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象學與存在主義

06-11

法國現象學最重要的特徵也許就是它與存在主義緊密的聯繫（如果不是符合的話），相比之下，在德國這兩種思潮是分離的，甚至是對抗的。因此，這裡似乎是扼要說明並討論這兩種運動之間整個關係的適當地方。

即使是存在主義這個用語也需要在這裡作簡短評論，因為直到1944年，即薩特的《存在與虛無》問世一年以後，存在主義這個稱號才被他和當時這個稱號的其他擁護者以及馬塞爾（雖然他只是暫時地）正式接受。在這之前，這個詞從20年代後期只是偶爾在法國、德國和義大利出現（已知的最早出現），而且通常主要是在這種新思維方式的反對者中間使用的。被認為是這個詞的首創者的雅斯貝爾斯和海德格爾一貫拒絕使用這個詞，相反，雅斯貝爾斯只談論實存哲學(Exsitenzphilosophie),海德格爾則談論實存分析(Existeziale Analystik) 或基礎本體論(Fundamental-ontologie)。

但是即使是在這些不同的稱號下，現象學與存在主義的思想在德國也沒有溶在一起。雅斯貝爾斯的情況特別是這樣，他對於觀象學感興趣並且使用現象學僅限於他的精神病理學，在那裡他賦予對病理現象的移情的描述以主要作用，但是當談到現象學哲學，他在胡塞爾發表《作為嚴格科學的哲學》一文以後，便划了一條明確的不可改變的界限。因為對於雅斯貝爾斯來說，科學的哲學這種思想在用語上就是矛盾的，他認為這是一種徹底的反叛，採用這種思想的現象學也是如此。另外，雅斯貝爾斯對於胡塞爾早期反對德國思辨哲學，特別是反對謝林，感到不滿，這是在1913年應胡塞爾的要求所進行的一次重要談話中顯露出來的。

因此當雅斯貝爾斯（他在同一年開始了解基爾凱郭爾的著作）開始發展他自己的實存哲學時，他便將它與現象學嚴格區分開，這特別適用於他闡明實存（Exsitenzerhellung)的方法，這種方法不管有什麼實證的特徵和優點，確實是與單純的描述和尋求對本質的直觀相對立的，相反，雅斯貝爾斯要求他的讀者在試圖「理解」實存時要以基爾凱郭爾式的跳躍超越（transzendieren）他們純粹經驗的存在。這種目標同時表明，對於雅斯貝爾斯來說，「實存」這個詞代表一種可能性，它在具體個體中決不是永遠實在的，它的實際出現永遠也不能客觀地證明，在這一點上，他偏離了基爾凱郭爾和海德格爾對這個難以捉摸的詞的用法。

正如我們在第七章中看到的，海德格爾對於實存的哲學研究不僅涉及不同的指示對象（Dasein），而且它還尋求一種非常不同的目標，即確定實存的範疇（基礎本體論），以便發現達到一般本體論的手段；海德格爾所關心的不是實存，而是要知道有關人的存在的一個確定方面，即它對於存在（Being)的理解，這並不排除實存的分析和雅斯貝爾斯意義上的實存的闡明之間實際上有某些重合，但是，至少在《存在與時間》階段上，海德格爾堅決主張他的實存的分析是現象學。他甚至認為它是在胡塞爾意義上的科學，儘管解釋學包含有對於胡塞爾所理解的現象學科學的重大修改。但是當胡塞爾開始指責海德格爾的哲學以及其他實存哲學家時，當海德格爾本人停止談論現象學時，這種殘留的聯繫就結束了，從那以後，在德國，現象學與實存哲學就是兩個彼此不同的流派，在這兩個流派的競爭中，現象學是失敗者。

鑒於有這樣一些事實，這兩種運動在法國如何竟能成為實際上同義的呢？首要的原因很可能是這樣，即按照法國人的看法，胡塞爾和海德格爾好象是彼此合作的，特別是在海德格爾引人注目地繼承了胡塞爾在弗賴堡的講席以後。而另一方面，法國人對於這兩人在那以後不久關係破裂的嚴重程度缺乏充分了解，此外，海德格爾的《存在與時間》（只包含他對於人的實存的本體論解釋）是在現象學年鑒上發表的，海德格爾著作的一些早期譯本是由老資格現象學家加科瓦雷介紹的，它們主要是由對實存題目的論述而產生影響的。因此這樣一種觀點就幾乎是不可避免的了，即認為海德格爾的實存哲學是原來的現象學運動的邏輯發展和完成，將海德格爾的Dasein翻譯為人的實在性（realit humaine）賦予這種存在主義一種明確的人類學的性質。

