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前瞻】蔣昌建 曹逸帆：認知學角度下的擬態環境和中國同南亞地區合作

作者分系復旦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副教授；復旦大學發展研究院中美友好互信合作研究計劃研究員

【關鍵詞】軟實力 公共外交 擬態環境 南亞地區合作 「一帶一路」

內容提要

本文就目前中國與南亞地區合作關係展開分析，旨在通過對「擬態環境」影響機制的分析，來尋找改善「一帶一路」框架下中國同南亞地區合作關係的途徑。「擬態環境」對合作關係的影響主要分為積極引導和誤導兩個方面，「積極引導」中筆者採用了中國與巴基斯坦、孟加拉國兩國的關係進行了詳細案例說明，「誤導」主要是以中國和印度之間的關係作為背景展開闡述。最終得出的探索路徑包括:繼續發揮「擬態環境」對於中巴關係的積極引導作用，著力消除「擬態環境」對中印關係的誤導作用，加強南亞其他國家「擬態環境」的構建，加強對學界、智庫和媒體的公共外交，營造有利的輿論環境。

南亞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經濟增長最快的地區之一，加之地理位置緊鄰中國，與南亞地區保持良好的合作關係有助於中國國內安全及經濟可持續發展。中國特別注重與南亞國家的戰略合作，並主動加強溝通以增進政治互信，雙方高層交往頻繁，例如中巴建立了全天候戰略合作夥伴關係，中印也建立了戰略合作夥伴關係。中國同時也將南亞地區作為「一帶一路」倡議推進的重點地區。「一帶一路」倡議一經提出，中國與南亞地區諸國的合作關係也受到了普通民眾的高度重視。

但是，由於宗教的多元化、社會異質性以及文化的包容性程度不一，加上歷史因素和地緣政治現實，南亞地區各個國家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發展狀況存在較大的差異，與此相應，這個地區不同國家之間的關係，以及南亞國家與中國的關係都處於相對複雜的狀態。「一帶一路」倡議背景下，中國與南亞地區之間的合作也被這種複雜關係所影響，而人們對於這一複雜關係的認識，以及在其基礎上形成的相關輿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大眾傳播媒介的影響。而作為普通民眾形成相關認知的主要渠道的大眾傳播媒介,在一定程度上並沒有起到客觀報道、增進了解、推動合作與交往的作用。

特別是南亞地區主導性國家印度對「一帶一路」倡議響應並不積極，而且在戰略層面上存有很大疑慮。２０１６年，「一帶一路」建設已經初步完成規劃和布局,逐漸向落地生根、深耕細作和持久發展的階段邁進。２０１７年５月，在北京舉行的「『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正是這一轉變進程的重要里程碑，但印度缺席了本次峰會。而且印度國內主要媒體在為何沒有派出官方代表團的相關報道中，普遍強調「一帶一路」將鞏固中國在亞洲的優勢，壓縮鄰國的戰略空間，從而引發周邊國家的恐慌,印度官員在接受媒體採訪時，不約而同地強調涉及克什米爾地區的「中巴經濟走廊」是對印度領土和主權完整的侵犯。印度媒體的報道在很大程度上傳播了政治精英和知識精英對於「一帶一路」倡議的認知，使得信息不對稱的普通民眾在對「一帶一路」倡議的認知上進一步被誤導，從而阻礙中國與印度以及其他地區國家在「一帶一路」框架下的合作。

從上述事例可以看出，在「一帶一路」倡議背景及建設現狀下，除了基礎設施建設、貿易合作及資本投資等「硬實力」因素對南亞國家與中國的合作影響作用較大外，包括宗教、意識形態、歷史刻板印象等因素作用的大眾傳播媒介所構建的輿論環境，即「軟實力」因素相關影響不可小覷。因此，從擬態環境入手，深入探討如何通過軟實力影響南亞地區國家公共輿論對「一帶一路」倡議的推行和實施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

1軟實力理論框架下「擬態環境」與認知的關係

約瑟夫.奈認為，軟實力是「通過吸引而不是強制或者收買來得到你所希望的能力。軟實力源於一個國家文化、政治理念和政策的吸引力。當我們的政策在別人看來具有合法性的時候，我們的軟實力就會獲得增長」。軟實力的目標在於，通過吸引而不是強迫，令其他人希望得到你所希望的結果。

與硬實力相對，軟實力的作用在於「塑造他人的偏好」。奈強調，如果能將具有吸引力的軟實力加入你的工具箱，那麼，你將能夠節約胡蘿蔔和大棒。通過建立長期的關係，影響對象國的決策環境，軟實力能夠促進一國的公共外交。在奈看來，公共外交是實現軟實力的重要手段，兩者之間有一種內在的、相互依賴的關係。

通過與其他國家公民的交流，從而鼓舞和影響外國受眾，促進本國利益，實現外交政策目標。包括教育交流計劃、國際交流訪問計劃、語言訓練、文化交流、廣播和電視傳播、互聯網站等。公共外交目標在於塑造一國的形象和聲譽，從而影響對象國公眾的態度。

