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間回憶 | 二舅的舊腦筋與新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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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熊景明

原載：《老照片》總第55輯

二舅曾是40年代昆明的時代青年

從1990年代中起，我每年返鄉後回香港，二舅一定要來機場送我。他說蘇家沒人活到八十歲，下次我回來他也許不在了。二舅歷來話少，在機場的椅子上默默地坐著，我並沒有感染到他的愁緒，因為明年，後年……還會再見。2005年，二舅跌傷入院，我不由驚恐地想到，如同許多老者，這可能是他生命中的最後一跤。我立即和女兒趕回昆明，枯瘦如柴的二舅，躺在醫院病床上，像一盞即將燃盡的油燈，顯然已走到生命的盡頭。

曾經時髦

外婆家，是我童年回憶中一幅幅色彩鮮明的畫面。多少甜蜜的兒時記憶，都和二舅有關。他訥於辭令，不會講故事給我們聽；平日里總是衣著光鮮，不讓小孩兒靠近他。但在我們心目中，二舅卻分量不輕。他那身打扮，完全仿照40年代好萊塢電影的男明星：一絲不苟的頭髮、燙得筆挺的西裝、雙色尖頭皮鞋。二舅出門前，總要坐在卧室的小凳上，面前小箱子中裝滿各種刷子、鞋油和抺布，他仔細對待一道道工序，令黯然失色的皮鞋重放光彩。每到這種時候，我便倚在門邊，津津有味地看著二舅打扮，看他在穿衣鏡前左照右照，末了，他總忘不了走過來捏捏我的鼻子。二舅覺得這些侄男侄女的鼻子都太平扁，那是和銀幕上美麗的外國小孩最大的差別。

周末和假期，外婆家孩子成群——我和哥哥、弟弟、表妹、表弟，還有來串門的小孩。晚上，二舅不回來我們不肯上床睡覺，盼望他拎回來的點心：薩其馬、回餅、重油雞蛋糕。圍在餐桌前吃二舅帶回的「宵夜」，是一天中最快樂的時分。公私合營前，在洋行任會計的二舅收入頗豐，惠及大家庭中的老老少少。哥哥是外公外婆的寵兒，如果有人摘了公公心愛的花，打碎了婆婆的碗，賴給哥哥，風波立即化解；我是大家眼中的憨丫頭，二舅總是不露聲色地給我優待。記得晚間孩子們吃罷二舅帶回的美點仍不甘心，想等著再參加大人的宵夜。一天夜晚，在大家的吵鬧聲中，二舅悄悄問我：「老妹，你幾歲？」「九歲」「不許吵，九歲以下的通通去睡覺。」他帶我去小東街北京飯店冷飲部吃冷飲，冰淇淋、紅豆冰。那是我第一回嘗到這些美食，終身難忘。

1948年內戰烽煙四起時，大人為通貨膨脹而操心，為遠方的炮火而驚惶。此時的外婆家則是世外桃源，大舅帶著賢惠又美麗的日本太太從東北回來，生下可愛無雙的女兒，粉紅色的絨帽下，小表妹粉紅色的小臉像太陽照亮了這個大家庭。人人臉上掛著笑容，眼睛裡含著愛意。端午節，外婆帶著五姨、六姨、七姨、八姨、日本大舅媽、母親，圍在一起包粽子。粽子熟了，棕葉和糯米飄出的清香將我們從花園中召喚回來，一串串玲瓏的小粽子是專為孩子們而準備，不必等到「端午」。

外婆一大早就鄭重其事地在門頭上插上菖蒲。我們排著隊，讓外婆在額上用雄黃汁塗個「王」字，以保來年平安。大舅一家在昆明住了一年後去了台灣，半個世紀後，大舅媽對我說，那是她一生中最快樂的一年。她學會了包粽子、蒸年糕，大概是日本婦女中的唯一。

