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是怎樣評價陳獨秀的？
任北京大學文科學長時的陳獨秀（1917年）
今年是五四運動90周年。經過反帝反封建的五四愛國運動，馬克思主義在中國迅速而廣泛地傳播開來，中國的先進分子不斷地成長為馬克思主義者，這為中國共產黨的創建做了思想和幹部上的準備。對於陳獨秀在五四運動中的地位和作用，毛澤東做過充分的肯定，並指出：「將來我們修中國歷史，要講一講他的功勞」——
郭德宏
今年是五四運動爆發90周年。多年來，對於五四運動的領導者，學術界一直有不同的看法。有的認為是李大釗，有的認為是陳獨秀和李大釗，有的認為是資產階級革命派，有的認為這場運動完全是自發的。但毛澤東在上世紀40年代曾先後兩次明確指出，陳獨秀是「五四運動的總司令」和「五四運動時期的總司令」：1942年3月30日，他在《如何學習中共黨史》的講話中說：「陳獨秀是五四運動的總司令。」（《毛澤東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3頁）1945年4月21日，他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工作方針》的報告中又說：陳獨秀這個人「他是有過功勞的。他是五四運動時期的總司令，整個運動實際上是他領導的，他與周圍的一群人，如李大釗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毛澤東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4頁）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後，毛澤東視察安慶時還稱讚過陳獨秀早期對傳播馬列主義是有貢獻的，後期犯了錯誤，類似俄國的普列漢諾夫。由此可見，毛澤東對陳獨秀在五四運動中的地位和作用是充分肯定的。毛澤東的上述兩次講話，所說的時間範圍是不同的。第一次說陳獨秀是「五四運動的總司令」，具體指的是五四運動。第二次講話說陳獨秀是「五四運動時期的總司令」，則不僅是指五四運動本身，還把五四運動前後的新文化運動及中國共產黨的成立都包括進去了，即陳獨秀不僅是「五四運動的總司令」，還是從新文化運動到中國共產黨的成立那個時期的總司令。那麼，毛澤東為什麼把陳獨秀譽為五四運動以至整個五四運動時期的「總司令」呢？筆者認為，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原因。
陳獨秀在國民黨獄中為劉海粟寫的對聯：「行無愧怍心常坦，身處艱難氣若虹」（1935年秋）。
由陳獨秀髮起的新文化運動，為五四運動奠定了思想基礎
1915年9月15日，陳獨秀主編的《青年》雜誌創刊（1916年9月1日改名為《新青年》），其發刊詞《敬告青年》是一篇向舊思想、舊道德和舊文化宣戰的戰鬥檄文。在這篇戰鬥檄文中，陳獨秀豎起了民主和科學兩面大旗，說：「國人而欲脫蒙昧時代，羞為淺化之民也，則急起直追，當以科學與人權並重。」（《陳獨秀文章選編》上冊，三聯書店1984年版，第78頁）所謂科學，就是要崇尚理性，尊重事物的發展規律，反對迷信和愚昧；所謂人權就是民主，要提倡個性的解放，摒棄「忠孝節義」的吃人禮教，反對封建倫理道德的專制統治，實現政治、經濟、宗教和婦女的解放。他說，為了國家之振興，社會之進步，必須造就一代「新鮮活潑之青年」，即「新青年」。這種新青年有六條標準，即自主的而非奴隸的，進步的而非保守的，進取的而非退隱的，世界的而非鎖國的，實利的而非虛文的，科學的而非想像的。1919年１月，陳獨秀在《本志罪案之答辯書》中更加旗幟鮮明地提出：我們要「擁護那德謨克拉西（Democracy）和賽因斯（Science）兩位先生」，「只有這兩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國政治上、道德上、學術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陳獨秀文章選編》上冊，三聯書店1984年版，第317、318頁）。
陳獨秀的這些思想，真是振聾發聵，石破天驚！於是以《新青年》雜誌為核心，迅速地在全國掀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新文化運動。這場運動以民主、科學為旗幟，向腐朽的中國傳統封建文化發起了猛烈的衝擊，由此引發了一場倫理革命、教育革命、文學革命，使中國的思想界特別是青年學生解除了思想的禁錮，來了一次思想的大解放。五四運動的發生，正是這次思想解放運動的重大成果。陳獨秀和《新青年》雜誌，為五四運動培育出了一大批骨幹力量由於陳獨秀和《新青年》雜誌在當時有著崇高的威望和廣泛的影響，所以很快吸引了全國一大批先進的青年。1936年毛澤東在同斯諾的談話中，說他在師範上學的時候，就開始讀《新青年》雜誌，「非常佩服胡適和陳獨秀的文章」，把他們作為自己的「楷模」，陳獨秀對他的影響「也許比其他任何人的影響都大」（《毛澤東自述》，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0、31、37頁）。周士釗在回憶中也說：毛澤東是當時最熱愛《新青年》的讀者之一，「有很長一段時間，每天除上課閱報之外，看書，看《新青年》；談話，談《新青年》；思考，也思考《新青年》上所提出的問題。他完全同意《新青年》的論點」（張允侯等編《五四時期的社團》第2冊，三聯書店1979年版，第90頁），並於1918年4月醞釀成立了「新民學會」。像毛澤東這樣在《新青年》影響下成長起來的先進的青年人，在全國各地有一大批。他們在《新青年》的影響下成立的社團和創辦的報刊，如雨後春筍，紛紛出現。例如，北大學生許德珩等成立了國民社，創辦了《國民》雜誌；傅斯年和羅家倫等人成立了新潮社，創辦了《新潮》雜誌；周恩來等人在天津成立了覺悟社，創辦了《覺悟》雜誌，等等。這批先進青年和社團、報刊，在各地的五四運動中都起了重要的作用。如果沒有他們的領導和帶動，五四運動是很難在那麼短的時間內就形成一場偉大的群眾運動的。
