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講讀》導讀（上）

《史記》，魯迅先生曾譽之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前一句高度評價了《史記》的史學價值，後一句則高度評價了《史記》的文學價值，這是對《史記》相當公允的定位。

自《史記》問世以來，對它的評價有褒有貶。褒之者驚嘆《史記》學識之淹博通貫、文筆之雄深雅健、內容之博大精深、體例之周密詳備，以下便是一些有代表性的例子：

通才著書以百數，惟太史公為廣大，余皆叢殘小論。

（桓譚《新論》）

漢朝人莫不能為文，獨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為之最。

（韓愈《昌黎先生集》卷一八《答劉正父書》）

司馬氏世司典籍，工於製作，故能上稽仲尼之意，會《詩》、《書》、《左傳》、《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之言，通黃帝堯舜至於秦漢之世，勒成一書，分為五體：本紀紀年，世家傳代，表以正歷，書以類事，傳以著人。惟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學者不能舍其書。六經之後，惟有此作。

（鄭樵《通志·總敘》）

而太史公之才，天固縱之以虯龍杳幻之怪，騕裊超逸之姿，然於六藝百家之書，無所不讀，獨能抽其雋而得其解。

（茅坤《刻史記評林序》）

《檀弓》、《考工記》、《孟子》、左氏、《戰國策》、司馬遷，聖於文者乎？其敘事則化工之肖物。

（王世貞《藝苑卮言》卷三）

余嘗論《史記》之文，類大禹治水，山海之鬼怪畢出，黃帝張樂，洞庭之魚龍怒飛，此當直以文章論，而儒家以理學捃束之，史家以體裁義例掎摭之，太史公不受也。

（陳繼儒《史記定本序》）

《史記》以命世之才，曠代之識，高視千載，創立《史記》。

（錢謙益《牧齋有學集》卷一四）

夫史遷絕學，《春秋》之後一人而已。其範圍千古，牢籠百家者，惟創例發凡，卓見絕識，有以追古作者之原，自具《春秋》家學耳。

（章學誠《文史通義·申鄭》

太史公誠史界之造物主也。

（梁啟超《中國史界革命案》）

一部二十四史，人皆以《太史公書》第一，宋人乃以歐陽《五代史》比《史記》。其實何可比也，非徒文章不可比，即事迹亦不可比。

（章太炎《略論讀史之法》）

我們必須注意《史記》是在一部歷史書之外，又是一部文藝創作。

（李長之《司馬遷之人格與風格》）

而對史記進行貶低者主要出於兩個角度：一是認為《史記》的思想觀念不夠正統，例如班彪班固父子曾經認為《史記》「其是非頗謬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1]；王允貶《史記》為「謗書」[2]；劉勰曾經說《史記》「愛奇反經之尤」[3]；王通批評《史記》「論繁而志寡」[4]；東坡指斥《史記》論商殃、桑弘羊之功為「大罪二」[5]；王若虛認為《史記》是「發其私憤者」[6]……這些無非是以正統的儒家觀念衡量《史記》，認為司馬遷在進行歷史評判時不以聖人之是非為是非，又對帝王尤其是秦皇漢武頗有非議之詞，因此便是頗具異端色彩的「非聖之書」了。其實，用現在的眼光來看，這些恰恰是司馬遷的膽識過人之處。一是認為《史記》的體例不夠精純，如班彪曾認為《史記》「進項羽陳涉黜淮南衡山，細意委曲，條例不精」[7]；後世也頗有一些文人學士認為《史記》將項羽歸入本紀，將孔子、陳涉歸入世家，將淮南、衡山歸入列傳有乖體例。推究起來，主要是因為這些人囿於「序帝王則曰本紀，公侯傳國則曰世家，卿士特起則曰列傳」[8]的成見，僅僅以人物之身份作為歸結史書體例的標準。「偉大也需要人懂」，他們未能深察司馬遷之用心，所以對《史記》的體例作了不公允的評價。實際上，司馬遷在為《史記》創立體例時頗重視「綜核名實」，主要是以人物在歷史發展過程中所起的實際作用作為歸入本紀、世家還是列傳的標準。例如，從十表來看，唯一的一個月表是《秦楚之際月表》。何以如此？只因在太史公的心目中，由秦亡到漢興是歷史發展過程中的一大轉折，而在這轉折中，決定天下大勢的主體在楚而不在漢，故稱為秦楚之際而不稱為秦漢之際。不用說，在這大轉折時期，「秦失其政，陳涉首難，豪傑蜂起，相與並爭，不可勝數。然羽非有尺寸乘軌，起隴畝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滅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號為『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項羽起了極為關鍵的作用，按其歷史地位、歷史影響將他歸入「本紀」不正好能夠勾勒出歷史發展之大勢嗎？司馬遷又不為孝惠帝立本紀而為呂太后立本紀，這也是因為孝惠帝名分上是天子可是政不由己，呂太后雖名分上為「高祖微時妃也」卻「女主稱制」，且有「政不出房戶，天下晏然」的歷史作用。基於此，司馬遷的體例安排一方面能夠顯呂氏之篡奪，一方面能夠明歷史之真實，倒是班固為惠帝立了本紀之外再寫一篇《高後紀》反而顯得膠柱鼓瑟了。

