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與五四運動

九十年後看五四，看任公。 ========================== 梁啟超與五四運動 陳子明 原文鏈接：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27022 陳獨秀曾說過，「五四運動，是中國現代化社會發展必然的產物，無論是功是罪，都不應該專歸到那幾個人」。[1]毛澤東則是提出「誰是五四運動之父」的第一人，而且給出了多種解答。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說：「五四運動是在當時世界革命號召下，是在俄國革命號召下，是在列寧號召之下發生的。五四運動是當時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一部分。」[2]這段話是毛澤東以共產國際中國支部主要負責人的身份講的，因此不難理解他為什麼要把共產國際的創始人列寧說成是中國五四運動的精神之父。幾年以後，共產國際解散了，毛澤東以中國共產黨主席的新身份在《「七大」工作方針》的內部報告中講到同一話題時，就不再把洋人拉來作文章了。這一次他是這樣說的：「關於陳獨秀這個人，我們今天可以講一講，他是有過功勞的。他是五四運動時期的總司令，整個運動實際上是他領導的。他與周圍的一群人，如李大釗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3]陳獨秀自己也談到過這個問題，但他並不認為自己是五四運動唯一的總司令，他在晚年撰文紀念蔡元培時寫道：「蔡先生、適之和我，乃是當時在思想言論上負主要責任的人。」[4]親身經歷五四時代的人大致上都能夠同意陳獨秀的說法。例如梁漱溟曾說過：「當時發生最大作用的人，第一要數陳獨秀，次則胡適之先生。」[5]同樣是紀念蔡元培的文章，梁漱溟卻沒有在文中把蔡放在陳、胡的前面，這大概更符合當時的實際。也有人根據胡適在新文化運動的作用，視其為當時的「主帥」。[6]在台灣版的《五四研究論文集》卷首語中汪榮祖寫道：「至於說誰領導了五四新文化運動，卻是不易回答的問題，不過我們至少知道不曾有一個所謂『單一』的領導。在新文化運動『領袖群』中，胡適無疑是聲名最洋溢的一個」。[7]在大陸，1949年以後廣為宣傳的不是毛澤東上述關於五四時期「總司令」的說法，而是《新民主主義論》中「主將」的說法：「魯迅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他不但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8] 五四當事人和後來的研究者很少提到梁啟超對五四運動的影響和作用。例如毛澤東在對斯諾回憶自己的五四時代時曾說：「《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運動雜誌。我非常欽佩胡適和陳獨秀的文章。他們代替了已經被我拋棄的梁啟超和康有為，一時成了我的楷模。」[9]歷史人物在一種強烈的歷史舞台效應影響下，往往視而不見自身思想的潛移默化，而偏重於記憶最新鮮的印象和感覺。五四運動前夕中國思想界出現了幾位燦爛奪目的新星，五四運動爆發的當年梁啟超整整一年都不在國內，五四運動後不久他就轉向以學者為主的生涯，國民黨和共產黨掌權後都把梁啟超視為過時的反動人物，史家出於種種忌諱把梁啟超研究打入冷宮，這些都是在以往的五四運動研究中忽略梁啟超的明顯原因，但也有尚待研究的更深刻原因。筆者所見到僅有的三篇研究梁啟超與五四運動關係的文章，都是在把五四運動與新文化運動混為一談的前提下，指出梁啟超「雖然不是五四運動的主角」，[10]但與五四運動的「精神一致」，[11]並強調他與五四新人物的「密切關係」、「往還情形」及「協同動作」，[12]以此來為梁啟超在五四運動中爭取一席地位。 本文將首先區分五四運動與新文化運動，然後再分析梁啟超與五四運動的關係。筆者同意陳獨秀的看法，五四運動的發生有著複雜的歷史背景，其功罪不應該專歸到那幾個人。但是，如果一定要舉出一個人，沒有這個人，五四運動或許就不會發生，那麼這個人不是陳獨秀、胡適、蔡元培、李大釗或魯迅，而只能是梁啟超。 一、五四運動與新文化運動 長期以來，許多政治家與學者都把五四運動與新文化運動混為一談。依照周策縱的定義：「五四運動」是一個複雜現象，它包括新思想、文學革命、學生運動、工商界的罷市罷工，抵制日貨運動，以及新知識分子所提倡的各種政治和社會改革。[13]彭明說：「五四運動是一個愛國運動，又是一個文化運動。」[14]但也有不少人提出異議。呂實強指出：「五四一辭，在六十年後的今天，大致已肯定包括兩項含義：一為民國八年五月四日在北京所發生的青年學生反日遊行示威請願，以及其前後各地與其有關的愛國運動；一為在此一愛國運動前後若干知識分子所提倡進行的新文化運動。但我個人仍然覺得，上述兩項含義，雖然互相影響且有相互關聯之處，但卻各有其特質，似不宜視為是一個運動的同體而兩面。新文化運動誠然為五四愛國運動提供了重要的精神基礎，五四的愛國運動也助長加速了新文化運動的發展，但五四的愛國運動既並非是因新文化運動而產生，新文化運動也並非靠五四的愛國運動而方能完成其洪波巨流。」[15]更值得人們重視的是胡適對此問題的看法。胡適在晚年口述自傳時說：「從我們所說的『中國文藝復興』這個文化運動的觀點來看，那項由北京學生所發動而為全國人民一致支持的，在1919年所發生的『五四運動』，實是這整個文化運動中的，一項歷史性的政治干擾。它把一個文化運動轉變成一個政治運動。」「我告你這件事，就是說從新文化運動的觀點來看，──我們那時可能是由於一番愚忱想把這一運動，維持成一個純粹的文化運動和文學改良運動──但是它終於不幸地被政治所阻撓而中斷了！」[16]幫助胡適完成這項口述自傳並將其譯成中文的唐德剛指出：「胡適之先生是反對五四運動的。他反對的當然不是他小友周策縱的五四運動，而是他底及門弟子傅斯年、羅家倫、段錫朋一干人，於民國八年五月四日，在北京的大街之上，搖旗吶喊的那個五四運動。」[17] 傅、羅、段一干人的那個五四運動，周策縱筆下的五四運動，以及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中的五四運動，是三個不同概念的五四運動，必須一一梳理清楚。 五四運動這一用語在運動發生的當月就已經出現並很快流行開來。1919年5月18日，在北京18所大專學校參加的學聯緊急會議上，以「北京學生聯合會全體學生」名義發表的《罷課宣言》稱：「外爭國權，內除國賊，五四運動之後，學生等以此呼籲我政府而號召我國民」。[18]6月5日，聯合會的另一宣言再次提到：「學生等以內除國賊、為外爭國權之資，爰有五四運動。」[19]當時在北京的杜威於6月1日的信中談到這一運動，他說：「我們正目睹一個民族/國家的誕生，而出生總是艱難的。」[20]梁啟超在幾年後說：「『五四』運動，有效果沒有呢，有。歐美一般人腦裡頭，本來沒有什麼中國問題，如今卻漸漸的都有了，提起中國問題，便緊緊跟著聯想到山東問題，提起日本問題，便人人都說『日本人欺負中國』。簡單說，這回運動算是把中日關係問題大吹大擂地抬到世界人面前去了，這便是第一種效果。」「這回太平洋會議，這問題雖然沒有滿意的解決，但日本人已漸漸覺得中國國民氣和世界輿論可怕，不能不稍為讓步，這也算第二種效果。」[21]這些時人的看法表明，本來意義上的五四運動是以學生為先鋒並獲得廣大市民階層支持的群眾性愛國運動，是令世人感覺到中國正在覺醒並標誌中國現代民族主義誕生的政治運動。 周策縱成名作《五四運動：現代中國的思想革命》的書名表明，他主要關注的不是作為政治運動的五四運動，而是作為思想革命的新文化運動，即汪榮祖所說的「五四新文化運動」。新文化運動的興起，如果以陳獨秀創辦《青年雜誌》為標誌，要早於五四運動；而「新文化運動」這一用語的出現，大概是在五四運動以後。新文化運動是五四時代最有號召力的口號，因此有人希望給它一個籠罩一切的含義，例如戴季陶就下過這樣的定義：「新文化運動是甚麼？就是以科學的發達為基礎的『世界的國家及社會的改造運動』。」[22]胡適則希望將其局限於文化範疇內，晚年時他這樣說：「我所要指出的便是我喜歡用『文藝復興』這一名詞。認為它能概括這一運動的歷史意義。」[23]1919年11月1日，胡適寫了《新思潮的意義》一文，概括了中國文藝復興（當時這個中文片語還沒有流行，胡適、傅斯年等暫時以「新潮」作為「TheRenaissance」的對譯）的四重目的：研究問題，輸入學理，整理國故，再造文明。[24]從我們今天的眼光來評判，胡適所指出的這四重目的是非常宏偉的，從那時起一直到現在，還只是處於破題的階段，遠遠談不到完成。當時的成績主要體現在「輸入學理」這一項上，因此，有不少人把新文化運動等同於「西化」運動。在這個意義上的新文化運動，胡適又稱之為「新思想運動」：「那是著重於當代西洋的新思想、新觀念和新潮流的介紹。」[25] 新文化運動與五四運動本來是兩個平行的運動，儘管運動的參與者有重疊，但兩個運動有不同的追求和不同的運作方式。新文化運動之所以得名，首先就在於它的倡導者們把改造文化、重塑倫理道德置於現實政治之上。面對民國以來政治建設上的失敗，陳獨秀經過痛苦的思索，作出了如下的總結：「自西洋文明輸入吾國，最初促吾人之覺悟者為學術，相形見絀，舉國所知矣；其次為政治，年來政象所證明已有不克守缺抱殘之勢。繼今以往，國人所懷疑莫決者，當為倫理問題。此而不能覺悟，作為前之所謂覺悟者，非徹底之覺悟，蓋猶在惝恍迷離之境。吾敢斷言曰：倫理的覺悟，為吾人最後覺悟之最後覺悟。」[26]因此，他決心把自己的精力集中於推動青年實現倫理革命。陳獨秀在《青年雜誌》創刊時為之確定基本方針：「蓋改造青年之思想，輔導青年之修養，為本志之天職，批評時政非其旨也。