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偉業「詩史」的文化背景

吳偉業「詩史」的文化背景

--摘錄於網路

吳偉業「詩史」在明清之際詩壇上的出現，是詩學傳統與明清社會背景相互作用的產物，體現了明末清初的社會普遍心理、學術思想與文學思潮的變化。吳偉業有近一千二百餘首詩作留存於世，以時事為題材的作品為人所稱道。

同時代的作家尤侗評價道：

「梅村身遇鼎革，觸目興亡，其所作……皆可備一代詩史」(《艮齋雜說》)

學者程穆衡（1）最早為吳詩作箋注，認為吳詩「征詞傳事，篇無虛詠」，可以「詩史」目之，並稱其為「少陵後一人」(程穆衡《肇悅卮談》，見《吳梅村全集》附錄四)。

陸雲士（2）更是把他司馬遷相提並論(見《吳詩集覽》卷六)，評價頗不菲，都揭示出了吳偉業詩歌的「詩史」特徵。

一、詩、史相通的文化背景

從中國源遠流長的詩歌發展史上，中國詩歌自產生的那一天起，就始終傳承著現實主義的創作精神，可以映證於草創時期的詩歌，如葛天氏之樂、甲骨卜辭和《周易》，先秦時期的孔子「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的詩說，到封建時期的白居易「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的新樂府詩，及於吳偉業的「有關時運升降、時政得失」(《且朴齋詩稿序》)的創作。

在中國詩歌史上也曾出現過浪漫主義作家和浪漫主義作品，其浪漫主義的背後，實際上蘊含著強烈的現實主義精神。如李白，作為浪漫主義的大詩人，其創作從根本上講也沒有脫離現實主義，其創作精神、積極用世的人生態度恰恰同現實主義大詩人杜甫是相近的。

清代劉熙載（3）評論李白：

太白與少陵同一志在經世，而太白詩中多出世語者，有為言之也。

太白雲「日為蒼生憂」，即少陵「窮年憂黎元」之志也；「天地至廣大，何惜遂物情」，即少陵「盤飧老夫食，分減及溪魚」之志也。(《藝概·詩概》)

可見，中國詩歌始終與社會現實有著密切的親緣關係，詩歌中社會人生的反映、現實情感的發抒、現實理想的寄託無疑都呈現出各個時代具體的歷史面貌，從外在的時代治亂興替，到內在的人的心理狀態、時代精神這些具有歷史意義的內容都展現在詩歌中，從而使詩歌顯示出特定時代的總體特徵和氣象。因此，從根本上說，詩人心目中的創作意識是一種與史家相近的歷史意識，自覺或不自覺地，使詩歌與歷史保持著一種不即不離的關係。這種現象正說明了詩、史相通。

在吳偉業生活的時代，詩、史相通的觀點已被人們普遍接受而形成了一股詩壇思潮，像黃宗羲在《萬履安先生詩序》中就曾提出「以詩證史」、「以詩補史之闕」之說，杜浚在《程子穆倩放歌序》中還指出詩可「正史之訛」，錢謙益嘗把《詩經》看作是國史，把孔子刪詩視為「定史」(《胡致果詩序》)，以及吳偉業在《且朴齋詩稿序》中明確提出「詩與史通」的觀點，等等。這些都是基於當時文學家們對詩、史關係的認識和主張。

詩史相通的文化背景為「詩史」創作提供了先決的條件，使詩與史、文學與史學的結合和統一成為一種可能。而在吳偉業之前，已有司馬遷、杜甫等人把這可能性變成了現實，為吳偉業「詩史」創作樹立了榜樣。從淵源上講，吳偉業「詩史」是對司馬遷、杜甫傳統的繼承。

司馬遷之《史記》，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無疑達到了文學與史學的有機結合與高度統一，其創作精神，不僅體現在注重實錄的唯物史觀上，而且還體現在「發憤抒情」的寫作態度上，毫無疑問，這對於張揚創作的主體性和凸顯主體情感具有特別重大的意義。可以說，「發憤抒情」的創作精神，使《史記》在對現實批判的基礎上完成了史學與文學的結合，而成為「無韻之離騷」。

吳偉業則直接繼承了司馬遷的「發憤抒情」觀來進行「詩史」創作。誠然「發憤抒情」一說由屈原在《惜誦》中提出，並非司馬遷獨創，但吳偉業所持的「發憤抒情」觀，顯然直接源於司馬遷。他在《北詞廣正譜》的序言中說：