不論對《史記》是褒是貶，古人對《史記》的史學成就都甚為稱許，就連對《史記》頗持苛論的班氏父子也承認司馬遷「有良史之材」，稱讚《史記》「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9]《史記》的史學成就除了古代史家甚為看重的實錄精神之外還可歸納為以下幾個方面：

（一）「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10]，對中國自黃帝至武帝太初年間的歷史作了一次貫穿古今、推究天人的系統整理。

（二）史識超卓，將個人感情滲入史書之中卻又能秉持公心，博極群書卻又能「成一家之言」。司馬遷明確宣稱自己寫作史書是為了寄託孤憤：「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戹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於是卒述陶唐以來，至於麟止，自黃帝始」[11]，可是寄託孤憤並非是發泄私憤。「子長於《封禪》、《平準》等書，《匈奴》、《大宛》等傳，直筆無隱」[12]，將批判的予頭指向了當時的最高統治者，然而，他不以人廢言，而是「惡而知其美」，在許多篇章中也頌揚了武帝的雄才大略；酷吏是司馬遷所憤恨的，他本人也身受其害，可是，在《酷吏列傳》中，司馬遷對郅都的「敢直諫，面折大臣於朝」、「公廉，不發私書，問遺無所受，請寄無所聽」，張湯的「揚人之善蔽人之過」，趙禹的「據法守正」 等均予以公允的評價；魏公子信陵君是司馬遷大力褒揚的一個人物，「六國中公卿將相，惟信陵真能下士，從諫若流，故獨能抑秦。救趙正所以抑秦，而非其始能救趙，則後亦不能抑秦也。文二千五百餘字，而公子字凡一百四十餘，見極盡慨慕之意」[13]，可是，司馬遷同樣也對信陵君的「與賓客為長夜飲，飲醇酒，多近婦女。日夜為樂飲者四歲，竟病酒而卒」秉筆直書，不用說這又是「愛而知其丑」了。

司馬遷博學多才，其寫作《史記》時明確指出所徵引的書目便有《五帝德》、《帝系姓》、《尚書》、《春秋》、《春秋歷譜諜》、《鐸氏微》、《國語》、《左傳》、《戰國策》等，後世學者還考索出《史記》史料來源有許多，可是，這麼一位學富五車的學者卻並沒有食古不化，而是對歷史人物、歷史事件作出精當的評判，這些評判既不代表官方，也不假借聖人的名義，而是以獨立思考的精神體現著太史公的學識與境界，是地地道道的「一家之言」。《史記》本名《太史公書》或《太史公記》，這在一定程度上頗能體現出《史記》「一家之言」的性質。對這一性質，我們學習《史記》具體篇目時將能深刻體會到。

（三）有創例之功，把古代記言與記事兩種體例有機地結合在一起，在編年體史籍經典《春秋》之後別立一格，確立了以人物為中心的紀傳體，並使這種體例成為中國正史的標準體例，衣被史界至二千年。