國人思想倘未有根本之覺悟，直無非難執政之理由。」[27]而且在一段時間裡確實貫徹了這一方針。胡適在1917年從美國回到中國，鑒於歸國伊始受到的感情震動和失望，曾下決心「20年不談政治」，不參加政治，不與現實政治發生關係，專從文學和思想兩方面著手，做一個純粹的思想文化運動，20年後「替中國政治建築一個革新的基礎。」[28]因此他才會把五四運動視為對新文化運動的政治干擾。 但是，胡適的上述看法是一種事後諸葛亮式的分析。在當時，並沒有人指出五四運動對新文化運動干擾的一面，而是不約而同地談到了對其推動的一面。梁啟超說：「因為這種運動，引起多數青年的自覺心，因此全國思想界忽呈活氣，這是我認為最重要的第三種效果。」[29]孫中山也說：「自北京大學學生發生五四運動以來，一般愛國青年，無不以革新思想，為將來革新事業之準備。於是蓬蓬勃勃，抒發言論。國內各界輿論，一致同倡。各種新出版物，為熱心青年所舉辦者，紛紛應時而出。揚葩吐艷，各極其致，社會遂蒙絕大之影響。雖以頑劣之偽政府，猶且不敢攖其鋒。此種新文化運動，在我國今日，誠思想界空前之大變動。」[30]正是由於五四運動對新文化運動的普及起了如此重要的作用，才使後來的評論者和研究者得以把新文化運動納入前者的框架之中。而這樣的一種重組，卻遮蔽了新文化運動本身的價值，也就是通常所說的「救亡壓倒了啟蒙」。 陳獨秀在《青年雜誌》第一卷第一號刊載的《法蘭西人與近世文明》一文中寫道：「可稱曰『近世文明』者，乃歐羅巴人之所獨有，即西洋文明也；亦謂之歐羅巴文明。……近世文明之特徵，最足以變古之道，而使人心社會劃然一新者，厥有三事：一曰人權說，一曰生物進化論，一曰社會主義，是也。」[31]如果說新思想運動的主要內容就是對近世文明的新學理的引進和介紹，那麼，這可以算是一種廣義的解釋。據此，廣義新思想運動的開端就應當上溯到十九世紀末，而不是1915年即《青年雜誌》創辦的一年。張灝指出：「在從傳統到現代中國文化的轉變中，19世紀90年代中葉至20世紀最初10年里發生的思想變化應被看成是一個比『五四』時代更為重要的分水嶺。」[32]嚴復和梁啟超在戊戌變法之前已經開始引進和介紹進化論，吳稚暉、李石曾、劉師培、何震鼓吹無政府主義也早在民國建立之前。儘管這些思想先驅者也都贊同人權說，但還沒有象陳獨秀、胡適在早期《新青年》雜誌上那樣給予第一位的重視。傅斯年在1935年《論學校讀經》的文章中這樣談及新文化運動產生的背景：「記得十七八年以前，內因袁世凱暴壓後之反動，外因法蘭西一派革命思想和英吉利一派自由主義漸在中國知識界中深入，中國人的思想開始左傾，批評傳統的文學，懷疑傳統的倫理，這風氣在當時的先鋒重心固然是北京……。」[33]因此，我們可以把新文化運動視為廣義新思想運動的一個發展階段。儘管陳獨秀所說的「三事」在世紀之交均已介紹到中國，但在新思想運動的不同發展階段，鼓吹的重點有所不同。19世紀90年代中葉至20世紀最初10年，新思想的主流是進化論和民族主義；1917至1921年（這是周策縱給出的五四運動的時間跨度）或者略微擴展為1915至1923年的新文化運動時期，新思想的主流是人權論和德賽二先生（科學與民主）；此後幾十年，在新思想運動中佔壓倒地位的是社會主義和馬克思列寧主義。 儘管孫中山生前對於新文化運動表示過一定程度的贊同，但是隨著國民黨主流派的日趨保守，他們在繼續肯定五四運動弘揚愛國主義和民族精神的同時，對於新文化運動的反傳統和倡導自由主義，則給予否定。蔣介石這樣評價新文化運動：「我們試看當時所謂新文化運動，究竟是指什麼？就當時一般實際情形來觀察，我們實在看不出它具體的內容。是不是提倡白話文就是新文化運動！是不是零星介紹一些西洋文藝就是新文化運動！是不是推翻禮教否定本國歷史就是新文化運動！是不是打破一切紀律，擴張個人自由就是新文化運動！是不是盲目崇拜外國，毫無抉擇的介紹和接受外來文化，就是新文化運動！如果是這樣，那我們所要的新文化，實在是太幼稚、太便宜，而且是太危險了！」[34]在這種情況下，國民黨內進步、自由主義的一派人和一些以前參加過運動的黨員便極力將五四運動和新文化運動拉到一起，用五四運動的牌號，在保守主義甚囂塵上時為科學、民主、自由這些新文化運動的價值觀守住一塊陣地。社會上的左傾文人和半自由主義者，也不約而同地加入了這一大合唱，而胡適這樣的老牌自由主義者則不屑參與此類指鹿為馬的遊戲。 五四運動以後，陳獨秀由鼓吹文學革命、倫理革命轉向社會革命、政治革命，俄國十月革命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新信仰取代了「法蘭西一派革命思想」和人道主義的舊信仰。由陳獨秀髮起成立的中國共產黨一方面繼承了「外爭國權，內除國賊」的五四精神，一方面揚棄了新文化運動的價值觀，因此，他們完全有理由和國民黨主流派一起來解構「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神話。但是他們沒有這樣做。毛澤東重新詮釋五四運動，是中共「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嘗試的重要內容之一。毛澤東試圖消除國人「中共是第三國際代理人」的印象，推出新民主主義一說，其要旨是闡明，中共是孫中山領導的中國舊民主主義革命的天然繼承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內容是反帝反封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起點是五四運動，這樣，就需要新文化運動來充當五四運動反封建的一翼。毛澤東在五四運動中給新文化運動保留了一席之地，出了理論上的需要，也有現實的原因。首先，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共主要領導人都是在五四時代登上歷史舞台的，他們當年都是新文化運動的積极參加者，這一點與國民黨主流派不同，他們顯然不想否定自己的歷史。其次，是為了與否定和貶低新文化運動的國民黨主流派唱對台戲，與社會上的自由主義者和半自由主義者結成反對國民黨的統一戰線。這樣一來，到1949年以後，把五四運動與新文化運動合二為一便成為不容置疑的金科玉律。 近年來，中國史學界絕大多數人都認為，可以把中國近代史規定為從1840—1949這一百一十年的歷史。[35]既然五四運動已經不再充當中國近代和現代的分界線，就完全可以卸掉一些不必要的歷史包袱，恢復自己的本來面貌。既然五四運動在國人中獲得最廣泛的認同，而對新文化運動的評價至今仍然難以統一，就沒有理由再把二者繼續混為一談，完全可以分別對其作出評價。儘管梁啟超也是新文化運動的贊同者和參與者，但這不是本文的話題，本文只涉及他與本來意義上的五四運動的種種關係。 二、國民外交的實踐者 中共史家認為，贊成俄國革命的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是五四運動的主導力量；國民黨史家則宣稱，國民黨的一些成員如蔡元培、吳稚暉、羅家倫、段錫明等實際領導和影響了五四運動。[36]既然五四運動矛頭針對的是日本政府的對華侵略擴張政策，因此，當時日本政府對於五四運動的評論就特別值得史家注意。日本原敬內閣1919年9月9日的內閣會議決議事項中記載了下述文字：「目前在中國最具勢力的，是由全國中等以上學校學生所組織的所謂學生團體。這些學生多少有些新知識，節操、志向較為純潔，其努力固不可忽視，今後我方亦應需給與相當的考慮。雖然他們的運動『努力』實基於本身的自動而發，但除此之外，仍有林長民、熊希齡、汪大燮等政治家的唆使，乃至英美二國人的煽動。」[37]林、熊、汪等人都是梁啟超的長期政治夥伴，當時與梁同為國民外交協會理事，林長民還是梁啟超的兒女親家。日本政府在其內部情況分析中既沒有國民黨人視為對五四運動有重大影響者，也沒有把陳獨秀等後來的共產黨創始人視為五四運動的鼓舞者，唯獨把以梁啟超為首的研究系人士視為五四的「唆使」者，應當說這要比後來的國民黨或者共產黨官方史家的觀點更為貼近事實。國人如張忠紱也曾指出，五四運動不單純是「學生自動自發的愛國運動，」「我始終感覺當時這運動是有背景的。它的背景就是研究系。關於這一點，也許當時的學生知道的不多。但由代表研究系的《北京晨報》，上海的《時事新報》在五四運動後不斷的鼓吹號召也可知其端倪。」[38] 梁啟超很早就對中日兩國將在世界大戰結束後的和平會議上展開外交交鋒有所準備。1915年中日「二十一條」交涉之際，梁啟超就警告中國外交當局：「公等當與日本交涉時，勿忘卻尚有戰後之列強交涉行即相踵而至也。戰後必有大會議，此大會議中，中國問題為重要議題之一，此稍有識者所同料及也。屆會議時，日本對於此議題必能享受得最有力之發言權。此非惟吾國人知之，非惟日本人自知之，即世界各國當無不同認乏。日本如有正當之主張在，彼時豈憂不能貫徹，何以汲汲焉，必以今日提出？必以今日提出者，彼蓋確信其所要之條件，在大會議時決無通過之望，故乘各國之無暇東顧，而因以協我云爾。」[39]中日關係後來的演變，證實了梁啟超的預見。梁啟超於幾年後回憶說：「當二十一款之初提出也，國人切齒扼腕，民氣達於沸度。當時鄙人亦曾著論十數篇，力主無論如何萬勿簽字，寧可任日人以武力佔領，不容以條約承認其權利。（見民國四年三四月間之英文京報及大中華雜誌）果能如此，則今日在和會上之理直氣壯宜何如者。」[40] 1917年梁啟超力主對德宣戰時，這樣解釋自己的主張：「其根本義乃在因應世界大勢而為我國家熟籌將來所以自處之途。第一從積極進取方面而言，非乘此時有所表見，不足以奮進以求廁身於國際團體之林。從消極維持現狀言之，非與周遭關係密切之國同其利害，不復能蒙均勢之庇。必深明乎此兩義，然後問題之價值乃得而討論也。……今茲之事，吾儕所認為最後絕不容逸之一機也。」[41]梁啟超希望通過加入協約國一方對德宣戰，提高中國的國際地位，在戰後和會上取得國際團體成員的資格，以利於一系列外交懸案的解決，營造一種舉國一致對外的氣氛，一舉解決國內政治問題。