在軟實力理論框架下，公共外交影響對象國公眾態度的直接方式就是影響公眾輿論。研究公共外交實際上就是研究軟實力是如何影響、告知和經營外國公眾的。古德史密斯(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Ｅ.Ｇｏｌｄｓｍｉｔｈ)和堀內(ＹｕｓａｋｕＨｏｒｉｕｃｈｉ)為了檢驗軟實力對於國際關係是否重要，對象國關於他國外交政策的公共輿論是否影響這些國家的外交政策行為，就５８個國家對美國外交政策的公共輿論進行了回歸分析，發現這些國家對於美國外交政策的公共輿論確實影響這些國家對於美國的政策。

而且，如果美國外交政策對於這些國家公眾的影響顯著，公眾輿論對外交政策的影響則是巨大且強勁的。研究同時發現，考察國家的領導人在權衡、決策時，確實注意傾聽本國公眾的態度和意見，因為他們的決定有可能引發公眾關注甚至反對，從而影響本屆政府的合法性。在此基礎上，古德史密斯和堀內強調，應當重視軟實力和公共外交在影響對象國輿論、塑造本國積極國家形象方面的重要作用。

基於Ｗｅｂ２.０思想和技術為基礎的社交媒體的出現和擴展，個體行動能力被再造。個人通過社交媒體，在信息製造、發布和傳播上打破了先前由國家及其機構壟斷的傳統局面。人與人之間分享、合作和協調一致行動的能力，突破了過去交易成本的限制，個人影響社會發展進程的主動權被大大加強了。各國社會的無組織群體正在通過社交媒體進行「再組織化」，甚至呈現出一種超越組織的力量。因而，媒體的五種政治功能——信息供給、議程設定、公共監督、政治動員和政權合法化——對於一國外交政策的影響力進一步增強。在此種背景下，為了更好地分析媒體影響公共輿論的路徑，在外交實踐中減少消極影響、增加積極影響，本文引入擬態環境的概念。

(一)「擬態環境」與認知的關係

擬態環境的概念最先由李普曼提出，他認為「真實面對的現實環境實在是太龐大、太複雜、太短暫了,我們不得不在能夠駕馭它之前使用比較簡單的方法對它進行重構」，「為此每個人的行為依據都不是直接而確鑿的知識，而是他自己製作的或者別人給他的圖像」，「他人腦海中的圖像就是他們的輿論」，「而報紙必然地、不可避免地反映著因此也或多或少地調節著輿論的強度。」

在李普曼看來，像報紙這樣的大眾傳播媒介通過製作給受眾的圖像，就是在人和客觀環境之間楔進一個「擬態環境」。可見，擬態環境理論強調，傳播媒介在為大眾提示環境信息時會受到多重因素的影響，其中包括傳播者以及受眾的認知水平、二者的價值觀念以及外界其他控制因素等，也正是由於這些影響因素，使得擬態環境與現實環境存在一定的差距。

從另一個角度看，由於人們對於很多事物及信息的了解程度很低,甚至與這些事物及信息的現實環境存在著脫離的現象，也就是說有一部分世界是人們接觸不到、見識不到和想像不到的，因此想要了解這個世界就會非常依賴大眾傳播媒介。

而媒介又被稱作人體的延伸，即普通受眾在很多情況下都是通過媒介來觀察和了解事物或信息的，只有藉助媒介的延伸作用，才能夠間接性地想像和接觸那些原本接觸不到的實體世界。一般來說，觀察和了解本身就有思維在參與，思維是個體化的，進而導致受眾在面對事物或信息時受自我意識及客觀環境的雙重影響，因此說大眾傳播媒介並不像鏡子一般對現實環境進行反映。

大眾傳播媒介所構造出的「擬態環境」無法等同於現實環境。當人們習慣性地接收大眾傳播媒介傳播的信息時，大眾傳播媒介就可以依據自身認知來對現實環境內的信息進行選擇與加工，傳播給受眾，進而直接引導和影響受眾的認知。因此，可以說「擬態環境」與人類認知是相互作用和相互影響的(見圖１)。

因為「擬態環境」的形成和發展，人們對於事物、事件的相應行為開始變得不一定是客觀現實的反映，因為受眾認知的環境發生了變化，由真實的現實環境變成了大眾傳播媒介傳播及塑造形成的擬態環境。但是,受眾的行動卻不是擬態行動，而是實際行為，因此產生的結果也會直接作用於現實環境，而不是擬態環境。所以，無論是大眾傳播媒介還是普通受眾在利用「擬態環境」時，一定要讓它有助於對現實環境更好的理解和把握，千萬不能讓「擬態環境」替代現實環境。

應用於本研究亦是如此，普通受眾對於中國同南亞地區的合作事宜及信息並不了解，因此對於二者之間合作關係的認知基本都是來源於大眾傳播媒介構建的「擬態環境」，而這種擬態環境是媒介傳播者通過對中國同南亞地區的現實合作環境進行選擇和加工後重新構造的。假設普通受眾日復一日地接收這些重新構造的信息環境，那麼其認知必然會受到傳播者的引導。

(二)多元媒體時代下「擬態環境」的特點

大眾傳播媒介構建擬態環境的作用，我們要重視，尤其是現在大眾傳播媒介已經進入多媒體時代。這個時代的特性決定了，它對人們的認知和輿論的影響更大更深，進而對國家的政策和國家間關係影響更大更深。根據最新的一項報告，在網民人口為世界第一的中國，國際輿論場已經從傳統媒體轉向社交媒體。

