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大千與溥心畬:民國畫壇南北相望的雙子星

文/朱萬章

張大千和溥心畬都是上世紀中國山水畫壇的風雲人物。二十世紀前期，他們在藝術上的探索及其所取得的成就，於近代中國繪畫史上寫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二人自從在1928年經近代詩人陳三立(1853-1937)引見在北京相識後，便開始了長達近半個世紀的交遊。但他們的名字真正連在一起、代表了當時中國山水畫壇最高成就則是在上個世紀三十年代的事。

當是時，傳統繪畫大師陳師曾於1923年去世後，中國主流畫壇派別分歧。各家各派多各樹一幟，群龍無首。此時，北京之溥心畬自戒壇回到城中，出手驚人，儼然馬遠、夏圭風貌，頗具古典氣質，因而名聲鵲起。而此時張大千二十餘歲，剛剛從日本回國，嶄露頭角。兩人天賦極高，各擅勝場，但其身世卻迥異。

上圖：1941年張大千在重慶。

下圖：上世紀二十年代末，溥儒在恭王府蝠廳前留影。

張大千出生布衣，經歷坎坷，所以自稱「蜀（俗）客」、「大千居士」，而溥心畬是道光皇帝的曾孫，曾留學德國，一出生即是皇親貴胃，所以有印曰「舊王孫」。但兩人在山水畫方面的造詣卻是異曲同工。

他們中一個主南宗，兼寫北宗；一個主北宗，偶寫南宗。一個寫山水亂頭粗服，一個則雍容富貴；從地域上，他們一個是南方人，一個是北方人。

左圖：張大千五色荷花

右圖：溥 儒 瑞卉仙葩

基於此，1935年8月，北京琉璃廠集萃山房的經理周殿侯首先提出「南張北溥」之說。隨後，畫家于非闇寫下了一篇《南張北溥》的短文，發表在《北平晨報》之畫刊，文中寫道，

「張八爺（指大千）是寫狀野逸的，溥二爺（指心畬）是圖華貴的。論入手，二爺高於八爺；論風流，八爺未必不如二爺。南張北溥，在晚近的畫壇上，似乎比南陳北崔、南湯北戴還要高一點兒……」。

「南陳（陳洪綬）北崔（崔子忠）」、「南湯（湯貽芬）北戴（戴熙）」分別是明清時期南北並駕齊驅的畫壇領軍人物，將張大千、溥心畬與他們相提並論，甚至說比他們「還要高一點兒」，說明二人在當時的地位。另一位署名「看雲樓主」的也在《網師園讀畫小記》中稱，

「海內以畫名者眾矣，求其天分高而功力深者，當推張大千、溥心畬二家……大抵心畬高超，而大千奇古；心畬蕭疏，而大千奔放」。

左圖：張大千 長生殿

右圖：溥 儒 漢苑圖

從此，「南張北溥」之名不脛而走。雖然這種稱謂最初也許只是出於商業目的的需要，但隨著二人在中國主流畫壇的影響及在畫壇地位的確立，最終使他們無可置疑地成為這一時期中國山水畫壇的兩座重鎮。

「渡海三家」黃君璧、張大千、溥心畬。

張大千和溥心畬都是傳統的中國文人。他們在詩詞、書畫方面有很深的造詣，而且都有詩詞、文集行世。在繪畫方面，他們都能將傳統文人所高揚的筆情墨趣與思想情感通過高山流水、茂林修竹、溪山高逸、丹楓古寺、群峰積雪、深山藏寺等傳統形式表現出來，具典型的文人畫格調。

陳師曾在《文人畫的價值》一文中談到「文人畫」時說，所謂文人畫，「就是畫裡面帶有文人的性質，含有文人的趣味，不專在畫裡面考究藝術上的工夫，必定是畫之外有許多的文人的思想，看了這一幅畫，必定使人有無窮的感想」。在兩人的畫作（尤其是山水畫）中，我們看到了這種離現代人已經有些遙遠的文人趣味，如張大千的《望坡岩圖》、《仿大滌子筆意圖》、《荷花蜻蜓圖》、《東坡笠屐圖、《薛濤制箋圖》》和溥心畬的《鮑照詩意圖》、《對弈圖》、《尚友圖》、《巨峰瓊樓圖》等，傳統文人那種寄情山水、借喻人物、依託花鳥來抒寫胸中臆氣的品格得到生動再現。所謂畫是無聲詩，詩是有聲畫，畫中有詩，詩中有畫，他們的繪畫及其題詩便是文人畫的典型範例。

1945年，張大千、溥儒合作遠山秋樹。

也正因為如此，當1963年溥心畬在台北作古時，當時海外媒體稱之為「文人畫的最後一筆」；而二十年後，張大千亦在台灣仙逝，台灣著名作家高陽也說：「中國傳統文人畫的典型，從此而絕」，足見兩人代表的正是現代傳統文人畫的典範。

「南張北溥」並駕齊驅的鼎盛時期是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中期，四十年代後，「北溥」的名聲開始式弱，而「南張」因為藝術的創新則如日中天。五十年代後，「北溥」僻居台島，「南張」壯遊歐美。前者繼續堅守傳統，仍然秦時明月漢時關，幾乎銷聲匿跡；後者則不斷銳意變革，毅然古道西風，別開生面，在中西畫壇樹立一面旗幟。很顯而易見的結局就是，「北溥」成為傳統畫家的典範，而「南張」則成為繼往開來的一代宗師。

在題材方面，張大千山水、仕女、花卉、竹石、書法無不精工，尤其仕女、荷花一道，工筆、寫意兼善，出神入化，近代畫家中幾無可出其右者，甚至被譽為「五百年來第一人」。晚年更擅長潑彩山水，將中國畫中潑墨大寫意與西洋技法融為一體，為國畫的創新開闢了蹊徑；而溥心畬于山水之外，偶擅花鳥、書法，題材與藝術形式則仍然保持了原來模式，這種相對單一與守舊的藝術使其最終難與「南張」相匹敵。應該說，三十年代是「南張北溥」的輝煌時代，在此之後，「北溥」逐漸要遜「南張」一籌。

張大千 夏日山居

如今，張大千和溥心畬已成為中國近代繪畫史上的一座里程碑。關於「南張北溥」的提法已成前塵往事。但他們所高揚的文人畫傳統，仍然成為當代中國畫創作的一種境界。即使在今後若干年，這種傳統依然具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

（ 原載《文史雜誌》2006年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