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建剛：俄羅斯為什麼選擇保守主義

　　保守主義在今天俄羅斯的盛行，並非僅僅因為它是俄國思想史上被曲解或遺忘的一股思潮，更重要的是，它是一個多世紀以前俄國知識分子對祖國命運的思考。這種思考，即使到了今天，仍然是深刻的、富於啟示性的，它為我們展示了一百多年前俄國歷史上的另一種可能性。

　　《開明保守主義：俄國思想家論俄國文明發展之路》　　[俄]Д. Н. 巴庫恩編　　莫斯科格律芬出版社　　2012年出版　　在今日之俄羅斯，說保守主義已成為俄國政治文化的一部分，恐不為過。官方層面有普京為首的執政黨「統一俄羅斯」黨在2009年的11月21日十一次黨代會上通過的綱領：「黨的意識形態是俄羅斯保守主義。這是穩定和發展的意識形態，避免停滯和革命，不斷進行創造性的社會革新的意識形態。」社會輿論方面，昔日俄國保守主義思想家、政論家的著作紛紛再版，名目之繁多，令人眼花繚亂。比如，莫斯科文明學院近年來出版的「俄羅斯文明」叢書，收錄的都是一連串陌生的名字：波別多諾斯采夫（Победоносцев К.П.）、謝爾巴托夫（Щербатов А.Г.）、緬什科夫（Меньшиков М.О.）、梅謝爾斯基（Мещерский В.П.），當然也有熟悉的名字，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果戈理、阿克薩科夫兄弟等等。值得一提的是，此書系可在該學院網站上免費下載，網址是http：//www.rusinst.ru。　　說來也巧，我來莫斯科買的第一本書就跟保守主義有關：《開明保守主義：俄國思想家論俄國文明發展之路》（Просвещённый консерватизм： Российские мыслители о путях развит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цивилизации）。正如該書編者在名為《開明保守主義與俄國的前景》的序言中所說的：「此書封面上的波別多諾斯采夫現在無人知曉，但曾有個時期，全俄國都知道。」此語若用以描述俄國保守主義之命運，似乎也無不可。繼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帝俄統治末期大放光彩之後，保守主義在俄國基本上銷聲匿跡。在中國的出現也是上世紀九十年代以降的事情了。彼時國內出現了一些討論保守主義的著述，既有《保守主義》（[德]曼海姆著，譯林出版社，2002年版）、《保守主義的含義》（[英]斯克拉頓著，中央編譯出版社，2005年版）這樣的舶來品，也有劉軍寧等學者的研究之作。然而，或許是之前的蘇維埃帝國素以紅色面目示人，很少跟保守二字扯上關係，我們不難發現，國內已有的著述多數以英法理論為來源，基本上不涉及俄羅斯。在這方面，《開明保守主義》一書或許可以給我們提供一些有益的參考。　　該書是政治文選，編者為格律芬出版社主編、歷史學副博士巴庫恩（Бакун Д.Н.）。書中收入了俄國知名的保守主義思想家對俄羅斯政治、文化等諸多方面的評論。作者都是目前國內介紹甚少的人物：除了上文提及的波別多諾斯采夫，還有卡特科夫（Катков М.Н.）、斯托雷平（Столыпин П.А.）等著名政治家。對於這批人物，前蘇聯的歷史教科書上極少提到，偶爾有之，也是作為反動對象加以批判。他們說了些什麼，做了些什麼，似乎從來無人關注，也不敢去關注。蘇聯解體之後，曾有一段時間俄羅斯精英的關注焦點在於西方文化，索爾仁尼琴返俄後所受的冷遇及蓋達爾的休克療法大行其道，便是兩個再好不過的例子。十九世紀俄國保守主義思想只有到了新世紀普京上台之後才得到更多的關注。因為當時面臨的問題跟一百多年前並無差別：俄羅斯往何處去，該怎麼辦？解體後的近十年內，葉利欽實施的西化政策已被證明行不通，普京必須提出新的治國理念。在這種背景下，上述那些政治家、思想家對百年前俄國命運的思索再度得到重視，他們的著述得以再度出版並詳加討論。也許每個人提出的意見方案不同，但最主要的一點在於：「他們愛俄羅斯，他們的心靈為俄羅斯人民而痛苦受難，他們竭盡所能來幫助自己的國家。」這一點是俄羅斯當代政治、文化精英最為認同的。　　