者注)。最後，他還誠懇地勸告四川的同胞們，「為了要加強勞動力和戰鬥力，以盡目前和將來的責任」，首要大事就是禁絕鴉片煙。時值中國全面抗戰一周年之際，侵華日寇步步緊逼，東北、華北等大片華夏疆土不斷淪陷，中國人民在日寇的鐵蹄下輾轉求生，艱難度日。此時武漢會戰即將爆發，抗戰形勢岌岌可危，很多民眾對中國的抗戰前途感到迷惘甚至絕望。陳獨秀的這番演講，正確分析了當前的抗戰形勢，突出了四川大後方和川軍的貢獻和責任，提振了戰時民眾的抗戰意志和信心。　　陳獨秀在重慶的首次演講獲得成功。兩天後，他馬不停蹄地來到民生公司發表了主題為《資本主義在中國》的演講。演講中，陳獨秀對抗戰形勢下的中國經濟進行了深入觀察與思考。他批駁了當時社會上關於中國社會「還是封建或半封建」的提法，預見性地認識到「觀察各國的經濟，要估計是那一種經濟成分屬領導地位，來確定它是那一種社會，沒有什麼一半一半」，而中國「當然是資本主義經濟屬領導地位」。但同時又強調「中國此時還是一個初期資本主義的國家，這就是資本主義在中國，還有大有發展之餘地」。而「在目前，過渡時期，我們寧可忍受資本主義的罪惡，來代替封建軍閥的罪惡」。「社會主義在中國，無論在經濟上(工業不發達)和政治上(沒有相當力量的工業無產階級及其政黨)都未成熟」。最後，他得出結論：「中國目前的問題，不是什麼『社會主義，或是資本主義?』」而是「本國的資本主義，或外國資本主義的殖民地」。陳獨秀針對中國經濟的這篇演講，論述精闢，觀點新穎而富有吸引力，強調通過發展資本主義來增強中國進行持久抗戰的經濟實力，給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覺。　　江津——對學生們做最後的演講　　1 9 3 8 年8 月，冒著炎炎酷暑，陳獨秀夫婦搭乘一艘小客輪抵達小縣城江津。與武漢、重慶相比，來到江津後，陳獨秀的生活一下子冷清了許多。他很少在公開場合露面，但依然對抗戰予以關注，時刻以極大的熱情激揚文字，指點時局。中學舉行60周年校慶和江津名賢、該校校董鄧蟾秋70壽典。陳獨秀應鄧蟾秋和聚奎中學校長周光午之邀，在號稱可容納1500人的「川東第一大禮堂」——「鶴年堂」為全校師生做了一次精彩的報告。該禮堂於1929年修建，建築結構仿造羅馬歌劇院，佔地100平方米。因校董鄧蟾秋個人捐資10000多銀元，所以又名「鶴年堂」(鄧蟾秋，字鶴年)。當陳獨秀在校長周光午的陪同下步入「鶴年堂」時，全校師生見到這位曾經叱吒風雲的北大文科學長、五四運動中的大名人竟然出現在這所偏僻的山村學校，都十分激動，紛紛起立，鼓掌歡迎。此時，氣候已轉十月，黑石山吹拂著初秋的涼意。陳獨秀身穿藍布長衫，外套馬褂，腳踩布鞋。儘管體形清矍，兩眼卻十分有神，下巴還留有幾根山羊鬍子，不失一位書齋老先生的風骨。陳獨秀在周校長介紹完畢後，即倒背著雙手，步履從容地走到台前，慢條斯理地講了起來。　　他先從古人匡衡鑿壁偷光談起，勸在場的青年學生要珍惜時光，努力學習，為國家和民族爭做貢獻。隨後聯繫到當前的抗戰形勢，他激動地講到，日本侵略者要獨佔中國，「一個民族落後分裂，就會遭到外來的入侵，東洋鬼子之所以敢打中國，就是在於中國科技落後，軍閥割據，人心不團結。現在，只要我們中華民族一致對外，無論戰爭多麼殘酷，遭受多麼大的犧牲和損失，我們都能夠贏得抗日戰爭的勝利??」學生們聽得津津有味，全場鴉雀無聲，偶爾因為他的安慶方言，大家哄堂大笑，反而增添了會場的活躍氣氛。演講大約進行了40分鐘，結束後，全體師生起立，掌聲雷動。隨後，在鄧蟾秋70大壽的壽宴上，陳獨秀由衷地對鄧蟾秋讚歎道：「一個人聚財不難，疏財實難。像蟾秋60萬家財，就以15萬贈聚奎，5萬辦圖書館，自己留下5萬度晚年，其餘分贈親友子侄作留學費用，真不易矣!」宴畢，他趁興激情揮毫，寫下了「大德必壽」「壽考作仁」贈予鄧蟾秋。後來，聚奎中學內蓋了一座碑亭，將這8個大字刻在碑亭的石碑上，萬古流芳，昭示後人。據記載，在江津聚奎中學的這次演講，乃陳獨秀人生中最後的一次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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