而在印度，最新一項報告表明，儘管網路媒體、自媒體及社交媒體尚不能與傳統媒體平分秋色，傳統媒體遠超過其他類型媒體佔據主要地位，但網民人口為世界第二的印度在線媒體和新媒體發展迅速，從社交媒體來看，網民使用社交媒體相較中國而言更為多元。ＷｈａｔｓＡｐｐ為印度目前使用人數最多的社交軟體，覆蓋約９６％的智能手機用戶。臉書(Ｆａｃｅｂｏｏｋ)則是僅次於ＷｈａｔｓＡｐｐ的印度第二大社交軟體,網民覆蓋率５０％以上。

其他在印度流行的社交媒體還有推特、Ｉｎｓｔａｇｒａｍ(圖片社交平台)、Ｐｉｎｔｅｒｅｓｔ(圖片社交平台)、Ｑｕｏｒａ(問答網站)、Ｓｎａｐｃｈａｔ(照片分享)等。在印度的國際輿論場中，新媒體對受眾輿論的影響，特別是城市受眾輿論的影響不可低估。

同樣，這些年臉書(Ｆａｃｅｂｏｏｋ)、推特(Ｔｗｉｔｔｅｒ)、Ｓｋｙｐｅ、Ｉｎｓｔａｇｒａｍ等社交媒體在巴基斯坦也得到迅速發展，人們熱衷在社交媒體上分享自己的意見、經歷、建議和在一些問題上的反饋等。所以，要了解虛擬環境的構建對「一帶一路」倡議實踐的影響，我們應全面了解多元媒體時代下「擬態環境」的一些特點。

首先，傳播主體的大眾性，使得擬態環境構建主體多元化。多元媒體使公眾擁有一條可自由表達訴求、充分闡釋個體思想的虛擬化渠道,它確保任一個人皆可同時具有「旁觀方」以及「當事人」等不同的身份且可自行自由轉換，最大限度地揭示出公眾精神力量的內涵與外延。

換言之，多元媒體時代下以擬態環境為對象展開的重構，重點表現為對傳播主體自由切換的把控上。這一層面的主體傳播的自主性對照常態下的擬態環境而言，無疑為現實環境中的群眾個體提供了更多掌握並了解客觀現實、建設常態民主輿論氛圍的有效途徑，為擬態環境實現平民化與普及化傳播奠定了紮實的基礎。

在多元媒體時代信息流比較大，並且信息流的流向以及相應的流量不容易掌握。受眾獲得同一個信息的途徑存在較大的差異性，不像之前那樣傳播媒介比較單一。當前是信息爆炸的時代，擬態環境信息平台的不斷增加，使得擬態環境開始朝著多方平台的方向發展，擬態環境的建構進入了多元主體參與的時代。

其次是傳播受眾的交互性。毫無疑問，多元媒體向社會大眾展示出一條可主動發布且自由接收信息的高效途徑，這使擬態環境下的受眾由傳統的單向接收信息演化成雙向互動交流,受眾由此擁有更廣的選擇權,即受眾可自主選擇接收、發布或是傳播的信息類型、內容與方式，並可確保雙方的互動實現實時化與交互化。

就多元媒體時代而言，傳播媒體發展日新月異，原創與整合內容也花樣百出，對應的傳播渠道與形式更是多樣化。就傳播多維度這一視角考慮可知，擬態環境可以承載更多的問題，與此同時，多元媒體時代不斷增加且鞏固了擬態環境在大眾心目中的地位。

再次是傳播速度的迅捷性。多元媒體能確保受眾馬上接收到信息或對信息進行轉發與編輯，使信息的傳播不再受限於空間和時間，受眾可隨時、隨地和隨意藉助各類智能終端或通信設備，完成信息的實時接收與即時發送，傳播速度精準、高效且極速，這一點是傳統傳播手段無法企及的。當前媒體已經突破單一的信息傳播形式，並不是在一種或者幾種傳統的平台上進行展現，而開始趨向於多元化的方向發展。與傳統媒體時代的擬態環境比較發現,現在的擬態環境的影響程度更具有深度。新媒體具有高度的延的延展性以及即時性的特點，其不斷激發擬態環境的影響力以及覆蓋面積。

目前來看，巴基斯坦佔據主要地位的仍然是包括國家電視台、國家廣播電台及聯合通訊社在內的官方主流媒體，但是隨著私營媒體數量的增多，私營媒體影響力逐漸與官方媒體相對等。就媒體形式而言，主要包括廣播媒體、電視媒體、平面媒體、社交媒體等。巴基斯坦的國際新聞主要來自於英語世界，且外國媒體的進入存在嚴格的法律壁壘。

最後是傳播內容的碎片化。多元媒體使得人人可自由地收、發或是傳播資訊與信息，而且一方面體現各個區域、文化、信仰、種族、政治意識形態的刻板印象，一方面不受語言和傳播渠道的束縛。任何信息發布主體皆可隨時、即時藉助多元媒體與其他受眾完成信息的融通、交互與分享。多元媒體時代使擬態環境下的信息包括各種碎片化內容，且這些內容皆可藉由各種渠道傳播，這也是多元媒體時代下擬態環境傳播開放性的重要體現。