「蓋士之不遇者，鬱積其無聊不平之慨於胸中，無所發抒，因借古人之歌呼笑罵以陶寫我之抑鬱牢騷……」

吳偉業沿用了司馬遷《報任安書》中的說法而加以發揮。他以「發憤抒情」來創作，無疑使他情感勃發，借詩歌以寄託他於故國淪亡之後的「無聊不平之慨」，使作品呈現出濃郁的抒情性。

繼司馬遷之後，再次將文學與史學結合在一起的是杜甫。其作品，「如太史公紀傳」，為「古今絕唱」，被後人譽為「詩史」。杜甫詩史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出現，其意義不僅在於它充分體現了《風》《雅》以及漢樂府的現實主義傳統，而且還在於它是首次將詩與史有機結合在一起的典範，是「感於哀樂，緣事而發」的現實主義精神與史之徵實、實錄精神的匯流。他的創作，無論是述懷，還是詠物、敘事、懷古，都極力融人自己的憂亂傷時之志，鮮明地表達出社會願望和理想，把他所處的唐王朝那種由盛及衰、萬方多難的時代風貌囊括進自己的詩篇之中。

吳偉業則是繼杜甫之後全力創作「詩史」的作家，吳偉業學習繼承杜甫開創的「詩史」傳統，除了明清之際板蕩不安的社會與杜甫所處的「安史之亂」時代相似以外，還有一個文化上的重要原因，即吳偉業意在繼承「明七子」的復古傳統，其文學思想和創作都有直接秉承七子派的痕迹。而「明七子」在詩歌創作上，主張古體學漢魏、近體宗盛唐，在創作中又都自覺地把杜詩作為主要學習目標之一。他們對杜詩的態度，可分為兩個方面：

一是從「詩緣情」的角度出發，對杜詩中大量的以詩言理敘事的作法大為不滿(何景明《明月篇序》)；

二是自覺地學習杜詩的現實主義傳統和藝術手法，「即事名篇」，用詩筆來反映現實，褒善揚忠，斥奸罵讒。

吳偉業則全然以創作實踐來表明他對杜甫詩歌的態度。他對杜詩的學習，同「七子」一樣，也體現在現實主義的創作精神和「即事名篇，無復依傍」的新樂府創作手法上，如《直溪吏》、《臨頓兒》、《蘆洲行》、《捉船行》諸詩，趙翼謂「可與少陵《兵車行》、《石壕吏》、《花卿》等相表裡」(《甌北詩話》)。靳榮藩評吳偉業的《堇山兒》時說它「全仿古樂府而得其神似」(見《吳梅村全集》卷三詩前集三)。與「七子」學杜所不同的是，吳偉業則直接將現實主義精神自覺地運用到「詩史」創作中，全力結撰「詩史」作品。可以說「七子」的理論和實踐是吳偉業學杜的一個鋪墊，是杜甫到吳偉業之間的中介和過渡。

二、吳偉業「詩史」創作的契機——明清之際的滄桑劇變

論及吳偉業的「詩史」創作，認識到時代環境同他「詩史」創作的直接關係，如《四庫提要》言其「及乎遭逢喪亂，閱歷興亡，激楚蒼涼，風骨彌為遒上」。時代環境為什麼能對其創作產生影響並且產生了哪些影響?

「萬古痛心事，崇禎之甲申」，公元十七世紀中葉，正是中原定居農業文化與北方游牧文化兩大不同類型的文化激烈衝突的時期，對故明王朝統治區的人民而言，甲申之變帶來的不僅是戰爭的激烈震蕩，而且是深重的民族壓迫以及漢族士人難以接受的文化觀念。當時民族壓迫之巨、民族意識與鬥爭之烈亘古未有，漢族士人中抗清殉節者有之，甘居林下、恥食周粟者有之，屈節降清、出仕新朝者有之。而大多數人，故國舊君之思仍縈繞腦際，忠孝節義如芒刺在背，禮義廉恥似骨鯁喉，民族意識難以消除。即使在仕清貳臣中，「以降臣之手，寫貞士之文」(繆荃孫《(有學集)跋》)者大有人在。