儘管梁啟超的主張獲得國內許多政治家、評論家的支持，包括原來國民黨方面的汪精衛、蔡元培等人的支持，但仍有一些重要的政治家包括孫中山、黎元洪、康有為在內不予支持，結果反而使這一舉國對外的契機成為內爭加劇的誘因。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巴黎和會即將召開。梁啟超以在野之身，為中國參加和會作了多方面的策劃。他向當時的總統徐世昌建議，成立了以政界元老、前外交總長代理國務總理汪大燮為委員長，進步黨主要領袖、前司法總長林長民為事務長的總統府外交委員會，負責和會特定期間的外交事務。他又籌措了10萬元經費（政府撥款6萬元，私人捐贈4萬元），挑選了一批著名學者專家（外交劉崇傑、工業丁文江、政治張君勱、軍事蔣百里、經濟徐新六）作為隨員，於年底動身前往歐洲，「想拿私人資格將我們的冤苦向世界輿論申訴申訴，也算盡一二分國民責任。」[42]行前，他還建議國內報界緊密配合和會上的外交努力，「惟一條件既經提出，全國輿論務須一致，以貫徹其主張。」[43] 1919年2月11日，梁啟超一行抵達倫敦，開始了他在歐洲的國民外交活動。同日，在北京大學召開了國際聯盟同志會，北京大學有教職員和學生千餘人參加，公推梁啟超為理事長（汪大燮代理），蔡元培、王寵惠、李盛鐸、嚴修、熊希齡、張謇等為理事。[44]2月16日，由北京各界各團體聯合組成的國民外交協會在熊希齡宅開成立大會，推舉熊希齡、汪大燮、梁啟超、林長民、范源濂、蔡元培、王寵惠、嚴修、張謇、庄蘊寬十人為理事。[45]21日，該會通電發表七點外交主張：「一、促進國際聯盟之實行；二、撤廢勢力範圍並訂定實行方法；三、廢棄一切不破土平等條約及以威迫利誘或秘密締結之條約、合同及其他國際文件；四、定期撤去領事裁判權；五、力爭關稅自由；六、取消庚子賠款餘額；七、收回租界地域，改為公共通商。」[46] 2月18日，梁啟超等人至巴黎。他作為中國參加和會代表的會外顧問，先後會見了美國總統威爾遜及英法等國的代表，請他們支持中國收回德國在山東權益的立場。他發現不僅威爾遜等對中日交涉的內情不甚了解，連自己也被北京政府蒙在鼓裡，對1918年9月段祺瑞政府與日本簽訂的秘密借款合同和關於山東問題的換文一無所知。3月中旬，梁啟超致電汪大燮、林長民，報告他所了解到的和會上關於青島問題的情況，電文如下：「交還青島，中日對德同此要求，而孰為主體，實為目下競爭之點，查自日本據膠濟鐵路，數年以來，中國純取抗議方針，以不承認日本繼德國權利為限。本去年九月間，德軍垂敗，政府究用何意，乃於此時對日換文訂約以自縛，此種秘約，有背威爾遜十四條宗旨，可望取消，尚乞政府勿再授人口實。不然千載一時良會，不啻為一二訂約之人所敗壞，實堪惋惜。超漫遊之身，除襄助鼓吹外，於和會實際進行，未嘗過問，惟既有所聞，不敢不告，以備當軸參考，乞轉呈大總統。」[47] 這時，代表廣州政府參加巴黎和會的專使王正廷發回國內一封電報稱：「吾輩提議於和會者，主張廢止二十一款及其他秘約不遺餘力，推測日本之伎倆僅有二途：曰引誘，曰用武，然皆與正誼公道相違，必不出此。但吾國人中有因私利而讓步者，其事與商人違法販賣者無異，此實賣國之徒也。所望全國輿論對於賣國賊群起而攻之。然後我輩在此乃能有討論取消該條件之餘地。」[48]隨之國內就掀起了一場針對梁啟超的謠言風潮。上海商業公團聯合會致電北京大總統國務院：「聞梁啟超在歐干預和議，傾軋專使，難保不受某國運動。本商有鑒於此，特電巴黎公使轉梁啟超，文曰『巴黎中國公使館探送梁任公君鑒，我國之國際和會已經派專使，為國人所公認。君出洋時聲明私人資格不涉國事，乃中外各報登載君在巴黎近頗活動，甚謂有為某國利用傾軋之說，明達如君，當不至此。惟人言可畏，難免嫌疑，為君計，請速離歐回國，方少辨明心躋，特此忠告，勿再留連』等語，即乞轉專使，注意大局，幸甚。」[49]4月5日，廣州國會開兩院聯合會，議決：一、由兩院函請軍政府，立即下令通緝梁啟超，並將其在籍財產沒收，另由軍政府要求法公使引渡；二、由兩院電唐紹儀，請一俟和議復開，即要求北京政府將梁拿交法司，依刑律所定外患處斷；三、由兩院全體成員通電全國省議會、商會、教育會、各報館及除日使以外之各國駐京公使，駐廣州領事，申明梁在巴黎賣國活動為全國人民所共棄；四、以兩院全體名義電巴黎和會中國代表，請嚴斥梁啟超，並聲明兩院決定為其後援。9日，廣州國會全體成員通電全國，宣布梁啟超賣國罪狀。[50]顯然，這裡面有強烈的黨派因素在起作用。兩個月後梁啟超在一封家信中感嘆道：「一紙電報，滿城風雨，此種行為鬼蜮情狀，從何說起。今事過境遷，在我固更無勞自白，最可惜者，以極寶貴之光陰，日消磨於內訌中，中間險象環生，當局冥然罔覺，而旁觀者又不能進一言，嗚呼中國人此等性質，將何一自立於大地耶？」[51] 當然，為梁啟超辨誣者也大有人在。蔡元培、王寵惠、范源濂三人聯名通電，其文云：「『上海申報、新聞報、時報、時事新報並轉各報館，五十二（據時報為五十三）商團鑒：閱滬商團議決事件，乃致疑於梁任公先生。梁赴歐後，迭次來電報告並主張山東（據時報山東下多『問題』二字）為國家保衛主權，語至激昂，聞其著書演說激動各國觀聽，何至有此無根之謠？願我國人熟察，不可自相驚擾。元培等久不與聞政論，惟事關國際，且深知梁先生為國之誠，不能嘿而，特為申說，務乞照登。」[52]陳獨秀在《每周評論》撰文指出：「國民參預政治，參預外交，都是我們很盼望的事。但是這兩件事，都不大容易。……不懂得各國的外交政策，受某國的離間，憑空的給梁任公一個親日賣國的罪名，這種國民決沒有參預外交的資格。」[53]國民外交協會張謇、熊希齡、范源濂、林長民、王寵惠、庄蘊寬等致書梁啟超，請他作為該會代表，主持向巴黎和會請願各事：「任公先生大鑒：為國宣勤，跋涉萬里，海天相望，引企為勞。此次巴黎和會，為正義人道昌明之會，尤吾國生存發展之機，我公鼓吹輿論，扶助實多，凡我國人，同深傾慕。本會同人本國民自衛之微枕，為外交當軸之後盾，曾擬請願七款，電達各專使及巴黎和會，請先提出，並推我公為本（會）代表，諒邀鑒及。現已繕具正式請願文，呈遞本國國會政府巴黎各專使，並分致美、英、法、意各國政府及巴黎和會，盡國民一分之職責，謀國家涓埃之補救。茲特奉上中、英文請願文各一份，務懇鼎力主持，俾達目的，則我四萬萬同胞受賜於先生者，實無涯既矣。臨穎不勝企禱之至，專此敬頌勛綏。」[54] 經過這一番周折，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也有一定的好處。國人對於中日秘約的內幕更加清楚了，對於巴黎和會上的癥結也比較了解了，千夫所指集中到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等親日派身上。 在巴黎，梁啟超作為民間代表進行了頻繁的遊說活動，發揮了出席和會的中國外交代表所起不到的作用。他在萬國報界俱樂部舉行的歡迎宴會上慷慨陳詞道：「若有別一國要承襲德人在山東侵略主義的遺產，就為世界第二次大戰之媒，這個便是平和之敵。」但是，儘管進行了一切努力，仍然無濟於事。4月29日，英美法三國會議，日本代表應邀出席。30日，續開三國會議，議定了巴黎和約關於山東問題的156、157、158條款，將原來德國在山東的權益全部讓給日本。面對這種情形，北京政府派出的中國出席和會首席代表陸征祥竟然也考慮要簽字了。[55]在這緊急關頭，梁啟超致電汪大燮、林長民，建議警醒國民和政府，拒絕在和約上簽字。其電文稱：「汪、林二總長轉外協會：對德國事，聞將以青島直接交還，因日使力爭，結果英、法為所動，吾若認此，不啻加繩自縛，請警告政府及國民嚴責各全權，萬勿署名，以示決心。」[56] 林長民4月30日接到梁啟超電報，5月1日寫成《外交警報敬告國人》一文，於晚間送到研究系的《晨報》報館，由總編輯陳博生接收，刊載在5月2日的《晨報》上。林長民的短文全文如下：「膠州亡矣！山東亡矣！國不國矣！此惡耗前兩日仆即聞之，今得梁任公電乃證實矣！聞前次四國會議時，本已決定德人在遠東所得權益，交由五國交還我國，不知如何形勢巨變。更聞日本力爭之理由無他，但執一九一五年之二十一條條約，及一九一八年之膠濟換文，及諸鐵路草約為口實。嗚呼！二十一條條約，出於協逼；膠濟換文，以該約確定為前提，不得徑為應屬日本之據。濟順、高徐條約，僅屬草約，正式合同，並未成立，此皆國民所不能承認者也。國亡無日，願合四萬萬民眾誓死圖之！」[57]同日的《晨報》還載有國民外交協會1日發給巴黎和會英法美諸國代表和中國專使的電文。國民外交協會按照梁啟超的建議，嚴正警告中國專使：「和平條約中若承認此種要求，諸公切勿簽字。否則喪失國權之責，全負諸公之身，而諸公當受無數之譴責矣。……諸公為國家計，並為己身計，幸勿輕視吾等屢發之警告也。」[58] 5月2日，蔡元培從汪大燮處得知有關巴黎和會的最新消息，立即返校告訴了北京大學的學生領袖許德珩、傅斯年、羅家倫、段錫朋等人。5月3日下午4時，國民外交協會理事熊希齡、林長民、王寵惠等三十餘人開會。議決：一、5月7日午後2時在中央公園召開國民大會，並分電各省各團體同日舉行；二、聲明不承認二十一條及英、法、意等與日本所訂關於處置山東問題之秘約；三、如巴黎和會不得伸我國主張，即要求北京政府撤回專使；四、向英、美、法、意駐京使館申述國民意見。會後急電各省議會、教育會、商會及各團體、報館，內稱：「本會定於本月七日作廿一款簽字之國恥紀念日，在北京中央公園開國民大會，正式宣言要求政府訓令專使堅持。如不能爭回國權，寧退出和會，不得簽字。望各地方各團體同日開會，以示舉國一致。」[59] 北京的大學生們則先行了一步。5月3日晚7時，北京大學全體學生和十幾所其他學校學生代表在法科大禮堂召開大會。議決進行辦法四項：「一、聯合各界一致力爭；二、通電巴黎專使，堅持不簽字；三、通電各省，於五月七日國恥紀念舉行遊街示威運動；四、定於星期（即四日）齊集天安門，舉行學界之大示威。」[60]五四運動就這樣爆發了。 