這一開放性雖然使得多元媒體時代擬態環境的建構帶有主體多元和內容碎片的特點，減少了解構以及闡述的中間環節意義與內容發生信息生產的主體一元化所導致的全面畸變的可能。如印度新媒體發展過程中，社交媒體公號及移動端軟體優勢較為突出，這使得傳媒內容開放性及碎片性提升了很多。

2「擬態環境」對中國同南亞地區國家合作關係的影響機制

隨著全球化和信息化的逐步推進，國際傳播環境呈現出較為明顯的扁平化特點，也就是說基本上打破了大眾傳播媒介傳播過程中受到的政治、地理、經濟等因素限制。大眾傳播媒介塑造虛擬環境的作用使其自然地成為一些國家用來營造對自己有利的政治輿論環境的工具，進而重塑世界對國際關係的認知。被主觀判定為不符合這些國家利益的國際合作，其現實環境就會被這些國家控制和影響的大眾傳播媒介進行誤導性的虛擬化。

「一帶一路」倡議實施過程中，其逐漸形成的相關國際合作大框架引起這些國家的高度關注。而南亞擁有牽連東西、帶動南北、溝通海陸的區位優勢，具有其他地區難以企及的重要地位，因此南亞與中國的合作狀況某種程度上也是「一帶一路」倡議成功實踐的試金石，「一帶一路」倡議的推動方、參與方和阻礙方、質疑方難免都基於各自的戰略意圖利用或者影響大眾傳播媒介對於相關擬態環境的構建。

由於人們不可能都能夠直接接觸客觀或者現實環境，人們常常接觸到的是大眾傳播媒介所構建的「擬態環境」，儘管人們對於事物、事件的相應行為不再完全是對現實或者客觀環境的反應，因為受眾認知的環境發生了變化，但受眾的行動卻不是擬態行動，而是實際行為，因此產生的結果也會直接作用於現實環境，而不是擬態環境。

所以，無論是大眾傳播媒介還是普通受眾在利用「擬態環境」時，一定要讓它服務於對現實環境更好的理解和把握。擬態環境下受眾實際行為作用於現實環境，一方面會引導現實環境向相對有利的方向演變，一方面也會誤導現實環境向不利的方向演變。

正如有學者所指出的:「儘管大眾傳播媒介塑造的『擬態環境』同現實環境之間存在較大的差異和距離，但是因為人們是依據大眾傳播媒介提示的某些信息來對環境進行認知並採取行動的，這些行動作用於現實環境，便使得現實環境越來越帶有了『擬態環境』的特點，以至於人們已經很難在兩者之間做出明確的區分。」

目前來看，中國與南亞地區諸國的關係比較微妙，但是南亞諸國對於中國經濟發展以及「一帶一路」倡議的實踐意義重大，因此，大眾傳播媒介重組構造的「擬態環境」，因其能夠引導受眾對於中國同南亞地區合作關係的認知，就顯得更為重要。「擬態環境」對中國同南亞地區合作關係的影響機制見圖２。

(一)「擬態環境」的積極引導

眾所周知，中國和南亞的巴基斯坦在政治上、經濟上和安全上都有非常親密的合作關係。「一帶一路」倡議背景下，中巴經濟走廊項目的制定與實施更加強兩國友好相處的共識，旨在能夠加強中國和巴基斯坦之間交通、能源和海洋等多個領域的溝通和合作，提升兩國的聯通性，進而促進中國及巴基斯坦的共同發展。普通受眾並不能夠親身體驗而得知兩國在有些項目展開密切合作的信息，多多少少是通過官方、非官方的媒體構建的「擬態環境」得知的，這種「擬態環境」對現實環境進行了選擇和加工，對於引導普通民眾的輿論具有重大影響作用。

雖然由於巴基斯坦本土政治因素產生的對中巴經濟走廊項目的負面報道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兩國的合作關係，但是中國和巴基斯坦政府針對媒體輿論危機迅速展開積極的響應並採取相應的輿情引導措施。如巴基斯坦政府發言人對於「一帶一路」項目實施過程及帶來的好處進行詳細說明，並逐一澄清不實言論，發揮官方權威，搶奪話語權，從而提升民眾知情率，逐步引導並構建良性的公眾輿論基礎。

此外，在任何形式的外交發言中，中國高層領導人及主流媒體傳達的都是這樣的一種理念，即不管日後中國發展得如何強大，始終都會記得與巴基斯坦之間的友好關係，始終會堅定不移地將巴基斯坦作為好鄰居、好兄弟，始終踐行和期冀與巴基斯坦休戚與共、攜手發展。同中國政府一樣，巴基斯坦官方與主流媒體也是一如既往地維護兩國關係，特別是在國際、地區等問題上，始終維護中國的利益，並向民眾傳達兩國之間長期建立友好關係的決心，以及中國為巴基斯坦帶來的實際利益。

在這種輿論引導下，中國與巴基斯坦兩國人民相互之間的好感度一直保持高位。２０１５年發布的?全球４０國對華好感度調查報告?顯示，巴基斯坦對中國好感度最高，佔比高達８２％。