《史記》紀傳體的體例博大精深：十二本紀是綱領，勾畫出歷史沿革之大勢；三十世家如環繞著車軸的輻條（司馬遷引用《老子》中的話說「三十輻共一轂」），七十列傳又以人物的生平事迹補充歷史事件的具體細節。本紀、世家、列傳主要是以人物為中心，十表則是以時間為中心，二者縱橫交織、互補相映，起到了很好的效果。八書則又以「典章經制」為線索，提供了經濟（《平準書》）、文化（《禮書》、《樂書》、《曆書》、《封禪書》）、軍事（《律書》）、水利（《河渠書》）、天文（《天官書》）等方面的史料。除此之外，司馬遷還有著「原始察終」的史學觀念與方法論，例如《惠景間侯者年表序》中云：「咸表終始」，《天官書》中云：「終始古今，深觀時變，察其精粗」，《六國年表序》、《秦楚之際月表序》、《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中強調要「綜其終始」、「察其終始」、「謹其終始」，這樣的史學意識使得司馬遷在把歷史文字化時很重視歷史事件的因果關係與發展脈絡，在精神實質上又頗具紀事本末體的特徵。

劉知幾曾指責《史記》的體例有這樣的弊病：「同為一事，分在數篇，斷續相離，前後屢出，於《高紀》，則雲『語在《項傳》』，於《項傳》，則雲『事具《高紀》』」，這其實是沒有看到《史記》的一種史法——「互見法」。「互見法」是由蘇洵提出的[14]，雖然劉知幾所言《史記》「於《高紀》，則雲『語在《項傳》』」是很典型的「互見法」，但是並不能說「前後屢出」便有「斷續相離」之弊，因為《史記》的「互見法」並不是事件簡單的重複，而是對於史實詳略的剪裁。例如，有助於刻畫項羽性格、表現項羽歷史地位歷史影響的史實在《項羽本紀》中不妨濃筆重彩，與之關係不大者則不妨放在別的篇章如《高祖本紀》、《陳丞相世家》、《淮陰侯列傳》等之中記述，這樣才是好鋼用在了刃上。如果與項羽稍有牽涉的歷史事件都鋪陳在一起，那反而是眉毛鬍子一把抓，缺少中心、缺少重點、頭緒不清、層次混亂，才真的有弊了。

司馬遷的互見法在很多時候使用得相當高明。以《孝文本紀》為例，孝文帝是司馬遷很讚賞的一位皇帝，篇末專門安排了景帝的一篇詔書與群臣的一封奏章，以「他山之石」來「攻玉」，高度評價了孝文帝：「臨天下，通關梁，不異遠方。除誹謗，去肉刑，賞賜長老，收恤孤獨，以育群生。減嗜欲，不受獻，不私其利也。罪人不帑，不誅無罪。除宮刑，出美人，重絕人之世。朕既不敏，不能識。此皆上古之所不及，而孝文皇帝親行之。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靡不獲福焉」、「世功莫大於高皇帝，德莫盛於孝文皇帝，高皇廟宜為帝者太祖之廟，孝文皇帝廟宜為帝者太宗之廟」，論贊部分的「太史公曰」又把孝文帝許為「仁者」。這樣一位傳主，司馬遷主要表現的是其「仁厚」、「寬緩」的性格，可是當我們讀《孝文本紀》開頭時，血腥氣簡直要撲面而來——「孝文皇帝，高祖中子也。高祖十一年春，已破陳豨軍，定代地，立為代王，都中都。太后薄氏子。即位十七年，高後八年七月，高後崩。九月，諸呂呂產等欲為亂，以危劉氏，大臣共誅之，謀召立代王」，原來這位仁德之君能登上皇帝的寶座是在一場劍撥弩張、血雨腥風的宮廷鬥爭之後。後人稱賞司馬遷塑造人物形象「有一樣人便用一樣筆墨」，而此時如果詳盡描述那場劍拔弩張、血雨腥風的宮廷鬥爭，這樣的筆墨與孝文帝「仁厚」、「寬緩」的形象便不甚諧和了。打一個形象的比方，就在我們稍微感到一點血腥氣的時候，司馬遷舉重若輕地吹了一口氣，把那點血腥氣吹到了《呂太后本紀》中，因為此時他輕輕地道了一句：「事在呂后語中」。可以看出，這裡的「互見法」在「一樣人便用一樣筆墨」時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需要指出的是，除「互見法」外，《史記》中還有一種「迭見法」。二者最本質的區別是：「互見法」中的事件是詳與略的關係，而「迭見法」中的事件則是重複的關係。讀《周本紀》與《吳世家》、《齊世家》、《魯世家》、《燕世家》等諸侯世家時，我們可以發現一些事件如「齊桓公始霸」、「孔子攝魯相事」等反覆出現，這便是迭見法。當然，這裡的重複也不是簡單的重複，而是「有意味的重複」，憑著這樣「有意味的重複」，《史記》勾勒出特定時期關乎天下的重大事件，勾勒出歷史發展之大勢。就是通過多種史法的相互補充，相互滲透，《史記》作為中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第一部正史起到了很好的範例作用，有著崇高的歷史地位，有著彪炳千古的歷史影響。