5月4日學生集會遊行併火燒趙家樓衚衕曹宅後，有32名學生被捕。梁啟超聞訊即發回電報：「汪、林總長代呈大總統鈞鑒：聞北京學界對和局表義憤，愛國熱誠，令策國者知我人心未死。報傳逮捕多人，想不確。為禦侮拯難計，政府惟有與國民一致。務祈因勢利導，使民氣不衰，國或有瘳。啟超叩。九日。」[61]這時，被捕學生已由林長民、汪大燮、王寵惠三人擔保放出。此後，梁啟超之弟梁啟勛又贈金千元予6月3日被捕的學生。[62] 張朋園認為：「如果說梁任公掀起了五四運動，未免強調過當。但任公確實與五四事件有直接的關係」。[63]從以上事實可以看出，說梁啟超親自點燃了五四運動的導火索，是十分確切的，絲毫沒有誇大他的作用；但是，更值得探討的是梁啟超與五四運動的思想淵源與精神聯繫。 三、中國近代民族主義的奠基人 前面已經說過，五四運動對新文化運動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然而，新文化運動對五四運動的直接影響是很小的，真正為五四運動奠定思想基礎的是早期新思想運動即「19世紀90年代中葉至20世紀最初10年里發生的思想變化」。以往之所以誇大新文化運動對五四運動的影響，首先是由於混淆了思想史和代際史。五四運動前後，以北京大學的新進教師和學生為代表的一代新人登上了歷史舞台。可是從思想史的角度來分析，這一代人的思想並不統一，而是有同有異。其相同之處是二十多年來廣義新思想運動風靡神州大陸的結果，相異之點則體現在對以人權論和自由主義為核心的新文化運動的不同態度上。代際可以分斷，思想的脈絡卻依然相聯。胡適與許德珩年齡相仿，屬於同一代人，但是，胡對許的思想影響並不一定大於梁啟超。另一種混淆是將演員和角色不加區別。人們忽視了，一個演員可以同時在幾部情節線索各不相同的影片中扮演角色。傅斯年既是《新潮》社的中堅，又是五四學生遊行的指揮者，但這並不意味著《新潮》雜誌的自由主義傾向就是五四學生運動的指導思想。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雖然有許多共同的演員，卻是兩出不同的歷史活劇。五四時期是中國歷史上思想空前活躍的年代，它給人們留下了一團有待進一步梳理的思想亂麻。不過，我們現在就可以比較有把握地指出，給予五四運動最大直接影響的思潮，不是「中國文藝復興運動」所推崇的自由主義，而是以社會進化論為理論源頭的中國近代民族主義。 本傑明·史華茲指出：「有一點應該首先注意到，即在19世紀末以前，許多所謂的『對西方的反應』大多仍發生在中國傳統思想的框架內。這個框架不是別的，乃是文人學士一向身處其中的精神的和理性的世界。」[64]嚴復系統地介紹達爾文和斯賓塞的進化論思想，是國人向西方思想界討教自強之道的首次嘗試。嚴復像康有為、梁啟超等人一樣，在甲午戰敗後把「保種」、「保國」視為一個緊迫的問題，所以史華茲說，「嚴復在對達爾文主義的主要原理的初步解說中，用語就已經是社會達爾文主義的了：『物競』者，物爭自存也；『天擇』者，存其宜種也，意謂民物於世，樊然並生，同食天地自然之利矣，然與接為構，民民物物，各爭有以自存，其始也種與種爭，群與群爭，弱者常為強肉，愚者常為智役。」[65]社會達爾文主義所謂的生存競爭，既包括種內競爭，也包括種間競爭。生存競爭說傳入美國，最受重視的是前者；同一學說傳入中國，使清季士人「如飲狂泉」的則是後者。也就是說，使中國知識分子產生共鳴的不是「達爾文式的個人主義」，而是「達爾文式的集體主義」。1896年梁啟超在《變法通議》中提出了「以群為體，以變為用」改革綱領，他說：「道莫善於群，莫不善於獨。獨故塞，塞故愚，愚故弱；群故通，通故智，智故強。……非洲之黑人，印度之棕人，美洲、南洋、澳島之紅人，所佔之弟，居地球十六七，歐人剖之鈐之，若欄獅象而駕駝馬，亦曰惟不能群之故。群之道，群形質為下，群心智為上。」[66]因此，中國必須「變法」以尋求一種善群心智的新制度。張灝認為，梁啟超這時已經在探討「一種新的政治共同體概念，它受到民族主義和達爾文派關於世界為無情的國際競爭和鬥爭所支配之說的強烈影響」，「潛藏在他的政論作品表面之下的，還是民族主義的思想。」[67] 據考證，現代漢語中的「民族」和「民族主義」，都是從日文借用來的。正是在梁啟超發表於1899年的《東籍月旦》中，首次出現了「民族」一詞。梁啟超在此文中使用了「東方民族」、「泰西民族」、「民族變遷」和「民族競爭」等新名詞。[68]隨後，他又率先引入了「民族主義」這一概念。在1901年發表的《國家思想變遷異同論》一文中，梁啟超介紹了歐洲國家思想的變遷：從過去的家族主義時代、酋長主義時代、帝國主義時代到現在的民族主義時代、民族帝國主義時代。他指出：「於現今學界，有割據稱雄之二大學派，凡百理論皆由茲出焉，而國家思想其一端也。一曰平權派，盧梭之徒為民約論者代表之；二曰強權派，斯賓塞之徒為進化論者代表之。平權派之言曰：人權者出於天授者也，故人人皆有自主權，人人皆平等。國家者，由人民之合意結契約而成立者也，故人民當有無限之權，而政府不可不順從民意。是即民族主義之原動力也。其為效也，能增個人強立之氣，以助人群之進步；及其弊也，陷於無政府黨，以壞國家之秩序。強權派之言曰：天下無天授之權利，惟有強者之權利而已，故眾生有天然之不平等，自主之權當以血汗而獲得之；國家者，由競爭淘汰不得已而合群以對外敵者也，故政府有無限之權，而人民不可不服從其義務。是即帝國主義之原動力也。其為效也，能確立法治（以法治國謂之法治）之主格，以保團體之利益；及其弊也，陷於侵略主義，蹂躪世界之和平。」[69]在此二者之中，梁啟超從感情上是傾向於民族主義的。他說：「民族主義者，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義也，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其在於本國也，人之獨立；其在於世界也，國之獨立。使能率由此主義，各明其界限以及於未來永劫，豈非天地間一大快事！」但是，梁啟超同時也認識到，「正理與時勢，亦常有不並容者。」[70]當歐洲諸國與歐外諸國相交時，擴張屬地之政策遂蔓延於十九世紀之下半葉，民族帝國主義最終取民族主義而代之，權盛於二十世紀。在這個時候，梁啟超尚不主張中國實行民族帝國主義，根據單線進化論的思想，他認為中國要經過民族主義發展階段。「凡國而未經過民族主義之階級者，不得謂之為國。譬諸人然，民族主義者，自胚胎以至成童所必不可缺少之材料也；由民族主義而變為帝國主義，則成人以後謀生建業所當事也。……吾尤恐乎他日之所謂政治學者，耳食新說，不審地位，貿然以十九世紀末之思想為措治之極則，謂歐洲各國既行之而效矣，而遂欲以政府萬能之說，移植於中國，則吾國將永無成國之日矣。知他人以帝國主義來侵之可畏，而速養成我所固有之民族主義以抵制之，斯今日我國民所當汲汲者也！」[71] 兩年以後，梁啟超在《政治學大家伯論知理之學說》一文中，稍稍修正了上述的觀點，在民族主義與民族帝國主義，盧梭學說與伯論知理學說之間，進一步傾向於後者。他解釋說：「吾非敢袒伯氏而薄盧氏，顧以為此有力反對之一大學說，為有志建國者所宜三複也。」[72]在此文的結尾，梁啟超寫道：「及前世紀之末，物質文明發達之既極，地球上數十民族，短兵相接，於是帝國主義大起，而十六七世紀之干涉論復活，盧梭、約罕·彌勒、斯賓塞諸賢之言，無復過問矣。乃至以最愛自由之美國，亦不得不驟改其方針，集權中央，擴張政府權力之範圍，以競於外，而他國更何論焉。夫大勢之所趨迫，其動力固非在一二人，然理想之於事實，其感化不亦偉耶！若謂盧梭為十九世紀之母，則伯論知理其亦二十世紀之母焉矣。」[73] 梁啟超認識到，在列強競爭的世界上，中國的國大民眾本身就是一個有利的競爭條件。他說：「合群雲者，合多數之獨而成群也。以物競天擇之公理衡之，則其合群之力愈堅而大者，愈能佔優勝權於世界上，此稍學哲理者所能知也。吾中國謂之為無群乎？彼固龐然四百兆人，經數千年聚族而居者也。」[74]他反對提倡「排滿復仇論」，主張合滿漢各民族為一大中華民族，以相對於世界其他現代民族國家。他提出了「大民族主義」和「小民族主義」這樣一對概念。「吾中國言民族者，當於小民族主義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義。小民族主義者何？漢族對於國內他族是也。大民族主義者何？合國內本部屬部之諸族以對於國外諸族是也。」[75]他認為漢族本身也是由多數種族在歷史上混合而成，而滿洲人實已同化於漢人，因此，建立中華民族共同體是完全可能的，中華民族若「號稱四萬萬同胞，誰曰不宜？」[76]中華民國建國後採用代表國內各主要民族的五色旗作為國旗，正是梁啟超「大民族主義」思想的政治結晶。 梁啟超對於近代政治學的國家、主權理論有較為深刻的理解，因此他在與革命黨人辯論時，始終以國家而不是以種族作為民族主義的載體，堅持一種國家主義的民族主義。而他的論戰對手卻往往憑藉於中國的傳統文化和一般人的民族感情，以「非我族類，其心必異」這一類的比孔孟之道更原始的部族主義來煽動人心。儘管革命黨人的蠱惑言詞可能一時顯得更為氣盛，但是梁啟超的民族主義思想卻更有生命力，構成中國近代民族主義的主幹。今天，當我們回過頭去看時，顯然只有梁啟超以對外反帝為指向的「大民族主義」才能適應中國現代化過程中政治整合的需要。民國建立後，同盟會所鼓吹的「小民族主義」就沒有繼續存在下去的理由了。孫中山在1912年至1913年間曾把他的三民主義縮減為一民主義：「民族、民權二大主義均已達到目的，民生主義不難以平和辦法，逐漸促社會之改良。」[77]二次革命後，孫中山在中華革命黨成立大會上公布手書的《中華革命黨總章》，規定「以實行民權、民生兩主義為宗旨」，[78]仍然沒有民族主義的位置。章太炎則由排滿革命的種族民族主義進一步趨向於提倡國學、國粹的文化民族主義。 「國粹」一詞，也是梁啟超首先從日文引入中文的。他曾經考慮過，「謂養成國民，當以保國粹為主義，取舊學磨洗而光大之。」