除了各種形式的官方的合作外，自由貿易也加強許多，包括零售業、電氣設備業、旅遊業等。?「一帶一路」貿易合作大數據報告(２０１７)?顯示，２０１６年全年，中國與巴基斯坦的進出口總額為１９３.５億美元，在所有６４個沿線國家中排到第１３位，中國對巴基斯坦的貿易順差高達１５５.３億美元，在沿線國家中排在前５位。筆者將這種引導機制概括為圖３。

此外，近年來經濟飛速發展的孟加拉國也成為中國「一帶一路」倡議在南亞地區的重要響應國。孟加拉國的發展前景、逐步穩定的政治環境以及良好的國際信譽都使得我國非常注重與孟加拉國的合作關係，因此,對於孟加拉國的幫扶輸出相對較大。

我國各方大眾傳播媒介也善於利用這一點，構建一個積極的擬態環境。例如，「中國紅十字會向孟加拉國洪水災區捐款」這一事件，迅速在各大新聞媒體、互聯網路上傳播開來，孟加拉國民眾在接受這一信息時就會對兩國的關係產生良性的認知，進而影響其在兩國合作關係中的個體行為。

(二)「擬態環境」的誤導

同中國的發展歷程一樣，當前南亞地區的印度也在快速實現現代化，經濟快速發展，社會也在加速變化。然而，儘管雙方高層的雙邊會晤不少，但兩國關係仍然存在著一些亟待解決的問題。

首先，就雙邊層面而言，中印互信不足一直是妨礙兩國進一步發展合作關係的主要障礙，雖說中印兩國領導人皆強調並持續重視中印關係發展的戰略高度，並強調以長遠眼光來認識中印關係，但雙方所指內涵差異較大。比如在邊界問題上，我方突出邊境經濟與貿易合作，對應的印方則強調劃界問題。這種差異化的戰略考量自然而然會影響雙方對於兩國關係的整體認識以及未來發展。

印度的姿態成為中國與南亞地區合作是否順利的關鍵。但是，印度又是我國「一帶一路」南亞地區建設重點戰略國之一，印度與中國又都是「金磚國家」的成員國，因此，中印之間合作關係的良性化循環對於兩國來說都是意義重大的。近年來，中國和印度在產能合作、基礎設施建設、國際經濟治理等方面達成了很多共識，卻還有很大的發展前景及空間。長遠來看，處理中國和印度政治、軍事和經濟三方面的關係，用「求同存異」這四個字來形容無疑最為合適。

其次，就地區層面而言，印方混淆「一帶一路」與「珍珠鏈」的內涵與外延，即印度一直擔心中國強化在印度洋地區的輻射力，並對其主導該地區各項事務中的地位造成不利影響。近些年來中國持續強化與緬甸、孟加拉國和巴基斯坦等國的海港建設合作並取得階段性的豐碩成果，印度國內戰略界對此趨勢皆抱有憂慮，由此形成所謂中國藉助「珍珠鏈」包圍印度的思想。２０１４年我國潛艇兩次停靠科倫坡港，印度國內媒體對此反映強烈，「威脅論」在印度持續發酵。在此背景下，印度大眾傳播媒介與學界對我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意圖廣泛存疑。

最後，就全球層面而言，印度的「東向行動政策」的部分戰略契合於美國提出的「亞洲再平衡」戰略，我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被德國戰略分析家認為是針對美國該戰略的反制手段,印度媒體持此看法者不在少數。就中美印三國關係而言，印度雖不斷強調「戰略自主」，保持中立，然而就考量涉及國家安全的遠期戰略利益來說，印度明顯偏向於美國。在印度看來，美國為借重目標，而中國則為其防範對象。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響了印度對「一帶一路」倡議的認識。

事實上，無論是政治上還是經濟上，抑或是安全上的合作都是雙贏的，中國加強與南亞地區的合作除了能夠將「一帶一路」倡議很好地付諸實施外，對於南亞地區的發展也十分有利。

印度將南亞次大陸視作自己的勢力範圍，並千方百計地強化在南亞次大陸的軍事存在和商業存在,除了自身的原因之外，還受美國、日本等其他經濟強國的影響，他們試圖通過與印度結盟來制約中國。特別是美國為了遏制中國的發展及大國地位,始終在背後支持印度向中國挑戰，並利用其強大的媒介傳播能力來營造印度與中國勢均力敵的敵對關係，使得印度對於自身的評價過高，在各方面不斷挑釁中國。

此外，由於印度過去曾為西方強國的殖民地，其政治文化中夾雜了許多西方因素，對於中國的認識也是片面的、不完整的，加之近年來其與美國等西方國家的聯繫比較緊密，非常容易受美國等媒體對於中國「一帶一路」倡議輿論環境的影響。

而印度普通民眾對於中國政治立場、安全戰略以及經濟合作意向的了解並不是靠自身，而是通過國內、國際的大眾傳播媒介來認知的，例如，在中國對南亞地區「一帶一路」倡議推行後，美國媒體借南亞國家的學者的意見宣稱「北京的南亞政策有兩大目的，因該地區在中國推出的雄心勃勃的歐亞基礎設施和一體化計劃，即『一帶一路』計劃中的角色而得到加強。首先，中國的目的是在經濟上與印度接觸，以利用其不斷擴大的市場。

