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昕偉：蘇聯改革的若干思考(2)

06-11

王昕偉：蘇聯改革的若干思考(2) 發布時間:2014-04-13 11:14 作者:王昕偉字型大小：大中小點擊: 8685次

　　4.保守停滯——勃列日涅夫改革　　繼赫魯曉夫之後，勃列日涅夫執政18年，繼續推進改革。勃列日涅夫收起了赫魯曉夫「全面展開共產主義建設」的口號，代之以建成「發達社會主義」的提法。1967年11月，他首次提出「發達社會主義」的概念，宣稱，蘇聯已「建成發達的社會主義社會」，即「各盡所能，按勞付酬的原則占統治地位的社會」。1977年，他進一步闡述說，「成熟的發達的社會主義階段，是從資本主義走向共產主義道路上一個相當長的發展階段」，這個社會的宗旨是「依靠強大的先進工業，依靠大規模的高度機械化農業，把越來越充分地滿足公民的多方面需要作為社會發展的直接的主要目標。」這個時期的改革主要是減少中央的指令性計劃指標，改革管理體制、改進管理方法和擴大企業自主權，強調利潤對企業領導和工人的物質刺激作用。其實質是在計劃經濟的框架內，有限地利用市場機制；以行政手段為主輔之以經濟手段管理經濟。這個改革在當時曾一度取得了明顯的效果，促進了蘇聯經濟的發展，使勃列日涅夫時期，蘇聯的國家實力和國際影響力都達到了鼎盛期。此間，蘇聯的綜合國力達到了頂峰，經濟實力躍居世界第二位，僅次於美國，某些尖端技術也處於世界領先地位，特別是軍事實力達到了與美國相抗衡的水平，令美國有所畏懼，蘇聯和美國成了左右世界局勢的兩個超級大國。　　但就其實質而言，勃列日涅夫的改革只是對舊體制的修補和完善。他出台的所有改革措施基本上都是在舊的政治經濟體制框架內進行的，更注重經濟體制的外在形式方面，而將其實質和主要的方面忽略了。在勃列日涅夫時期，蘇聯的改革進程大大地放慢，對舊體制的衝擊也緩和了許多，整個社會瀰漫著一種僵化、保守和停滯的氣氛。勃列日涅夫上台後，延續了官僚們以往的要求，廢除了蘇共中央委員會和黨委會每次改選必須更換1/3成員的做法，並保證要使幹部得到尊重（葉利欽：《葉利欽自傳》）。這種幹部隊伍超常規的「穩定」，造成了高層機關長期無法輸入新鮮血液，造成這些機關陷入「嚴重的停滯」，成為一潭死水，不可避免地出現了「老人政治」局面。並且享受特權的幹部範圍有所擴大，特權種類日益增多。以他們為首的官僚機構則日益膨脹，形成了自己盤根錯節的特殊利益，完全控制了蘇聯社會。這些官僚只需討好上級，其升遷榮辱與民眾沒有關係，造成了尖銳的干群矛盾，人民越來越把黨看成是異己力量，他們認為，現階段的黨是升官發財的跳板，但決不是按照思想觀念聯合起來的最優秀分子的組織。這種官僚體制逐漸成為蘇聯進一步改革技可怕的障礙。可見，在長期的國家權力高度集中的經濟體制下，官僚階層已經成為了一個力量強大的利益集團，他們在事實上擁有決定社會改革的權力，並享有在這種體制下的若干巨大權益，這一集團對於改革的態度，也是任何一個主張改革的政治家必須認真對待的事情。　　經濟改革對蘇聯長期以來實行的高度集中的計劃命令式的經濟管理體制沒有根本的觸動，沒有解決蘇聯經濟如何持續增長這一實質性問題，到70年代後半期，蘇聯的經濟體制不適應生產力發展要求的弊端暴露得日益充分。究其原因：其一，理論上對於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市場機制調節經濟的作用缺乏認識，勃列日涅夫比赫魯曉夫倒退了一大步。對任何主張利用市場關係的觀點都加以痛斥，在市場和所有制關係問題上沒有突破，在其執政後期還組織了對東歐國家「社會市場經濟」理論的批判，還加強了意識形態方面的控制，出現了「持不同政見者」這樣的名詞，對這些人監控、流放，甚至送進精神病院。從而阻遏了對社會主義新經濟體制的進一步探索。其二，實踐上由於「新經濟體制」的實行，面對所出現的片面追求利潤、忽視產品質量、盲目濫發獎金，不顧國家和人民的長遠利益等等問題，沒能找出有效的解決辦法，害怕改革會引發新的社會矛盾，影響社會穩定，動搖其權力基礎，因而改革逐步收縮，出台的改革措施被取消，很快被俄國歷史上最盛行的無所不在的行政命令和官僚主義的管理作風和管理方法所取代，致使經濟體制改革半途而廢。其三，蘇聯經濟的增長基本上是粗放式的，增長質量並不高，加上蘇聯對興起於20世紀70年代的新科技革命反應較為緩慢，沒有採取相應的應對措施，到80年代初，蘇聯與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經濟和技術發展水平方面的差距不但沒有縮小，反而逐漸拉大了，蘇聯開始孕育深刻的社會政治經濟危機，為後來的劇變和解體埋下了伏筆。