[79]進入民國以後，當他的老師康有為和章太炎等繼續堅持「國粹」論時，梁啟超就與他們劃清了界線。他在1915年說：「是故吾於保全國粹論，雖為平生所孜孜提倡，然吾之所謂國粹主義與時流所謂國粹主義，其本質似有大別。吾雅不願採擷隔牆桃李之繁葩，綴結於吾家杉松之老乾，而沾沾自鳴得意。吾若愛桃李也，吾惟當思所以移植之，而何必使與杉松淆其名實者。」[80]梁啟超認為，中國現代民族主義的深厚根源，不在於先聖先賢的「片詞單語」乃至全部經典，而在於從「庸德庸言」中體現出來的國民性的總和即「國性」。 梁啟超說：「吾以為吾國人之種性，其不如人之處甚多，吾固承之而不必深為諱也。然而人各有短長，人性有然，國性亦然。吾之所蘊積，亦實有優異之點，為他族所莫能逮者，吾又安可以自蔑。」「國民既有一種特異之國性，以界他國而自立於大地，其養成之也故非短時間少數人所能有功，其毀壞之也亦非短時間少數人所能為力。而生其間者，苟常有人焉發揚淬厲之，以增美釋回，自能緝熙以著光晶。而不然者，則積漸墮落，歷若干歲月而次第失其所以自立之道耳。古今萬國興替之材，罔不由是。而已吾所見之中國，則實有堅強善美之國性，顛朴不破，而今日正有待於發揚淬厲者也。」[81]又說：「國之有性，如人之有性然。」「國性可助長而不可創造也，可改良而不可蔑棄也。蓋國性之為物，必涵濡數百年，而長養於不識不知之間。雖有神聖奇哲，欲懸一理而咄嗟創造之，終不克致。」「吾國立國於大地者五千年，其與我並建之國，代謝以盡者，不知幾何族矣，而我乃如魯光歸然獨存。其國性之養之久而積之厚也，其入人之身也，此不待言而解也。且其中又必有至善美而足以優勝於世界者存也。」[82]梁啟超對中國的國民性或國性的分析全面而不趨於極端，既不同於國粹派，也不同於陳獨秀、魯迅，確是當時罕見的「執中」之言。 梁啟超認為，國性是民族主義賴以成立的基礎，國家主權則是民族主義得以實現的保障。以梁啟超為精神領袖的進步黨黨章第一條即是：「取國家主義，建設求強善政府。」[83]何謂國家主義？「任公曰，有世界主義，有國家主義。無義戰非攻者，世界主義也，尚武敵愾者，國家主義也。世界屬於理想，國家主義屬於事實。世界主義屬於將來，國家主義屬於現在。」[84]他在《中國立國大方針》這篇大文章中進一步解釋說：「今世界以國家為本位，一切人類動作，皆以國家分子之資格而動作者也。……故人民能建設完全國家者則日以榮，其不能者則日以悴。夫國家如何而始能完全？其分子調和，其結合緻密，能持久而不渙者，斯可謂完全也已矣。」「欲使我國進為世界的國家，此非可以坐而致也，必謀所以促進之者。於是保育政策尚焉。何謂保育政策，對放任政策言之也。」「夫今後之中國，勢必籍政治之力，將國民打成一丸，以競於外。將使全國民如一軍隊之軍士，如一學校之學生，夫然後國家之形成，而國際上乃得佔一位置。若純以放任為治。則此願將何日能遂也。」「以放任為治者政府之職簡，以保育為政者其職繁；以放任為治者政府之責輕，以保育為治者其責重。理繁務而荷重責，非強有力焉固不可矣。」「以上所論，以使中國進成世界的國家為最大目的；而保育政策，則期成世界的國家之一手段也；強有力之政府，則實行保育政策之一手段也；正當內閣，則求得強有力政府之一手段也。而所以能循此種種手段，以貫徹最高之目的者，其事純繫於國民。」[85]梁啟超有時又把國家主義稱為國權主義。他說：「國權與民權之消長，其表示於政治現象者，則謂干涉政策與放任政策之辯爭。」「我中國今日固儼然共和矣。民權之論，洋洋盈耳，誠不憂其夭閼。所患者，甚囂塵上，鈍國權之作用，不獲整齊於內競勝於外耳。故在今日，稍畸重國權主義以濟民權主義之窮。」[86] 梁啟超始終把中國如何對付外來強敵，如何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視為壓倒一切的任務，並據此來設計完善內政的具體目標。他說，「現今為國家主義的全盛時代，人夾其偉大之國力以臨我，我非有偉大之國力，決無從對付之，而偉大之國力，非內治組織完備後，決無從發生。」[87]「外競」支配「內競」，整治內政以利於對外競爭，這是梁啟超的一貫思想。 在民族主義之後興起的無政府主義與自由主義，則對於帝國主義的外來威脅不甚重視。師承巴枯寧、克魯泡特金的中國無政府主義者以「互助論」批判社會達爾文主義，反對把國家富強作為主要追求目標，主張廢滅政府，馬上實行世界主義。例如吳雅暉與李石曾等人組建世界社，贊成廢除所有的國界，並採行單一共通的語言。[88]蔡元培則在為《學風》雜誌撰寫的《發刊詞》中鼓吹「完全世界主義」。戴維翰評論說：「蔡元培低估了中國顯示出來的民族主義力量，他把他的哲學建立在人類正進入國際主義、互助新時代的設想上。」[89]在這方面，自由主義者與無政府主義有許多共同語言。陳獨秀在1914年曾說：「國人唯一之希望，外人之分割耳。……仆急欲習世界語，為後日謀生之計。」[90]又說：「今吾國之患，非獨在政府。國民之智力，由面面觀之，能否建設國家於二十世紀，夫非浮誇自大，誠不能無所懷疑。然則立國既有所難能，亡國自在所不免，瓜分之局，事實所趨，不肖者固速其成，賢者亦難遏其勢。且平情論之，亡國為奴，豈國人之所願。惟詳察政情，在急激者即亡國瓜分，亦以為非可恐可悲之事。」「予則云：殘民之禍，惡國甚於無國家。失國之民誠苦矣，然其託庇於法治國主權之下，權利雖不與主人等，視彼亂國之孑遺，尚若天上焉，安在無國家之不若惡國家哉！……是以辛亥京津之變，癸丑南京之役，人民咸以其地不立化夷場為憾。此非京、津、江南人之無愛國心也，國家實不能保民而致其愛，其愛國心遂為其自覺心所排而去爾。」[91]胡適在美國留學時，即醉心於世界主義。在國防問題上，他認為「增軍備，非根本之計也；根本之計，在於增進世界各國之人道主義。」對外應「極力提倡和平之說，與美國合力鼓吹國際道德。國際道德進化，則是世界始可謂真進化，而吾國始真能享和平之福耳。此吾所以提倡大同主義也。」他對高談愛國、高談民族主義之類的言行相當反感，他認為：「若以袁世凱與威爾遜令人擇之，則人必擇威爾遜。其以威爾遜為異族而擇袁世凱，必中民族主義之毒之愚人也。此即『去無道而就有道』之意。」[92] 五四運動與梁啟超所倡導的民族主義、國家主義是一脈相承的。五四時代北京最有影響力的青年團體是少年中國學會。這個學會籌備期間的宗旨是：「一、振作少年精神；……四、轉移末世風氣。」正式成立時其宗旨規定為：「本科學的精神，為社會的活動，以創造『少年中國』。」[93]它與梁啟超的精神聯繫一目了然。1900年，梁啟超撰寫了《少年中國說》一文，文中寫道：「造成今日之老大中國者，則中國老朽之冤業也；製造出將來少年中國者，則中國少年之責任也。……中國如稱霸宇內、主盟地球，則指揮顧盼之尊榮，惟我少年享之。於彼氣息奄奄，與鬼為鄰者何與焉？……自今以往，棄『哀時客』之名，更自名曰『少年中國之少年』。」[94]李大釗撰寫《青春》一文，陳獨秀將自己創辦的雜誌命名為《青年》，均與梁啟超的《少年中國說》有著密切的聯繫。 五四時代北京大學最著名的學生社團是國民社和新潮社。「國民」一詞，亦是梁啟超在中文中首用。他在1899年便指出：「中國人不知有國民也，數千年來通用之語，只有以國家二字並稱者，未聞有以國民二字並稱者。國家者何？國民者何？國家者，以國為一家私產之稱也。……國民者，以國為人民公產之稱也。國者積民而成，舍民之外，則無有國。以一國之民，治一國之事，定一國之法，謀一國之利，捍一國之患，其民不可得而侮，其國不可得而亡，是之謂國民。」[95]後來他又指出：「必先鑄部民使成國民，然後國民之幸福乃可得言也。」[96]國民社創辦的《國民》雜誌將「增進國民人格」列為該刊宗旨之首項。而正是梁啟超在《新民說》及其他論著中，對於新中國的國民的理想人格進行了最全面的闡發，並將貫徹國家最高目的的種種手段，繫於國民之自覺與國民之競爭。在新文化運動中，「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吳虞提倡的是反對傳統禮教的個性自由，胡適、魯迅等人鼓吹的是易卜生主義和尼採的個人意志自由，至於國民的權利與義務，則沒有成為關注的中心。新潮社與胡適的關係最為密切，其旨向亦與上述社團有別。國民社成員黃日葵在1923年寫道：「學生方面，有兩種大的傾向，……一種傾向是代表哲學、文學一方面，另一種傾向是代表政治社會的問題方面。前者是新潮雜誌社，後者是國民雜誌社。新潮于思想改造，文學革命上，為新青年的助手，鼓吹不遺餘力……國民雜誌社的一群，始初以反抗國際帝國主義（日本）之壓迫這點愛國的政治熱相結合。」[97]據國民社主要負責人許德珩回憶，當1918年5月國民社成員積極發起反對中日軍事協約的政治示威運動時，傅斯年等人曾去教育部報信，稱「這運動是少許人的運動，不能代表全體學生」。[98]1919年5月5日，傅斯年因與一同學發生衝突而大怒，賭咒不再過問學生會的事。[99]在同月傅寫給魯迅的信中，稱學生的抗議是「夜貓」的叫聲，對運動的希望並不是很高。[100]雖然傅斯年身為五四遊行的總指揮，但由於深受胡適的影響，他在五四運動中屬於「客串」的身份，或者說是身不由己地被捲入了五四運動的洪流。 民國建立之後，北京大學的骨幹教師大多屬於章太炎的門徒；蔡元培擔任北大校長後，又引進了一批陳獨秀《新青年》的同人。如上所述，參加五四運動的學生們在民族主義思想上與梁啟超有著最為密切的聯繫，可是由於他們沒有直接的師生之誼，思想的脈絡長期以來被有意無意地忽略了。 四、政治運動的鼓舞者 對於政治在民國成立到五四運動期間的命運，梁啟超曾經這樣概括：「當民國成立前後幾年間，法政總算是最時髦的學問。除國立各校外，私立的法政專門大學等等，差不多有十幾家，學生也是愛學法政的人佔大多數。那動機也無庸為諱，恐怕有一半是出於想做官的心理。如今是學生的自覺心大發現了，不惟人人知道官沒什麼做頭，而且都覺得做官是一件極可恥的事，這種現象，不能不說是進化勇決的表徵。但反動的結果，便不知不覺連法政這一科學問，也漸漸輕蔑起來，厭惡起來。社會上因為政客成了壞名詞，便相戒不談政治，學生因為知道想做官是可恥，便遲疑不肯學法政。