龔鼎孳（4），仕清為官，猶「冀後世原心」，其《初返居巢感懷》詩云：

「失路人悲故國秋，飄零不敢吊巢由。書因入洛傳黃耳，烏為傷心改白頭。

明月可憐銷畫角，花枝莫遣近高樓。台城一片歌鐘起，散入南雲萬點愁。。」

許多詩都深摯地表達了這種故國之思以及仕清後的痛悔，說明貳臣所懷有的「腸熱之念，知恥之心，交圉於中」(《(有學集)跋》)的心態。

明清之際民族意識之強烈，以至影響數代，且不說洪、孔尚任在劇作中極力張揚民族意識，連深荷清廷殊遇的王士禎、生於康熙年間的屈復等人也在詩文中不時流露故國之思。

作為故明官員，嘗受崇禎帝厚恩，吳偉業本人也有相當強烈的民族意識，如崇禎十二年正月，身居翰林院編修之職的吳偉業有見於清兵大舉入侵、明軍節節敗退時事，向崇禎帝上疏言退敵御清方略(見談遷《國榷》卷九十七)。而在詩歌作品中，表達民族意識的例子則更多。如大致寫於崇禎十一年的《再憶楊機部》詩：

國事艱難倚數公，登城遙望客征東。朝家議論安危外，兄弟關河風雪中。

夜月帶刀隨破口，清秋搖筆賦從戎。書生表餌非無算，誰立軍前跳蕩功。

這首詩為佚詩，收入魏耕等人編的《吳越詩選》卷十二。詩中所缺很可能是「虜」字，因時忌而缺。它表現了詩人對抗清名將盧象異和投筆從戎的楊廷鱗等人的欽佩、崇敬，全詩充溢了極強的民族意識，這很可能就是諸詩集不敢收載的原因。

又如寫於順治十年的《新蒲綠》，詩云：

「甲申龍去可悲哉!幾度春風長綠苔。擾擾十年陵谷變，寥寥七日道場開。

剖肝義士沉滄海，嘗膽王孫葬劫灰。誰助老僧清夜哭，只應猿鶴與同哀。」

此亦佚詩，作於三月十九日崇禎帝忌日，當時明遺民私祭先帝於江蘇太倉鐘樓，吳偉業作此詩為迎神送神之曲(見馮其庸、葉君遠《吳梅村年譜》「順治十年」條)。而九月吳偉業即取道運河北上仕清，此詩足可說明他仕清時的心態。

「感時獨抱憂千種，嘆世常流兩淚痕」，由於時代環境的因素，人們難以逃避嚴酷的現實，思想感情尤為強烈深摯，許多人不得不發而為歌詩，以抒其憤激不平之慨。

錢謙益嘗說：

「兵興以來，海內之詩彌盛，要皆角聲多，宮聲寡，陰律多，陽律寡，噍殺恚怒之聲多、順成緩之聲寡」(《(施愚山詩集)序》)

準確地道出了這段歷史時期詩文的總體特色。

明清之際的詩文理論中，也有一個突出傾向，即強調「真」，大多要求詩人的感情要真摯內容要真實，風格要真誠，這無疑就是強調詩文的現實主義創作精神，如吳偉業、錢謙益、顧炎武、黃宗羲等人都持有類似的主張。這種求「真」的潮流正是時代環境在詩壇上的反映。

在這段特定的歷史時期，學術領域出現了頗為引人注目的現象，即史學著作的大量湧現，如查繼佐之《罪惟錄》、談遷之《國榷》、朱國楨之《皇明史概》、黃宗羲之《明夷待訪錄》、夏允彝之《倖存錄》，等等，不勝枚舉。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無疑是人們歷史意識的增強。而歷史意識的增強，首先應歸因於：

明朝的滅亡，民族矛盾異常地尖銳化，再加上戰亂不斷，致使許多人痛感歷史真相的湮沒無聞，他們遂多以總結明亡教訓出發，借史書載一代興亡之跡，表達自己的歷史見解，以示不忘故國舊君之意。如明史學家談遷，於明亡後尤「注心於明朝典故」，以期完成崇禎一朝之史。他說：

史之所憑者，實錄耳，實錄見其表，其在里者已不可見，況革除之事，楊文貞未免失實；泰陵之盛，焦泌陽又多醜正；神熹之載筆者，皆逆閹之舍人。至於思陵十七年之憂勤惕厲，而太史遁荒，皇烈焰，國滅而史亦隨滅，普天心痛，莫甚於此!(《清史稿》本傳)