該書編者在前言里指出：「對於我們來說，為之已爭論數世紀的最重要問題在於：俄羅斯在自己的歷史發展中該向哪個方向前進？」編者認為，這種爭論之所以持續長久，原因在於俄羅斯歷史上受到太多外來思想的影響，反而忽略了自身民族思想。從最早的拜占庭基督教影響，到彼得大帝改革時的全盤西化，再到十九世紀知識分子對西方各種思想的引入，不過現在，「因國家這艘大船上的混亂分裂而精疲力盡的我們終於能感覺到狂風暴雨要安靜下來，我們能借著古代的希望之風揚帆而起。這股風借著創造性的保守主義與傳統主義賦予我們唯一正確的方向，指引著俄羅斯走向其命中注定之所，確立自身文明的基礎，正教的根源、多民族的外在文化體現」。事實上，這種情景又何嘗不是跨入新世紀之後俄國的真實寫照呢？　　全書分為四大部分，外加前面的詩歌選和後面費多托夫（Федотов Г.П.）的文章作為後記。詩歌選分量不大，基本上以關於俄國命運前途思考為主題，收錄了萊蒙托夫、維亞澤姆斯基、丘特切夫等人的一些詩歌片段，有助於讀者更好地理解俄羅斯命運這一主題。第一部分名為「保守主義VS自由主義：和平或戰爭？」，收錄了卡拉姆津、格拉多夫斯基、契切林等人的文章，其中闡釋了何為保守主義，自由主義的類型及其在社會中的影響等問題。著名的自由主義歷史學家格拉多夫斯基（Градовский А. Д.）的長文名為《何為保守主義？》，重點從多方面來界定他所理解的保守主義。比如，他認為思想界長期把保守主義與自由主義相對立，卻不知兩者根本構不成對立，相反可以互相轉化。與自由主義相對應的應該是絕對主義，與保守主義對應的則是進步主義。「保守主義承認國家制度中的歷史因素，但它也承認制度發展的必要性，從而在制度的變化中體現歷史因素。」與之有關聯的是反動分子，「他們生活在過去，不接受任何現代的要求」。進步主義的兄弟是革命主義，兩者都要求社會發展，著眼於未來，但不同的是，進步主義是在前人的基礎上緩步前進，革命主義則是打破舊世界，創造新天地。從上述角度看，進步主義與保守主義在某些方面似乎又能找到共鳴。　　歷史學家契切林（Чичерин Б.Н.）則分析了自由主義的三種類型：街頭自由主義、反對型的自由主義和保守的自由主義。街頭自由主義是最低級的，這實際上是對自由的歪曲。這種自由主義者除了自己的意願外不想了解任何東西，凡有不同意見者皆視為仇敵。他們熱愛混亂和暴動，平靜和秩序對他們來說好比酷刑。反對型的保守主義則是強調與政府的勢不兩立，凡是國家支持的，他們必然反對。他們的核心在於與官方唱反調，至於唱反調的結果如何，則不去過問。最後一種自由主義是契切林比較推崇的：保守的自由主義。「其實質在於自由的因素與權力法則的因素得以調和。在政治生活中，他們的口號是：自由的尺度與強大的權力。」前者對後者有監督作用，後者則保證前者的實現。實際上，契切林這篇文章發表於1862年，彼時正是俄國思想史上的「六十年代人」走上舞台，「熱愛破壞就是熱愛建設」（巴枯寧語）這種口號大行其道之時。契切林的文章在揭示這種思潮方面頗有警世之意。　　該書第二部分名為「保守派對俄國歷史的觀點」，收入了卡拉姆津、普希金、霍米亞科夫等人的論述。不妨以卡拉姆津的文章為例。卡拉姆津（Карамзин Н.М.）在今日俄羅斯被譽為「保守主義之父」。早在2001年9月12日，俄羅斯就曾召開名為「俄國保守主義：歷史與前景」的研討會，會上專門紀念了卡拉姆津誕生兩百五十周年。該文名為《從政治及世俗層面論新舊俄國的札記》，是卡拉姆津應亞歷山大一世之妹的邀請而作，並於1811年3月呈沙皇，集中表達了保守派對當時М. М. 斯佩蘭斯基（此公在今日之俄羅斯被譽為「自由主義之父」）改革的不滿。在今天看來，該文被視為俄國開明保守主義的奠基之作，因為它不僅影響了沙皇對改革派的看法，而且深入闡述了保守主義的一些基本理念。卡拉姆津的這篇長文先從俄國歷史談起，講到俄國歷史上凡集權則社會發展、國力昌盛，凡分權則內訌、招致外敵入侵。作者發揮其歷史學家的特長，不厭其煩地給沙皇上課，教導他必須汲取先輩教訓，不要盲目搞改革，以引起社會動蕩。「再一次告訴您，俄國人對現在政府不滿的主要原因之一便在於它過於熱衷國家改革從而動搖了帝國基礎，其結果至今值得懷疑。」此處矛頭所向，便是斯佩蘭斯基當時推行的憲政改革計劃。卡拉姆津還提出：「君主的首要責任是維護國家內外之完整；國民之幸福則是第二位的。」因為從來沒有哪個國家公民的幸福是建立在外國統治基礎之上的。