陳獨秀是五四運動的思想指導者和精神領袖，在很多問題上具體指導了運動的進行
1919年5月4日五四運動的發生，是由於中國外交代表在巴黎和會上的失敗，中國人民「公理戰勝強權」幻想的破滅而引起的。而這種幻想的破滅，與陳獨秀1918年12月22日和李大釗共同創辦的專門報道評論巴黎和會與山東問題、推動政治運動的刊物——《每周評論》分不開的。在發刊詞中，陳獨秀明確提出《每周評論》的主旨，「就是『主張公理，反對強權』八個大字」（《陳獨秀文章選編》上冊，三聯書店1984年版，第304頁）。在這個刊物上，陳獨秀髮表了大量很有戰鬥力的文章。12月29日，陳獨秀明確提出歐戰後東洋民族的兩大「覺悟與要求」：對外，「是人類平等主義，是要歐美人拋棄從來歧視顏色人種的偏見」；對內，「是拋棄軍國主義，不許軍閥把持政權」（《歐戰後東洋民族之覺悟及要求》，《陳獨秀文章選編》上冊，三聯書店1984年版，第304頁）。這實際上是豎起了後來成為五四運動綱領的兩面旗幟，即反帝、反封建。1919年1月19日，陳獨秀又在《除三害》中提出了進行國內鬥爭的具體方式：一是「要有相當規模的示威運動」；二是「社會中堅分子，應該挺身出頭，組織有政見的有良心的依賴國民為後援的政黨」（《陳獨秀文章選編》上冊，三聯書店1984年版，第326頁）。5月4日前夕，當得知5月4日當天將有學生示威遊行的行動時，陳獨秀立即在當天出版的《每周評論》上發表《兩個和會都無用》的戰鬥檄文，尖銳地指出：「巴黎的和會，各國都重在本國的權利，什麼公理，什麼永久和平，什麼威爾遜總統十四條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話。……非全世界的人民都站起來直接解決不可」（《陳獨秀文章選編》上冊，三聯書店1984年版，第397頁）。這實際上是發出了五四運動的動員令。「要有相當規模的示威運動」，非人民「站起來直接解決不可」等號召，在當時都極具政治號召力。
五四運動發生後，陳獨秀立即投入了這場運動，和蔡元培、李大釗等人一起，努力引導運動的正常進行和深入發展。從5月4日至6月上旬，他一個月發表了7篇文章和33篇《隨感錄》。5月11日，他針對學生運動只注重罷免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三個賣國賊的情況，列數政府從21條以來的一系列賣國行為，指出鬥爭矛頭不能僅僅指向這三個賣國賊，更應指向造成這些「根本罪惡」的北京政府。並明確指出：「我們中國現在有什麼力量抵抗外人？全靠國民團結一致的愛國心」（《對日外交的根本罪惡——造成這根本罪惡的人是誰》，《陳獨秀文章選編》上冊，三聯書店1984年版，第400頁）。5月18日，他針對北京的運動只是局限在學生階層和某些人把民族鬥爭視為山東一省問題的錯誤認識，又號召全民起來奮鬥。（《為山東問題敬告各方面》，《陳獨秀文章選編》上冊，三聯書店1984年版，第402－403頁）5月26日，他針對反動當局不斷鎮壓和逮捕學生，而運動中又出現妥協和厭倦傾向的情況，指出國民「應該有兩種徹底的覺悟」：「（一）不能單純依賴公理的覺悟。（二）不能讓少數人壟斷政權的覺悟。」並提出了「強力擁護公理」、「平民征服政府」的鮮明有力的戰鬥口號。（《山東問題與國民覺悟》，《陳獨秀文章選編》上冊，三聯書店1984年版，第410頁）6月9日，為了推動運動進一步深入，陳獨秀竟親自起草《北京市民宣言》傳單，印成中英兩種文字，於11日親自到鬧市區散發，結果被捕。在這個《宣言》中，陳獨秀明確地提出了五條「最低要求」，不僅要收復山東權利，並且「取消民國四年七年兩次密約」；不僅免除曹、章、陸三個賣國賊，還要免除掌握當時暴力專政機關的徐樹錚等人的官職，「取消步兵統領及警備司令部兩機關」，「北京保安隊改由市民組織」，「市民須有絕對集會言論自由權」（《陳獨秀文章選編》上冊，三聯書店1984年版，第425頁），充分表現出反日和反對封建專制統治的徹底性。
陳獨秀的被捕，在全國引起很大的反響。7月，毛澤東在《湘江評論》創刊號就發表《陳獨秀之被捕及營救》一文，對陳獨秀的被捕表示強烈的抗議，熱情讚揚陳獨秀「為思想界的明星」，並高喊「我祝陳君萬歲！我祝陳君至堅至高精神萬歲！」（《陳獨秀之被捕及營救》，《毛澤東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275－276頁）這都有力地說明，陳獨秀在五四運動中是起了領導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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