於是他「汰十五朝實錄，正其是非，訪崇禎十七年邸報，補其缺文，成書名目《國榷》」(《清史稿》本傳)。另如吳偉業編《綏寇紀略》、黃宗羲作《汰存錄》，等等，都能體現這種心態。

歷史意識的增強也歸因於：

明清易代，非一般意義上的改朝換代，顧炎武嘗痛切地稱為「亡天下」，滿漢兩種文化在此發生了劇烈的衝突，漢族衣冠文化的存亡絕續受到極大的挑戰。而廣大的漢族士人並未因深重的民族壓迫而消泯心中的民族意識，因而寓民族反抗情緒、存漢族衣冠文化傳統成了不少遺民修史著述的衷曲。

如黃宗羲，在明亡後起兵抗清，於桂王失敗後，「知天下事無可為，乃作《明夷待訪錄》以見志」(《清詩紀事初編》卷二前編下「黃宗羲」條)。不僅如此，其所作《隆武紀年》、《贛州失事記》、《魯紀年》等都是深有寄託之作，「皆所以庀史也「(同上)。

又如明遺民查繼佐作《罪惟錄》，極力為明朝張本、為漢族立論之意十分明顯。他將史可法、盧象異、楊廷麟、瞿式耜、張煌言等民族英雄列入《抗運諸臣列傳》，又在《帝紀總論》中言：

「明興不介尺土，等漢之高祖。顧祓除之義，尤為卓絕。」

查氏採用了《春秋》微言大義的傳統修史方式來表明自己的漢民族立場和尊漢排滿情緒。

《莊子·天下》雲「《春秋》以道名分」；

《孟子》亦言：「世道衰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日：『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查氏《罪惟錄》之名即源於孔子之言，由此可見查氏之作深有寄託。

由於修史之風大盛，歷史意識增強，影響到了詩文創作特色的諸多變化，許多作家在創作和理論上也不同程度地流露出向史學靠攏的傾向。首先，在理論上，如黃宗羲提出「以詩證史」、「以詩補史之闕」，錢謙益與吳偉業等人認為詩、史相通，不僅是有感於詩的特徵，也是一種文學主張；其次，在創作上許多作家努力努力去反映現實，借詩文保存具有史料價值的事件，記載自己的真情實感。如湯燕生，作《赭山懷古》四章，詩中抒發亡國之悲以及對故國舊君的緬懷，被吳偉業目為「詩史」而大加讚譽(《清詩紀事初編》卷一前編上「湯燕生」條)。再如吳嘉紀，著名的遺民詩人，其《陋軒詩》中許多作品亦堪稱「詩史」。

而屈節詩人錢謙益，編《列朝詩集》，以史為綱，以詩為目，記述有明一代詩人，目的並不僅僅在於存詩，更重要的是藉此寄寓故國之思，他自己就把它看成一部「心史」，黃宗羲和李慈銘、金堡都把它看作是一部與金遺民元好問《中州集》一樣深有寄託的史學著作。如黃宗羲在《姚江逸詩序》中說：

孟子曰：「《詩》亡，然後《春秋》作。」是詩之與史相為表裡者也。故元遺山《中州集》竊取此意，以史為綱，以詩為目，而一代人物賴以不墜，錢牧齋仿之為明詩選，處士纖介之長、單聯之工，亦必震而矜之。

陳寅恪先生嘗引述金堡之言：「牧齋編《列朝詩集》，其主旨在修史，並暗寓復明之意，而論詩乃屬次要者。」(見《柳如是別傳》第五章「復明運動」)

錢謙益在創作中，也常以詩存史，如其大型組詩《後秋興》，步杜甫《秋興》之韻，詩從鄭成功進軍長江寫起，直至永曆桂王殉難，被陳寅恪先生譽為「明清之詩史」。

吳偉業身為故明翰林院編修，掌修國史，熟悉各朝各代故實及本朝典故，於社會事件有著特別的敏感，對明亡教訓深有體會，社會中發生的風雲變幻他也多所聞見，在修史這一點上，其好友也曾期許於他。

談遷於順治十一年致書，期望吳偉業能據其聞見，將易代之際的人物行跡綴輯成帙，「如陳同父之《中興遺傳》、程篁墩之《宋遺民錄》，則袞開幽籍，光回蠹簡」(見《北游錄·紀文》之《上吳駿公太史書》之二)；