（四）表現出深刻的史學精神。被稱為西方史家之父的希羅多得曾說其寫作《西波戰史》的功用是「關於許多人物勛業的記憶，由此書而防止其歸於泯沒。希臘人及異邦人偉大而可驚異的行為，由此書而不致失其光榮的報償。以此希望而公布此書」，表現出通過歷史紀錄以求不朽的史學精神。此種史學精神在司馬遷那裡表現得也很明顯，如在《報任少卿書》中，他明確指出：「古者富貴而名摩滅，不可勝記，唯倜儻非常之人稱焉」，指出自己寫作《史記》的動機是「仆誠以著此書，藏諸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仆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在《全漢文》收錄的他另一篇文章《與摯伯陵書》中，他又強調了儒家「三不朽」觀念：「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再次立言」。這些都表現出通過著書立說以求不朽的意識。不過，司馬遷的偉大之處更在於他繼承發揚《春秋》的史學精神，融之於家學修養與自己的人格學識，表現出相當深刻的史學精神。

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中並不諱言《春秋》對自己的影響：「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把承繼《春秋》精神視為自己當仁不讓的一項使命。司馬遷認為，《春秋》「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錶，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春秋》辨是非，故長於治人」；「《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是「禮義之大宗」……他的《史記》也至少表現出不以「天子」、「諸侯」、「大夫」等政治權威為主體的歷史批判精神，以及以「是非善惡」、「王道」、「禮義」為標準的歷史理性精神。

司馬遷出身於史官家庭，有著源遠流長的家學修養——「司馬氏世典周史」，其父司馬談又是一位淵博的學者：「學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楊何，習道論於黃子」。他的《論六家要旨》是對先秦諸子百家進行評說的一篇專論，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中完整地保存了這篇文章：

《易大傳》：「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為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嘗竊觀陰陽之術，大祥而眾忌諱，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強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則不然。以為人主天下之儀錶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逸。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羨，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騷動，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

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順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則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為天下綱紀，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

夫儒者以六藝為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弗能易也。

墨者亦尚堯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剪，采椽不刮。食土簋，啜土刑，糲粱之食，藜霍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為萬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要曰強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弗能廢也。

法家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逾越，雖百家弗能改也。

名家苛察繳繞，使人不得反其意，專決於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

道家無為，又曰無不為，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無成執，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為物先，不為物後，故能為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為業；有度無度，因物與合。故曰「聖人不朽，時變是守。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群臣並至，使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窾。窾言不聽，奸乃不生，賢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復反無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反，故聖人重之。由是觀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形，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