二舅出世在這個和睦、相親相愛的大家庭。四個姐姐、一個哥哥。他身體弱，特別受母親寵愛，上小學，外婆不放心，雇一輛人力車坐著，陪他前往，在家族中傳為笑話。二舅夾在母親的溺愛和父親的威嚴之中，甫成年，又撞上好萊塢電影空降的文化與生活方式。對遠走他鄉的大舅、三舅，外公外婆心存無盡美好回憶和掛牽，他們俊美的放大照片在外公的書桌上歡快地注視著大家；留在身邊的二舅在父母眼中毛病多多。外公對他一身洋裝，夜晚流連電影院和舞廳、早上睡懶覺頗看不順眼。有一晚二舅胃疼，早上睡到日出三竿，醒來看見房門上父親貼的「大字報」：「飲食免能慎，誤傷病胃腸，惡勞好逸勞，積弱內成傷，努力勤修養，身心可自強，勉哉宜自愛，早起習為常。」

其實，外公很清楚表面追求時髦的二舅敦厚的個性。三舅上中學時盲腸手術故障，在醫院躺了一個月。二舅每天到醫院，日夜守候。他遲遲未婚，外公有詩，責中帶贊：「關門閉戶作箴規，直道於今誤我兒，黯言詞傷太戇直，古人心跡有誰知，學職業成當議婚，祖傳家法及兒孫，此是人生三部曲，均須演奏出吾門。」

二舅是40年代昆明的時髦人物，在省立會計專科學校畢業，雖不過是個會計，加入了那時做進出口貿易的商號永昌祥，帶來的新式簿記方式，取代老式賬房的一套，讓洋行和「國際接軌了」，從此生意大大擴充，二舅成了公司的要員。他一絲不苟的作風和誠摯的為人也贏得老闆的信任，漸漸和老闆一家成了至交。穿著洋派、管理有方的二舅代表了未來，令白族商人另眼看待，公事、私事都向年輕的會計師請教。老闆的少爺相親，都邀約二舅同去，借重他的眼光。

隨遇而安

外公是20世紀初唐繼堯政府為振興雲南派到日本的留學生，在早稻田大學攻讀教育，參加了孫中山的同盟會，回國後做了一任縣長，對政治失望之極，走上自古以來文人的老路，辭官歸故里，賦詩種菊。外公對解放十分雀躍，以為年青時代的革命理想終於實現，自告奮勇撰寫新雲南再建設計劃書，提出民眾教育、衛生、民眾職業、救濟等多項主張。但後來發生的事情很快讓他感到幻滅，覺得自己此生應盡之力已盡、可為之事已為，遂服下一瓶安眠藥，不再醒來。

外公去世，也到了「舊社會」色彩褪盡的時候，電影院播放蘇聯和國產的電影，舞廳也封掉了，二舅唯一的興趣從此沒有了依附。外公在天之靈，看到二舅從此不再有什麼娛樂，也許後悔當初約束他生命中充滿歡樂的暫短歲月。在雲南最大的外貿公司居要職，在舞廳里展身手的二舅，隨著他依附的事業退出時代的光影，成為國家機關一名默默無聞的會計。外公去世，二舅一下子被推到家長的位置，照料母親，關心嫁出的姐姐、在家的妹妹，從此成了他的責任。不久，載盛了數十年溫馨的大宅被強行徵用，僅給一點點象徵性的補償。愁雲慘淡的氣氛取代了昔日的歡言嬉笑。大人談話總是壓低聲音，皺著眉頭。二舅作為一家之主，滿城奔走，籌款找房子。

當初二舅在外貿商號里的工資、花紅除每月支取足夠的費用，都存入公司經營的銀號轉為股本。到50年代這已是一大筆款項，足夠他下半生的生活。對私人工商業的改造，令這位老實本分的會計的所有財產化為烏有。