不難看出，改革既要敢闖敢幹，敢於邁開步伐，迎艱克難，更要敢於探索，進行理論創新，放眼世界，把握時代潮流。要加強宏觀思考和頂層設計，更加註重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同時也要繼續鼓勵大膽試驗、大膽突破，不斷把改革引向深入。　　勃列日涅夫執政後期，片面發展軍事工業造成的畸形經濟結構，依舊高度集中的政治經濟體制已經嚴重阻礙了蘇聯社會經濟的發展。同時「冷戰意味者蘇維埃經濟和政治制度的全部缺點和弊病的無法遏制的、強有力的增長和加深。國家事實上變成了冷戰的工具，冷戰吞噬了國家幾乎80％的智力、思想、政治和物質資源。」龐大的軍費開支，延緩了蘇聯經濟的發展速度，蘇聯不得靠接受外債度日。沉重的外債包袱壓得蘇聯喘不過氣來，每年的負債率均超過國際公認的25％的警戒線，為了還債，要求人民勒緊褲帶緊縮消貧，增加農副產品和其他國內消費品出口，這樣不僅嚴重影響了國內經濟的正常發展，而且使本來就供應困難的群眾生活更為艱難，經濟危機日益加深，人民生活長期得不到改善，而且日益困難，這就引起廣大群眾對社會的強烈不滿，對政府失去信心。可見改革應當必須把改善人民生活作為重要內容，應當使改革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的惠及全體人民。　　在強大、繁榮的外表下，經濟停滯、衰退，社會矛盾日益尖銳，人民的不滿情緒與日俱增，蘇聯國家已經瀕臨危機的邊緣。繼勃列日涅夫之後，安德羅波夫與鍥爾年科都是暮年上台，他們在短暫的執政期內，都無法挽回蘇聯衰敗的趨勢。　　5.大廈崩塌——戈爾巴喬夫改革　　1985年，戈爾巴喬夫上台後，為改變國民經濟發展衰退的趨勢，維持蘇聯的超級大國地位，大聲疾呼要對國家進行根本性變革和改造，大力倡導「民主化」和「公開化」。　　1986年，蘇共二十七大通過了以根本變革經濟體製為主的改革綱領。會後又頒布了一系列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法令，開始逐漸向市場經濟過渡，制定了發展蘇聯社會經濟的「加速發展戰略」，重視科技進步對經濟的促進作用，並試圖以經濟管理方法代替行政命令。由於蘇聯受斯大林模式影響深重，已成積重難返之勢，各種阻力，困難重重，各項改革措施難以奏效，作用甚微。面對經濟改革的困境，戈爾巴喬夫倉促轉向政治體制改革，試圖以政治問題的解決推動經濟體制改革。1990年3月，第三次人民代表大會決定，修改憲法，取消蘇共法定的領導地位的條款，實行總統制和多黨制。戈爾巴喬夫提出用「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思想代替「科學社會主義」，而且逐漸背離了社會主義改革的道路，造成了黨內和社會上的思想混亂。由於蘇共執政後長期末能解決社會民主機制問題，在國家公開宣揚的原則與實際執行的政策之間產生了巨大的反差。在戈爾巴喬夫啟動改革之際，由於改革與公開化的過程中，原有體制下積累的矛盾一下於被揭露出來，與西方社會民主和繁榮的表象相比，社會主義體制顯得一無是處，蘇聯缺乏意識形態的號召力，人們的逆反心理極度膨脹，同時美國等西方國家則扛起了變革的大旗，人們更加傾向於擁抱西方式的民主制度，而戈爾巴喬夫的一系列言論為這種思潮的形成和泛濫提供了相當的推動力。他倡導的「民主化」和「公開性」，縱容思想多元化，使得黨內外各種反對勢力趁機崛起，成為難以控制的政治力量。同時，又推行政治多元化，實行多黨制，從根本上動搖了共產黨在國家政治體系中的領導地位。最終使得蘇聯這艘改革中的航船駛入了危機四伏的境地，整個社會陷入了失控狀態。國家政局不穩，經濟連年滑坡，思想領域極度混亂，民族問題，民族分裂愈演愈烈。隨著《蘇維埃主權共和國聯盟條約》的公布，「蘇維埃主權共和國聯盟」代替了「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蘇聯徹底陷入了絕境，不久「八一九」事件發生，它顯然無法挽救風雨飄搖的蘇聯社會主義大廈，隨即宣告失敗。而自此國家大權落入了以葉利欽為首的「激進民主派」手中，蘇共被排擠出政權，同時組織徹底瓦解，國家性質發生了質變。　　不可否認戈爾巴喬夫是一個有政治理想的改革家，但又是一個缺乏經驗，虎頭蛇尾的政治家。首先，他的改革方案脫離實際，過於粗糙，沒有一個詳細的、系統的規劃藍圖。改革是一個系統工程，必須堅持全面改革，在各項改革協同配合中推進。改革是一場深刻而全面的社會變革，每一項改革都會對其他改革產生重要影響，每一項改革又都需要其他改革協同配合。其次，改革的重心轉移過快，在經濟改革沒有取得一定成效的前提下，知難而退，缺乏堅定的改革決心與毅力，轉而倉促進行政治體制改革，造成全民政治熱情高漲，而反對派則群起攻擊，最後致使社會混亂，改革逐漸失去控制。