這篇文章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司馬遷所接受教育的基礎。前人在為司馬遷所受「先黃老而後六經」之指責進行辯護時有這樣一種觀點：「先黃老而後六經」的是司馬談，這筆帳不應算在司馬遷頭上。如黃淳耀《史記評論》中云：「世多謂太史公序《六家要旨》，進道德而絀儒術。余按此非遷意，乃述其父談之言也」；何焯《義門讀書記·史記》中云：「至於『先黃老而後六經』，自是史談所論，談當文景之後，當黃老者，隨時也。至遷則不然矣。老子與韓非同傳，仲尼為世家，《自序》言『禮以節人』云云，止言六經，不及黃老，父子自不同。」這種觀點有一定道理，不過，司馬遷在自己的著作中引述乃父的文章，按照古人的孝道，這本身就是對乃父觀點的認同。司馬談《論六家要旨》中說儒家「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博而寡要，勞而少功」，司馬遷在《孔子世家》這本是推崇儒學的篇章中也批評儒學「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連行文都與司馬談在《論六家要旨》中所說的幾乎相同；司馬談在六家中評價最高的是黃老之學，在《史記》中，以黃老之學為基礎的種種為政措施也得到了司馬遷的高度評價。在司馬遷所處的時代，儒學已是官學，可是，司馬遷在學術思想上並沒有追隨時尚，也沒有屈從權威,應當說，在一定程度上與他的家學教育有關係。司馬遷寫作《史記》在一定程度上亦是承乃父之遺命：「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故發憤且卒。而子遷適使反，見父於河洛之間。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於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絕於予乎？汝復為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余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為太史；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且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稱誦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風，達太王王季之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后稷也。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修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有餘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為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汝其念哉！』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15]

要了解司馬遷的生平，有三篇重要文獻是必讀的，一篇是司馬遷自己的《太史公自序》，一篇是他的《報任少卿書》，一篇是班固的《漢書·司馬遷傳》，後一篇其實是對前兩篇的摘抄、補充與評論。由這三篇我們可以知道，司馬遷「年十歲，則誦古文」，他曾向孔安國問學，又曾從董仲舒習《春秋》，後來他又子受父業作了太史令，「百年之間，天下遺聞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為他寫作史書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提供了豐富的來源。二十歲起，他又遊歷天下，在會稽、禹穴、九疑等地考察舜、禹的史跡，在沅湘探究屈原的傳說，在齊魯觀孔子之遺風，在鄱薛梁楚考楚漢戰爭之舊址，不僅讀萬卷書，而且行萬里路，這些都是使《史記》成為皇皇巨著的重要因素。

司馬遷還經歷了一個由盛轉衰的歷史時代。「文景之治」後，漢武帝初即位時，正是國力鼎盛時期：「至今上即位數歲，漢興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余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眾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群，而乘字牝者儐而不得聚會。守閭閻者食粱肉，為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為姓號。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義而後絀恥辱焉。當此之時，網疏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兼并豪黨之徒，以武斷於鄉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爭於奢侈，室廬輿服僭於上，無限度。」[16]而武帝後期統治時則是：「武帝雖有攘四夷廣土斥境之功，然多殺士眾，竭民財力，奢泰亡度，天下虛耗，百姓流離，物故者半。蝗蟲大起，赤地數千里，或人民相食，畜積至今（按：宣帝時）未復。亡德澤於民」[17]；「武帝始臨天下，尊賢用士，闢地廣境數千里，自見功大威行，遂從耆欲，用度不足，乃行一切之變，使犯法者贖罪，入谷者補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亂民貧，盜賊並起，亡命者眾。郡國恐伏其誅，則擇便巧吏書習於計簿能欺上府者，以為右職；奸軌不勝，則取勇猛能操切百姓者，以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故亡義而有財者顯於世，欺謾而善書者尊於朝，悖逆而勇猛者貴於官。」[18]；「姦猾巧法，轉相比況，禁罔浸密。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條，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決事比萬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文書盈於幾閣，典者不能遍睹。是以郡國承用者駁，或罪同而論異。奸吏因緣為市，所欲活則傅生議，所欲陷則予死比，議者咸冤傷之」[19]……

由盛而衰的巨大轉變衝擊著司馬遷敏銳的史心，何況，遭逢國變之際他又猝遇李陵之禍。無庸諱言，李陵之禍對司馬遷刺激很大，然而，難能可貴的是，司馬遷既沒有意志消沉，也沒有遷怒於人，那巨大的刺激反而喚起他「窮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雄心。