五十年代中，外婆中風去世，一直是我們童年生活重心的「外婆家」也就不存在了。「文革」開始不久，我們家倒成了親戚聚集之地。學校停課，我負責做飯，逢星期天，二舅和兩位姨父必到，一起打橋牌，議論國事。我的政治啟蒙課便始於其時。後來其中一位姨父在單位上被批鬥，受不住嚴刑，為求寬大，坦白了和其他親戚一道說了些什麼反江青、反林彪的話，另一位姨父和父親也就因他的「揭發材料」而被「揪出來」，被革命群眾專政、受盡折磨。奇怪的是二舅卻沒事。他在單位上是一個老實得不能再老實的人，負責得不可再負責的會計，在五彩的世界中他是一個黑白之間單純的灰色。沒有和任何一個同事有任何過節，在公眾生活中基本上不存在，如果誰要整治這個與世無爭的弱者，反而顯得自己卑賤了。

無論他目睹多少同事、親人受冤獄之災，無論他兢兢業業地工作而從未受到表彰，都不曾動搖他。他在單位上是異類，態度和藹，但不與任何人有私交。他一年四季都在單位食堂吃飯，完全不沾辣椒，食堂的師傅都認識他，炒菜放辣椒之前先留起他的一份，好心腸地還為他單獨炒一碟。

二舅沒有一丁點在職位上的抱負，那個時代要求每個人做一顆螺絲釘，二舅完完全全合格，他雖然不會去要求政治上上進，但後來發展出一種和政治有關的興趣，每天對《人民日報》仔細研讀，對省和中央一級的人事變更了如指掌，可以準確地說出任何一省歷任領導，並跟蹤他們的下落。1996年，二舅去台灣探親路過香港，他對觀光遊樂全無興趣，一整天待在圖書館裡看雜誌，為找到不少他的人事拼圖中的缺塊而開心不已。

家事唯大

二舅在物資局的同事，看著這個行事古板，見人便禮貎地打招呼，謙謙地微笑，卻和所有人保持著距離的會計師，絕對想像不出他年輕時風流倜儻的樣子。他拘謹、木訥，可是上了舞場卻判若兩人，舞姿嫻熟，風度翩翩，於是射中了一位美人——我們後來的二舅媽。她是從越南回來的華僑，二舅初帶她到外婆家，平靜、古樸的生活因她而起漣漪。她會做我們從未嘗過的美食，例如蘿蔔糕、廣東粽子。昆明國際照相館櫥窗里掛著二舅媽的大幅照片。她和二舅帶我去看電影，路人向這一對美男女投來的目光也照亮了我小小的虛榮心。

當華爾茲舞曲不再響，好萊塢電影退出社會主義電影院，二舅失去生活中最大的娛樂；二舅媽卻站到為統一戰線而設立的小舞台上，在「僑聯」的小圈子裡保持著活躍的社交生活。國際照相館櫥窗里，她的特寫頭像換成她手持蠟燭舞蹈的美姿。二舅不屑於欣賞民間舞蹈，也不去聯歡會上捧妻子的場。「那有什麼好看的？」當兩人的興趣疊合地帶消失，沒有了共同的話題時，原來各自藏起來的價值衝突就出來作怪了。固執又敦厚的二舅與活潑而不甘寂寞的妻子分道揚鑣，親友們都視為理所當然。

工作是為了拿工資，二舅接受的人生使命是大家庭的兄長。十二個兄弟姐妹中，三個40年代便出了國，國內還有四個姐姐、四個妹妹。每一家的事都值得二舅關心。我的母親是二舅最尊敬的姐姐。母親心臟病卧床十八年中，二舅無論風雨，每周至少來探望她一次。記憶中，每次母親總要針對他的固執嘮叨一番，二舅不還嘴，耐心地聽著，後來母親精力不濟，說不了幾句話就累了，二舅就坐在母親床邊的藤椅上，十指對撐，天黑了，也不開燈，就那樣坐一兩小時，常常是等母親睡了才離去。「文革」中，只有小弟弟在，二舅每星期就不止來一次。這時父親的工資被扣發，二舅將一半工資交給母親。1973年11月11日，也是周末，二舅又來看母親，我們在樓下吃飯，二舅上去很快下來說：「老妹，快去看你媽怎麼了？」母親已失去知覺，當晚便離開了這個世界。