其實只有社會穩定，改革發展才能不斷推進，因而必須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保持思想的統一，保持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繫，善於通過提出和貫徹正確的路線方針政策帶領人民前進，不斷深化改革。第三，改革步驟過急過快。改革是一項長期的、艱巨的、繁重的事業，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力幹下去，不能操之過急，需要循序漸進，在摸索中發展。因此，他領導的本欲使蘇聯擺脫困境的改革卻事與願違快速地導致了蘇聯的解體。1991年12月25日，飄揚了69年的蘇聯鐮刀鎚子紅旗從克里姆林宮上空降落，一個曾經在國際舞台上叱吒風雲的超級大國消失了。　　二，後事之師　　1.時代迴響——改革的大潮　　蘇聯在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曾取得了輝煌的成就，成為國際舞台上叱吒風雲的超級大國，最後卻解體了，這充分反映出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的複雜性，艱巨性和曲折性。蘇聯先後三次進行改革，試圖扭轉頹勢，促進社會經濟發展，緩和社會危機。而事實上，三次的改革的實質也正是要突破陳舊僵化的斯大浪模式，找到一條新的適合國情的發展道路。中國以及其它社會主義陣營的國家改革實質上也是這樣。然而蘇聯的三次重大改革，最終都以失敗告終，雖然期間也做出了一些成績，使蘇聯社會有所發展，但是小修小補的改革，或是完全背離科學社會主義方向的改革，都不能挽救受斯大林模式影響根深蒂固的蘇聯。雖然蘇聯社會主義大廈最終轟然崩塌，但它的三次改革，為世界社會主義國家的建設發展和改革提供了豐富的經驗和教訓，尤其對同樣作為社會主義國家的中國，一場轟轟烈烈的改革仍在如火如荼的進行之中。中國作為有著和蘇聯相近的社會背景，相同的意識形態信仰，相似的社會發展模式，選擇借鑒吸取蘇聯改革的部分成功經驗，反思蘇聯改革失敗亡黨亡國的慘痛教訓，對於我們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意義深遠。　　1949年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也面臨著與俄國十月革命後類似的大環境，既需要恢復歷經戰火摧殘的國民經濟，改善人民生活，又要徹底實現國家統一，肅清殘敵和鎮壓國內反動勢力。同時還要應對蔣介石殘部及美帝國主義等國外敵對勢力的封鎖包圍，武裝威脅。亟需像蘇聯一樣，迅速建設起強大的工業基礎以支撐新生的共和國。加之作為有著共同意識形態，一脈相承的社會主義國家，「一邊倒」學習蘇聯的建設經驗，自然順理成章。中國也通過一個五年計劃，迅速實現社會主義改造，優先發展重工業，並初步建立了系統的工業體系，取得了一系列成就。從1956年起正式邁上了社會主義道路，中國共產黨在八大上提出了「探索中國自己的社會主義建設路線」，提出了很好的建設思路。但是，由於「左」傾錯誤思想的影響，從1957年開始，出現了「長達二十年左的錯誤」，企圖通過階級鬥爭為綱的連續不斷的政治運動來改造小生產，擴大公有制範圍；通過思想改造來革了思想命，鬥私批修來抵制資產階級法權......以實現對傳統社會的改造，建立純而又純的社會主義社會。這些正確的設想並沒有得到貫徹實行，總體上仍然是將蘇聯的那一套高度集中的政治經濟體制斯大林模式機械的搬到中國，如：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一元化領導，忽視民主政治制度和法制建設，片面強調文化意識形態等等。也許對傳統社會的改造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更多的造成的是人們的不安定與社會的不穩定。雖然搬用蘇聯斯大林模式在社會主義建設的初期起過巨大作用，但也和蘇聯一樣付出了巨大的代價，而且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這種高度集中統一的發展模式，其僵化性和弊端日益突出，窒息了社會主義事業的勃勃生機，更阻礙了我國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因而突破這種高度集中的斯大林模式的改革顯得尤為必要和迫在眉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