這不能不說是近兩三年來一種社會病態。」[101] 在五四運動爆發前夕，甚至連最熱心的政治家也從政治活動領域中抽身出來。孫中山於1918年5月到日本開展外交活動，看到日本政府決心幫助段祺瑞而無意助己，回到上海後便寫信給孫科，表示「對於現在之時局，擬暫不過問。」後來又讓汪精衛寫信給梁士詒，傳達自己的意思：「據年來經驗，知實現理想中之政治，斷非其時，故擬取消極態度，將來從著述方面，啟發國民，至於目前收拾大局，但期得有勝任之人，若東海出山，則更不出異議。」[102]朱執信、胡漢民、戴季陶等亦隨同孫中山一起轉向了理論宣傳工作。在此之前，原同盟會的骨幹成員蔡元培、吳雅暉、李石曾等早已脫離積極的政治活動而進入了文化教育領域。 在1914年到1919年期間，梁啟超曾三次退出官場，同時他也曾三次發表脫離政治的宣言。但是，這在很大程度上是言不由衷的。因為即使當他離開官場時又何曾離開了政壇，即使當他離開政壇時又何曾離開過「政譚」。而且，每當梁啟超從國內政爭中暫時脫身時，他便活躍在國際政治的第一線。 1914年底，梁啟超先後辭去了司法總長和幣制局總裁。過年後應中華書局總經理陸賈逵之邀擔任該局新創辦的《大中華》雜誌的總撰述。他在《吾今後何以報國》一文中寫道：「故吾自今以往，不願更多為政譚，非厭倦也，難之故慎之也。政譚且不願多作，則政團更何有，故吾自今以往，除學問上或與二三朋輩結合討論外，一切政治團體之關係，皆當中止。乃至生平最敬仰之師長，最親習之友生，亦惟以道義相切磋，學藝相商榷。至出政治上之言論行動，吾決不願有所與聞，更不能負絲毫之連帶責任。」「夫身既漸遠於政局，而口復漸稀於政譚，則吾之政治生涯，真中止矣。吾自今以往，吾何以報國者，吾思之吾重思之。吾猶有一莫大之天職焉：夫吾固人也，吾將講求人之所以為人者而與吾人商榷之；吾固中國國民也，吾將講求國民之所以為國民者而與吾國民商榷之。」[103]然而，在日本向中國政府提出二十一條要求之後，梁啟超立即奮筆疾書，發表了大量有關對日外交的論述，後來輯為《中日交涉匯評》一書。梁啟超的言論給予日本的對華外交企圖以相當大的打擊，日本政府對他惱羞成怒，又拉又打，但梁啟超始終不為其所動。 梁啟超與蔡鍔發起護國之役，袁世凱羞憤成疾一命嗚呼後，繼任的黎元洪總統曾屢次致書遣人懇邀梁啟超入京贊襄一切。梁啟超對此公開表示：「鄙人之政治生涯已二十年，驟然完全脫離，原屬不可能之事，但立憲國之政治事業，原不限於政治當局，在野之政治家亦萬不可少，對於政府之施政或為相當之應援補助，或為相當之監督匡救，此在野政治家之責任也。鄙人嘗持人才經濟之說，謂凡人慾自效於國或社會，最宜用其所長，鄙人自問若在言論界補助政府匡救政府，似尚有一日之長，較之出任政局或尤有益也。」[104]此後，梁啟超通過輿論的力量積極推動了中國對德宣戰。他發表了《外交方針質言》、《余與此次對德外交之關係及其主張》等文章，充分闡明了自己的立場，並表示如果此事誤國，自己不敢「辭罪」，倘若此事利國，自己不敢貪功。[105] 1917年7月1日，張勳宣布復辟，梁啟超立即隨段祺瑞從天津趕往馬廠誓師，為段起草了討伐復辟的通電。復辟醜劇結束後，梁啟超一度擔任段祺瑞內閣的財政總長，為時僅四個月便辭去職務。第二年他與記者談及入閣的動機：「去年吾儕力排眾議，主張對德宣戰，固逆料歐戰之結果必有今日，以此為增進我國際地位之極好時機，豈料雙方皆利用此為政爭資料，而置國家大計於不顧，因此而倒閣，因此而發生督軍團圍國會，因此而復辟，磋跎光陰，已歷半載，及段閣再現，吾當時以本已厭離政界之身，而毅然入閣者，徒欲貫徹宣戰之初志，求能出兵歐洲，當時盡一分義務，即將來享一分權利，吾在閣數月中，無日不提此議，謂無論如何必須趕今年春間決戰以前，有數萬人到西戰場，則將來和平會議之發言權，我國必不在人下，吾之入閣幾為此一事而已。」又說：「至於鄙人生平，向不取消極主義，今中止政治生涯，將從別的方面有所積極耳。謂不作政治活動，即為消極，吾所不承。」[106]不久他就動身前往歐洲，以私人資格在巴黎和會上奔走活動，致力於國民外交。 梁啟超關於國民外交的鼓吹與實踐，對陳獨秀的思想轉變頗有影響。陳獨秀在《新青年》第三卷第一號上撰文《對德外交》，文中寫道：「此次對德外交問題，乃國家存亡問題，不可以尋常外交視之，此吾國民應有之覺悟也。加入協約與否？政府對德方針未決以前，國人應群起從事於利害是非之討論。以促政府積極之進行，絕對不可袖手勿置可否也。」「此次對德外交，果能全國一致，始終出以強硬態度，無論結果之成敗如何，其最低成功，吾人服公理不服強權之精神，已第二次表示於世界，（反對袁氏稱帝為第一次）一改數百年來屈辱的外交之慣例，雖予以極大代價，所得不已多乎！？」[107]他還駁斥了所謂「梁派假外交以奪政權」的「過敏之言」，指出：「夫以任公之政治知識，果能總攬政權，豈不愈於北洋軍人萬萬，特以政象所趨，無論譽任公者毀任公者，均不信任公有組織一黨內閣之魄力與野心。此時一黨內閣既不能成，以任公之學識，且代表其黨之資格加入內閣，決無損於他黨之權利，豈有假外交以奪政權之必要耶？」[108]此後，陳獨秀便越來越多地談論起政治來了。《新青年》的一部分同人及讀者不以他談政治為然，陳獨秀便在《今日中國之政治問題》中為自己辯護說：「我現在所談的政治，不是普通政治問題，更不是行政問題，乃是關係國家民族根本存亡的政治根本問題。此種根本問題，國人倘無徹底的覺悟，急謀改革，則其他政治問題，必至永遠紛擾，國亡種滅而後已！國人其速醒！」[109]《新青年》同人中的另一位好談政治者是李大釗。李大釗與以梁啟超為首的研究系淵源很深。他去日本留學得到過研究系領袖之一湯化龍的資助，回國後參加了湯化龍等人組織的憲法研究會，並任湯的私人秘書，還曾短期出任研究系報紙《晨鐘報》的總編輯。李大釗後來雖然與研究系分手了，但他一直熱心於政譚和政治活動。他進入北京大學擔任圖書館主任和教授後，便應邀擔任了少年中國學會的發起人和國民社的顧問。從梁啟超對於國民政治包括國民外交的鼓吹，通過陳獨秀改變對於現實政治的態度（以《每周評論》的創辦為標誌），到李大釗等北大教師對學生中熱心政治的社團如少年中國學會、國民社等的支持，這是在五四時代將標榜不問政治和世界主義的知識界與關心國事、民族情緒高昂的學生聯繫起來的一條無形的紐帶。 五四時代的學生通常比他們的教師更熱心於政治。世界大戰結束後，中國政府以戰勝國的資格宣布全國放假三天，北京的知識界和大學生在天安門廣場集會慶祝，這無疑是給學生的政治熱情火上加油。事實上，中國的學生干預政治是有傳統的，遠者可以追溯到東漢的太學生，在近代則以康有為、梁啟超發動公車上書為其源頭。「近年來帶有政治運動色彩者，最初則為對馬關條約之公車上書，然其性質與東漢晚明所謂士氣者正同，不普及也。降至清季，排滿運動，借極壯烈，然以形格勢禁，勢不得不出於秘密，因秘密之故而生變質，以土匪軍隊為中堅，而不以一般市民為中堅，民國所以不獲清明鞏固禍根實伏於此。然辛亥革命，發難於爭鐵路國有，則國民運動之成效，固章章可睹也。此外則對外問題，間有發動，其在前清，則粵漢鐵路事件之對美，片馬事件之對英，二辰丸及取締留學生事件之對日，其在民國則二十一條約密約軍事協定和會上山東問題之對日，皆其最顯著者也。」[110]在這些對內對外的政治運動中，學生都發揮了富於犧牲精神的先鋒作用。以五四前一年反對中日軍事協定的學生運動為例，可見一端。1918年3月25日，中國政府與日本政府互致「共同防敵」照會，隨後又陸續履行了《中日共同防敵軍事協定》的全部手續。這一密約被報端揭露後，留日中國學生首先掀起抗議活動。5月5日，留日學生代表會議決定留學生歸國，以示抗議。至6月5日，歸國學生已達3000餘人，幾乎全部歸國。歸國留學生在全國許多省市開展了愛國活動，得到了廣泛的響應和支持。5月21日，北京各校學生2000餘人同往總統府請願，迫使當時的總統馮國璋接見了請願的學生代表。後來五四運動的學生領袖許德珩、易克嶷、段錫朋等即為此次請願的學生代表。[111] 五四運動與以往學生運動的區別在於，它不僅規模最大，行動最堅決，得到的支持最廣泛，而且收到了切實的效果：6月10日，北京政府免除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職務；6月28日，正如早先梁啟超所倡議，中國代表團拒絕在巴黎對德和約上簽字。[112]梁啟超因此而寄以莫大希望：「因這回運動，表示中國人『國民運動的可能性』，將來也許引起別種國民運動」。[113] 梁啟超在總結公車上書以來的政治運動時指出：「對外問題易發動，對內問題難發動。」[114]因為「一、外交問題較簡單，容易把多數人的感情燒起來。……二、外交問題的運動，和國內專權的人沒有什麼直接接觸，危險程度較小。多數人樂得附和。」而「『五四運動』與其說是純外交的，毋寧說是半內政的，因為他進行路向，含督責政府的意味很多。」[115]因此，梁啟超希望把這一運動擴大起來，把方向轉到內政方面。他提出了真政治運動的七項特徵：第一，運動主體，必為一般市民。第二，運動範圍，必普及於全國。第三，運動之標幟，必為全體的或部分的公共利害事項。第四，運動之動機，為對於現在政治感不滿足。第五，運動所對待者，為外界襲來的或內部積久養成的各種不正當之壓力。第六，運動之方法，為散布印刷品，為公開演說，而聚眾示威。第七，運動之結果，為將所要求之事項在憲法上或法律上（對外則條約上）發生效力。[116]又提出了內政的國民運動的十項條件：第一，要積極的不要消極的。第二，要對事的不要對人的。第三，要公開不要秘密。第四，要在內地不在租界。第五，問題要大要普遍。第六，問題要簡單明了。第七，要分段落。第八，運動主體要多方面。第九，運動不妨斷續，但要繼續。第十，不要問目前的成敗。[117]他認為，「政治軌道是要把政治建設在國民意識之上。想引他上軌道，除了市民的群眾運動外沒有別條路。」[118]「十年以來，號稱優秀分子的人，或是運動這軍閥打那軍閥，便養成個更大的軍閥；或是運動軍閥手下的人去倒軍閥，或是運動些土匪來倒軍閥。」