摯友彭燕又也曾贈詩於他，以修史期之。

這一切因素無疑極大地激發了他的史官意識，使他在存史方面有所作為。他修史目的，在於總結明亡教訓，寓哀憤與興亡之感。抱著這樣的目的，他終於修成了《綏寇紀略》十二卷，專記易代之際的人物行跡與社會風雲。吳偉業的弟子兼好友黃翼聖之孫黃侃在《綏寇紀略》的序文中說：「嗚呼!此書何為而作乎?蓋憫明室之淪喪，嘆神州之陸沉……其於人材邪正之關軍國安危之際，未嘗不三致意也。」尤可證其修史動機。

「詩史」，在很大程度上與史相通，其創作必然會受到存史意識的支配和影響，因此明清之際修史之風大盛，存史意識增強，必然會影響到吳偉業「詩史」的創作。然而，這種影響終究是外在的因素。對他本人而言，他於國變後的曲折經歷與思想感情的重大變化，這才是他「詩史」創作的直接動力。他「身遇鼎革，觸目興亡」，正如他在《臨淮老妓行》詩中借老妓冬兒之口說：「老婦今年頭總白，凄涼閱盡興亡跡」。故國之傾覆、中州之陸沉加上他本人的身世榮辱，終使他滿懷哀憤之情，「情動於中而形於言」，使他自覺地在創作中堅持寫實的原則，自覺地以詩存史，努力地把整個時代的風雲變幻、廣大民眾的普遍心態及詩人自己的哀憤之情載入詩作，以成一代「詩史」、心史。因此可以說，明清之際的滄桑巨變是吳偉業自覺將詩與史、文學與史學結合在一起的契機。

註：

1、程穆衡：清詩文家、詩歌箋注家。字惟淳，江蘇鎮江人。先世籍安徽休寧。乾隆二年(1737)進士，授榆社知縣。穆衡生性耿直，因忤逆上官，遂罷官歸。回籍時，一貧如洗，就像學生時代。穆衡博聞多識，工詩文，生平撰述甚富。曾與修《太倉州志》。在京時成《吳梅村詩箋》十二卷、《詩餘附箋》一卷，推尋詩旨本事，人稱精到。另著有《復社年表》、《婁東耆舊傳》、《據梧齋塵談》、《燕程日記》、《投紱堂集》，輯有《舄吟集》。

2、陸雲士之宰江陰也，湯西崖以孝廉來游，有情必達，他則不然，群客交妒西崖。雲士曰：「公等無多言也，公試觀天下有幾西崖乎？」是時西崖甫逾弱冠，顏美如玉，而詞筆媚秀，所至傾坐。邑有妓號紅娘子者，已在杜秋之年矣，西崖悅其妍媚，比於啖蔗之甘，客裝所蓄，盡散罏頭而去。閱歲西崖登第入翰院，遣人致書雲士，雲士大喜，以為湯君心念舊交，不以雲泥有間也。發其緘，寒暄外，唯惓惓問紅娘子無恙，且言：「紅有假子，頗能文，已令采芹於泮否？」絕不及疇昔禮遇之雅。雲士大怒，裂書投地，作長牘謾語復之。余聞雲士盛有男寵，老而艱嗣，畜愛童字鶴書者為子，委以邑政，因致奪秩。雲士家於杭，杭人稱雲士為「子梅妻鶴」。則雲士亦不得專以昵紅咎西崖也。

3、劉熙載（1813~1881），清代文學家。字伯簡，號融齋，晚號寤崖子，江蘇興化人。道光進士，官至左春坊左中允、廣東學政。後主講上海龍門書院多年。他是我國十九世紀時期的一位文藝理論家和語言學家。被稱為「東方黑格爾」。

劉熙載的著作有《藝概》、《昨非集》、《四音定切》、《說文雙聲》、《古桐書屋六種》、《古桐書屋續刻三種》。其中以《藝概》最為著名，是近代一部重要的文學批評論著。《藝概》共6卷，分為《文概》、《詩概》、《賦概》、《詞曲概》、《書概》、《經義概》，分別論述文、詩、賦、詞、書法及八股文等的體制流變、性質特徵、表現技巧和評論重要作家作品等。是劉熙載多年來玩味品鑒傳統文化藝術的心得之談。

