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浮躁回歸純粹

30年前，1.2萬名觀眾站在成都的雨中看完吳天明導演的《人生》，這是電影魅力帶來的純粹愉悅；吳導的創作理念也確實能「觸及靈魂」，他的離世觸發眾多名導對當下中國電影現狀進行反思，便是明證。

在追思中，張藝謀也意識到包括自己在內，中國電影被票房綁架了，但堅持認為要嘗試不同風格，「中國電影要想好，除了有情懷，也需要有質量的商業電影，去佔領這個陣地」。這番表白暗示了他倆在商業化轉型理念上的分歧，吳天明曾問張藝謀：「你的《三槍拍案驚奇》想告訴人們什麼？」

文學大師納博科夫以故事「狼來了」為例，說明一個好的作家或好的編劇是一個講故事的人（有虛構能力）、教育家（有思想意義）、魔法師（有高超的講述手法）。在我看來，近年來某些名導試水的商業電影，脫離不了「色彩盛宴+狗血劇情」的窠臼，如同痴人說夢，除了喧囂與騷動，再沒有任何意義。這是當下許多電影的通病：不乏電腦製作聲光電特效激發震撼感，唯獨缺乏一部會講故事、有好台詞的優秀劇本，難怪許多人會懷念起黑白片甚至默片時代，因為那是擅長講故事的電影黃金期。

張藝謀說《十面埋伏》「竹林」這場戲是向胡金銓致敬之作。當年在韓國拍《空山靈雨》《山中傳奇》，因為「拍的是深山野谷的紅葉，沒有大太陽顏色不漂亮」，胡金銓一等就是十天半個月。拍過《夜半歌聲》的馬徐維邦，為一個鏡頭就等了18天，理由是一天「萬里無雲」，一天「這塊雲要在房角　的　南邊就好了」……現在的劇組不會有「等雲到」的閑工夫，反正有電腦合成的後期製作，李翰祥也說胡金銓這些導演「過於認真，過於嚴肅，反倒過猶不及」，但他們的這種敬業精神令人感動。胡金銓說的話是正解：「一個電影編導要注意三件事：好的內容、有創意，好的技巧，描述作品中的人物、情節的認真態度。」

眼下一些名導固然可以憑藉聲望使得應者雲集，在商業電影炒作上賺個滿盆滿缽，但這種透支信譽的做法，在過度消遣觀眾的同時，無異於創作自殺。在那部熱播的英劇里，福爾摩斯告誡華生不要開口，「一開口，便把一條街的人的智商都降低了」。像《三槍拍案驚奇》這類有損國人智商的片子，還是不拍為好！

陳凱歌悼念吳天明時說：「那個時候（上世紀80年代）中國電影健康清新。」這陣子，北大的汪丁丁教授提出「讀書應回到『80年代』閱讀方式中去」的觀點也引起不少人共鳴。這些充滿憂患意識的看法不約而同地喊出來，在商業化泛濫、人文之花凋零的今天所激起的漣漪，能否起到撥亂反正的作用，抑或只是一種無奈的逃離，還有待觀察，但話題確實碰到了我們的痛處。據說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正在研發一種「可穿戴書籍」，讀者只要身穿一件背心樣式的裝置，便能被製造出閱讀體驗，當故事人物陷入愛戀，裝置就會震動，提高讀者的心跳頻率。在感佩科學昌明的同時，這一發明也讓人心悸。判斷、想像等思考能力一旦被剝奪，人類豈不成了飽食終日、無所用心的「感官動物」？

吳天明曾問：這麼拍的電影為什麼一天可以過億？有人認為可能因為「我們這一代人過時了」。真的是過時嗎？想想那位最偉大的荷蘭畫家倫勃朗，年輕時被視為畫壇「金童」，到後期卻被時人批評為「不是前衛得驚世駭俗，而是保守得無以復加」。熬過戰爭的荷蘭進入太平盛世，「富二代」們不再以純樸、虔誠為美，追求起花哨、時髦的風尚，而此時倫勃朗的畫風卻充滿實驗味道，愈發自　由狂野，忠實地去反映人性的眾生相，公眾卻認為這是一種褻瀆。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藝術史教授塞芒·西格瑪評論說：「這種拒絕逢迎媚俗的反骨，正是推動偉大藝術的動力。」

王維數落陶淵明「一慚之不忍而終生慚」。一位曾受偽職卻因詩才而被赦免繼續優哉度日的大唐詩佛，一位「不為五斗米折腰」辭官後卻四處乞食的五柳先生，誰值得效仿？人類趨利避害的本能讓問題不難回答，但每個人心底也許或多或少還守著幾分純粹，誠如吳天明所說：「在社會潮流的裹挾下，『身』可以不由己，但『心』要由己；我們的良知，我們心中的那片凈土，必須由自己來堅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