「都完全沒有了解民主政治真意義。所走的路都走錯了。」[119] 五四運動無疑是一次政治性的群眾運動，但是，此後群眾運動的方嚮應當是什麼，當時仍然是有嚴重分歧的。五四遊行白話文宣言的起草者羅家倫在《一年來我們學生運底成功失敗和將來應取的方針》中說：「我們將來最大的計劃想來想去，就只『社會運動』和『文化運動』兩種。」社會運動一是做專門宣傳的事業，二是要從解決平民的生計問題著手。除此二最重要的而外，還有種種平民學校的計劃。「在現在最重要不過的根本問題，可以說是文化運動了！」「文化運動的目的是──『以思想革命，為一切改造的基礎』。」現在所應當行的方法，約有四點可說：一、對於現在的定期出版品，不在乎數的增多，而在乎量的改革。二、宣傳的印刷品應當增多。三、西洋大部有系統的著述，應當從速翻譯介紹了！四、專門學者的培養，實當今刻不容緩之圖。[120]羅家倫的這些見解，可以說是當時學生運動中一種有代表性的意見。 五四運動的積極分子們抱著極大的熱忱參加各種社會活動和社會實踐。少年中國學會的負責人王光祈發起組織「工讀互助團」，湖南的毛澤東、湖北的惲代英等擬議建設「新村」，都得到不少人的響應。戴季陶在《星期評論》中提出了「國民自給」問題，呼籲工商界和學術界打成一片，「趕快的趁這個時候，興辦各種大工業。」[121]五四運動中很有作用的「救國十人團」除了提倡國貨、抵制日貨外，還「提倡儲蓄以為培養國力的基礎」，「組織國民儲蓄銀行」，「組織國民實業總公司」，「所有儲蓄均改為國民實業總公司股金。」[122]戴季陶在1919年11月16日的一篇文章中寫道：「今年所發生的新出版品，無論是月刊、周刊、旬刊，都是注目的社會問題，政治問題差不多沒有人去研究。即使有一兩篇關於政治問題的文字登載出來，也引不起人的注意。而且大多數熱心的人差不多都很厭棄這一種著作。就是我自己這幾個月來所著作的翻譯的，十有八九都是和『現實的政治問題』離得遠。」[123] 梁啟超和當時學界的大多數人一樣，也十分投入文化運動和社會運動。據《梁啟超年譜長編》的簡單概括，「先生返國後一年中，除從事著述外，計所著手創辦的事業，有發起中比公司，承辦中國公學，組織共學社，成立講學社，整頓《改造》雜誌，發起國民動議制憲運動數事。」[124]共學社前後譯書百餘種，創辦松坡圖書館，並選送了一批留學生。講學社先後邀請杜威、羅素、杜里舒、泰戈爾來華訪問講學，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改造》雜誌則是鼓吹基爾特社會主義的一個主要陣地。但是，梁啟超並沒有因此而減少對政治運動的期望。他指出：「市民的群眾運動，是學校以外的一種政治教育」，「種種有主義的政治都是從這種市民的群眾運動製造出來」。[125]「這種運動，在人類政治生活上有什麼意義呢，依我想，最重要的有三件。第一，使多數人懂得政治是怎麼一回事，懂得什麼叫做政治問題。」「第二，使多數人認識且信任政治生活之『改造可能性』。」「第三，使多數人養成協同動作之觀念及技能。」「所以我覺得國民運動的價值，在政治本身是可限量的，在國民教育上是無可限量的。一個政治問題的運動，雖有成敗之可言，從政治教育的意味看來，無成敗之可言。凡國民政治運動總是成功──雖失敗也算成功，為什麼呢，因為靠他才能養成做共和國民資格，成固然養資格，敗也是養資格。資格養成，什麼事幹不了，所以國民運動只有成功，沒有失敗。」[126] 梁啟超旅歐歸國後擬議發起的第一個國民運動是「國民制憲運動」，即「以國民動議（Initiative）的方式得由公權之人民若干萬人以上之連署提出憲法草案，以國民公決（Referendum）的方式，由國民全體投票通過而制定之。」[127]他認為，「質而言之，則國民動議制憲法，無異聯合多數人公開一次『憲法大講習會』，無異公擬一部『共和國民須知』向大會宣傳。」[128]此後，梁啟超又積极參加並高度評價了「國民廢兵運動」。他指出，這次運動比五四有所進步，因為是「對內的，所以精神越發鞭辟近里」，「此次各界人皆有，所以市民的色彩越加濃厚。」[129]他呼籲成立一個「國民廢兵運動大同盟」，協同動作，研究宣傳運動的原因和結果，舉行「一次或數次公開的聯合的大運動」，即「示威運動」，以達到逐步消除無槍階級與有槍階級之分野的目的。 由於梁啟超及與他有類似觀點的人對政治的鼓吹與示範，也由於五四運動後一度高漲的社會運動因遇到種種障礙而難以進展，五四一代青年的注意力逐漸地由社會文化運動轉向政治運動，並且日益激進化。這時，作為先驅者與鼓舞者的梁啟超卻和他們分手了。這裡面原因很多，主要的原因還在於梁啟超自身的性格。他曾說：「假如有人問我，你信仰的甚麼主義？我便答道：我信仰的是趣味主義。有人問我，你的人生觀拿甚麼做根抵？我便答道：拿趣味做根抵。我生平對於自己所做的事，總是做得津津有味，而且興會淋漓，什麼悲觀咧，這種字面，我所用的字典裡頭可以說完全沒有。」[130]研究系的同人鼓勵梁啟超辦學講學，原是為了培植人才和結交知己，為組建政黨做準備工作；而當他講學講出了興趣，便日益與學術接近，鑽進學術中不能自拔，忘掉了他的組黨本義。當新的一代越來越熱衷於政治時，當孫中山受五四運動激勵重建國民黨時，梁啟超卻越來越疏遠了政治，由政治家轉變成了一名學者。 五、五四運動之後的梁啟超 梁啟超是一個思想和政治態度變化最多最快的人。當五四青年一代追尋他過去的足跡時，梁啟超卻再一次改變了自己的方向。結果，他在長時間裡被視為運動的反對派。在這裡，我們要給出一個與以往不同的結論：五四運動之後梁啟超的思想不是落伍了，而是再一次超前於時代，以至幾十年後才可能重新得到後人的理解。梁啟超1920年從歐洲回國時，給中國思想界帶回了兩個寶貝，一個是「價值的發現」，一個是「調和的可能」。當時的大多數中國人沒有意識到它們的寶貴，今天依然有許多人沒有理解它們的意義。 近代民族主義的實質是什麼？梁啟超指出，就是國民在兩個方面的自覺：「第一，覺得凡不是中國人都沒有權來管中國的事。第二，覺得凡是中國人都有權來管中國的事。第一種是民族建國的精神，第二種是民主的精神。這兩種精神，從前並不是沒有，但那意識常在睡眠狀態之中，朦朦朧朧的。到近五十年──實則是近三十年──卻很鮮明的表現出來了。」[131]前一種自覺突出地表現為義和團運動：「蓋中國人數千年在沉睡之中，今也大夢將醒，漸有『中國者中國人之中國也』之思想，故義和團之運動，實由其愛國之心所發，以強中國、拒外人為目的的者也。」[132]後一種自覺集中地體現在辛亥革命，推翻少數滿人對多數漢人的統治。但是，民族主義情緒要上升為意識形態，還必須經過一種合理性的論證。義和團盲目排外的民族主義不能向知識分子證明其合理性，事實上其後果是嚴重挫傷了中國知識界的民族自信心，敗壞了民族主義的聲譽。以提倡國貨、排斥洋貨為主要表現形式的經濟民族主義同樣不能使知識分子折服，因為他們懷疑或許這只是特定階層的利益表達，而一般民眾作為消費者本能地喜愛洋貨並從中獲益。章太炎以及「國粹派」提倡的文化民族主義在五四時代的知識分子中也罕有響應者，因為他們感到那只是一種自吹自擂，一種煽情，缺乏理論的說服力。近代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第一必須有堅實的理論根底，第二必須建立在民族自信心之上。 在五四運動前後，中國知識分子最常說的兩個詞是「強權」與「公理」，因為他們對這二者有了一種新的認識。十幾年前，梁啟超最初向國人介紹民族主義時曾說：「自有天演以來，即有競爭，有競爭則有優劣，有優有劣則有勝敗，於是強權之義，雖非公理而不得不成為公理。」[133]然而，當崇拜強權的德意志帝國在世界大戰中戰敗後，「公理戰勝強權」便成了中國知識分子的新的信仰。如果承認「強權即公理」，中國便只能發奮自強，「外競國權」，而沒有道義上的理由譴責列強對中國的壓迫。在世界大戰中，美國總統威爾遜和蘇俄首腦列寧宣布支持「民族自決」，也就是說，把弱小民族維護和保持自己的主權視為一種倫理的權利。這樣，一種與帝國主義論背道而馳的世界公論出現了。於是，中國知識分子便得以依託這種世界公論來理直氣壯地「外爭主權」了。梁啟超的特殊貢獻在於，他再一次以具有權威性和感染力的話語告訴國人，這種新的世界公論不僅建立在政治家宣言的基礎之上，而且反映了西方世界新的思潮走向，也就是說，它不僅是公論，而且是公理。 梁啟超旅歐一年多，思想上最大的轉變，是對於社會進化論的重新認識。他在《歐遊心影錄》中寫道：「自達爾文發明生物學大原則，著了一部名山不朽的《種源論》，博洽精闢，前無古人，萬語千言，就歸結到『生存競爭，優勝劣敗』八個大字。這個原則，和穆勒的功利主義、邊沁的幸福主義相結合，成了當時英國學派的中堅，同時士梯尼（MaxStirner）、卡嘎加（SorenKiergegand）盛倡自己本位說，其敝極於德之尼采，謂愛他主義為奴隸的道德，謂剿絕弱者為強者之天職，且為世運進化所必要。這種怪論，就是借達爾文的生物學做個基礎，恰好投合當代人的心理。所以就私人方面論，崇拜勢力，崇拜黃金，成了天經地義；就國家方面論，軍國主義，帝國主義，變成了最時髦的政治方針。這回全世界國際大戰爭，其起原實由於此；將來各國內的階級大戰爭，其起原也實由於此。」這樣的一種「世紀末」心理導致了世界大戰，連西方人自己也承認，「西洋文明已經破產了。」[134]梁啟超歸國後在中國公學演說道：「此次游歐，為時短而歷地多，故觀察亦不甚清切。所帶來之土產，因不甚多，惟有一件可使精神受大影響者，即將悲觀之觀念完全掃清是已。因此精神得以振作，換言之，即將暮氣一掃而空。」[135] 「民族自決」，意味著每一個民族都有選擇自己的生活方式的權利；「西洋文明破產」，則意味著中華民族的出路不是「沈醉西風」，而是「當將固有之國民性發揮光大之，即當以消極變為積極是已。」[136]梁啟超在歸國後的許多演說和文章中，講樂觀，講優點，講進步，以激勵國人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在《歷史上中華國民事業之成敗及今後革進之機運》一文中，梁啟超總結了中國國民性的五大優點：第一，我國民大成功之根本理想，則世界主義也。