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泰斗巴金

文學泰斗巴金 　 　　巴金原名李堯棠，生於四川成都一個官宦家庭。自幼在家延師讀書。五四運動中接受民主主義和無政府主義思潮。1927年赴法國，翌年在巴黎完成第一部中篇小說《滅亡》，以巴金為筆名發表後引起強烈反響。1928年冬回國，居上海，數年之間，著作有《新生》、《萌芽》和「愛情三部曲」《霧》、《雨》、《電》。1931年在《時報》上連載的長篇小說「激流三部曲」之一《家》，是作者的代表作，曾激動過幾代青年讀者的心靈，奠定了他在現代文學史上的重要地位。 1938年和1940年分別出版了長篇小說《春》和《秋》，完成了「激流三部曲」。1940年至1945年寫作了「抗戰三部曲」《火》。抗戰後期創作了中篇小說《憩園》和《第四病室》。1946年完成長篇小說《寒夜》。抗戰勝利後主要從事翻譯、編輯和出版工作。 　　解放後曾兩次赴朝鮮前線訪問，輯有《生活在英雄們中間》、《保衛和平的人們》兩本散文通訊集。「文革」中，遭到了殘酷的迫害。1978年起，在香港《大公報》連載散文《隨想錄》。由他倡議，1985年建立了中國現代文學館。他的著作被譯為多種文字。任中國作家協會主席、全國文聯副主席。 　　巴金是一個對政治缺乏「敏感」的書生。1948至1949年初，當解放戰爭的炮聲已經震耳欲聾，他依然在唱著他那「詛咒舊時代」的老調，埋頭而盡心盡職地做他的文藝雜誌編輯。因此，他關注的「社會現實」是：「小孩子在哭，中年的主婦在跟賣西瓜的人高聲論價，一個女性的帶病的聲音在乞討殘飯，一個老年人在咳嗽吐痰」；(《序跋集》)影響他此時思想判斷的是「寒夜」式「眼光」，「今天天氣的確冷得可怕，我左手邊攤開的一張《大公報》上就有著『全天在零度以下，兩天來收路屍一百多具』的標題」；(《〈寒夜〉再版後記》)而巴金精神世界的主旋律，仍然是俄國革命黨人和法國民主知識分子反抗王權與爭取個性自由的思想傳統。 　　1948年前後的上海，為讀者攝下的是巴金全身心投入雜誌編輯和校對工作時的「身影」。他留在歷史鍵盤上的「聲音」，也是巴金所獨有的，帶有巴金式的姿態和氣味：1948年4月29日，他在致一位友人的信中說：「現在上海很少有書店願意接印新稿(要是長篇，趙家壁還肯接印)唯一原因是排印新書，難有賺錢希望。肯出適當價錢買版稅的，可說是沒有。」當年5月5日，致沙汀的書說：「您問起去年二月以後您的版稅結過沒有，這事情我已打電話到書店去查問過了。據說您的書已早售完，去年二月的版稅是舊版書的最後一次版稅。《淘金記》、《還鄉記》都是去年年底重印的。書店會計部另有回信寄給您。」……再查巴金1949年6月至8月的書信，向人告知的也多是「編輯」、「寫作」與「人事」方面的苦惱。(《巴金書信集》) 　　縱觀巴金一生的思想追求，上述文字難免給人「世俗」的、同時也非常真實的印象。那場決定著民族生死命運和前途的戰爭，對巴金好像沒有太大的觸動。當上海已經「城破」，濃厚、刺鼻的硝煙還在街道上到處瀰漫時，他關心的卻是文學作品的出版問題，是「版稅」、「寫稿」、「人事糾紛」和其他一些看似瑣碎的編輯業務。然而，它們卻透露出了一個重要信息：1948年前後的巴金，仍然是一個視文學如生命的作家。事實上，巴金一生都是以一個勤奮的「作家」和態度誠懇負責的「編輯」的形象，留在中國現代文學史厚厚的大書中的。這是他給自己、也是歷史給予他的「定位」——只不過在50至70年代暫時「偏離」了一段時間而已。當然這是後話。我們關心的仍然是：就這時巴金真實的心態和處境看，在歷史的「轉折」關頭，他是怎樣安排與籌劃自己的文化命運的？而這種「安排」與「籌劃」，他對現實所採取的應對態度，對一代作家未來的命運究竟會意味著什麼？巴金是自覺地投入大革命的懷抱，真心誠意地選擇了歷史的嗎？如果不是，那它又顯示了怎樣一種思想命題？這些問題，都值得我們今天重新去思考和研究。　 在上海選編十卷本《巴金選集》（1982年） 　　讓我們再把「鏡頭」搖回到1948年。需要指出的是，他畢竟不是一個悲觀的宿命論者，「早給千百萬讀者留下深刻印象的巴金，他才四十五歲。如果人生以百年計，無疑這是他一生中最佳的年齡」。而且與魯迅、郭沫若和茅盾等人相比，巴金為人和作文都要「單純」得多。解放軍進入市區之前，就有人勸他移居海外。但當年5月的某天，一位「不速之客」的突然到來，無意之中卻調整了巴金稍感不安的心靈的「天平」：「有個戴著眼鏡穿著解放軍制服的中年瘦個子來霞飛坊五十九號，他徑自跑到樓上巴金家中，用雙手緊握住巴金的手不放。原來他不是別人，正是巴金在1934年認識的在魯迅身邊工作過的黃源。」(徐開壘《巴金傳》) 　　黃源是在抗戰中參加新四軍的，他現在的身份是上海軍管會文藝處的負責人。如果說巴金對經過土地革命和抗日故爭、解放戰爭，從山溝里走出來的中國共產黨還比較陌生的話，那麼他卻非常熟悉老朋友黃源。在某種意義上，黃源對巴金就是1948年的中國共產黨人，他是一個既具體又親切可信的存在。他就是一個無形的「資信」。正如魯迅是通過瞿秋白、馮雪峰、胡風等左翼文人認識了中國共產黨一樣，巴金也通過文壇老友黃源認識了一個新的時代。翻讀巴金這一時期的文章，這一漸漸培養起來的「信任感」，給人留下了十分觸目的「印象」。在《一封未寄的信中》，他第一次稱那些黨員作家為「朋友」，他說：「我稱你們做朋友，你們也許不認識我」，「雖然我叫不出你們每個人的名字」，「可是站在你們旁邊，我沒有一點陌生的感覺。」 　　他也學會了用這樣的詞語表達自己的感情：「我從中國的上海來。上海，這個國際聞名的城市，肩人稱它是罪惡的城市，有人稱它是冒險家的樂園」，「在這裡小孩挨餓，婦女受辱」，「勞動力毫無原因地被浪費，被糟蹋。這就是帝國主義一百年來的成就。」(《巴金選集》第九卷)他甚至還勸老友與人談談自己的「思想問題」。(《巴金書信集》) 　　顯然，在一個有自由主義色彩的作家和編輯身上發生的「轉變」，的確是「快」了一點，因為它中間缺少必要的「過渡」和「鋪墊」——然而，這就是巴金——一個「投之以李、報之以桃」的大好人。像他筆下的覺慧一樣，他胸無城府，心靈有如藍天一般透明；又像他的沒有審視距離、也不懂得敘述遊戲的小說，他的愛和恨，對人從來都不設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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