當薩特的一些有獨創性的著作開始問世時，這種局面便確定了下來，並且產生了新的情況。確實，薩特本人也許比大多數其他法國現象學研究者更了解胡塞爾與海德格爾之間的這種分歧，因為也可能是第一個看出海德格爾的本體論並沒有使胡塞爾哲學過時的哲學家。但是，特別是在《存在與虛無》階段，薩特最終感興趣的很顯然是海德格爾的問題，儘管他試圖主要是按照他所解釋的現象學描述方法來論述這些問題。因此薩特在發表他的《試論現象學的本體論》以後不久就採用「存在主義」這個詞作為他整個研究的綜合名稱，這就意味著將現象學與存在主義結合起來，至少就大多數有代表性的法國現象學家而言是這樣的，然而教皇通諭《人類》不分青紅皂白地譴責存在主義，以及馬塞爾拒絕存在主義這個標籤而對現象學卻不進行相似的譴責，很可能導致了一種新的演變，特別是因為對於現象學的興趣在法國天主教界似乎並沒有被減弱。

這裡不是討論存在主義整體上的優點與缺點的地方，事實上，通常籠統的稱讚與譴責，由於都假定存在著一種存在主義運動而是不妥當的。所謂存在主義運動的存在比起現象學運動的存在來更令人懷疑，存在主義者（不論是得到承認的還是沒有得到承認的）所有的共同之處只不過是他們都受惠於基爾凱郭爾，而基爾凱郭爾本人並沒有要開創一個學派或運動的抱負。另外他們僅有的聯繫就是「實存」這個不可思議的詞，經過對一些「存在主義者」仔細比較研究後表明，這個詞的意義原來就是一些歧義的發源地，這並不意味著要否認在這個引起誤解的名稱後邊有更深刻的共同關心的東西，但是揭示這種共同關心的東西並不是我當前的任務。

在當前場合唯一值得提出的問題就是，存在主義思潮為現象學的事業做了哪些事情？如果他們只想為現象學的觀象領域補充一個或幾個主題，那隻能受到歡迎。此外，某些存在主義主題就其本身而言確實具有深刻的含義，但不幸的是，強調這些主題是以損害「非實在的」現象為條件的，以致使人們產生一種憂慮，即現象學會產生一種只專註於「實存」的傾向。因此，存在主義引人注目的成功和某些可疑的宣傳一起，給現象學帶來一些更嚴重的危險，特別是它干擾了胡塞爾現象學要賦予哲學以更多科學嚴格性這樣個基本目標。因為許多現象學存在主義者的著作或多或少都表露出對科學的觀念及其歷史示例的公開敵意，有的時候，如在梅洛·龐蒂那裡，這些反對科學的論述實際上引起了誤解，因為它們只是針對關於科學的客觀主義的和機械論的解釋，其結果常常造成種閃爍其辭，模稜兩可和故弄玄虛的風格。另一方面，現象學存在主義者常常擔任一種先知先覺的角色，這種裝腔作勢損害了堅韌探索的啃神，而這種精神是現象學原來特有的精神氣質。

更為特殊的是，描述任務常常是很輕率很膚淺地實行的，許多重要現象都沒有充分考慮到，這一類關心經常是對少數匆忙挑選出來作為廣泛而可疑的概括的根據的少數現象給以各式各樣的闡明。解釋學的解釋立刻就被引入，而這種解釋很少考慮到現象儘可能多的不同意義。這種解釋常常與一些野心勃勃的本體論的和形而上學的計劃有關，這種隨心所欲地從實存現象跳躍到對整個存在的解釋常常使更富有批判精神的讀者不知所措。

在介紹具體實例之前指出這些局限性，聽上去可能像是另外一種根據不足的概括，這種概括不能公正地對待真正現象學存在主義有根據的著作和潛在可能性。但這不是我的意圖。部分地是這種新現象學某些最有獨創性的著作所引起的失望，使我提出這些保留和憂慮。

胡塞爾最令人感動的事情之一，就是他堅持要求就基礎進行自我犧牲的、堅韌持久的研究工作，而為此付出的代價就是他尚未能達到有關生活的，或如他自己最後所稱的「實存」的真正重要而迫切的問題。由於一些在現代環境中能夠得到充分辯解的理由，現象學常常是沒有充分準備就倉促處理這樣一些問題。存在主義現象學就是一個過早地推進到一些充滿希望又布滿陷阱的領域的最好例子。這並不是說，它的全部事業都是徒勞的。但是要拯救存在主義和它的現象學，並且使它們從它們過早的「參與」中撤離出來，就要求有更多的自我約束。幸好有足夠的跡象顯示，現象學徹底性的傳統精神尚未消失，法國現象學有能力改進它的先驅者所完成的成就。

(文摘自赫伯特·施皮格伯格《現象學運動》，商務印書館，2011年，王炳文、張金言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