「究天人之際」的「天人」與董仲舒「天人感應」的「天人」不同。董氏援陰陽學入儒學，認為人間種種行為可與「天」顯示的種種災祥相應：人的行為是正確的，天便降祥瑞；人的行為是錯誤的，天便降禍殃。總之，「天」是有意志的，這有意志之「天」能夠對人進行公正的獎懲。而在司馬遷那裡，「天」是無意志的。在《伯夷列傳》中，司馬遷有這樣的質疑：「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邪？積仁篤行如此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為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而卒蚤夭。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遵何德哉？若至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逸樂，富厚累世不絕。或擇地而蹈之，行不由徑，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余甚惑焉，儻所謂天道，是邪非邪？」這樣的質疑其實是對賞善罰惡的有意志之天的否定，是看到了歷史發展過程中的偶然性因素。在其他地方，司馬遷還多次表現出這樣的質疑，如「秦始小國僻遠，諸夏賓之，比於戎翟，至獻公之後常雄諸侯。論秦之德義不如魯衛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晉之強也，然卒並天下，非必險固便形埶利也，蓋若天所助焉」[20]、「昔虞、夏之興，積善累功數十年，德洽百姓，攝行政事，考之於天，然後在位。湯、武之王，乃由契、后稷修仁行義十餘世，不期而會孟津八百諸侯，猶以為未可，其後乃放弒。秦起襄公，章於文、繆，獻、孝之後，稍以蠶食六國，百有餘載，至始皇乃能並冠帶之倫。以德若彼，用力如此，蓋一統若斯之難也。秦既稱帝，患兵革不休，以有諸侯也，於是無尺土之封，墮壞名城，銷鋒鏑，鉏豪桀，維萬世之安。然王跡之興，起於閭巷，合從討伐，軼於三代，鄉秦之禁，適足以資賢者為驅除難耳。故憤發其所為天下雄，安在無土不王。此乃傳之所謂大聖乎？豈非天哉，豈非天哉」[21]等。

一方面，《史記》注意到歷史偶然性，另一方面，《史記》也強調人的主體作用，這就是所謂的「究天人之際」。注意到歷史偶然性就不會像許多史官那樣為某些帝王幸運地得到天下而附會為種種神化的傳說，強調人的主體作用則使《史記》很注重人之行為與成敗禍福之間的因果關係，表現出理性主義的史學精神。例如，在《項羽本紀》中，司馬遷指出：「吾聞之周生曰：『舜目蓋重瞳子』，又聞項羽亦重瞳子。羽豈其苗裔邪？何興之暴也！夫秦失其政，陳涉首難，豪傑蜂起，相與並爭，不可勝數。然羽非有尺寸乘埶，起隴畝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滅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號為『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及羽背關懷楚，放逐義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尚不覺寤而不自責，過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哉！」在《蒙恬列傳》中，司馬遷又指出：「夫秦之初滅諸侯，天下之心未定，痍傷者未瘳，而恬為名將，不以此時強諫，振百姓之急，養老存孤，務修眾庶之和，而阿意興功，此其兄弟遇誅，不亦宜乎！何乃罪地脈哉？」，這些都是「究天人之際」的很好例子。

《史記》「究天人之際」又是建立在「通古今之變」基礎上的。也就是說，沉潛於歷史深處，在「古今如何變」以及「古今何以變」的考究中達到「通」的目的，以此辨析出何者是歷史偶然性、何者是人所發揮的主體作用，從而總結出歷史經驗與教訓。綜觀《史記》，司馬遷在描述「古今何以變」時主要突出了四大變局：一為上古帝王（詳見《五帝本紀》）與「三代」（詳見《夏本紀》、《殷本紀》、《周本紀》）所代表的「德治」、「王道」政治由於周厲王「暴虐侈傲」、為國人所逐而漸漸式微，開始轉入由齊桓晉文等「春秋五霸」為政治主體的「霸道」政治時期，一為秦以武力統一六國的暴政時期，一為劉邦由布衣至天子的楚漢戰爭時期，一為漢王朝統治時期。不僅勾畫出歷史發展之大變局，司馬遷還很重視探究歷史變化的根本原因，如在《報任少卿書》中強調要「稽其成敗興壞之紀」，在《自序》里表示「原始察終，見盛觀衰」。司馬遷並不只是說說而已，這些原則在《史記》的具體寫作中得到了貫徹實行，如《十二諸侯年表序》：「於是譜十二諸侯，自共和訖孔子，表見《春秋》、《國語》學者所譏盛衰大指著於篇，為成學治古文者要刪焉」；《六國年表序》：「余於是因《秦記》，踵春秋之後，起周元王，表六國時事，訖二世，凡二百七十年，著諸所聞興壞之端。後有君子，以覽觀焉」；《平準書》：「農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龜貝金錢刀布之幣興焉。所從來久遠，自高辛氏之前尚矣，靡得而記雲。故《書》道唐虞之際，《詩》述殷周之世，安寧則長庠序，先本絀末，以禮義防於利；事變多故而亦反是。是以物盛則衰，時極而轉，一質一文，終始之變也……古者嘗竭天下之資財以奉其上，猶自以為不足也。無異故云，事勢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焉」 等等。