第二，人類平等之理想，又我國民成功一要素也。第三，政治上之不干涉主義，實我國民銘心刻骨之公共信條。第四，我國民之中庸妥協性，世界無兩也。第五，國民思想之統一，此我國民一大成功，同時亦我國民一大失敗也。[137]在《辛亥革命之意義與十年雙十節之樂觀》和《五十年中國進化概論》中，梁啟超提出了一份五十年歷史的成績表：中華民族之擴大，實業的發展，教育的革新，學問和思想上的三期進步，從國民自覺方面表現出來的政治進步，等等。梁啟超鼓勵國人：「諸君啊，要知道希望是人類第二個生命，悲觀是人類活受的死刑！一個人是如此，一個民族也是如此。古來許多有文化的民族，為甚麼會滅亡得無影無蹤呀？因為國民志氣一旦頹喪了，那民族便永遠翻不轉身來。」[138]「我的樂觀，卻是從一般人的悲觀上發生出來。我覺得這五十年來的中國，正象蠶變蛾、蛇蛻殼的時代。變蛾蛻殼，自然是一件極艱難極苦痛的事，那裡能夠輕輕鬆鬆的做到。只要他生理上有必變必蛻的機能，心理上還有必變必蛻的覺悟，那麼，把那不可逃避的艱難苦痛經過了，前途便別是一個世界。」[139] 作為作家，魯迅可以毫無顧忌地嘲諷中國人的劣根性；作為政治家，鼓勵民氣，振奮民族精神，則是責無旁貸的義務。在締造中國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的事業中，孫中山、蔣介石和毛澤東，都是梁啟超的追隨者，國民黨一貫高度評價孫中山的民族主義思想，殊不知孫中山民族主義的最後定型，乃是梁啟超的民族主義與列寧的帝國主義理論的一種混合物。孫中山在二十年代初提出，「本黨還要在民族主義上做功夫，必要滿、蒙、回、藏都同化於我們漢族，成一個大民族主義的國家。」[140]這是接過了梁啟超在二十年前提出的「大民族主義」。「有人說，清室推翻以後，民族主義可以不要，這話實在錯了。即如我們所住的租界，外國人就要把治外法權來壓制中國人……，現在清室雖不能壓制我們，但各國還是要壓制的，所以我們還要積極的抵制。」[141]這裡所說的「有人」，就是當年的孫中山自己，上述的話表明他此時已經認同了梁啟超立足於對外的民族主義。孫中山晚年在《民族主義》演講中，反覆強調中國固有的道德與文化，戴季陶、蔣介石把孫中山與孔夫子以來的道統相聯繫，強調他的民族主義中新傳統主義的成分，也是與梁啟超重新評價傳統文化一脈相承的。中國共產黨早年主要憑藉共產國際的列寧主義來反對帝國主義，在毛澤東掌握中共實權後，其路線逐漸偏離國際主義的軌道，增加了民族主義的內涵。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提出「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142]的口號，把「民族的」放在了首位。這對於中共最終征服人心、奪取政權至關重要。 五四時代的中國知識分子，把「公理」從「強權」之下解放了出來，但是，何謂「公理」即「公認的道理」，仍然有兩種不同的解釋。一種意見認為公理是科學的規律，另一種意見則認為公理是價值的共識。梁啟超旅歐歸來後，第二種意見才開始從科學主義的籠罩下顯現出來；此前，梁啟超本人亦是第一種意見的信奉者，且為其始作俑者之一。科學哲學家波普認為，根據他提出的劃分科學與非科學的標準，進化論不屬於科學的範疇。但是，對於梁啟超那一代人來說，進化論無疑是從西方引進的科學思想的核心組成部分。陳志讓說：改良思想家「把進化有機地看作是相互依存整體中的自然、社會和精神力量相聯繫的總的進程……這給中國的宇宙論思想引進了一種觀念：具有科學法則的發展的宇宙，可以與浮士德式的人類行動的活力相配合。總之，這就是在改良文獻中經常所說的『公理』──自然和社會的普遍原則。」[143]從嚴復編譯《天演論》伊始，就存在著一種對西方思想的「誤讀」、「誤譯」。赫胥黎在《天演論》的原本《進化論與倫理學》中，主要想表達這樣一個思想：「倫理本性雖然是宇宙本性的產物，但它必然是與產生它的宇宙本性相對抗。」「如果沒有從被宇宙過程操縱的我們祖先那裡遺傳下來的天性，我們將束手無策；一個否定這種天性的社會，必然要從外部遭到毀滅。如果這種天性過多，我們將更是束手無策；一個被這種天性統治的社會，必然要從內部遭到毀滅。」[144]因此，人類需要倫理價值作為「社會的看守人」，以約束和限制「自然人的反社會傾向」，保護人性中兩個部分的平衡。[145]而中國知識分子接受進化論的過程卻伴隨著價值的遺失。張灝等人指出，嚴復、梁啟超是把變化、競爭本身當作了一種普遍有效的價值觀。[146]事實上，社會達爾文主義很容易導致把生存視為唯一的價值，為此，不惜拋棄對真善美的人性追求。梁啟超從歐洲回來後，認識到進化論乃至科學並不能向人們提供「安心立命的所在」。「託庇科學手下建立一種純物質、純機械的人生觀，把一切內部生活、外部生活，都歸到物質運動的『必然法則』之下，……其實可以叫做一種變相的運命前定說。」「意志既不能自由，還有什麼善惡的責任？我為善不過那『必然法則』的輪子推著我動，我為惡也不過那『必然法則』的輪子推著我動，和我什麼相干！如此說來，這不是道德標準應如何變遷的問題，真是道德這件東西能否存在的問題了。現今思想界最大的危機，就在這一點。」[147]他宣布，「科學萬能之夢」破產了，人的思想必須給倫理價值和人生理想留下一席之地。梁啟超晚年指出：中國的情形糟到這個樣子，根子在於「全國學風都走到急功近利，及片斷的知識相誇耀」，「以功名為本位」和「以富貴為本位」之輩把「道德的標準破壞無遺」。[148]糾正之途則首先要認識道德信仰是斷然不可少的，並且要把信仰當作目的，而不是達到其他目的的一種手段。[149] 由梁啟超對人生觀的提倡，引發了1923年的科學與人生觀論戰。在這場論戰中，自由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在科學的旗幟下結成了聯盟，丁文江、胡適、吳稚暉、任鴻雋、王星拱與陳獨秀、瞿秋白一起向梁啟超的門徒張君勵開火。從對五四一代青年的影響來看，科學主義派這次論戰中佔了上風。但是，中國思想界也因此而失之交臂，沒有領悟梁啟超重新發現價值和弘揚人生觀的深刻涵義。 科學的對象是事物的類型，而人生觀則只能以個人為本位。把關注點從群體回歸到個體，是梁啟超思想中的另一大轉折。梁啟超早年鼓吹自由，雖然也曾上溯到歐洲啟蒙時代的盧梭等人的學說，卻主要是基於這樣的一種理路：西方人的國民性中具有自由這一項，而他們正是憑藉這種國民性爭得了世界霸權，因此，中國人為了適應生存競爭的需要，為了國家的富強，就必須仿效西方人實行自由主義。這種嫁接在社會達爾文主義之上的自由主義是根基不牢的，當梁啟超夢想德國日本式之保育政策時，他就很自然地讓個人自由屈服於國權之下。旅歐歸來後，梁啟超開始重新從人權的角度來闡發自由主義，[150]此後，胡適和羅隆基等更加系統地闡發了人權理論。這樣，在嚴復引進「自由」一詞之後很久，中國的自由主義才總算有了一個理論基礎。 科學規律是客觀的，必然的；人生價值是主觀的，可以選擇的。梁啟超一貫信奉「力本論」，[151]命定論對他思想的影響是比較小的。但是，他在與革命黨人爭論「開明專制」問題時，也使用了文化決定論的論述策略。梁啟超旅歐歸來大談「意志自由」，重新評價國民性的優劣，肯定近年來國民覺悟的政治進步意義時，原來那種文化決定論的意味就越來越淡薄了。值得玩味的是，孫中山在晚年卻與梁啟超對調了位置，在民主問題上接過了當年梁啟超的文化決定論的衣缽。根據文化決定論來否定在中國實行民主的可能，直至今日尚未斷子絕孫。因此，研究梁啟超在這個問題上的思想轉變是有現實意義的。這一點留待以後的文章再談。 林毓生指出，在十九世紀九十年代的中國第一代知識分子同二十世紀初的第二代知識分子之間，有一種思想的共同點，即「借思想文化以解決問題的途徑」，以文化改革為其他一切必要改革的基礎。[152]梁啟超的《新民說》正是代表這種思想的經典之作。這種思路「有演變成以思想為根本的整體觀思想模式（holisticmodeofthinking）的潛力，即可能把中國傳統的社會和文化理解成其形式和性質都是受基本思想影響的一個有機整體。」[153]的確，當人們終極的關懷是「保種」、「救國」時，面對政治、外交上的一再失敗，便很容易滑向「全盤性反傳統主義」和「全盤西化」。但是，當梁啟超破除了對西洋文明的迷信和思考如何「向人類全體有所貢獻」時，他就具有了將傳統解析為積極面和消極面的自信，並把人生觀視為各種具體價值的集合，其中的每一項都可以進行選擇和調整。梁啟超說：「人類從心界、物界兩方面調和結成的生活，叫做『人生』。我們懸一種理論來完成這種生活，叫做『人生觀』。」[154]「我們若是跟著三聖所走的路，求『現代的理想與實用一致』，我想不知有多少境界可以辟出來哩！」[155]梁啟超晚年成為「東方精神文明」的宣傳者，但他既不是價值相對主義者，也不是東方文明至上論者，他的理想「是拿西洋的文明來擴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補助西洋的文明，叫他化合起來成一種新的文明。」[156] 梁啟超的國民外交實踐，是五四運動的直接導火索；梁啟超的民族主義思想，是五四運動的精神嚮導；梁啟超對政治運動的示範鼓吹，影響了五四青年一代從文化社會運動轉向政治活動舞台。但是，五四青年一代思想的日趨激進化，卻使梁啟超與他們拉開了距離。梁啟超最終沒有成為「五四運動之父」，這可以說是一種歷史的遺憾。這種遺憾給我們帶來了一種歷史責任。在今天探索中國現代化的思想資源時，我們必須超越五四的精神遺產，繼續向前搜尋。因為在被我們的父輩所忽略的地方，還可能蘊藏著思想的寶藏。當民族主義思潮再度在中國甚囂塵上時，回顧中國近代民族主義先驅梁啟超的思想歷程，更有一種特殊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