其次，中國的目的是通過在南亞發展關係，削弱印度的地位，從而利用印度自身的外交和經濟失誤，尤其是它無力打破地區貿易壁壘。」這種信息構造的「擬態環境」勢必會對印度國內普通民眾造成誤導，加之其本身就具有一定的民族主義情緒，「擬態環境」的誤導使得印度民眾對於中國的影響力持負面評價的比例增加很快，而持積極評價的比例也有很大的回落。根據英國ＢＢＣ最新的一項全球性的民意調查，印度民眾對中國影響力持積極態度的比例從先前調查的６６％下降到４４％，如果這種勢頭繼續持續下去，必將對兩國的正常合作關係產生不良的影響。

而從印度自身來看，由於公眾的文化水平和認知能力，他們更傾向於選擇印度官方或主流媒體的相關言論和看法，這無疑加劇了片面評論中印關係聲音的影響力，而印度政府對於媒體的控制力比較弱，導致印度民眾的意識中對於中國的抵制情緒比較重。例如，在中國推行「一帶一路」倡議後，印度根據自身戰略需求，推出了「季節計劃」。

儘管印度政府一直在強調「季節計劃」並不是針對「一帶一路」的反制行為，但是仍有很多學者和專家對其進行過分解讀，引導印度民眾對兩國關係的持續不信任。反過來看，大眾傳播媒體將印度對中國的抵制情緒放大後，傳播至中國民眾，更進一步加劇了兩國不友好的關係，影響正常的貿易合作。筆者將這種引導機制概括為圖４。

從上述案例可以看出，不同國家的擬態環境對於公眾輿論的引導存在積極引導和誤導的差異性，是一系列內外因素造成的。從內部因素看，交往歷史、政治文化、信息來源、戰略取向等影響著擬態環境的引導方向。

從中巴、中印兩國的外交歷史和實踐經驗來看，長時間的交往歷史往往深刻影響著本國民眾對對象國的印象，如政府不堅持進行引導，很難消除負面印象。政治文化影響著一國政治精英的政治價值觀,並作用於決策過程。從對政治領袖研究的結果來看，政治領導人在決策時容易受到本國政治文化的影響，從而決定官方立場。

當國家平均經濟發展水平處於低位時，普通民眾的信息來源相對集中於官方媒體或者主流媒體，在信息片面或者非常不完全的狀況下，其認知也將發生偏差。政府根據國家利益確定的戰略取向直接作用於官方立場，並會通過主流媒體進行廣泛宣傳，以便獲得民眾支持，提高政府的合法性以及政策執行的有效性。

外部因素主要集中於西方國家或者國際主流媒體的影響。因為語言、技術、方式以及意識形態等方面的優勢，西方國家及其主導下的國際主流媒體始終掌握著國際話語權。他們出於意識形態和自身利益的需要，在對政治模式異質性國家的報道中明顯存在選擇性、片面性和傾向性，並利用傳播優勢擴散不實信息，從而影響受眾國的公共輿論。

綜合考慮受眾國的經濟、社會發展水平、歷史文化特點和對外交往模式，相較於外部因素，內部因素對於擬態環境的引導機制具有決定性作用。

3改善中國同南亞地區合作關係的路徑探索

(一)繼續發揮「擬態環境」對於中巴關係的積極引導作用

在不斷變化的國際格局中，中國必須在不同時期制定不同的戰略重點，「一帶一路」的框架下，中國對於南亞地區的關注重點仍然是巴基斯坦，中國與巴基斯坦多年的合作交好關係使得中國在南亞地區有一個非常強的戰略支撐點。

除了加強與巴基斯坦的傳統貿易關係，中國還會大量投資巴基斯坦的基礎設施建設項目，著力建設中巴經濟走廊，進而促使中東地區的能源不斷進入中國。因此，大眾傳播媒介應該在官方主流媒體的引領下繼續構建利於兩國合作發展的「擬態環境」，向兩國民眾傳播兩國關係友好的訊息，發揮其對中巴關係積極引導的作用，進一步促進兩國友好發展。

另外，以中巴關係為切入點進一步明確「一帶一路」的深刻內涵與豐富外延時，在宣傳中要重點突出中巴兩國的利益共同體、命運共同體和責任共同體等科學理念，以「開放」、「平等」的理念來為「一帶一路」宣傳提供正確思路，強調並突出互利互惠、協調發展。

我國繼續發揮「擬態環境」對於中巴關係的積極引導作用時，要充分利用好多元媒體，以發展「一帶一路」過程中兩國的傳統友誼故事為宣傳點來積極、高效地宣傳「一帶一路」，確保這些歷史可為「一帶一路」發展的當下和未來提供助力和信心。

同時我們也要有效利用中巴關係大力宣傳，中國踐行「一帶一路」的各類事實，將中國高層領導人發展中巴關係、推進「一帶一路」的重要理念、各類規劃舉措以及國內企業的實際行動等進行充分、正面的宣傳,以提升對外闡釋「一帶一路」的真實性與可靠性。

(二)著力消除「擬態環境」對中印關係的誤導作用

儘管中國不會也沒有必要懼怕印度對「一帶一路」倡議的國家姿態，但是刻意緊張、惡化與印度的關係也沒有必要。就政府層面來講，中國還是希望通過經濟合作的加強，逐步改善與印度的政治、軍事關係。況且，中國加強與南亞地區合作的努力中，印度在其中的作用不可小覷,因此改善中印關係非常必要。