（五）史學內容相當豐富，史學體系詳備嚴密。後來之正史尚有「詳於帝皇而略於民間」、「乃帝王將相之家譜與功德簿耳」等弊病，《史記》作為中國第一部正史，不僅重視軍國大事之記載，而且還敘述社會中種種現象：在典章制度方面有「八書」，涉及天文、曆法、禮樂、軍事、政法、財經、漕運水利在等諸多方面；在人，舉凡有一技之長可采者，均為之作傳（如記醫生的《扁鵲倉公列傳》、記術士的《日者列傳》《龜策列傳》、記商人的《貨殖列傳》、記俳優的《滑稽列傳》等）；不僅詳述漢民族之興衰，而且還突破「內諸夏而外夷狄」的傳統偏見，為朝鮮、匈奴、大宛、東越、南越、西南夷等少數民族立傳；不僅注重政治史、軍事史，而且還很注重經濟史（主要見於《平準書》、《河渠書》、《貨殖列傳》）、文化史（如《孔子世家》、《老子韓非列傳》、《孟子荀卿列傳》、《仲尼弟子列傳》、《儒林列傳》等）。

（六）史學態度非常嚴謹。司馬遷有得天獨厚的家學教育，有淵博的學識，有實地考察的實踐，身為太史令又可擁有大量的史料來源，可是，他在處理史料時仍非常嚴謹。眾所周知，《史記》之記載始於黃帝，可是，他卻不說「卒述黃帝以來」，而說「卒述陶唐以來」，為什麼呢？因為黃帝所距時代較遠，其事迹有不少傳說的內容，僅能說是傳說史，而「《尚書》獨載堯以來」[22]，已有文獻可征，與傳說史相比自然是較可信了。司馬遷對二者的可信程度作了清楚的區別，述黃帝之事迹時將《五帝德》、《帝系姓》與《左傳》、《國語》相參證，另外又比勘綴輯了《孟子》、《韓非子》、《呂氏春秋》、《墨子》、《莊子》、《禮記·檀弓》及《郊特牲》、《戰國策》等典籍中的史料，還剔除了「百家言黃帝」時的「不雅馴之言」，其史學態度之嚴謹，可見一斑。此外，《三代世表序》中說：「五帝、三代之記，尚矣。自殷以前諸侯不可得而譜，周以來乃頗可著。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紀元年，正時日月，蓋其詳哉。至於序《尚書》則略，無年月；或頗有，然多闕，不可錄。故疑則傳疑，蓋其慎也」；《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中說：「書其明，疑者厥之」；《楚世家》中說：「其後中微，或在中國，或在蠻夷，弗能紀其世」……信則傳信，疑則存疑，這些都能表現出司馬遷嚴謹的史學態度。

[1]《漢書·司馬遷傳》及《後漢書·班彪傳》

[2] 《後漢書·蔡邕傳》

[3] 《文心雕龍·史傳》

[4] 《中說》卷二

[5] 《東坡志林》卷四

[6] 《滹南遺老集·史記辨惑》

[7] 《後漢書·班彪傳》

[8] 《後漢書·班彪傳》

[9] 《漢書·司馬遷傳》

[10] 《史記·太史公自序》

[11] 《史記·太史公自序》

[12] 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卷六

[13] 湯諧《史記半解·信陵君列傳》

[14] 見《蘇老泉先生全集》卷九

[15] 《史記·太史公自序》

[16] 《史記·平準書》

[17] 《漢書·夏侯勝傳》

[18] 《漢書·貢禹傳》

[19] 《漢書·刑法志》

[20] 《史記·六國年表序》

[21] 《史記·秦楚之際月表序》

[22] 《史記·堯本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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