4、龔鼎孳（1615-1673）字孝升，號芝麓。合肥(今屬安徽）人。明末清初詩人，與吳偉業、錢謙益並稱為「江左三大家」。崇禎七年（1634）進士，龔鼎孳在兵科任職，前後彈劾周延儒、陳演、王應熊、陳新甲、呂大器等權臣。明代諫官多好發議論，擅於彈劾別人。明亡後龔鼎孳降闖、降滿，死後百年，被滿清劃為貳臣之列。著有《定山堂集》等。

【上巳將過金陵】

倚檻春愁玉樹飄，空江鐵鎖野煙消。興懷何限蘭亭感，流水青山送六朝。

【百嘉村見梅花】

天涯疏影伴黃昏，玉笛高樓自掩門。夢醒忽驚身是客，一船寒月到江村。

【生辰曲】

琉璃為篋貯冰霜，諫草琳琅粉澤香。哭泣牛衣兒女態，獨將慷慨對王章。

【曉發萬安口號】

急流噴沫斗雷霆，險過江平響亦停。任說波濤千萬送，能移孤嶂插天青？

【贈歌者南歸】

長恨飄零入雊身，相看憔悴掩羅巾。後庭花落腸應斷，也是陳宮失路人。

明末清初，江南文壇有三大家之稱，是謂江左三大家。頭一號就是錢牧齋，第二個吳梅村，這二位都是盛名在外的，吳梅村一句「痛哭三軍俱縞素,衝冠一怒為紅顏--《圓圓曲》」，還有一位就是龔鼎孳。

「秦准八艷」，江左三大家各得一美，錢牧齋泡走了柳如是，吳梅村泡走了卞玉京，顧橫波的老公，就是龔鼎孳。

龔鼎孳字孝升，號芝麓，祖籍江西臨川，後其祖上遷居廬州（今安徽合肥）。不過龔鼎孳卻生在浙江桐廬縣衙，因他的祖父時任知縣。龔生在明萬曆四十三年十一月，少年時就有才名，十八歲崇禎七年中進士的時候。

顧橫波，本叫顧眉，字眉生，大致生在萬曆四十八年（公元1620年），應天府人，「庄妍靚雅，風度超群，鬢髮如雲，桃花滿面。」精通文史，最拿手的還是畫蘭。她的香閨有個雅名，叫作「迷樓」，這是明末風流公子余懷起的，看情況他們應該很熟悉，甚至余懷過生日的時候，顧橫波曾經為他進行專場演出。

龔鼎孳任湖廣省蘄水知縣時，天下已經大亂，在湖北一帶流竄的是號稱掃地王的一支農民起義軍。龔鼎孳守蘄七年，堅守城池，沒有被起義軍攻破。後來因功被崇禎皇帝調還京師另用，起用科給事中。

龔鼎孳調作兵部，周延儒都吃過他的衝天炮。周延儒號稱明季奸臣，他的黨羽王應熊也跟著倒霉。崇禎十五年（公元1642年），崇禎準備召王應熊入閣，龔鼎孳上章彈王應熊，說他和內閣首輔周延儒朋比為奸，為天下計，請罷應熊。

因龔鼎孳「賣弄直名」，崇禎尋個罪名丟進大牢里，近半年才放歸家中。這時的明朝統治已經徹底崩潰，闖王李自成的大順軍已經攻到北京城下，崇禎十七年三月，大順軍破城，崇禎煤山殉國。龔鼎孳在大順軍進城時愛妾顧眉以及全家老小投井，結果沒死成，被大順軍都給撈了上來。一頓拷打之後，龔鼎孳投降了，搖身一變，成了大順皇帝的臣子。滿清順治入京坐天下又成了滿洲主子的奴才。

康熙繼位後，龔鼎孳為左都御史，從此一路青雲，做過刑部尚書、兵部尚書、禮部尚書，還主持過兩次會試，門下收了不少「學生」。顧橫波入龔家時，龔鼎孳正室董把正室的位子讓給顧眉，顧眉才色俱佳，但卻有一件事卻讓她終生不安，就是她生不了孩子。顧眉死於龔鼎孳的前頭，康熙二年（公元1663年），顧眉身故，只活了四十三歲。

康熙十二年，大清禮部尚書龔芝麓公亡，壽五十七歲。清廷謚為端毅，一百年後，乾隆下詔，奪其謚號，並和他的好友錢謙益一道，被乾隆指定為明朝貳臣。