但是很顯然,在同中國的經濟貿易合作中,印度仍然存有很多顧慮。因此在這種情況下，大眾傳播媒介構建的「擬態環境」非常重要，中國媒體不應再起誤導作用，對於印媒或外媒的誤導作用，中國也要建立預防及反擊機制。雖然中國有能力在印度不願配合的情況下，繼續推進「一帶一路」倡議的實踐，但是在強化與南亞國家經濟合作的過程中完全沒有必要刻意形成中國與印度關係惡化的圖景，當然更沒有必要刻意形成其他南亞國家與印度關係惡化的圖景。

首先，印度國內部分戰略家對於「一帶一路」對其國家安全方面形成的擔憂僅是一種無事實根據的想像，而「一帶一路」帶來的經濟發展方面的實惠卻是實實在在的。我國在對印宣傳「一帶一路」時要重點強調其所涵蓋的無窮的豐厚文化寶藏以及造福沿線各國人民的宏大前景，這是使印度正確認識「一帶一路」提升「一帶一路」對印傳播感召力的最有效渠道。

另外，我國也提出「一帶一路」倡議與印度的「季節計劃」連同其他合作機制進行合作以引導、強化與包括印度在內的南亞諸國的聯繫。依從地緣政治這一思路，此舉不再強調中國在「一帶一路」倡議的主導性轉而強調「多邊合作」的包容性，有效減緩印度對加入「一帶一路」倡議可能受牽制所產生的疑慮。

其次，要充分利用好擬態環境，展開針對印度傳播「一帶一路」倡議含義的精準宣傳。結合印度實際情況以及我國利益所指，對印度進行「一帶一路」倡議宣傳可以中印兩國皆為發展中國家、同為新興經濟體和金磚國家、又是鄰國這一客觀現實為切入點,深入闡明彼此在地區經濟合作、互融互通、能源資源消費以及進口等各個領域形成的利益交融點，對印度在南亞地區的特殊地位給予適度尊重,同時就具體合作為其提供實惠。

最後，在進行「一帶一路」宣傳時要深入掌握印度國家與國民的主要特點,對「一帶一路」宣傳傳播手段展開有效組合，降低或化解印度對我國形成的誤解，消除在認識中國與「一帶一路」倡議上形成的盲點，軟化、舒緩印度對中國的民意對立，藉機促成中印兩國在「一帶一路」框架內的合作。

(三)加強南亞其他國家「擬態環境」的構建

雖然當前中國在南亞地區的合作重心為巴基斯坦，但是不可忽略與其他國家的經貿關係。就目前情況來看，中國與尼泊爾之間的經濟貿易關係將會得到快速發展，此外，中國也開始關注與孟加拉國的經貿關係，逐步構建合作戰略。當然，中國不會為了強化在尼泊爾及孟加拉國的商業利益與印度爭奪勢力範圍，惡化中印關係。

中國在南亞地區各國的投資戰略中充分加入了政治環境這一因素,力保在發展與其他南亞國家經濟貿易關係的過程中，儘可能地避免造成新的矛盾或者出現不必要的摩擦。但是，目前國內民眾對於尼泊爾以及孟加拉國的了解很少，這就需要大眾傳播媒體構建「擬態環境」來讓受眾對上述兩個國家及其與中國的合作關係有所認知，保持現實合作關係的開放性和透明度，對合作過程中的事宜及態度進行選擇和加工，改善民眾的認知觀念，促進與南亞其他國家的自由貿易合作及共同發展。

(四)加強對學界、智庫和媒體的公共外交，營造有利的輿論環境

要不斷增加學術界、智庫以及媒體方面的公共外交，不斷形成有利的外部氛圍。在西方，有些國家對「一帶一路」倡議中呈現的問題大做文章，藉助有些國家的非政府組織以及媒體散播中國在這個過程中獲得大量的收益，不斷散播負面能量。當前，南亞各國正處於政治以及經濟的轉型階段，其媒體的開放程度比較高，而且新媒體參差不齊，可是興風作浪的能力不可低估。

在實施「一帶一路」的過程中，一般需要落實大量的項目，在實施的過程中往往涉及各個方面的利益，這樣就會遇到一些突發事件，比如某個國家的反對派或相應的議會議員藉助互聯網以及各種社交平台大肆宣揚。面對這種情況，相關部門應該和當地的政府進行溝通，開展平等對話，廣泛聽取反對派的意見，不斷使用外交的手段平等解決，實現共贏。具體來說，可從如下幾個方面著手。

一是全力藉助包括傳統新聞媒體在內的多元媒體宣傳的先鋒與引導作用，主動引導各主流媒體選取多樣化的形式走出國門進行宣傳，藉助各類新媒體、自媒體以及其他媒介等，在「一帶一路」沿線各國展開有針對性的本土化、差異化傳播，鞏固並強化與當地媒體的協作、交流。

二是有效利用好各類民間團體與機構的宣傳作用，這些團體及機構是藉助「民心工程」形成良好口碑的重要力量。相關部門可動員部分國內能力與影響力較高的民間機構、團體以及組織，與「一帶一路」沿線各國的各同類團體組織展開對話或是交流活動，還應該和當地的居民進行溝通，積極贏得民眾的理解，不斷營造良好的社會輿論環境。同時，充分借力對外援助等其他渠道，強化各國的民間了解與交流，為「一帶一路」宣傳注入更多信心與活力。