母親對二舅抱怨最多的，是他離婚後「找對象」的麻煩。第一次擇偶找了美女，留下了教訓，但不足以令他拋卻根深蒂固「以貎取人」的觀念，有的「候選人」，親友覺得不錯，二舅卻不為所動，最終遇到了瘦瘦高高、頗有風度、我們後來的二舅媽。兩次婚姻之間的十多年中，母親時不時總要對單身的二舅提起這令人厭煩的話題，但他依然按時去探望姐姐。作為家中「長男」，對姐妹們的責任是他生活的主軸。

二舅一直將外公外婆的骨灰放在家中，要等待大舅、三舅從國外回來才行安葬。眾多姐妹都看不到哪年哪月才准許海外的華人回大陸，二舅則堅信會有這一天。果真被他等到了，1973年中國在鎖國二十多年後，首次准許海外華人回來探親，少小離家的三舅是第一個回昆明的美籍華人，從此，安葬父母的準備成了二舅操心的事。80年代初，夏天的暴雨中，二舅、三舅手捧父母骨灰在泥濘的山路上吃力地爬上西山的王老爹峰，幾十年對父母的思念，生時不得盡孝的悲痛，化成淚水，和雨水摻和著一齊淌下。

外公去世前，逢星期日，嫁出去的女兒回來了。陪爸媽打麻將，是這天的主要節目。花園是孩子們的天下，稀里嘩啦的麻將雜著笑聲從廳房傳來。麻將桌凝聚家庭成員，給大家庭帶來和諧與歡樂。外婆家打的是「衛生麻將」，輸贏的額度微不足道。二舅摸過牌來，手指滑過牌面，一眼不看就隨手拋出或收下，令我們驚嘆。媽媽說他總是要做大牌，很少贏，大家猜他是樂意輸牌以贏得別人開心。

40年代，大舅帶來一副深紅色背脊的化學麻將，附一盒七彩碼子。不知何故，我對外婆家的記憶總是和這副麻將連在一起。打麻將在50年代中期就不再時興，在政治挂帥的年代，大人白天去上班，晚上參加政治學習，星期天不加班的日子，有做不完的家務，排不完的購物隊，還得補一補從來睡不夠的覺。「文革」一開始破四舊，麻將成為見不得人的遊戲，八姨冒風險將外婆家的寶貝化學麻將藏起來。

大約80年代中，我震驚萬分地聽到幾位姨媽合起來準備和二舅打官司，認為二舅有可能侵吞祖產。此事對二舅的打擊，可想而知。「文革」後遺症中，最具破壞性的莫過於人與人之間失去信任，大家學會從惡意來揣度他人，哪怕是你相處一輩子、非常了解的人。幸而，2000年後兄妹之間又漸漸恢復來往，周末聚在一起打打麻將，早年大舅帶來的時髦一時的化學麻將，面板和背板脫開，八姨試圖用膠水粘，然而就如兄妹們親密無間的關係，再也粘不起來了。

二舅病危時，怎麼都不忍放手讓他走的，是非他親生的兒子。他的母親和二舅結婚時他已成年，二舅對他並無養育之恩，他的獨生女視二舅為最親的長輩。這層深情如何而生，非我能推測，因為二舅不善於討人歡心，談吐無多少趣味，且固執得要命。興趣窄、知識偏，他無非就是一個敦厚善良的好人。二舅去世前半年，在電話中鄭重地托我轉告在台灣的一位遠親，向他致歉：1996年二舅在台灣與他有約，十年後再去台灣聚談。其實這位老先生早已過世。兩人十年中並未傳到隻言片語，十年期到，二舅為自己身體不支而爽約，甚為不安。

二舅從意氣風發的高級職員，降格為雲南省物資局一名微不足道的會計，「事業」隨著他變成一顆螺絲釘而結束了，他坦然接受命運，用自己樸素的觀念接受社會與政治的變遷，而對家族的責任卻追隨他一生，直到他退休、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