為了達成這一責任，卡拉姆津建議沙皇：首先要選好人才，從部長到參議員，甚至五十多個省的省長人選，都必須通過選拔得來。其次，沙皇必須學會與人交往，從中識得人才。「這種選拔人才並與之交往的藝術對俄國君主而言最為重要。沒有這種藝術，試圖依靠新建某些機構來尋覓人民之幸福顯然是徒勞的。您不必問怎麼撰寫法令，有那麼多部長，有最高委員會；您該問要有怎樣的法官，怎樣的統治者……言辭適用於報紙，只有規則才適用於國家。」卡拉姆津這篇長文有點類似於諸葛亮的《出師表》，以三朝元老的身份苦苦規勸著年輕的沙皇切莫被西方自由主義所迷惑。至於結果如何，1812年衛國戰爭爆發前夕，斯佩蘭斯基改革失敗，被沙皇作為替罪羊拿下，這其中應該有卡拉姆津的功勞。　　第三部分名為「政治與地緣政治：對俄羅斯的贊成與反對」。這裡主要論述的是俄羅斯與世界的關係問題，如俄國與波蘭、俄國與歐洲等。這一部分基本上是俄國思想家對西方的反駁與為俄國所作的申辯。僅以丹尼列夫斯基（Данилевский Н.Я.）的文章《為何歐洲敵視俄羅斯》為例。該文實為其大作《俄羅斯與西方》的第二章，作者首先介紹了歐洲（即西歐）對俄羅斯的敵視：其一是俄羅斯不斷擴張，給歐洲的安寧和獨立造成了危險；其二是俄國似乎是某種政治黑暗勢力的代表，仇視進步與自由。接著作者便分析俄國領土之擴張完全不是西方意義上的暴力征服，而是對無人居住地的和平開發（此論從國人的角度來說實在是大謬不然）；俄國對西歐政治的幾次介入，完全是為了維護西歐的安寧。比如1812年衛國戰爭後推翻拿破崙；比如1848年鎮壓西歐革命。丹尼列夫斯基的結論就是歐洲沒有文化上把俄國乃至整個斯拉夫民族視為自己的一分子，由此他批判了歐洲中心主義，繼而闡發了自己的「文化歷史類型理論」。或許正是基於俄羅斯在歐洲的特殊地位，編者又在該部分里放入了卡特科夫的文章《俄羅斯的尊嚴要求它完全獨立並捨棄一切的聯盟》，僅從名字就能看出該文的斯拉夫主義傾向。並且，卡特科夫身為一報（《莫斯科消息報》）一刊（《俄國導報》）的主編，在俄國影響不可小覷。前兩年出版的卡特科夫六卷本文集第一卷里序言的題目就是時任英國駐俄大使的一句話：「俄國……有兩位帝王：亞歷山大二世與卡特科夫。」可以說，他對歐洲關係的看法也代表了俄國官方的態度。西方學者如杜爾曼（Karel Durman）、卡茨（M.Katz）、塞登（Thaden E.C.）對卡特科夫與沙俄外交的關係問題多有論述，此處不再贅言。　　第四部分名為「民眾與社會，權力與法制」，重在討論俄國政府體制問題。其間既有理論性的，如阿克薩科夫（Аксаков И.С.）論西歐理論對俄羅斯生活的專制，批評某些西歐派生搬硬套國外理論運用於俄國政治實踐的做法，也有從實踐角度抨擊選舉制度及相應限制君權等西歐現代政治理論。對於俄國保守派來說，雖然他們內部在具體立場上也存在分歧，但有一點是明確的：那就是希望祖國強大，真正做到國富民強，這一點在1905年的日俄戰爭之後尤為迫切。所以時任部長會議主席的斯托雷平在1907年杜馬大會上指出：「國家的敵人們試圖選擇激進的道路，擺脫俄國歷史過去，擺脫文化傳統。他們要的是偉大的動蕩，我們要的是偉大的俄羅斯！」可惜沒過幾年，一戰的爆發打斷了俄國的發展之路。「偉大的俄羅斯」變為紅色蘇維埃，保守主義正如它所互為依仗的帝制及教會一樣，被激進的布爾什維克黨人掃入歷史垃圾堆。　　保守主義在今天俄羅斯的盛行，並非僅僅因為它是俄國思想史上被曲解或遺忘的一股思潮，更重要的是，它是一個多世紀以前俄國知識分子對祖國命運的思考。這種思考，即使到了今天，仍然是深刻的、富於啟示性的，它為我們展示了一百多年前俄國歷史上的另一種可能性。我們今天去回顧俄國的保守主義，自然亦非出於歷史考古的嗜好，而是希冀由此為反思當下處於大變革之中的中國社會提供另一種視角。國內學人在涉及俄蘇思想史問題上已有諸多著述，但基本構架仍不離「革命與反動」之對立，已有的著述如所謂審視《紅輪》之類，亦無非是對激進知識分子的歷史反思。歷史的真相是：俄國的思想史上不僅僅只有激進和革命，在今日之俄國，對革命作深入探討並與之辯論者無論在過去還是目前都大有人在。歷史的真相總是越辯越明，多角度的對話總勝似一言堂的壟斷。這就是《開明保守主義》一書的意義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