三是瞄準「一帶一路」沿線各個國家的政界領軍人物、活動家、智庫以及骨幹精英等群體，主動與其強化對話交流，藉助「請進來」等手段為「一帶一路」宣傳持續拓展人脈資源，使他們對「一帶一路」形成更深刻的理解，並為其在各國宣傳提供支持。

(五)強化「一帶一路」政治話語框架的傳播

近年來，中國經濟發展迅速，在國際上的影響力與日俱增，以國際視角來看，中國正在成為全球化國家。中國若要提升在國際社會以及處理全球事務時的話語權，在宣傳時不能僅關心或探討與本身相關的話題，同時更要考量可能擔負的外部責任，要關心且深入討論他國的各類議題。具體到「一帶一路」倡議來說，則是要強化「一帶一路」倡議政治話語框架的傳播。具體包括以下幾方面。

第一，對外宣傳與報道要弱化推廣「一帶一路」的主導地位，不過同時也要把控好相應的解釋權與話語權。中國在這方面不妨進行一些換位思考，即以「一帶一路」沿線諸國的視角來度量「一帶一路」倡議，使響應「一帶一路」倡議的沿線各國消除對自身國家安全的擔憂，增強在經濟方面合作共贏的預期，同時，也確認各個國家的文化多樣性能夠得到切實的保障。

第二，對於關於「一帶一路」倡議宣傳的各類不利或負面報道，相關部門要主動積極展開正面回應，使公眾了解事實真相。當國外部分媒體在報道「一帶一路」倡議欠缺公平性與客觀性時，要在第一時間對其加以反駁及評論；針對部分妖魔化「一帶一路」倡議的言論，則要及時揭露，公開駁斥。

第三，了解並消除國際媒體對「一帶一路」宣傳的敵意，尤其對印度各媒體的誤解要做到釜底抽薪。相關部門要及時構建起健全的新聞發布機制，主動為國外各媒體或記者提供有效、客觀的信息平台，為其了解中國、了解「一帶一路」搭建更有效、更多元的渠道，及時答疑解惑。此舉有利於防止國際媒體對相關中國「一帶一路」的宣傳與事務形成不必要的猜疑，繼而為正面宣傳「一帶一路」提供有效空間。

結 論

從一定意義上說，周邊國家特別是南亞國家對「一帶一路」倡議的響應程度，是中國對周邊國家外交政策起到怎樣作用的一面鏡子，也是中國對周邊國家軟實力影響力度的一種體現。媒體外交作為公共外交的一部分，在塑造相關國家在「一帶一路」公眾輿論方面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也設置著周邊國家有關的政策議程。

南亞國家公眾中的大多數對「一帶一路」的認知來自媒體所塑造的相關「擬態環境」，「擬態環境」塑造的是受眾的實際行動，因此「擬態環境」對「一帶一路」倡議推進的現實圖景的構建，將引導周邊國家的公眾輿論和政府相關政策走向。多元媒體環境下的「一帶一路」的「擬態環境」構建的特點決定了研究「擬態環境」對中國同南亞地區國家合作關係的影響機制更為重要。

這種影響無外乎兩類:積極引導和誤導。由於中國和南亞地區國家關係的歷史原因和現實的地緣政治原因，加之南亞地區國家的媒體政策環境的不同，「擬態環境」在中巴基於「一帶一路」倡議的響應合作上更多地起到了積極引導的作用，而其在中印的相關合作響應上則起到了誤導的作用。基於對兩種導向機制的研究，兩種導向機制的形成取決於一些內部因素和外部因素，當然起決定作用的還是政治、歷史、文化和媒介環境等內部因素。

繼續發揮「擬態環境」的積極引導作用，一方面要充分反映中國和南亞地區國家合作的成功案例，一方面通過對媒體「擬態環境「構造有重大影響的首腦外交積極推進合作理念的大力傳播；針對「擬態環境」的誤導作用，就印方一些大眾傳播媒介而言要通過在合作成效以及合作內容上有所側重的「擬態環境」的構建，來對沖相關大眾傳播媒介誤導公眾輿論的消極影響，就中方一些大眾傳播媒介而言，要通過對有關爭議和衝突的報道的適當克制，來建設性地避免媒體間互設議程強化「擬態環境」對公眾輿論進而對政府相關政策的誤導。

當然，南亞地區其他國家對「一帶一路」的「擬態環境」的構建也至關重要，如何提供積極引導作用的「擬態環境」構建的材料與資源，是相關大眾傳播媒介必須重視的一項重要工作內容。充分發揮起積極引導作用的「擬態環境」構建方面多元主體的作用，擴大相關大眾傳播媒介的傳播效應。值得一提的是，相關「一帶一路」倡議的政治話語要以沿線參與國家的成功實踐來建構。基於成功實踐的話語權，是塑造相關國家有關「一帶一路」倡議公眾輿論空間的決定性因素。(注釋略；編輯:毛悅)

文章來源：《南亞研究》2018年01期；國關國政外交學人微信公眾號平台首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