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西斯戰爭機器的煉成

06-11

法西斯戰爭機器的煉成唐昊南方都市報2015年09月13日AA17版明治維新之後的日本，逐漸形成了天皇-軍部-內閣的三角格局。在這個三角格局中，軍部居於優先的位置，這一方面是因為天皇複位來自於地方軍人的支持和「還政」；另一方面在政府框架內軍部並非由文官內閣來控制，而是形成了軍部可以要挾和凌駕內閣的局面。

史照鏡鑒

●唐昊大學教授

明治維新之後的日本，逐漸形成了天皇-軍部-內閣的三角格局。在這個三角格局中，軍部居於優先的位置，這一方面是因為天皇複位來自於地方軍人的支持和「還政」；另一方面在政府框架內軍部並非由文官內閣來控制，而是形成了軍部可以要挾和凌駕內閣的局面。例如內閣中兩個重要職位陸軍大臣和海軍大臣就不是由首相任命，而是由軍部來決定。如果軍部遲遲不派出這兩位大臣，內閣連成立都困難。同時不經選舉產生的，充滿軍國主義迷思的貴族院也掌握著比出自選舉的眾議院更大的權力。諸如此類的安排，是形成日本國家軍國主義化的政治體制基礎。

在軍部和軍國主義勢力佔據政治舞台的中心之後，以武力來解決問題成為日本處理對外事務的準則。軍部和貴族院並有能力迫使文官內閣聽從這一戰略。由此形成了一種惡性循環：「軍部支持戰爭--戰爭獲勝--軍部權力擴張———下一場戰爭」。這個過程的不斷重複，使日本逐漸成為一台上足了發條的戰爭機器，不受到外力的打擊絕停不下來。而當這台自我運行的戰爭機器馬力開到最大之時，甚至連軍部也難以駕馭了。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實際上並非出於軍部的授意，而是軍國主義思想最為嚴重的「關東軍」中下級軍官為挑動中日戰爭而違反軍令發起的。而且，「九一八」事變並不是孤立和偶然事件，同時期類似的事情還發生在上海、北平、內蒙古。受到軍國主義蠱惑的日本中下級軍官不止一次地試圖將兩國拖入全面戰爭，為此甚至不惜自我犧牲。

這幾次挑釁行為發生的時候，日本在事件發生地的駐軍都遠遠少於中國駐軍。如「九一八」事變時東北軍在關外駐軍超過20萬，而日本關東軍只有1萬多人；上海「一二八」事變，北平「七七」盧溝橋事變時，日本軍隊數量都處於絕對劣勢。以這種軍隊數量對比，一旦衝突，如果中方不自我剋制的話，正常的結果應該是日軍被大部殲滅。那麼他們為什麼還要不斷地向數量遠超於己的中國軍隊主動挑釁呢？日本少壯派軍官的邏輯是：既然軍部和內閣不願對華全面開戰，那麼唯有軍隊自己先投入戰爭，只要戰端一開，軍部必不會坐視在華日軍的存亡，只有進行增援，而戰爭也必由此擴大為全面戰爭。那時就是軍隊大顯身手、日本稱霸世界的時機。應該說，以後事態的發展基本上全在這些少壯派軍官的意料之中，除了「九一八」事變東北軍的完全不抵抗出乎日軍的意料之外———關東軍本來認為張學良還是會抵抗一下的。

不斷的挑釁成功，以及其後的戰爭勝利，等於是為這台戰爭機器一次又一次地加油。「軍國主義勢力挑起戰爭———戰爭獲勝———軍國主義勢力擴張———挑起下一次戰爭」這個惡性循環是無法自我終結的。直到另外一台更強大的戰爭機器登場，將日本的戰爭機器砸得粉碎。

而美國在佔領日本後確實在一段時間內(朝鮮戰爭爆發前)致力於消滅日本的軍國主義勢力。包括審判戰犯、廢除日本的常備軍和軍部、天皇虛位、以民選文官內閣主政、解散支持戰爭的壟斷財閥、土地再分配、剷除日本軍國主義的象徵，等等。除了靖國神社因為被解釋為私人產業而戲劇性地逃過清除外，其他與軍國主義有關的機構和個人都得到了處理和清算。至於讓軍國主義發展壯大的「鐵三角」和「戰爭惡性循環」，隨著軍部被廢、貴族院由選舉產生，也告完全終止。這些核心指標的變化，說明這台法西斯戰爭機器已被拆毀，而日本也終於在大部分意義上成了一個「正常國家」。

當然，這個進程在朝鮮戰爭爆發之後，由於美國需要在太平洋地區尋找一個新的盟友，以替代原有的盟友中華民國，以對抗「共產主義擴張」，也急需日本工業恢復以為在朝美軍提供後勤支持，因而一度停止。特別是壟斷性財閥僅僅解散了1/3，成為日本經濟的長久痼疾；軍國主義的意識形態也未得到徹底清除，成為今日右翼勢力的理念和情感淵源。不僅如此，在今天竟然形成了新的「外交惡性循環」：每當右翼分子挑釁時，中方必然做出激烈反應，從而刺激日本國內對中國的不滿，而使得右翼勢力進一步上升，從而為下一次挑釁埋下伏筆。形成了「右翼挑釁———中日關係緊張———日本社會對中國反彈———右翼勢力上升———中日關係再次緊張」的新的「外交-內政惡性循環」。

當然，在安倍上台之前，這種惡性循環始終是以民間右翼勢力為主體。但在安倍上台和政府右翼化之後已經開始轉化為政府行為，說明此種惡性循環正在從量變到質變的轉化。而在這種「外交-內政惡性循環」中，政治家的選擇不是變大，而是變小：在安倍政府之前，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主動出擊購買釣魚島對政府施壓；當時的野田內閣對右翼勢力增長無辦法，只能妥協，最後變為日本政府收購釣魚島。安倍內閣上台後更加全面擁抱右翼主張。現在隨著安倍政府一系列政策的變化，日本右翼從民間走上政壇，引發體制變化，如《憲法》的修改動議、《特定秘密保護法》的出台，更是日本政壇右翼化的明證。在此內政右傾的趨勢下，日本未來的國家行為深可憂慮。

但話說回來，和德國一樣，日本當初的法西斯戰爭機器確實已被麥克阿瑟的民主改革摧毀。雖然軍國主義在經濟和意識形態領域有所殘留，但如今的右翼勢力已經根本沒有辦法和當年的「關東軍」相比，參與右翼活動的也更多的是老年人而非年輕人。這說明，無論在德國還是日本，有效的民主制度才是對付法西斯戰爭機器的最有力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